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酒--－－從《世說新語》看酒的現(xiàn)實意義和超現(xiàn)實意義發(fā)表日期：２006年10月6日

已經(jīng)有２72位讀者讀過此文作者按：大四時的論文,得過優(yōu)秀的獎學(xué)金,卻一直躲在硬盤的角落里；如今有了博客,拿出來晾一晾，以博各位一哂:）引言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近四百年的時間里，雖然也有西晉短暫的統(tǒng)一，但卻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有名的亂世。在這期間，各地割據(jù)勢力為爭權(quán)奪勢而挑起的戰(zhàn)亂不斷,各種自然災(zāi)難頻繁發(fā)生,導(dǎo)致人口大規(guī)模的死亡；即使生者,也過著一種朝不保夕、顛沛流離的生活。亂世之亂更在于思想上的混亂。漢末以來,社會動亂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和死亡恐懼，使儒學(xué)日衰，與道、佛兩教三足鼎立；而法家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逍遙論、養(yǎng)生論、縱欲論等各種思想也乘機流行.在這樣一種大變動中，人的生命變得彌足珍貴,個人價值被史無前例地提升至最高點。文學(xué)從此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史傳的主流，正如魯迅所評價的,魏晉是一個”文學(xué)自覺的時代"。《世說新語》記述的就是后漢至東晉三百年間的文人名士及政府官員在特定情況下的神情舉止和只言片語，由南朝劉義慶及其門人搜集整理而成，是筆記小說的先驅(qū)和魏晉軼事小說的集大成者。全書按人品行為分三十六門，只一個兩鏡頭簡潔地表現(xiàn)人物的品貌精神和內(nèi)在人格,遵循著一種"以行寫神＂的美學(xué)原則。在《世說新語》中，與酒有關(guān)的小故事竟占了近十分之一！酒雖然一向是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躍份子，但似乎還從未有過如此重要的地位。酒中包含了人間百態(tài)、世中萬象,它在自由地表達了自我選擇的同時，更體現(xiàn)出復(fù)雜的社會集體無意識。因此，本文將《世說新語》中的”酒"獨立出來，分魏晉之際、西晉及東晉三個歷史階段,從飲酒行為、歷史背景、以及酒中的追求,來考察酒在亂世中的現(xiàn)實意義；而在其超現(xiàn)實意義上討論個人追求和魏晉風(fēng)度的流變。前人論述酒在社會生活中雖然是個主角，然而在清代以前的文學(xué)批評中卻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對于"酒＂的研究多從飲酒者個人行為的角度出發(fā)，散見于人物傳記和各種詩話之間。清代滅亡后很短的時間內(nèi)，在三四十年代忽然興起一股＂魏晉熱”。學(xué)者們紛紛打破了所謂＂清談?wù)`國＂等傳統(tǒng)的認識方法，從審美的角度、人性的角度對魏晉的意義與價值給予大力肯定。其中有很多作家論及魏晉名士與酒的話題.如宗白華先生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側(cè)重于酒中中國人的美感和藝術(shù)精神的特性；魯迅先生的《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guān)系》,側(cè)重于從政治與邏輯的角度為建安與竹林時期飲酒服藥的名士風(fēng)度作出合理解釋；王瑤先生的《文人與酒》則是按酒的內(nèi)容的不同，打破了時間順序來敘述文人與酒的種種關(guān)系。這些論述為魏晉問題奠定了基礎(chǔ)，更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一次"魏晉熱"的高潮則在文革之后改革之初,人們將魏晉風(fēng)度視為知識分子人格修養(yǎng)的最高境界，紛紛撰文,但只是從表層意義上闡發(fā)了魏晉風(fēng)度如何灑脫,忽視了部分史實的準確性,更帶有作者主觀想象的片面性。作為一名大學(xué)四年級的畢業(yè)生,我深知自己的知識與能力不及前人萬分之一,但從興趣出發(fā)，我依然選擇了這個論題。我將自己的研究范圍縮小至《世說新語》中的酒文化,希望從現(xiàn)實、超現(xiàn)實兩個角度考察魏晉亂世酒意義的流變。因個人能力有限、積累的資料有限、時間倉促等各方面原因,必然造成本文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本文論述有的直接采納了前人的觀點,有的進行了大膽的假設(shè),不妥之處還請各位老師、同學(xué)指正。一、魏晉之際1．傳統(tǒng)中走來的酒酒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中至少有八千到一萬年的歷史了。建安時期，酒的地位迅速提升,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成為歷代文人墨客背誦的佳句。酒成了解憂的良方。那么憂從何而來呢？眾所周知，漢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亂世，歷經(jīng)了董卓之亂、曹操挾帝、黨錮之禍、三國鼎立，人們憂的是家國破碎,身世飄零;憂的是生命易逝而功業(yè)未成。但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亂世,既成的頑固的模式被完全打碎，儒家思想被動搖,個人得到了解放,士人的獨立人格也漸漸形成。《世說新語·德行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鐘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后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從酒與禮在兒童觀念中的沖突上可以看出，人們的價值觀念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局面，人與人之間必然會產(chǎn)生出一種陌生與無所適從的感情.生當亂世的人們不能不在熱情與被拋棄、自然與禮教、追求與失落之間艱難地平衡，而有理智偏又發(fā)現(xiàn)理智無用的人們則干脆＂終日共飲而醉＂了。飲酒之風(fēng)盛行,難怪孩子們也要去嘗一嘗了。2。痛與生正始之后,曹魏政權(quán)實際已落入司馬氏之手。嘉平三年（公元25１年）司馬懿死,子司馬師秉政，兩年后，廢齊王曹芳，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正元二年(公元２５５年），司馬師死，其弟司馬昭代之執(zhí)政，咸熙二年（公元26５年）八月,司馬昭死,三個月后，其子司馬炎纂魏建晉。在這短短的十六七年中，擁戴曹魏的官僚士大夫不斷起事，司馬氏則大開殺戒,繼曹爽、何晏被誅夷三族后，夏侯玄、李豐、張緝、毋丘儉、諸葛誕等相繼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在魏晉易代的血雨腥風(fēng)之中,一個幾乎以飲酒為生,又以飲酒揚名的文學(xué)集團——"竹林七賢”出現(xiàn)了。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nèi)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yù)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在這七人之中，以嵇、阮的風(fēng)度為最佳。《世說新語·賢媛篇》曾記載山濤與嵇、阮喝酒,山濤的妻子久慕他倆的高名，竟”夜穿墉以觀之，達旦忘返"。而嵇、阮二人中，又以嵇康的名聲為高。魯迅在《魏晉風(fēng)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guān)系》一文中說:”嵇康吃藥又飲酒",很可惜，《世說新語》中對他飲酒的記載寥寥，因此,本文只將嵇康的思想與命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正始之后,玄風(fēng)盛行，其核心是要解決名教與自然的關(guān)系。嵇康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張完全否定名教,并努力實踐著一種閑適愉悅、心與道冥的理想。他十分熱愛有形的人生,對司馬氏提倡的”偽名教"＂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道士孫登因此曾勸導(dǎo)他說:"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這一方面與他＂直性狹中"的性格有關(guān)，另一個原因在于,嵇康與魏室通婚而官拜中散大夫，因此忠于曹魏而不愿臣服司馬氏。鐘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鐘要于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放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鐘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由難堪到仇恨，最終演變?yōu)檎紊系目謬樅蛨髲?fù).后來，司馬昭因聽信鐘會的讒言，借口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要把他殺掉,盡管”太學(xué)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也沒有用,《廣陵散》在中國歷史上永遠地成為了絕唱。"采薇山阿，散發(fā)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yǎng)壽。＂這首《幽憤詩》是嵇康臨刑前的遺作。他將對今生的迷戀托之于來生,以死解脫于痛苦矛盾的塵世，去到一個永恒之境。嵇康愛其生偏奪其生。”人之生當亂世而欲聲名俱泰，豈不難哉"?司馬昭一方面以殘酷的統(tǒng)治來鞏固血肉建成的王朝，另一方面也努力拉攏文化上的名人壯其聲勢。嵇康曾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阮籍如此并非天性使然，《晉書·阮籍傳》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爭，遂酣飲為常。”阮籍正是以酒澆滅了"濟世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世故。＂這話是不假的,《晉書·阮籍傳》云：＂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shù)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為了避免與司馬氏聯(lián)姻，阮籍竟能忍受六十日的大醉，這完全沒有飲酒的樂趣可言，分明是一條”苦肉計＂！但肉體之苦怎及得上他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呢？他所營造的這樣一個大醉而不諳世事的形象同樣也是掩眾人耳目的工具：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shù)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世上體諒他內(nèi)心的苦，說他嗜酒樂生。客觀地想一想，無論他如何不愿作官,他也不能或者不敢像嵇康那樣徹底地堅持自己的主見.這說明”飲酒"行為的動機一方面是要應(yīng)付司馬氏的政治外壓，一方面也要回避文人士子們的責難。然而，這樣一條中間路線到底更傾向政客與文人哪一邊呢？請看《世說新語》中《任誕篇》和《簡傲篇》中的兩個故事：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fēng)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表面上看來阮籍真是一個敢于蔑視禮教的不羈的名士。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我們在第一則故事可以明顯地看出，同樣是有人進讒言，司馬昭卻在袒護阮籍，正如嵇康所書：”(阮籍)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即司馬昭）保護之耳.”第二則故事中，在司馬昭為最后稱帝討好阮籍的基礎(chǔ)上,阮籍也習(xí)慣了司馬昭的袒護,這成為他的政治特權(quán).若非如此，天下名士為何不敢紛紛仿效，又為何耿直的嵇康正因此而見殺呢?這是只有當局者才玩得好的一場有得有失的政治游戲.這種對司馬昭不敬、不屑的外在表現(xiàn),不只是出于所謂氣節(jié)、風(fēng)度的考慮,更是考慮到司馬氏一旦事敗之后，他的活命問題.然而這種不即不離的態(tài)度隨著司馬氏集團一天天的強大而步步退讓，最后當司馬昭勢力強大到要稱帝的時候,阮籍不得不違心地寫了《勸進表》: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教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有文字為證，阮籍在客觀上永遠地投靠了司馬氏集團。說他是"狎客"行為也好，說他"懼死而畏勢”也罷,這些為政治所迫的權(quán)宜之計，就此造成了歷史的誤會。他想逃避政客,又想逃避眾人,可是，這條中間路線最終失敗了，他無法逃避歷史、命運的裁判。于是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在”終身履薄冰”的現(xiàn)實世界中根本無路可走！他只能在老、莊的人生境界中尋找、享受＂任自然"的無盡自由。為青白眼、哭鄰家女、醉酒吊唁、醉臥美婦側(cè).．．．。。在毫無動機的酒醉之后,他的本性自然地流露出來。這個酒醉的世界正是他所追尋的擺脫束縛、忘乎所以的境界。憑借酒,他可以達到內(nèi)心純粹的＂真”，以此來抵擋與社會、傳統(tǒng)相對抗而產(chǎn)生的人的深刻的自卑與無助.在"孝"的問題上,阮籍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這幾乎不近人情,然而他自有對母親表達感情的方式: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喝下去的酒全部都變成了血！越偽教，求真情,阮籍正身躬力行地實踐著禮教中的"孝＂。在這個酒醉的世界里,世俗的重負擺脫了，唯有一個的精神的存在,他才可以如此強烈而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在他們存在的世界中，處處充滿著矛盾：他們由于種種原因主動拋棄了傳統(tǒng)價值觀念，而他們所構(gòu)筑的精神世界又是與現(xiàn)實格格不入的美妙空想,并不能為戰(zhàn)勝扎根在內(nèi)心深處的傳統(tǒng)觀念、社會責任感提供足夠的力量和勇氣。于是,阮籍終生陷入了一種出與入、醒與醉的矛盾選擇的困惑、焦慮和痛苦的折磨之中，在生命的現(xiàn)實價值與超現(xiàn)實價值中躊躇、徘徊、掙扎、煎熬著。現(xiàn)實中的酒是偷生，酒醉之后才有真正的人生.3．竹林余酒在竹林七賢中,有一個專以飲酒著稱的名士就是劉伶。他甚至自己給自己封號為”天生劉伶,以酒為名＂⑦。劉伶著有《酒德頌》⑧，他在其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這就是說,他追求一種絕對的自由，反對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縛。《世說新語·任誕篇》記載：在竹林七賢中，有一個專以飲酒著稱的名士就是劉伶.他甚至自己給自己封號為"天生劉伶，以酒為名"⑦。劉伶著有《酒德頌》⑧，他在其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這就是說，他追求一種絕對的自由，反對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縛。《世說新語·任誕篇》記載: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衣服是一種束縛，肉身同樣是一種束縛.《名士傳》曰:（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劉伶愛酒是往死里愛,因為對現(xiàn)世的過分苛求，使他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價值寄托于純粹、潔凈、超現(xiàn)實的酒中，甚至不惜以死亡來保持生之純潔，這正體現(xiàn)了他對于自己生命的熱愛。他在酒醉之后達到了老、莊均齊生死的境界，飲酒，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一切后果都是老莊精神的物化.這幾乎成為竹林七賢的印記。《世說新語·任誕篇》載：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fù)用常杯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天地萬物與己同體，他們不顧一切地追求自然。然而人也同時在酒精的陶醉中變得麻木起來.酒越喝越多，放達的行為愈演愈烈。盡管如此,在竹林七賢的酒杯中還曾經(jīng)有某種遠離政治、不問功名的精神,遺世獨立、我行我素的人格。西晉之后，司馬氏的政治愈加殘酷，當初竹林七賢的成員，如山濤、王戎、向秀改變了志向。當他們的政治要求與社會地位相一致,志向與現(xiàn)實之間的人格沖突不復(fù)存在時，酒中寄托的另一種生命便逐漸死亡了。后來的名士雖然一樣縱酒放達、不拘禮法，但正所謂”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二、西晉1。政治的酒杯公元265年，司馬昭殺曹髦后不久終以陰謀得天下.由于政權(quán)的不合法性,司馬氏繼續(xù)著血腥的極權(quán)統(tǒng)治。晉武帝司馬炎死后，西晉王朝又先后出現(xiàn)了后黨專權(quán)、藩王跋扈,動亂紛起。文人士子前途無望，朝不保夕，他們多放棄了自己的獨立人格，紛紛依附司馬氏集團。飲酒不再與自身價值能否實現(xiàn)有關(guān)，而成為政治斗爭中自保的工具,體現(xiàn)著政治的智慧。《世說新語·任誕篇》載鴻臚卿孔群喜歡飲酒。丞相王導(dǎo)說:＂您沒看見酒家在瓿口蓋上布,日日月月讓它腐爛嗎?"孔群反駁道:＂您沒看見用酒浸淹的糟肉，才能更長久地保存嗎？”將一個人僅僅比喻成物質(zhì)意義上的糟肉,酒的意義已經(jīng)墮落到明哲保身。西晉統(tǒng)一后,一大批原來吳中的皇帝、大臣被俘虜?shù)铰尻?強迫為官。《世說新語·排調(diào)篇》載晉武帝司馬炎讓孫權(quán)的孫子孫皓,也就是東吳的末代皇帝,唱一首南方的歌。孫皓端起酒杯向司馬炎說道：”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這酒是麻醉劑,是忘情散,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世說新語·任誕篇》載：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好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如果說他嗜酒勝于愛名,那不過是表面的現(xiàn)象罷了!張季鷹原也是吳之大族,與司馬氏為官實在是迫不得已，＂當亂世，唯名為大忌"，他之飲酒，實為混世自保。張季鷹被齊王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fēng)起，借口思念吳中菰菜羹、臚魚膾,說：”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官數(shù)千里以要名爵?”于是,命駕便歸。后來,齊王冏在＂八王之亂”中慘敗，世人稱他有先見之明，不過是懂得在亂世中避禍自保。無論是異國的降臣還是本國的重臣，都應(yīng)該明白西晉亂世決定的酒的特殊意義,如果還以酒來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的話,結(jié)果只有死路一條.《世說新語·規(guī)箴篇》載: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后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云臺上坐，衛(wèi)瓘在側(cè),欲伸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帝后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齊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xué)，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妃由是怨瓘,后遂誅之。據(jù)史書記載,武帝在籌備納太子妃時,初選的對象是大臣衛(wèi)瓘之女，賈充的妻子郭槐賄賂楊皇后的左右,才聘了她的女兒，即后來的賈后,做了太子妃。可見，衛(wèi)、賈兩家是宿仇，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通過武帝爭奪一些權(quán)力。這樣敏感的問題衛(wèi)瓘自作聰明地拿酒來做掩飾,聰明反被聰明誤啊！以上便是西晉政治中現(xiàn)實意義上的酒。西晉王朝在司馬氏的勵精圖治之下，雖也有過短暫的統(tǒng)一，但由于權(quán)力爭斗過于激烈,盛世心態(tài)并未出現(xiàn),政治的酒杯中彌漫著廢然的氣息和處心積慮的辛苦,仿佛昭示著這個腐朽王朝的短命。2．世俗化的名士西晉建立以后,確立了以門閥制度為核心的世家大族統(tǒng)治特權(quán),占田、蔭客等經(jīng)濟上的特殊照顧,為世家大族的奢侈豪華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司馬氏集團的奢侈無度又開社會風(fēng)氣之先，士風(fēng)日益淪喪。《世說新語·汰侈篇》載: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西晉繼承漢代的九品中正制，勢庶界限分明。勢族憑地位和財富上的特權(quán)執(zhí)掌著他人的生殺大權(quán),酒在這里不僅是炫耀,更成為了邪惡的幫兇。另外一些西晉人向往著正始時的名士風(fēng)度,然而這對他們來說是難以實現(xiàn)的，因為他們既失去了精神上的領(lǐng)袖，又無法真正從政治的泥淖中抽身而出,他們就這樣在向往與難以實現(xiàn)中前行，在一次次的歧路上越走越遠。《世說新語·傷逝篇》載王戎為尚書令時,有一次路過和嵇康、阮籍喝過酒的酒家,便感慨道:"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遠則遠矣，《抱樸子外篇·刺驕篇》曰：”世人間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世，而慕學(xué)之。”為追求放達而放達，達不到老、莊的境界偏說達到了，往往顯得愚蠢、虛偽和做作，甚至弄巧成拙，真是西晉名士們的悲哀與不幸。《世說新語·雅量篇》載裴遐到人家作客,因沒及時飲酒而被人無禮拖倒在地，他回到座位上好象什么也沒發(fā)生。王衍問他："當時怎么能連臉色都不變？”他答道：”直是暗當故耳。”另外一個故事是說王衍曾囑托同族人辦事，那人卻一直沒辦。一次相遇飲酒，王衍借機問起此事,那人竟將果盤扔到他臉上，他也只好學(xué)著"直是暗當故耳”，洗干凈臉出門之后邊照鏡子邊對丞相王導(dǎo)說：＂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這種不打自招、環(huán)顧左右而言其它的態(tài)度不恰恰說明他心中很計較，沒有雅量而故意放達嗎？更有甚者,已將飲酒放達的舉動扭曲成一種庸俗不堪的丑態(tài)，也都是背離了自然去追求”自然”的變態(tài)結(jié)果。《世說新語·任誕篇》載了畢茂世的一段話：”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想想阮籍的飲酒是為達到超越現(xiàn)實生命中的痛苦，在精神上得到新生的無奈選擇，而這位的形象則是飲酒吃肉,完全是一副尋歡作樂的樣子,輕浮之極。史書載晉元帝太興末年畢茂世為吏部郎，曾經(jīng)因飲酒而廢職。某日晚，他酒醉之后竟然溜到別人家里偷酒，被綁了起來,天亮之后發(fā)現(xiàn)竟然是堂堂吏部大人!這樣一些既為政，又為名士的西晉人，將魏晉之際的放達單純地看作名士瀟灑的風(fēng)范，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繼續(xù)陶醉在縱酒放達的虛假解脫之中。西晉短暫統(tǒng)一后的滅亡,不能說和這樣的士風(fēng)毫無關(guān)系。總的說來，大部分的西晉士人入世太深，他們試圖將人格獨立和求取功名相融和而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酒或者是明哲保身的謊言，或者是縱欲放誕的幌子,造成他們外表瀟灑風(fēng)流而心靈上空虛世俗的雙重行為.三、東晉1。過江與飲酒經(jīng)過了八王之亂的西晉政權(quán)已經(jīng)處于風(fēng)雨飄搖之中,京城洛陽破敗不堪，饑困日甚.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乘機起兵離石,建國號漢。其子聰公元311年派劉曜率兵破洛陽，俘懷帝，西晉政權(quán)名存實亡.西晉王朝上下被迫棄家別土,蒼黃南奔,從此偏安江南一隅。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亂。公元3１７年,瑯玡王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建立了東晉政權(quán)，空間的大易位所帶來的孤獨感、政治上的挫敗感和文化因素上的心理失衡；以及北有強大外族軍事進逼，內(nèi)則立腳不穩(wěn)的現(xiàn)實政局，使酒中更傳達出一種惘然凄涼的消極情緒.《世說新語·言語篇》載：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fēng)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fù)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時日一長，元帝對于過江不再有什么特別的感觸，恢復(fù)了洛陽那種飲酒作樂的奢靡生活時,又是丞相王導(dǎo)流著眼淚勸諫，元帝大醉一場，從此專心朝政。正是王導(dǎo)使東晉頹廢的酒振作了起來。東晉的復(fù)興，高門士族功不可沒。２。斗爭的酒司馬氏在江南能夠重建政權(quán)，完全依靠的是僑、土高門士族的支持。東晉建國伊始高門大族就凌駕于皇權(quán)之上形成所謂”共天下＂的格局。王、庾、桓、謝這些大族，都相繼入朝作官,并牢牢地控制了司馬氏皇權(quán)。東晉皇權(quán)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他們，一方面又不得不警惕他們,于是在帝王與將相之間不斷進行著權(quán)力的較量,酒正是必不可少的掩飾和工具。《世說新語·方正篇》載明帝一次與大臣們飲酒，將醉非醉之際,問道：＂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尚書周仆射大聲答道："今雖同人主,復(fù)那得等于圣治！”十分不給面子，明帝大怒，差一點兒就殺了他,但最終還是以喝醉作為臺階而沒有殺他。《世說新語·豪爽篇》載: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乍一看,酒中充溢著建安式的建功立業(yè)的激情，但王敦是王導(dǎo)的堂哥,王導(dǎo)與元帝又是”同甘共苦，相與奮起于艱難顛沛之中＂,功名對王敦來說唾手可得,他的激情又是緣何而起呢？王敦酒后吟詠曹操的《龜雖壽》正是他以大族身份挑釁皇權(quán)的潛意識表現(xiàn)，也是他日后叛亂的前兆。王敦時任江州刺史，坐鎮(zhèn)武昌,握有重兵.公元３２2年,王敦攻入建康,掌握了東晉實權(quán)。公元32３年，明帝即位,任用溫嶠、庾亮策劃攻滅王敦。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dǎo)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于是下謝,帝乃釋然.溫嶠犯了錯誤還敢在皇帝面前要酒要肉公開叫板，就在于他對自己的政治資本十分了解:無論是從大族的角度來說，還是從他對于鎮(zhèn)壓王敦叛亂的重要作用來說,這酒都體現(xiàn)了他在政治上的身價。桓玄義興還后，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晚）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吏，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圣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不過，后來桓玄還是在征討司馬太傅父子的過程中殺掉了司馬元顯，控制了東晉的實權(quán),最終代晉自立.身為一國君主，明知臣子心存不忠，卻無能為力，反而以酒來緩和矛盾.君臣之爭,主動權(quán)竟是在臣子手中。東晉皇權(quán)的軟弱,正撩撥著門閥大族的權(quán)力欲，誰能輔佐皇帝，誰就能控制東晉的實權(quán)，因此，大族內(nèi)部的權(quán)、力之爭也異常激烈地進行著.《世說新語·忿狷篇》載:王大、王恭嘗俱在何仆射坐。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zhuǎn)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忽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預(yù)相殺.何仆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力之交，古人羞之.君子動口不動手,這種喝酒打架的方式實在不夠高明。而為了權(quán)力有人竟直接搬演了"鴻門宴"！《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誕、王導(dǎo)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quán)，謝安、王坦之所建也。”《世說新語·雅量篇》載:桓公伏甲設(shè)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zhuǎn)見于色；謝之寬容,愈表于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唐人劉禹錫在《烏衣巷》中提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謝安是與王導(dǎo)齊名的豪門大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太原王氏雖都曾顯赫一時，但實力上卻與王謝不可同日而語。與其說桓溫害怕謝安的曠遠,不如說他害怕曠遠后面的”家族背景"；而王坦之抑制不住地流露恐懼之色也正是因為缺少這種"家族背景"。東晉除要面對北方胡人的外患外,還要正視大族權(quán)力之爭的內(nèi)憂。各家族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能否保持相對平衡，成為決定東晉政局穩(wěn)定還是動亂,乃至動亂激烈程度的重要因素。在這些斗爭中，酒雖沒有直接出場，卻已經(jīng)將緊張氣氛渲染至了極點。３。雅致的酒東晉時的北方中國,正處于少數(shù)民族混戰(zhàn)，十六國割據(jù)的動蕩時期。中原名士紛紛南下,使得玄學(xué)在東晉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東晉人解決問題的方式比西晉少了許多血腥的色彩,這與玄學(xué)的興盛密切相關(guān)，一種全新的審美情趣,即＂雅＂出現(xiàn)了。士人的人生理想轉(zhuǎn)向追求寧靜、閑逸,追求一種脫俗的瀟灑風(fēng)神。正是魯迅所說：”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于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言語相尚,惟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故為疏放。＂這種風(fēng)度，全靠酒來襯托.《世說新語·雅量篇》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按照占卜的說法,長星出而王者死。孝武帝雖討厭它，但也頗能正視人的生死問題，這對一個整日聽慣"萬歲”的天子來說,心胸的確十分曠達。他的勸酒之舉，將丑惡的事物人性化，也是不多的雅趣。那一年,孝武沒有死,烈宗死了。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酒與雅難舍難分，雅而飲酒,酒助雅興.酒脫去了西晉血紅的罪衣，搖身一變?nèi)逖啪樱瑫r也形成了一種曲折、隱晦的風(fēng)格，在有求于人,甚至是拒絕別人的時候都可以借酒來追求"雅"的藝術(shù)效果，這樣既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又避免直言的尷尬。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yīng).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碗，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fù)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嘆曰："人自量，固為難.”如前所述，自永嘉南渡以來,士人們的心態(tài)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南北割據(jù)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追求安寧、平靜之風(fēng)盛起，使他們飲酒時不再消極躲避和刻意模仿,而是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酒所容納的情感飽和度雖不及魏晉之際，比之西晉,已算進步了很多。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無事、飲酒、清談玄說與佛理,成為名士們的一枚徽章。他們在高雅的談吐中走向內(nèi)心，回歸自我，為的是一種精神滿足，導(dǎo)致了這種風(fēng)氣的盛行。劉堪稱東晉飲酒名士的一個典范,他在酒醉之后還能說出十分有道理的清談，因而被簡文帝大加稱贊。他也因此更加無所顧忌。有一次他和王濛、桓溫一起到覆舟山游覽,喝醉之后竟然將腳架在了安西將軍桓溫的脖子上。他酒醉之后放達任性至此，實在是名士風(fēng)度的自然流露；而桓溫身為朝廷顯要，被一酒鬼戲弄卻仍能淡然處之,原因在于他也是一位崇尚飲酒、放達的名士。他和他的下屬關(guān)系融洽、自然,正因酒而體現(xiàn)。《世說新語·簡傲篇》載：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先粗經(jīng)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還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zhuǎn)無朝夕禮。桓舍入內(nèi),奕輒復(fù)隨去。后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有其主必有其從.這個嗜酒的"方外司馬"在處置犯法的老翁時，竟也"以醇酒罰之，乃之過醉，而猶未已”另外,《世說新語·術(shù)解篇》還記載著：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喝酒竟然從感性上升到了理性,又輕而易舉地混雜著一種政治的趣味，政客與名士的身份終于和諧于一身了.王、劉共在杭南，酣宴于恒子野家。謝鎮(zhèn)西往尚書墓還,葬后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譴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shè)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yù)卿事？"王嘆曰:”靈寶故自放達。”心想喝酒就喝酒，心想痛哭便痛哭，人自由了很多。從上面的舉例更可看出，上層社會人物皆重玄談，他們玄談而不廢時務(wù)，放達而不趨放誕，玄學(xué)與政治的密切相連，真正使名教與自然融合在了一起。4．美酒之魂酒,并非柴米油鹽那樣的一般生活物件，在超現(xiàn)實意義上，它寄托著飲酒者全部的思想與情感，甚至他們的靈魂.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fù)相親。＂形神相親是怎樣的一個境地?《莊子·達生篇》云: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jié)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