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一個簡單的政治時代

5月4日的新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但相關研究很難獲得共識。正如著名的五四運動研究專家周策縱在20世紀50年代的《五四運動》序言中指出的，“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五四運動這樣的人有如此多的討論和熱烈討論，但也很少有討論是不夠的。”幾十年過去了,隨著研究的深入,爭論的激烈程度并沒有得到多大改觀,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兩岸三地“文化反思”的展開,五四運動再一次成為中國學界爭論的中心課題之一。也正因如此,長期以來相關研究著述可謂汗牛充棟,而問題的集中和論點的針鋒相對,在整個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都是鮮見的。重大的課題吸引眾多的史家,同時也因相關的研究起點高成果多,產生了所謂“學術高原”現象,許多問題的研究難度加大,重大突破的余地減少,一些后學避而遠之,另辟蹊徑,或者致力于其中的細部及少數人物研究而回避對整體的把握。艷國逆難而上,選取這一學術高原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進行全景俯視和深入研究,其勇氣可嘉,精神可贊。本書選取五四時期的評孔論戰作為文化思想研究,作者認為,五四時期的評孔思潮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紐結,關涉到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列主義、中華文化心理結構等重大問題。作者試圖通過對五四時期孔子及其學說的歷史命運的考察,探討歷史轉折時期中國文化在“破與立”激流中辯證的發展軌跡與方向。將五四時期評孔作為一種思潮來研究,學術界對此并無定論,主要是因為孔子思想及其學說本身就是一個多層次多面向的,關涉的問題相當復雜,如五四時期批孔倒孔更多地是為新思潮打開通道一樣,而護孔維孔不僅與皇權政治結合在一起,而且又與固有的文化傳統及新近形成的文化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因此許多學者對其評說更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是沒有人能否認五四時期的評孔是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緊緊聯在一起。作為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要弄清這一問題,不能不具體考察五四評孔思潮的發展過程,正如卡西爾在論述西方啟蒙思想時說:“啟蒙思想的真正性質,從它的最純粹、最鮮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的———在這種形式中,啟蒙思想被歸納為種種特殊的學說、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著眼于它的發展過程,著眼于它的懷疑與追求、破壞與建設,才能弄清楚它的真正性質。”(E·卡西爾:《啟蒙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本書作者從社會變遷、文化演進、中西文化比較三個側面,具體考察五四評孔思潮的發展過程,進而深入討論孔子學說與政治體制方面的“帝制與共和”、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棄舊與揚新”、中西文化的“東方與西方”的復雜關系,條分縷析,層層演進,將這一錯綜復雜的問題進行了一番學理詮釋。作者在書中具體提出些什么問題?又是怎樣回答這些問題的?這是首先應該向讀者說明的,同時也談談我的一些看法。第一個問題就是孔子及其學說與民初帝制復辟的關系。作者指出,“在民國初年,有三個復辟集團,三支復辟勢力。他們分別是以滿清皇族貴族、‘民國功臣’袁世凱、舊官僚張勛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復辟集團在掀起復辟逆流時,他們都舉起了孔子的偶像———共一塊孔子招牌”。作者點明了孔子學說與帝制皇權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也成為論戰的開端。正是復辟帝制與尊孔逆流激起了民主派的抨擊,由此產生了評孔論戰,開始從復辟帝制的理論基礎的角度進行批判。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基本上已有共識,作者的貢獻在于將評孔思潮深化到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深刻檢討,進而引出在世界范圍內審視中國文化生命力的話題,即東西文化的比較問題。重溫這一背景的深刻內涵,或許會有助于時過境遷之后的今天,研究者對當時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才多少產生一些“同情的理解”。第二個問題就是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關系。這是學術界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是“全盤反傳統”;五四運動是否造成傳統文化的斷裂;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這些年來,頗多論著有一種傾向,就是要重新評估五四新文化運動,有的責難新文化運動應該對20世紀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負責。其主要論證是:這一時期激進地“全盤反傳統”,造成中國文化的“斷裂”,妨礙了“傳統的創造性轉換”,帶來了中國意識的危機;有的認為文化的激進主義直接帶來了政治的激進主義,是造成中國近代政治混亂的思想根源,等等。讀過作者此書,也許會有助于人們認識到,將“五四”的反傳統議論歸于“全盤反傳統”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邏輯混淆,即儒家與百家、三綱與儒家、儒家內部的主流與非主流。再說,五四時期的非孔反儒并非始自“五四”或“五四”前,而是前已有之,代不乏人,魏晉時期的“非湯武而薄周禮”,嵇康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典型;到明清之際更是蔚為大觀,李贄、黃宗羲、唐甄、龔自珍、俞理初……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字。后來到了辛亥革命時期,批評孔子或改塑孔子的嘗試早已初具規模,可以說激烈的“全盤反傳統”并非“五四”所獨有。五四時期存在著反傳統的一派,同時也回應產生了維護傳統的一派,而且維護傳統的一派正是由于反傳統派的挑戰及其刺激下的思想理論發展,才推進了自己在方法和學理上的前進。這從當時的東方文化派、國粹派及稍后的學衡派、當代新儒家學派的情形可以知道,新一代的維護傳統文化者,也是因為有了對方的“破”,才推動了自己的“立”,他們才能從中國文化發展本身的立場來討論傳統文化的歷史性與現代性。“五四”一代中的非孔反儒與前代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在其思想主張上含有更多的近代民主基質。雖然現今海外的新儒家正努力挖掘孔子儒家學說的民主因子,實現其所倡導的“創造性轉換”,但在“五四”一代激進的文化健將眼中,孔子儒家學說是中國宗法君主專制制度的義理根子,與西方近代民主理論卻是水火不相容的,“五四”反孔的實質就是反專制主義。那么孰是孰非呢?對這樣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還是多以一點客觀的、冷靜的,同時也是寬容一些的態度,繼續討論下去為好。第三個問題就是中西文化比較。五四時期評孔與前代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這一時期的評孔是放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上進行的。可以說比較文化是“五四”啟蒙思潮展開的一個總體方法論。作者將這一比較視角納入其“東方與西方:中西文化的交匯點”這一部分是很有見地的。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之爭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初期(五四運動爆發前)集中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優劣上,《新青年》的啟蒙活動就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而展開的,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揭橥其啟蒙方法就是采取比較文化方法,尤其是借孔德實證主義的社會進化法則,并使之成為主導“五四”知識界的新比較文化范式,這是不爭的史實。“五四”爆發后轉而討論東西文化的相互聯系及能否調和、如何調和。進入二十年代,梁啟超、梁漱溟分別發表《歐游心影錄》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論戰推入高潮,具體討論建設什么樣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響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口號。而力主回歸傳統的“東方文化派”以此為開端,苦心經營,終于形成現代“新儒家”,在中國近代乃至當代仍持續不斷地產生重要影響。近年來許多海內外學者將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分化納入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范疇來進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見解。但從根本上而言,卻沒有跳出美國已故著名中國近代史家勒文森的論調。勒文森(JesephLevenson)對中國近代思想史提出了有名的論斷,認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大體上在理智方面選擇了西方的價值,而在情感方面卻丟不開中國的傳統。這個說法曾在海外漢學界風行一時,迄今仍有很大市場。勒氏所言,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心理狀況是頗有洞見的,但卻無視其中個體的巨大差異和客體的歷史性,終不免失之籠統、粗糙。中國的傳統實在太復雜,不容易接受簡單的概括。縱觀五四時期的批孔,也存在有粗淺、偏頗的不足。易白沙、陳獨秀、吳虞、魯迅等人此時的批判武器,還多停留在人文主義、個性主義的水平上,他們只是運用進化論等理論武器,而缺乏科學的歷史唯物論作為理論指導,較多表現出強烈的全盤否定文化傳統的非歷史主義傾向,未能從科學的意義上真正實現對孔子、儒學乃至整個傳統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任務,在如何實現“五四”提出的兩大旗幟之一的“民主”方面,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給后人留下了許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就思想而言,五四時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既不是民主、科學、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等幾個抽象概念所涵蓋得了的,具體到每一個事件和人物身上,也不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類簡單二分法所能弄清。忽略了每個主體身上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理性與浪漫、個體與群體、懷疑與崇尚等錯綜復雜的關系,是難以言說清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本來傾向的。作為歷史研究者,應該走進歷史、尊重歷史、理解歷史,把自己重新體驗并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這是一個艱巨和長期的任務,這也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作為一個青年學者,在論證中容易犯把問題絕對化的傾向,因此本書并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書中對“五四”時段的界定,他認為學術界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實海外學者對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