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消費的困惑與焦慮

齊格蒙博姆是英國著名的后現代理論家。他對現代性生活的理論分析和自由流動的后現實生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為現代社會學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鮑曼對當代流動的后現代社會的論述,尤其是對消費主義和消費文化的闡釋和批評是獨特的和開拓性的,他不是限于對消費文化和人們在消費中的滿足感和愉悅的分析,而是指向了更廣泛的范疇,涉及到心理的、社會的、倫理的和道德的層面,他把流動的現代社會中的消費主義作為一種“綜合癥”來診斷分析。鮑曼的社會學是一個窗口,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后現代消費主義的獨特視野,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流動的后現代社會的內部機制和人們的生存狀態。一、消費主義是為消費而消費的“加工”—消費生活與消費態度鮑曼認為,后現代社會的最顯著特征就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他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論述了“關于現代社會從早期到晚期階段,漸進而又殘酷的過程:從一個‘生產者的社會’到一個‘消費者的社會’,相應的,從由工作倫理所主導的社會到由消費美學所統治的社會。”(P30)在他看來,消費主義不僅僅指消費主宰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更為重要的是,消費已深入到人類生存的整個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就是他所說的消費生活。后現代社會是一個以消費為標志、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它需要的不是生產而是消費。這意味著人們的自由依賴于其消費能力,而不是通過勞動、專業技術而獲得。鮑曼指出,后現代社會消費者文化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消費者文化使男人與女人被整合到一個首先是作為消費者的社會中。消費者文化的特征,只能用市場的邏輯來予以解釋”(P222)。可見,在流動的后現代性里,一切都由市場價值來判斷,當代消費社會成功地把人們變為消費者,消費成了一種義務和責任,人們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對消費欲望的追逐之中,購物演變成上癮行為,無法自拔。對鮑曼來說,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社會學的問題,因為一切都是社會的。鮑曼強調,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最明顯的特征,并非是快速增長的消費量,而是一種消費理念。后現代社會消費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消費主義完全拋棄了“需求”,現今的消費主義已不是僅僅滿足生存的需要,也不是滿足實現個性生活獨立超然的追求。在后現代消費社會,“消費者行為的精髓,不再是一組可測量的具有明顯特征的需要,而是欲望這一比需要短暫多變、難以捉摸、變幻莫測得多,而且重要的是比需要更無所指的實體,一個不需要其他證明和理由的自我遺忘、自我驅動的動機。盡管它連續地并總是短命地具體化,欲望本身卻在尋找持續的目標,并因這一原因而往定總是無法滿足,然而一大堆標志它過去歷程的其他目標(物質的或心理的)卻可能出現。”(P114)在鮑曼看來,在流動的后現代社會,消費從其過去作為滿足舒適性的需求的生存工具中解放出來,適度的消費也不再是確立有尊嚴的、得體的和“好生活”的標準,“消費社會宣告滿足的不可能性,并通過不斷增長的需求衡量其進步。”顯然,消費者唯一的目標只是為消費而消費,立即滿足成為了一個誘人的合理選擇,后現代消費社會的信條就是:我買,故我在。鮑曼對流動的后現代性中的“消費態度”做出了精確的分析。他認為,在消費社會中,消費者難以逾越消費欲望的霸權統治,“一點一點的,一個一個問題的,消費者對日常生活的態度變成了以市場為依據。”(P217)對消費者來說,消費已不再是一個公眾問題,而是被私人化了,這就會導致無原則地過分強調個體的滿足。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言,“資產階級社會與眾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滿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過了生理本能,進入心理層次,它因而是無限的要求。社會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結合———如城邦和家族———有著共同目標,而成了單獨的個人各自追尋自我滿足的混雜場所。”(P68)因此,消費社會提供給人們一種獲得或炫耀新身份的機會,人們認為只有通過消費,才能充分展現個性,人們在無止境的消費欲望中,尋求確定自我身份的體驗和刺激。英國學者托尼·布萊克肖把鮑曼描述的消費人比作是一個虛擬的物種,“它們在流動的現代性的市場驅動的環境中茁壯成長,通過自身的自我利益在市場調節的生活方式中發現一點點完美的個性。”(P122)在消費社會,欲望使消費與個性品味、社會身份差異聯系起來,成功的消費者獲得了他人沒有機會或希望獲得的東西,這樣他們就可以勝人一籌,從而貶低羞辱他人,抬高自己的身份。在鮑曼看來,“浪費型消費不僅是成功的標志,也是直接通向公眾贊美和名聲的高速公路。他們也了解到,擁有、消費某些物品,實踐某些生活風格,是幸福的必要條件,或許,這也是人類尊嚴的必要條件。”(P44)因此在流動的消費社會中,單純經濟上的成功,以往靠勤奮勞動,信守職業道德獲取財富的傳統價值觀被貶低、拋棄,人們不再崇敬科學家、藝術家和政治家的威望,而是沉迷于各類明星、名流的商業演出、風流韻事或丑聞,過度的、炫耀式的消費和惡俗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時尚。在這種消費美學的指引下,“世人所普遍羨慕的是這些富豪能夠挑選他的生活內容,能夠選擇時而居住的地方以及共擁這些地方的伴侶,而且能夠不費吹灰之力隨心所欲地把這一切變個花樣。”(P92-93)由此,消費已不是傳統的那種以追求生活必需品為標志的消費,而是一種符號屬性的消費。二、消費社會是一個“卡爾莫斯的宴”符號消費作為消費社會的特點,需要制造一種消費意識形態神話來獲取合法性。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媒體傳播方式的巨大革命都使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消費者不是在購買產品,而是在購買尊嚴、自由、品味、愛情等等精神層面的價值。后現代的消費社會演變成了追逐時尚、炫耀個體身份,滿足虛榮心的大秀場。因此,“在后現代棲息地,你購買的東西是你的身份。從你目不轉睛地看電視的那一刻起,廣告商就訓練你如此思考。消費者被誘惑成購物的角色。”(P183)消費社會的人們生活在由媒體與廣告制造的各種虛幻的景象之中,瘋狂地追逐著購物中的滿足與快樂。而且,消費主義不僅存在于現實生活中,也存在于網絡虛擬空間。欲望把消費者、市場、商品與服務聯系在一起,就像網上購物所呈現的那樣,只有購物欲望的展示,視覺與想象性的觸覺及嗅覺代替了一切,消費者成為了各種感覺的體驗者,僅僅生活在短暫的,看似快樂的審美經驗之中,這是純粹的“精神經濟”。自古以來,人類在物質豐盛時有崇尚揮霍錢財的習俗,用財富來炫耀暫時取得的地位和權力,羞辱他者。后現代社會中過度的、狂熱的、夸耀式的消費產生了堆積如山的廢棄物和垃圾:塑料制品、過時的機器、廢棄的汽車、計算機、顯示器、硬盤等等,形成了一種馬塞爾·莫斯《禮物》中所分析的“夸富宴”文化。根據莫斯的分析,“夸富宴”有“供養”和“食用”的意義,它也是部落之間媲美各自的禮物,爭強好勝,取得族際間政治地位的一種方式。莫斯指出,“夸富宴”是一種“競技式的總體呈獻”,競爭與對抗的原則貫穿于其中。“一方面,人們甚至會發生爭斗,甚至會導致參與爭斗的首領和顯貴喪命;另一方面,人們為了壓過與之竟富的首領及其盟友,甚至會不惜將自己積攢下來的財富一味地毀壞殆盡。這種約定雖然以首領為中介,但卻是整個氏族承擔一切。”(P10)當代社會的消費文化無疑是這種“夸富宴”的再現,它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各個層面,污染著我們生存的環境,吞噬著社會肌體,人類的廢棄物就像“幽靈的陰影盤旋在流動性的現代社會的居民頭上,籠罩著他們所有的勞動和創造:這是剩余的幽靈。流動的現代性是一個有著過度、剩余、廢棄物以及廢棄物處理的文明”(P102)。澳大利亞鮑曼研究專家彼得·貝爾哈茲認為,鮑曼認識到“從垃圾比從巨大的建筑成就中能更多地了解到一個文明:我們就是我們的所拋棄物。從我們的拋棄物,我們就能了解自己”(P123)。同時,鮑曼也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殘酷而又具有諷刺意味的消費社會的現狀:我們生活在一個被垃圾所包圍的社會環境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電子信息技術、廣告宣傳、繁華大街上的最流行時尚帶來的,更是后現代社會追逐消費快樂的必然結果。在大眾媒體、銷售商的宣傳鼓動下,后現代社會的消費者不斷被誘惑,欲望越來越無法控制。“如果消費是人生成功、幸福甚至尊嚴的度量器,那么人類欲求的蓋子就被打開了”(P148)。在消費競爭中要做到“勝人一籌”,消費者必須緊跟時尚,把握潮流。對消費社會的人們來說,未來比過去、現在更加精彩迷人,在渴望和焦慮之中,追逐著一次又一次的購物刺激。在鮑曼看來,正是消費過程本身吸引著流動的后現代性的人們,只有消費的快樂是真實的,欲望的流動性和變易性成為消費的基本動機,消費行為本身比實際得到消費品更為刺激。由此,消費社會的快樂準則就在于現成可用、瞬間滿足,消費的目的就是獲得短暫的滿足與快樂。鮑曼斷言,“消費社會是一個信用卡社會;而不是存折社會。消費社會是一個‘現世’社會;是一個欲求社會,而不是一個等待的社會。”(P75)在這種信用卡文化的推動下,人們迷戀于購物帶來的刺激,屈服于消費社會的控制,不顧一切購買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商品,不斷努力實現自己想象的快樂生活,把欲望推向極端,消費者已經成為消費欲望的奴隸,他們不斷貪求新誘惑,而又很快膩煩已有誘惑,失去了生活的真正意義。“因此消費主義猶如精神病理學的社會對應物,它有兩大不相稱的癥狀:倦怠和失眠。”(P80)顯然,流動的后現代性所追逐的消費快樂是根本不會實現的快樂,而得到的卻是焦慮與無助。在流動的現代性中,消費者始終面臨著一系列無法確定的選擇,無法找到清晰的生存目標,他們就像拜倫描寫的唐璜:“但時光不再!唐璜,別放過!別放過!/明天就有另一場戲,一樣的快活/和短暫,又被同樣的怪物吞沒。”(P743)在狂熱的購物消費的喧囂中,后現代的消費態度阻礙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和想象力,消費者失去了理性,耽溺于感官刺激和嚴重的虛無主義之中,沒有留下任何反思的空間,沒有時間去了解消費主義的各種矛盾,逐漸失去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只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一樣不停地把巨石搬運到山頂,只是為了看到它們再滾下來。在流動的消費社會,欲望是一切流動的根本原因,也是消費萬象的根本原因,人類這種難以遏制的瘋狂欲望必然給社會和環境帶來嚴重的后果。鮑曼對后現代消費者發出的警告,必然對我們維持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有所啟示。三、“兩個世界的健全的生活”3g3-333,是一個“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寫道,“人屈服于憂傷并不可恥,但是屈服于歡樂就可恥了。……那是因為并不是憂傷在誘惑我們并吸引我們;而是我們自己自愿地選擇了憂傷并且使它主宰我們;……但是在歡樂之中卻是人屈服于歡樂。因而,造成光榮的就僅僅是主宰和統治,而造成恥辱的則是奴役。”(P78-79)在流動的現代性中購物消費主導了生活的一切,人們完全拋棄了這個告誡,不惜一切把自身變成為一個不停地購物者,屈服于暫時的滿足和快樂,沉醉于個人的欲望和虛榮之中,不再關注他人的“幸福”,沒有集體感,沒有共同信仰,消費成為宗教,商場變成了教堂,這種毫無節制、甚至輕浮的美學趣味就是消費社會典型的“綜合癥”。英國學者托尼·布萊克肖指出,鮑曼讓我們看到消費者綜合癥的美學準則是“一個生活方式的贗品;但它仍然是生活本身,死亡的對立面,然而其與死亡接近的程度,令人震驚:肥胖、厭食癥和其他有以市場為中介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疾病。沉溺于消費,加之由此帶來的消費恐懼的風險,流動的現代性的人們看來面對這兩者都束手無策,無何奈何。”(P33-34)由此可見,后現代社會的消費方式并沒有通向安全和滿足,而是越來越大的困惑與焦慮,傳統的節儉生活、價值觀和美德也逐漸消失殆盡。這樣看來,亞里士多德為幸福下的定義:“與美德結合在一起的順境;或自足的生活,或與安全結合在一起的最愉快的生活”,已完全失去了意義,而“內在的好東西指身心方面的好東西”(P33)也蕩然無存。鮑曼尖銳指出,“我們時代的特征就是對肉體的全神貫注。……肉體是享受的工具,因此必須賦予它世界上所擁有的一切誘人之處;但是肉體也是最珍貴的財產,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它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削弱和最終的摧毀;這兩種明顯不相協調的因素各自所需要采取的行動有著無法消除的矛盾,這一矛盾必定成為了憂慮的無窮無盡的源泉。我認為,它是我們時代最常見和最典型的神經官能癥的主要原因。”(P326-327)鮑曼重申,消費者的痛苦不是源于選擇的不足,而是選擇的過量,誘惑力量的無窮無盡,理解的軟弱無力,人的生存狀況的日趨惡化,購物由一種生活需要轉變為上癮行為,享受的愉悅轉變為不確定性的困惑。由于當代消費社會的不穩定性,社會自身的作用逐漸減弱,社會從原來為人們提供安全保障,人文關懷的支柱角色,轉變為一個參與社會游戲的一員,隨時打出出其不意的怪招,令人難以預測。因此,后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使得處于動蕩之中的人們時刻陷入無法控制的危險與恐懼之中。更為嚴重的是,當今消費社會幾乎無力解決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痛苦與矛盾,更不用說平息這樣的不確定性了。鮑曼認為,在消費社會人們的自由依賴于他們的消費能力,消費主義對解釋流動的現代性的社會控制模式有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隨著消費文化的盛行,人們越來越迷戀于誘惑性消費,人生的價值觀以快樂為原則,社會經濟體制、意識形態、倫理道德以及傳統的價值觀失去了控制力和影響力。因此,消費社會沒有終極的權威,一切以市場價值來判斷,社會統治模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鮑曼認為彼埃爾·布爾迪厄對消費社會統治模式的分析最為深刻:“以誘惑取代鎮壓,以公共關系取代警察,以廣告取代權威性,以創造出來的需求取代強制性規范。今天,使個人聯結成社會的力量,是他們作為消費者的活動,是他們的由消費而構成的生活。”(P223-224)消費者被市場的力量所驅動,屈服于消費資本主義巨大的無中心的權力-知識,消費者爭先恐后地進入哄騙和引誘的陷阱,而恰恰是樂意被誘惑使得流動的后現代性的人們的本能沖動不再受到壓抑,情感和欲望戰勝了理性,購物消費、美酒時裝、徹夜狂歡構成了消費社會的一部人間喜劇。這樣看來,福柯及邊沁的全景監獄式的社會監控對流動的現代性的消費主義已經失效,在消費社會,引誘代替了壓迫,單景監獄的社會統治模式取代了全景監獄,“在單景監獄里,多數人在電視、電影院、雜志、報紙上注視著少數人。名人的生活為數以百萬計的欣賞者提供了一個生存的模式。他們的行動好像‘天堂的廣播’。被聲譽催眠的聽眾接受了有權有勢的少數人在全球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是一個有效的社會控制體系,它依靠著一個特權階層,這一階層‘只引導,而不統治’”(P179)。人們不再生活在國家專制的陰影之下,而是被媒體廣告所炮制出的一個又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時尚所駕馭,追逐著消費社會的欲望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