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學界的社會責任

與歷史使命同濟大學郭重慶1中國正處于一個宏大的歷史變革時期，正面臨著人類歷史上，不管從任何尺度來說，都是規(guī)模空前的經(jīng)濟轉型和社會公正的挑戰(zhàn)，一方面取得了最快速的經(jīng)濟增長，另一方面各種經(jīng)濟與社會沖突顯化，焦點與熱點問題涌現(xiàn)，學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學界面對著不同的挑戰(zhàn)。2科技界正迎來所期盼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東風，但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證明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兩張皮的現(xiàn)實。3經(jīng)濟學明顯是個顯學，受到人們的追捧，盡管處在是非的旋渦之中，但經(jīng)濟學界仍舊試圖解釋特殊的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象，主流的學者們用市場化、效率優(yōu)先的視角直率地表達觀點，而不是回避，盡管引來眾矢所的。4社會學界的聲音愈益引起人們的注目，盡管久違了，他們熱衷于中國社會斷裂的爭論，并認同社會的撕裂，進而提出和諧社會的設想，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關注社會公正。盡管社會學者在中國近代在政治上境況并不好，但他們深入社會實踐，實證的科學態(tài)度令人鄙視。5中國治理學界的歷史傳承較少，近20年來埋頭引入消化西方治理學的理論、方法、工具。略顯稚嫩，對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進展的治理實踐插不上嘴，需求缺乏與供給缺乏同時存在，問題是擺脫自娛自樂為難境況的出路何在？6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進展面臨的挑戰(zhàn)與其說是一個資金與技術問題，勿寧說是一個治理問題。7生產(chǎn)力要素〔學問、勞力、資本〕都只是一種資源，只有通過企業(yè)家與公共治理者的治理，才能轉化為財寶和社會進步。8學問沒有肯定的創(chuàng)新體系〔公私機構的網(wǎng)絡〕和制度環(huán)境的保證，科技成果很難轉化為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而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又甚難轉化為效益，導致科技與經(jīng)濟的脫節(jié)，先進的科技未必能促進經(jīng)濟與社會的進展。9勞動力生產(chǎn)要素也只有通過組織、調動才能充分發(fā)揮人的潛能和能動性。資本要素同樣只能通過有效的治理才能獲得預期的回報，相反，疏于治理，資本反而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日本十年的經(jīng)濟低迷。10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列茨認為：“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qū)進展的關鍵因素除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學問以外，另一種資本是社會和組織資本，變革的速度和模式取決于這種資本的形成，國力的增長也取決于這種社會和組織資本。”11中國有讓世人艷羨的高儲蓄率、高外匯儲藏、高FDI、浩大的科技隊伍、用之不竭的勞力資源，因此，中國不缺錢、勞力、科技，唯獨稀缺的是社會組織資本，這是轉型國家的共同點，也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社會組織的治理也是生產(chǎn)力。12中國治理學進展正處于一個歷史轉折中國治理學和治理教育的前20年〔從八十年月中期恢復辦學迄今〕是輝煌的20年，突飛猛進的20年，難于找到另一個學科有如此快速的進展，應當說其根本骨架已經(jīng)搭起，已經(jīng)走過了學習、借鑒、仿照，從文本到文本寫讀書報告的階段，中國治理學和治理教育已經(jīng)成熟，這應是個根本評價。13現(xiàn)在面臨著后20年如何走的問題。這里包括進展的戰(zhàn)略目標、路徑和重點突破學科的選擇。首先面對的是一個進展思路問題。14中國治理學的進展思路很像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進展思路的表述：中國哲學應從“照著講”轉到“接著講”。中國治理學不也是應從對外來治理文化“照著講”的階段，走向“接著講”的階段。15這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歷經(jīng)屢次外來文化的傳引和影響，但到頭來都是外鄉(xiāng)文化漸漸消解融合外來文化。16治理思想根植于一國社會組織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需外鄉(xiāng)化。中美兩個核彈之父，一個鄧稼先，一個奧本哈默，兩種治理思維，兩個都成功了，但假設兩個互換個位置，可能都不成功。就像八十年月中期日本人顛覆了美國世界制造業(yè)的霸主地位，美國人不服，MIT深入豐田總結出精益生產(chǎn)〔Leanproduction〕經(jīng)營理念：貼近客戶，善待員工，低本錢，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美國人很難學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難學到美國人的創(chuàng)業(yè)、冒險的創(chuàng)新精神只長于仿照一樣。17中國治理學的進展也必定有這樣一個過程：從引入、解讀、回歸到中西“體”、“用”之爭，再到西為中用和“接著講中國”。假設要使中國治理學得到進展，在當今世界治理學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我們必定要從“照著說”向“接著說”轉變，現(xiàn)在就要看中國治理學界如何“接著講中國”了。18至于如何“接著講”，仍可援引類似北大湯一介先生關于中國哲學“接著講”的路徑：接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接著西方治理學講；接著中國近現(xiàn)代治理實踐講。19接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才智的寶藏，就連諾獎得主的巴黎宣言也說：“人類迎接21世紀的挑戰(zhàn)，必需從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尋求才智。”更何況尋求中國傳統(tǒng)治理的才智。眼下治理精英們的國學熱不比EMBA遜色，可作旁證。20接著西方治理學講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握西方治理學的真邃，融合中國治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國化的假設干治理學流派，立足世界治理學界。21接著中國近現(xiàn)代治理實踐講包括馬克思、毛澤東的治理思想；中國人瀕臨經(jīng)濟崩潰的邊緣時獨特的處理化解危機的力量；調整自己，撥亂反正；處理SARS公共危機；適應經(jīng)濟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粵商、浙商的非凡經(jīng)營力量等等都是值得“接著講”的命題。22后20年中國治理學的戰(zhàn)略目標：建立中國現(xiàn)代治理學，將治理學中國化。23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治理思想精華，能夠指導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進展的治理實踐問題，對民族的宏大復興和對人類的進展作出奉獻。24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學科：宏觀治理與政策學科，由于社會熱點多，需求急迫，近年基金申請量猛增，2023年占申請工程總量的44%，且均直面中國治理實踐問題。25對中國治理學安康進展的幾點生疏●治理學是個致用的科學，中國治理學界應直面中國治理實踐●突破治理學爭論的承襲思維，多作些中國治理實踐的實證爭論●隊伍建設應從培育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做起●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查找科學前沿，查找科學首領26治理學是個致用的科學，中國治理學界應直面中國治理實踐學術爭論背離中國治理實踐，學術本身就意義不大，只有腳踏中國實地，中國治理學的世界地位才能顯現(xiàn)。27學習、借鑒、合作是必不行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學、治組織、治國的力量，解決本國的治理實踐問題。28爭論中國情景嵌入和中國情景依靠的治理科學是中國治理學界的責任，由于沒有人能夠替代我們，這種爭論對中國和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29突破治理學爭論的承襲思維，多作些中國治理實踐的實證爭論盡管中國治理學爭論的歷史積存和挖掘較少，處于弱勢和“拿來”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襲，老是“拿來”，老是停留在克隆一個美國商學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別人嚼過的饃”過日子。對中國治理問題的爭論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殊是美國的治理觀念和術語，由于究竟語境不同。應提倡對中國治理實踐多作些實證爭論。30目前治理學院在處理學術爭論和教學上，過于偏重培訓教學，偏重MBA，這也是由于競爭，人們對學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長們對市場的敏銳把握，治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長們也應冷靜地思考長遠和學術地位。31隊伍建設應從培育科學精神

和科學方法做起

中國治理學界隊伍還很年輕，隊伍建設和學術爭論既要反對循規(guī)蹈矩，也要反對急功近利，趨炎附勢和學術失范。要提倡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32竺可楨把科學精神定義為不盲從，不附和；虛懷假設谷和專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約瑟把科學方法定義為嚴密的規(guī)律推理和嚴格的數(shù)學分析。要有質疑、批判、反思精神，“制造性破壞”的創(chuàng)新才能產(chǎn)生。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敢于挑戰(zhàn)權威，敢于挑戰(zhàn)自我，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敢于引領將來。33我們看到在老一輩治理學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經(jīng)成為一支中堅力氣。信任中國可以消失像泰勒和德魯克那樣的治理大師，涌現(xiàn)出大批企業(yè)首領和公共治理精英，應當信任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宏大的治理實踐可以造英雄。34建立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

這是大學教改的一個核心問題，一個看不見的指揮棒。現(xiàn)在存在一個所謂與國際評價體系接軌〔即在世界頂級治理雜志上發(fā)表論文〕的追求，但又面臨背離治理實踐，隔靴搔癢的問題。35實際上我們要在學術成就與對經(jīng)濟社會進展奉獻；學科進展與國家目標上尋求一個平衡點、接合點。但單靠治理學院自我救贖很難，這取決于大環(huán)境，大環(huán)境的評價體系出了毛病。36對一般硬科學有所謂國際“接軌”，“統(tǒng)一的評價體系”，但對像治理類軟科學來說有點難，有學者就提出“什么是軌？”，“不接軌又怎么樣？”有幾篇在頂級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學院，中國企業(yè)的競爭力就會提升？中國制造業(yè)在價值鏈中的為難境況就會轉變？但應當有信念，有目標，爭論透中國的治理問題，就是世界的，世界必定認同，國際一流也就水到渠成。37一個悖論

有的治理學者提出一個悖論：一國有競爭力的成功企業(yè)與首領型企業(yè)家的消失不肯定與一國成功的商學院相聯(lián)系，日本與德國似乎就是兩例。這究竟是商學院的錯，還是兩者并不肯定有相關性。38國內外對商學院的質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來自商學院內部的聲音，如“商學院的終結？成效缺乏，養(yǎng)眼有余”〔斯坦富菲弗〕，“商學院如何誤入歧途”〔南加州大學本尼思〕以及MBA的顛覆者麥吉爾大學的明茨伯格，問題還是出在理論與實踐的背離，對學術性過于關注和追求，而導致對治理實踐的無視。39TCL的李東生處于國際化的熬煎中時，我們學界何不從并購的財務陷阱、文化差異、市場風險、組織掌握等爭論上幫他一把，而作壁上觀。上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