淺談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從19世紀20年代末到20世紀30年代初，現實主義開始成為俄羅斯文學發展的主流。到十九世紀末葉,在歐洲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中,它已名列前茅,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在短短的數十年間,俄國現實主義大師群星燦爛,競相輝映,一時形成空前未有的繁榮局面。,將人類文學推上了嶄新的水平。這一歷史現象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和發展規律。筆者無力對這些問題進行全面的論述,只試圖就其中的幾個側面談一點粗淺的看法,藝海拾零,以資借鑒。(一)熱愛人民和自由解放的光榮傳統作為攝取和認識現實的特殊形式的文學,在按照它所具有的客觀規律發展時,是與社會和人民全部歷史生活的發展密切相聯的。這種聯系,在現實主義流派的創作里,表現得特別直接和明顯。因而,一個民族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總是以其頑強的力量影響著該歷史時期的文學,這成了一條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十九世紀俄國的社會歷史生活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迅猛發展和日益高漲的人民解放運動。它不僅在俄羅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居于首要的地位,而且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便具有了重要的國際意義,成了“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為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茁壯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反過來,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又從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身上吸取了豐富的情神營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都無一例外地不與當時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十二月黨人的歌手普希金、赫爾岑、革命民主主義大詩人涅克拉索夫及其思想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無產階級革命的“海燕”高爾基等,固然是與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血肉相聯、生死相依的,甚至那些不贊成采用暴力的革命手段解決社會矛盾的現實主義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也由于社會生活本身的力量以及革命民主主義批評界的代表人物別、車、杜的進步思想和進步理論的影響,也使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了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某些本質方面,對沙俄農奴專制加以無情的揭露批判,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明確的社會目的性。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的泰斗托爾斯泰和殿軍契訶夫,在如何解決俄羅斯民族社會歷史生活的重大問題上,與革命民主主義者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在關懷祖國前途、同情人民命運、痛恨社會邪惡等方面所表現出的激情卻一樣強烈感人。社會熱情、人道精神和公民責任感,是近代俄國文學巨匠杰爾查文與馮維辛奠定的光榮傳統之一,它為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普希金等人所繼承,在世界古典文學樹立了熱愛藝術,熱愛真理,熱愛人民和熱愛祖國的光輝榜樣。當貴族上流社會的“群眾”與賣身求榮的文人要挾普希金寫反動傾向的作品時,他拋出了示威性的詩行,宣稱詩人生來“不是為了日常生活的風波,不是為了私利和戰斗”,而是為了自由和無拘無束的“靈感”,“為了祈禱和甜蜜的聲音”詩人這些含意深刻、針對性很強的“宣言”,后來被那些“純藝術”論的鼓吹者奉為至寶,加以歪曲利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詩句,正是普希金同妄圖使之調轉筆鋒為他們的“私利”服務的反動社會勢力而進行“戰斗”的一種手段。兩年前(即1826年),普希金在面臨著另一種情況時寫道:詩人要象“先知”者那樣,以“語言燒灼人們的心靈”。這位俄國現實主義奠基者的全部創作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他是嚴格按照自己所制定的路線前進的。他非但沒有回避“日常生活的風波”,躲進藝術的象牙之塔,孤芳自賞,而是積極熱情地干預生活,以自己強有力的語言藝術參與社會的“戰斗”,為人民的自由解放,為祖國的興盛繁榮而貢獻自己的“靈感”和“甜蜜的聲音”。普希金創作中的沙皇政權改革者的主題、農民起義者的主題、十二月黨人的主題、“小人物”和“多余人”的主題等,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迫切性和鮮明的政冶色彩。毫無疑問,它們都是為了服務于人民和祖國光輝前景這一總的目標;也正是這一目標,激勵著以普希金為首的俄國現實主義作家貢獻出自己的畢生精力,乃至寶貴的生命。繼普希金之后,果戈理成了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盟主。腐朽不堪的農奴制,俄國的社會黑暗,使這位天才的諷刺作家坐臥不安。他懷著極大的痛苦,以辛辣的筆鋒剖示農奴制俄國的“病癥史”,同時,也以高昂的激情抒寫了民族英雄塔拉斯和如同三駕馬車向前飛弛的俄羅斯祖國的形象。在尋找俄羅斯民族的正面力量時,最終他雖然誤入了歧途,但激勵著他去尋找這種力量的社會熱情和愛國主義精神卻仍然是十分寶貴和崇高的。特別是當他發現自己的思想創作危機之后,競至產生了精神分裂,毅然決然地把那些不能“燒灼人們心靈”的手稿付之一炬。如果沒有高度的公民責任感,沒有高尚的民族自尊心,一個作家是沒有勇氣和焚毀自己珍藏的手稿的。與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系,在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特別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身上,表現得最集中和最突出。作為十九世紀俄國解放運動第二階段(革命平民知識分子階段)領導人之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時間都是在敵人的監獄中和流放地度過的。他為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身體健康和畢生精力。他的美學觀點和文學評論,都與他從事的民主革命息息相關。他的長篇小說《怎么辦?》與赫爾琴的《誰之罪?》前后呼應,向人們提出了當時俄國社會生活中兩個最迫切、最尖銳、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俄國其他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里也經常或隱或顯地被提到。特別是經過托爾斯泰的緊張探索之后,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化,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懂得了:如果只是同那些造成社會禍害、為非作歹的個別現象進行斗爭,而不動手鏟除滋生這些現象的農奴專政政體,是無論如何不能徹底解決病入膏育的俄國社會問題的。盡管由于各個作家的思想傾向、政治態度不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都象赫爾琴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回答得那么接近真理,有的甚至作出了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解答。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斷言人的天性自古以來就有缺陷,它是社會罪惡產生的根源;而托爾斯泰對“怎么辦?”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傻頭傻腦”的勿以暴力抵抗邪惡。不可諱言,這當然是兩位作家世界觀和創作中的薄弱環節,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他們作品的深刻性。但是,我們也應當知道,藝術作品不是以作者的說教去影響讀者,而真正吸引讀者的是作家所創造的生動具體的形象及其在作品中提出的重大問題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熱情;因為典型化的社會生活,比起作者的抽象議論更有說服力,更富于啟發性,更能夠打動讀者的心靈,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在評價托爾斯泰時寫道:“他在自己半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中創造了許多天才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寫革命以前的舊俄國,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滯在半農奴制度上的俄國,鄉村的俄國,地主和農民的俄國。在描寫這一階段的俄國歷史生活時,列·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這么多重大的問題,能以達到這樣大的藝術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爾斯泰的天才描述,一個被農奴主壓迫的國家的革命準備時期,竟成為全人類藝術發展中向前跨進的一步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俄國解放運動進入第三階段(無產階級革命階段)時,高爾基在自己的早期現實主義作品中,對一直激動著他的先驅者的那些重大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并給予了新的回答,他以深沉的筆調,懷著強烈的革命感情告訴讀者,災難深重的俄國人民,剛剛擺脫農奴制度的枷鎖,又立刻套上了資本主義的絞索(這是當代社會生活中一切壞事和罪惡的根源),人民為了改變世代相傳的悲慘命運,就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組織起來,以“爆炸”的方式,摧廢那種半農奴制的沙俄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完成這一種神圣使命的核心力量則是產業工人。高爾基忠實繼承并大大地發展了普希金所奠定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榮傳統,由對勞動人民悲慘命運的同情,提高到了對他們的反抗精神的謳歌;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也就由舊世界的控訴書,一躍而變為進行社會革命的號角了。縱觀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人們不難看出,盡管各個作家的階級立場、政治態度、世界觀的性質以及他們所面臨的革命任務不盡相同,但他們對祖國人民命運的熱情關懷、與解放運動的緊密聯系、對生活真理孜孜不倦的探求等,則是代代相傳、一脈相承的,它們匯合而成為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對于這一點,車爾尼雪夫斯基曾作過精辟的論述,他說:“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許多偉人應該博得他們的榮譽,但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與他們祖國的幸福沒有直接的關系……許多偉大的學者、詩人和藝術家所服務的是純科學或純藝術,而不是他們祖國任何特殊的需要……他們的名字使我們想起的是藝術的功績,而不是為了祖國幸福而行動的特殊愿望。我國卻不是這樣,每個俄國偉人的歷史意義都以他對祖國的功勛來衡量,而他的人格則是以他的愛國主義的力量來衡量。……百余年來,全國眾口一辭地談到自己每個卓越的作者、學者和詩人時說,‘……他們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的活動以共同利益為目標’”。同解放運動的血肉相聯,以祖國人民“共同的利益為目標”,這是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也是它為世界現實主義所作出的獨特貢獻。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蓬勃發展,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這樣一條顛覆不破的真理:一個作家對祖國民族政治生活的高度關懷,并用自己的創作促使它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這不但不會使現實主義文學受到損害,反而為它提供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的可能性。(二)九世紀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的最真實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希望追求真實地反映現實,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前提和實質,但這種反映不只是限于外在的偶然的真實,而應特別注意洞察被描寫的諸現象的實質以及這些現象的社會制約性和歷史意義。因此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現實的本來面目反映現實,這是現實主義流派所共有的特征。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作家,從人民解放運動的偉大海洋中吸取詩情,在俄羅斯民族雄健壯闊的歷史背景上發掘素材,堅持不懈地追求世界現實主義文學中前所未有的高度真實,極大地豐富了人類進步文學的寶庫。屠格涅夫曾經深有感觸地說道;“確切而有力地再現真實與現實生活——這是文學的無上幸福,即使這種真實不符合于他自己的同情心”也是如此。這種忠于生活真實的嚴肅態度,不只是為屠格涅夫一個人始終不諭地所堅持,而是從普希金、果戈理到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等現實主義大師所共同遵循的原則。法國著名作家普羅斯蓓·梅里美同屠格涅夫談到普希金和俄國文學時說:“在普希金那兒……詩歌仿佛很自然地從冷靜的散文中吐出燦爛的花朵……你們的詩歌尋求的首先是真實,美是后來自然而然地出現的。”別林斯基在評價果戈理時指出:“十足的生活真實”是他創作中最重要的特色,并滿腔熱情地贊美道:“果戈理底全部作品,專門致力于描寫俄國生活,他在如實復制生活的這種本領上是無與匹敵的。”法國著名小說家阿拉托爾·法郎士懷著十分敬慕的心情說道:“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教訓。他以自己創作教導我們說,美來自活生生而又十分完美的真實,正象阿福洛狄特出自大海深處一樣。”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在自己的創作中真實地再現社會生活時,總是深入到人物心靈最隱秘的深處,展示他們復雜的內心世界,滿懷激情地表達人民的思想、感情、意愿和期望。他們的創作,不只是依靠個人的生活經驗,而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的經驗,從人民生活中吸取豐富的養料;他們的創作,不管描寫的是什么情節、事件和現實中的哪一個方面,是當時的生活還是歷史的陳跡,是以人民群眾為直接對象還是以反動勢力為直接對象,總是透過人民的思想感情給予美學評價的。這樣,就為他們深刻了解和反映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證。十九世紀俄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就是與專制農奴制度及其殘余作斗爭,進行農民資產階級革命。以普希金、果戈理、車尼爾雪夫斯莖、托爾斯泰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實地揭露了沙皇專制的昏庸暴戾和貴族地主的寄生腐朽,幫助人民認清自己生活環境的本來面目,從而使他們了解必須起來斗爭,改變這個制度,才能獲得解放。正由于這些作家深刻地了解并及時地反映出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問題,強烈地表達了人民的情緒和愿望,這就使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大放光采,顯示出空前未有的活力。列寧在評價托爾斯泰時精辟地指出:托爾斯泰創作的真正價值,就在于它以非凡的藝術力量真實地表達了受沙俄專制壓榨的廣大農民群眾的情緒(它的力量和它的弱點),描繪了他們貧團悲慘的生活狀況。從宗法式農民的立場出發,對改革前后俄國的“制度”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成了一面反映俄國農民“在革命的歷史活動中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由此可見,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真誠信奉的高度真實性是與高度的人民性血肉相聯、不可分割的。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追求高度真實的另一表現,就是大膽地干預生活,揭露矛盾,“尋根究底”,將筆鋒當利刀,刺進社會關系的神經中樞,對它進行“病理解剖”,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舊俄社會的“病源”。因此,赫爾岑曾十分恰當地把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和《死魂靈》叫“病理解剖學教程”和“出于巨匠之手的病史”,而列寧則說托爾斯泰“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他無情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正因為這個原故,德國女作家安那·西格斯談到托爾斯泰時也稱贊道:“除他以外,再沒有別人能夠如此有力地啟迪當代青年去懷疑現存制度的鞏固性。”這種解剖性的暴露和毀滅性的批判,以及引起讀者懷疑舊制度永世長存的啟迪作用,構成了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最有力的一面,也是它的自由思想和戰斗精神的重要內容。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的經驗表明,揭露舊世界的“病源”,撕毀虛偽社會關系的一切面具,顯示出生活的本來面目,只要不流于自然主義的粗制爛造,而有深切動人的藝術力量——這種傾向不但是進步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美學范疇內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的全部歷史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文學作品真實深刻地反映現實,決不能局限于表現偶然的、外在的東西,而應當表現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應當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塑造出個性鮮明和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典型形象;一部作品思想藝術力量的大小,反映生活真實程度的高低,幾乎完全要看其中形象典型性的深度而定。普希金、果戈理、岡察洛夫、屠格涅夫、奧斯特羅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等人的優秀作品,被公認為現實主義的典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這些作家成功塑造了象奧尼金、達吉雅娜、普加喬夫、阿卡基耶維奇、赫列斯達可夫、馬尼洛夫、潑留希金、乞乞可夫、奧勃洛摩夫、卡杰琳娜、羅亭、英沙諾夫、沙維里、瑪特羅娜、拉赫梅托夫、微拉·巴夫洛夫娜、彼埃爾、庫圖佐夫、娜達莎、安娜·卡尼娜、屋倫斯基、卡列寧、列文、聶赫留朵夫、瑪絲洛娃、奧清洛夫、普里希別頁天、拉庚、別里科夫、萬尼亞舅舅、加夫拉兄妹、切爾卡斯等典型人物。可見,典型化不單是向文學藝術提出的一般要求,而且是現實主義本身所固有的客觀法則,它是藝術作品真實性的核心和靈魂;假若一部作品里沒有典型化的東西,它最多也只能成為生活真實的復制品,而無任何真正的藝術價值。正如別林斯基所說:“如果在長篇小說或中篇說里,沒有形象和人物,沒有性格,沒有任何典型的東西,那么,無論它所敘述的一切是怎樣忠實而精確地從自然中摹寫下來的,讀者也不會在這里找到任何自然性,看不出任何正確覺察到的、巧妙地把握住的東西。在他眼里,人物會互相混淆起來;他會在故事里看到一團混亂的不可理解的事件。破壞藝術法則,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這個經驗,值得人們認真地記取!(三)獨創性同環境的聯系文學藝術的生產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切忌千遍一律和機械式的摹仿。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的歷史,非常有力地表明了,作為現實主義流派,盡管他們彼此之間有許多帶規律性的共同的東西,但他們決不是無個性的生物,決不是僅僅機械地體現各種規律,恰恰相反,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同杰出語言藝術家的創作個性的鮮明表現,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普希金的創作風格是優美與樸素的奇特融合,果戈理的諷刺天才以“含淚的笑”為特征,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詩情畫意和“溫撫心靈”的語言令人驚嘆不已,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描寫緊張尖銳情節的藝術大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里卻充滿著政論性的評述,托爾斯泰擅長于表現人物的“心靈辯證法”,契訶夫作的創作則以簡煉、客觀和潛流”著稱于世……這些清澈爽心的小溪,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來,形成了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波浪壯闊的巨流,洶涌澎湃地流入人類進步藝術的海洋。由此可見,藝術家的創作個性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構成人類藝術寶藏的基本“元素”。藝術家以個人的獨創性,充實和豐富了人類的文學藝術。因此,不應當把作家的創作個性與現代資產階級頹廢文學創作上的個人主義混為一談。前者是人類藝術發展的基礎,后者是使人類藝術沒落的催化劑。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還使我們看到,作家的獨創性不僅存在于風格之中,并且還存在于思維方式、人生信念等等之中,而表在風格的方法也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首先是為體現一定的內容而存在。方法在任何作家那里也不是現成的、成套的東西;作家在敘述一定的生活現象的時候,尋找有效的方法來表達新的思想和形象。這些方法是在同作品的創作構思的形成,同那些成為描寫對象的事件和性格的明朗化發生密切的相互作用中發現的。對于這種情況,我們只要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一番簡略的解說,就會看得一清二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描寫人物的生活經歷和心理運動時,首先是從個別人所經受的深刻尖銳的沖突出發,個別人的悲慘遭遇、痛苦和他想理解周圍世界的矛盾的渴望是作家注意的中心;他既描寫個人主義的叛逆者的不可遏止的肆行妄為,又描寫被侮辱受損害的消極順從,既描寫對自“我”的高度認識,又描寫個性的極度墮落,使人物形象具有尖銳的緊張性和深刻的戲劇性,通過不平凡的和特殊的沖突,把現象的實質,把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最大限度地表露出來,而不予以絲毫的隱晦和掩飾。托爾斯泰在描繪人物的命運時,卻特別注意宣染生活的充實和它所向無敵的力量,個人精神上的痛苦探求和同人民思想愿望的經常對比,撕破一切假面具與心平氣和態度的微妙結合,并運用貫串其中的“心靈辯證法”,將人物的內在世界和外在環境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全部復雜的矛盾沖突揭示出來,表現出一種追根到底的強烈愿望與大無畏精神。可是,不管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獨創性表現得如何鮮明突出,但這種獨創性同他們的思維方式,人生信念和觀察事物的角度,總是息息相關的。不僅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形如此,所有其他作家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因而,那種將作家的創作個性,僅僅歸結為技巧上的差異的見解顯然是十分荒謬的。應當進一步指出,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中創作個性的多樣化,是由生活的無限豐富性和作家認識生活的千差萬別所決定的。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一個作家的創作個性越鮮明,越突出,他加進人類藝術經驗寶藏中的新東西就越多,他就越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讀者最愛富于創新精神的作家,而厭棄那些老生常談,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聲音的所謂藝術作品,托爾斯泰曾經說過:“當我們閱讀或者思考一個新作家的一部藝術作品的時候,在我們心里產生的一個主要思想經常是這樣的:喂,你是個什么樣的人呀?你在那一點上跟我所認識的人有所區別?關于應當怎樣看待我們的生活這一點,你能夠對我說出些什么新鮮的東西呢?”……如果這是一位已經熟知的老作家,那么,思想就不在于你是什么樣的人,而是:“喂,你還能夠對我說出些什么新鮮的東西來呢?你現在是從那一個方面向我闡明生活的呢?’”“你能夠對我說出些什么新鮮的東西來”,這應當成為每個作家的座右銘!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經驗還告訴我們,一個作家能否有所創新,決不只是寫作技巧高低的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對同時代人的命運、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是否密切關注,是否具有同祖國人民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感情。如果他對周圍的一切事物,無動于衷,冷漠無情,對光明的未來格格不入,把表面的現象看作世界的本質,那就不管他的才華再高,技巧再好,也斷然寫不出使讀者感到驚異、抓住讀者的心靈、令讀者為之傾倒的好作品來。果戈理晚年創作的失敗,就是一個無容辯駁的例證。豐富多彩、琳瑯滿目的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雄辯地表明了現實主義不但不會扼殺作家的獨創性,恰恰相反,它給作家充分發揮獨創性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只要稍微熟悉世界文學史的人都會知道,在文學發展的最初階段,作家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這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