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金融的使命》序劉世錦，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過去幾年，《徑山報告》圍繞我國經濟金融發展重要而緊迫的問題展開了研究，從金融開放、金融改革、金融創新到“十四五”時期經濟金融新格局，提出了許多兼具理論創新和實踐價值的政策建議。由《2021·徑山報告》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大國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務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路徑》一書，立足于新的發展格局，圍繞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兩條線索，從更深層面理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內涵與使命，對我國金融發展的戰略和路徑進行了全面、務實的探索。進入2022年，經濟增長在三重壓力下減速，俄烏沖突、奧密克戎病毒沖擊不期而至中存在不確定性。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多重而復雜，有些可能帶來長期的結構性改變。挑戰不僅來自事實本身，還來自對同一事實的認識分歧乃至沖突。但經濟仍然是重要的，當務之急是我國經濟能夠盡快重返穩定增長的軌道。對此，人們往往首先訴諸宏觀政策。無疑，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政策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經濟下滑之際起到托底提升的作用。但經驗表明，僅僅如此是不夠的，甚至不是主要方面。穩增長的著眼點和立足點，要轉到發掘釋放中速增長期的結構性潛能。所謂結構性潛能，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方面所具有的增長潛能，也可以說是人均收入從一萬美元到三四萬美元的潛能。需要糾正把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寄托于寬松的宏觀政策而忽略結構性潛能的傾向。如果一定要排個順序，那么結構性潛能是第一位的，宏觀政策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我們認為，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的主要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就要著力發掘釋放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1+3+2”結構性潛能。在這一結構性潛能框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我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地理和動能上的空間。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這個空間能夠提供我國經濟的大部分增長動能。“3”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三大短板。“2”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通過發掘結構性潛能，一方面，要爭取可以達到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更為重要、難度更大的是實現并堅持高質量發展。這樣做在國際比較意義上，從長期看，才真正有可能實現國家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這一點在2021年經濟增速分別按不變價人民幣、現價人民幣和現價美元計算的差異中已經得到明確顯示。2021年我國GDP總量按不變價人民幣計算增長8.1%，按現價人民幣計算增長12.8%，按現價美元計算則增長20%。如按現價美元計算，GDP總量2020年為14.7萬億美元，2021年為17.7萬億美元，增加3萬億美元。這3萬億美元中，大約2萬億美元是由于現價人民幣增長，1萬億美元是由于匯率升值。從2020年到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6.9升值到6.45，升幅約7%。按照已有發展規劃，到2035年，我國人均收入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3萬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幣不變價計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在此期間年均增速要達到4.7%以上難度相當大，但并不意味著已定目標無法實現。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匯率變動。根據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人均收入在達到一萬美元后的16年間，都經歷了經濟中速增長和匯率快速升值的過程，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匯率升值的貢獻顯著大于實際增長貢獻。匯率變動是一個復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量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由此引出的啟示是，我們需要保持可爭取的、不盲目追高的、符合現階段潛在增長率的增速，更重要、難度更大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不動搖，其內涵包括宏觀基本穩定、微觀有活力、結構持續轉型升級。假設年均實際增速為5%左右，人民幣現價與不變價差額和匯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無論是保持必要增速，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今后都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激發結構性潛能上。在邏輯層面，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增長率，一是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二是既有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三是宏觀政策約束下可實現的增長率。實際增長率是以上三種增長率的疊加。這些年來，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逐步下降，但在“十四五”期間仍可達到5%—5.5%。近些年宏觀政策的度總體上把握得較好，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基本上滿足了經濟救助、恢復和發展需要，也沒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過緊而壓制增長率的情況。這樣，關注的重點就要轉到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和既有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之間的缺口上。下一步需要在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諸多方面，推出一批具有擴張效應的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創新的政策舉措，放松不當體制政策對增長潛能的約束，使之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力量。從這個角度看，《2021·徑山報告》對新發展階段金融格局的觀察分析視角頗具戰略性、前瞻性，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也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報告將加快推進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作為重要戰略支點，提出金融業要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聚焦于更多的新增長極，特別是在城市基礎設施、綠色與智慧城市建設、先進制造業、科創中心建設、養老服務、財富管理、外來人口市民化等領域提高資金供給質量和效率，更好滿足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高質量就業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等方面的金融需求。其中有關市民化特殊國債、城市群一體化基金等的建議，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有可能落到實處。報告以較大篇幅論述了人民幣國際化在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如報告所說，在新發展格局下，通過促進全球生產要素集聚支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日益增多，人民幣將逐步成為我國國際金融業務活動的核心要素。這一定位不僅有利于推動金融改革，也有利于我國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金融安全。報告提出打造全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的目標，并由此完善國內金融體系，推進金融開放；分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和結構性約束，建議加強離岸和在岸市場的統籌部署；著眼于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對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債務可持續等領域擴大人民幣使用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些觀點和建議將助力于我國金融體系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從國際比較的意義上看，我國正在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今后一些年，還要力爭相繼跨上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和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兩個大的臺階。在這個過程中，金融如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如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