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道德困惑

文學經典的價值在于其重要性的不斷表達。這種寫作方式不僅源于文本本身的空間數據，也源于讀者對文本的不斷闡釋。大多數讀者在尋求文本所蘊涵的歷史性思想和藝術元素之外,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他(她)所居的時代語境作為參照結構(此處暫且忽略闡釋的空間性、地域性),去探尋文本所蘊涵的與當下語境相對接的思想和藝術元素。于是,文本處于被不斷的重釋和增值過程中,并最終凝結為經典。當筆者以一個現代人的心態去閱讀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時,驚奇地發現,這部19世紀初期的詩體小說設置了諸多的道德疑難,其中許多還與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一、第一次愛情錯位:達吉亞現行的女性意識達吉亞娜無疑是普希金筆下較具現代意識的一位女性。在她初期的行為背后,隱藏著一個厚重的文化傳統:“兩性必然是有差別的,一方是主動的,另一方是被動的,女性當然是屬于被動的一方。”這一傳統構成了達吉亞娜理智的主體。然而,她卻對奧涅金一見鐘情,在強烈的情感驅使下,克服了少女的羞澀,主動向奧涅金表達愛意。普希金對達吉亞娜早期這一違背理智的行為的肯定,透露出在普希金的意識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在合適的時機應該選擇情感而不是理智。普希金通過講述奧涅金的傷心往事從相反的角度進一步宣揚他的這一理念。多年以來,奧涅金尋尋覓覓一件發光的東西,而當發光的東西——達吉亞娜和她纖塵不染的愛情來到他面前時,他卻在猶豫自己風流成性的過去是否會傷害達吉亞娜,無所事事的現在能否帶給她幸福?然而,理智蒙蔽了他的眼睛,當他睜開雙眼后,愛情已離他悄然而去。普希金對奧涅金的遭遇充滿了遺憾和不滿,并發出由衷的感嘆:“啊,人們啊!你們都好象/你們的那位祖先夏娃一般:/給了你的東西你不感興趣。”(P302)顯然,在普希金看來,在特定的境況下,順從情感就意味著勇敢、執著,尤其是及時地追尋、把握愛情和幸福。相反,過多的理智顧慮等同于優柔寡斷、錯失良機,會給人生帶來無法彌補的缺憾。達吉亞娜和奧涅金的愛情之所以產生第一次錯位,是因為前者服從了情感,而后者聽從了理智,但責任在于奧涅金的理智行為,而不在于達吉亞娜情感行為,因而要對奧涅金作道德上的歸罪。其實,對非理智愛情的鼓吹是普希金的傳統之一,他一生的行為敘事(主要指愛情實踐)自不必言,盡管他的愛情實踐有導向泛愛、濫愛的嫌疑,但他那種追尋愛情和幸福的信心和決心確實體現了典型的西方文化精神,倒也能給現代人尤其是嚴謹的東方人以一些啟示。同時,他諸多的文字敘事也在為非理智之愛竭力制造聲勢,如《經驗之談》(1814)、《理智與愛情》(1814)、《幸福》(1814)、《致巴丘什科夫》(1814)、《斯坦司》(1814)等,這些詩篇幾乎都頌揚著同一個理念:“去愛吧,人生多么短暫;/盡情享受幸福的時光吧!/難道要到瑟瑟發抖的殘年/再去把那愛情的欲火領略、品嘗。”然而,在達吉亞娜和奧涅金的第二次愛情錯位中,普希金的道德指向卻發生了轉移。在外出游歷多年之后,奧涅金又回到了上流社會,此時已物是人非:當年的鄉村少女達吉亞娜已為人妻,成了光彩照人的貴婦人。奧涅金卻無視這樣的現實,莫名其妙地燃起了對她的愛情之火。他試圖找回美好和珍貴的過去,理智在他的情感面前顯得如此蒼白和軟弱。達吉亞娜面對跪在腳前的自己昔日所愛戀的人,心中波瀾起伏,幾乎要回到過去,但由“女性要忠誠于自己丈夫”的文化傳統所構建起的理智把她拉回到現實。達吉亞娜雖敢于反叛“女性是被動”的傳統,卻皈依了“女性要忠誠于自己丈夫”的傳統,她對兩種傳統相反的態度,反映了普希金女性意識是現代性和傳統性的交融。達吉亞娜的形象也就成為普希金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在愛情面前,她勇于追求,在婚姻面前,她順從既定的現狀,并由此認定,做一個被愛和愛的賢妻良母和做一個無愛的賢妻良母并無本質的區別。女性意識的傳統性構成了普希金的理智,也轉化為了達吉亞娜的理智。在特定的境況下,在情感和理智之間,人應該服從理智舍棄情感,這既構成了達吉亞娜的另一面,也構成了普希金的另一面。普希金意識到,在尋求愛情的路途中,非理智可以讓人變得果斷、勇敢,從而及時地獲取幸福,也可以讓人變得邪惡、無情,喪失必要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從而毀滅幸福。對于前者,普希金給予了積極的道德支援,于是,誕生了一個頗具現代色彩的達吉亞娜形象和一系列鼓吹愛情的詩篇。對于后者,普希金給予了一定的道德歸罪,于是,誕生了一個回歸傳統的達吉亞娜形象和一系列鼓吹理智的詩篇。對達吉亞娜而言,理智包含著對丈夫的忠誠、婚姻的守護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應具有的自我犧牲精神。對其他人而言,理智還表現為對妒忌的規約。普希金的《埃芙列加》(1814)、《黑色披巾》(1820)、《茨岡人》(1824)等都有一個相似的主題:批判妒忌這一最非理智因素導致了無數的愛情悲劇。《埃芙列加》中的奧斯加爾、《黑色披巾》中的“我”、《茨岡人》中的阿列哥因妒忌所愛之人愛上了別人,而把愛轉化為瘋狂的占有欲和野蠻的暴力行為。他們在束縛自我的同時亦束縛了他人,在信奉愛的自由的同時亦剝奪了他人不愛的自由。這對視自由為生命的普希金來說,顯然是難以容忍的。非理智之愛本是愛的自由的一種呈現,而愛的自由是屬于雙方的權利,當一方施行自己的權利卻又無視另一方的權利時,非理智之愛就成了對愛的自由的褻瀆。針對這種破壞性的非理智之愛,普希金呼吁人們用理智去規約情感和奉行理智之愛,這種理智之愛的精神內核便是:遵從某些傳統的道德規范,如同達吉亞娜那樣;尊重他人選擇愛的對象的自由,如同自己在《我曾經愛過你》(1829)中訴說的那樣:“我既忍受著羞怯,又忍受著嫉妒和折磨;/我曾經那樣真誠、那樣溫柔地愛過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個人也像我一樣愛你。”人既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人在情感和理智、愛情與倫理之間總得有所選擇。奧涅金和達吉亞娜選擇情感導致了不幸,選擇理智也導致了不幸,在情感和理智之間,人究竟何去何從?普希金依據不同的人生境況作出了不同的回應,然而,這些回應并不是最后的和根本意義上的。二、婚姻—愛情與婚姻,誰輕誰重?奧涅金拒絕達吉亞娜時,陳述了種種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他感覺自己會不堪忍受婚姻的束縛。他明確告訴達吉亞娜:“假如我想用家庭的圈子/來把我的生活加以約束;/假如出于幸福的命運所賜,/要我做一個父親、丈夫;假如家庭生活的畫面,/哪怕一分鐘讓我迷戀——/那么只有您最為理想,/我不會去另找別的新娘。”(PP135-136)奧涅金對婚姻懷著一種畏懼的心態。他對婚姻的不信任源于其婚姻是自由的墳墓的觀念。青春時期的奧涅金是青春時期的普希金真實的影子:周旋于各色女人之間、輾轉于多種舞會之中,無所事事自由自在。在奧涅金的意識中,戀愛可以,因為戀愛是自由的,所以,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追逐他所見到的每一位可愛的女性。但是一旦結婚,成立了家庭,就必須擔負起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結束百無聊賴而又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狀態,所以,對他而言,結婚不可以。奧涅金多年以后,又向達吉亞娜重申了自己當年拒絕她的理由:“那時候,我的確很不情愿/把自己可厭的自由拋棄。/……/那時我孑然一身,無牽無掛,/我想我愿意用幸福去換取/自由和安逸。”(P307)年輕時的奧涅金并不是真的愿意用“幸福”去換取“自由和安逸”,而是他從未把婚姻與幸福聯系起來,對他而言,自由才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他才可以輕巧地對達吉亞娜說他愿意用舍棄“幸福”(即婚姻)去換得自由。然而,多年以后,已過而立之年的奧涅金突然感覺到自己當初低估了婚姻的價值。歷經滄桑、日漸成熟的他領悟到:自己不曾給愛情以婚姻的承諾,同時也就失去了婚姻給愛情可能的保護,婚姻的約束性和現實性也恰恰是它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歲月已不容許自己再以青春時期的那種視婚姻為可有可無之物的心態去對待達吉亞娜,否則,幸福將會再次擦肩而過。于是,這位長久畏懼婚姻的男人開始渴望建立家庭。奧涅金的意識轉變不僅折射了普希金對婚姻態度的轉變,而且折射了人類的某些普遍體驗:當美好的東西失去后,才感覺到了它的可貴;歷經滄桑之后,才感覺到了婚姻的珍貴。愛情與婚姻,誰輕誰重?奧涅金的體悟是:年輕時,愛情為重,婚姻為輕;中年后,婚姻為重,愛情為輕。達吉亞娜的解答與奧涅金的體悟有相似之處:在鄉村少女時期,她視愛情為生命的第一要義,并為此而反叛由“女性是被動”的傳統所構建起的理智。成了貴夫人之后,為了維護丈夫的名譽和家庭的穩定,她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從深層來看,達吉亞娜的轉變還透露出普希金的女性意識的傳統性和由這種傳統性所導致的婚姻觀:男性以愛情為重,婚姻為輕;女性以婚姻為重,愛情為輕。由此,我們涉及到下一個話題。三、女性意識的完善普希金對婚姻的道德評判與他的女性意識有著直接的關聯,這還得從達吉亞娜的形象說起。在少女時代,達吉亞娜雖然以愛情為重,但她不是像奧涅金那樣為愛情而愛情,而是為婚姻而愛情,愛情只不過是她完成“賢良母妻”心愿的一個媒介。在她看來,通過愛情走向穩定的婚姻不啻為人生的幸福。而奧涅金卻視愛情為人生自由的一個象征,與自由相連的愛情才是幸福的,與婚姻相連的愛情是不幸的。所以,奧涅金對婚姻態度的轉變,從他本身來看,帶有很大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達吉亞娜對婚姻態度的轉變,從她本身來看,有著邏輯的必然性。這樣,為了探討的深入,我們需先蕩開一筆,梳理一下普希金的女性意識,這種梳理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在國內尚屬首次1,還在于它有助于進一步理解《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所設置的與婚姻有關的道德疑難。普希金女性意識的現代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視女性為非人的傳統偏見的批判。在一篇題為《無禮行為數例》的短文中,普希金列舉了歷史和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無禮行為:“穆罕默德對婦女存在靈魂持異議。在法國這個以謙恭著稱的國度里,語法鄭重其事地宣稱陽性是最高貴的。一位詩人(該詩人為女詩人——引者)將自己的悲劇給一位著名批評家審閱,手稿中有這樣一句詩:我是人,迷了路。批評家在這句詩下面畫了一道線,懷疑婦女能否稱為人。這就使人想起彼得一世簽發的一個著名決議:婦女不是人,母雞不是禽,準尉不是軍官。就連那些標謗自己是女性最熱心的崇拜者,也否認婦女的智慧與我們相同。”(P17)在這段話中,普希金可以說抓住了男權社會的內核:把女人不當作人。普希金把這些行為斥為“無禮”,其實也就是在明確地亮出自己的道德指向。其二,對男性權威感、完美感的直接消解。自古以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是與對男性的褒揚并存的。在男性視點中,男人是美、智慧和道德家的化身。而女性則是一切罪行的制造者,道德的破壞者。而普希金通過《水仙女》這一故事的講述,揭去了罩在男性臉上的道德家光環。在故事中,男爵自始至終都是道德的破壞者:欺騙女性、褻讀愛情。故事中的奶媽由公爵的行為推導出一個普遍現象:男人是一只忘恩負義的公雞,虛情假義,毫無責任感。其三,在所講述的眾多故事中,女性人物被賦予了現代或半現代意識。第一,具備了愛的能力。長期以來,女性習慣于竭力培養自己被愛的素質,以致于愛的能力日漸式微。而在普希金的敘事中,達吉亞娜作為女性,卻成了愛的主動者,而且以寫情書的方式表達愛意,這樣的情節也透露出敘述者——普希金試圖張揚女性愛的自由與權利。第二,對父權的反抗。《彼得大帝的黑人》中,娜達莎對父親包辦的婚姻進行了堅決的抵制,《杜布羅夫斯基》中,馬莎對父親為自己所選擇的丈夫也是根本上厭惡,并策劃著與自己所愛的人——父親的敵人一起出逃。第三,擁有高潔的品格。《羅斯拉甫列夫》這一故事中,女主人波麗娜突破了女人們“生下來只是為了在舞會上跳蘇格蘭舞,在家里做刺繡,繡小花狗”的傳統偏見,她比自以為是的男性更關心政治,更心系祖國的命運,更富有激情和犧牲精神。普希金通過講述波麗娜的故事,再次批駁了認為“婦女不是人”的“無禮行為”。“女人=人的存在+性別的存在”,這是現代女權主義者反復論證的一個命題。她(他)們呼吁社會承認女性與男性作為“人”的共通性,而不只是夸大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而普希金早在19世紀的文字敘事中,就作了相似的努力,這是他女性意識中的現代性和精華部分。不過,作為男權社會中的一員,他對男權意識的超越不可能是徹底的,正像一個人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普希金對傳統的三分繼承就在于很多時候他默認了:對女性而言,婚姻是她們生命的最終歸宿。1825年,普希金虛構了一個叫《努林伯爵》的故事,揭示了那個時代羅斯社會風尚的一角。普希金由娜泰莎的忠貞行為欣喜地推導出那個時代的“美好風俗”:“現在,我們可以公公道道地/說上一句:在我們的時代里,/朋友們,忠實于丈夫的賢妻,/比比皆是;絲毫也不為奇。”努林伯爵作為一個反面角色增強了故事的輕喜劇色彩,如果進一步地追究,其中確實投射了普希金的道德標準之一:女性以忠于丈夫為美德。頗具悲劇意味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和《杜布羅夫斯基》更典型、更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道德標準。達吉亞娜和馬莎面對的都是自己所愛并值得愛的人。在結婚前,她們為了愛情可以違抗世俗成見或對抗父權,然而,一旦做了妻子,她們又退回到傳統之中,忠誠于婚姻(即丈夫與家庭)。為此,她們放棄了曾經為之奮斗過、追尋過的愛情,雖然內心很痛苦,卻又為這種犧牲自我的選擇感到欣慰和驕傲。普希金洞察并如實地展現了男性制定的規則已內化進女性的心靈深處,并指導著她們的人生選擇。他可以在私人性和公開的文字敘事中,對規則中的諸多條款一一加以嘲諷,賦予故事中的女性以智慧、美德和愛的能力,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