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對創造性人才成長的影響

隨著經濟學時代的到來，國家和社會迫切需要提高青少年的創新精神，創造許多創造性人才，這是推動21世紀各級教育改革的重要動力。然而,當談到創造力培養和創造性人才培育的時候,社會輿論包括部分學術界同仁時常會有一種認識,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少一種尊重和支持創新的創造性基因,并從而使得整個民族創造力在國際比較方面處于劣勢地位。這既是一種比較片面、簡單的認識,也是一種比較危險和有害的觀點。如果任由這種觀點無批判地傳播,就可能會誤導讀者對文化與創造力的關系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和創造性人才培養之間的關系產生完全錯誤的認識,并進而在培養中華民族創造力和創造性人才方面得出悲觀的結論:不徹底改變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徹底轉變我們的文化身份或文化認同,就不能培養和提升廣大青少年的創造力,不能造就大批創造性人才。本文擬就文化與創造力的關系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創造性因素進行概要論述。一、創造力與創造力“文化”的定義成百上千。從哲學角度來說,“文化”是與“自然”相對而言的,是人工的產物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慷慨地給予了人類許多的必需之物,但是卻不能給予人類一點點的文化。文化是人類創造力的表現與確證,是最愚笨的人類區別于最聰明的動物的標識。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的科學顧問歐文·拉茲洛(ErvinLaszlo)在《多種文化的星球》一書中所說,“文化是一個歷史進程:人類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化的創造物。就像語言和宗教或法律和藝術一樣,科學、技術和經濟基本上是文化現象,由社會在它們的歷史進程中創造,影響它們的進一步發展。文化是人類為了不斷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所有社會的和精神的、物質的和技術的價值的精華”。從這個角度來說,世界上根本找不出一種缺少創造性基因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并富于創造力的;所有的民族,都是富于創新精神并善于根據自然和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不斷進行創新的民族。這是我們關于文化與創造力關系的一個總看法和基本立場。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并富于創造力的,創造力也是以人類已經積累的文化為土壤的。離開了人類已經積累的豐厚文化,任何一個人,哪怕他是一個天才,恐怕都做不出任何創造性的行為來。從概念內涵上說,創造力就是主體——個人或組織——以獨特新穎、不同常規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問題可能是科學研究中的問題,也可能是社會管理中的問題,或者是藝術實踐中的問題。不管是哪一個領域的問題,不同領域的人們要想以獨特新穎、不同常規的方式去解決,不深入地了解該問題既往的歷史以及前人或他人已經采取的解決策略,不全面地了解解決該問題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或所許可的社會空間,肯定是辦不到的。達爾文晚年在談到自己的科學發現時說:“作為一個科學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決于種種復雜的思想品質和條件的。其中最為主要的是:熱愛科學;在長期思考任何問題方面,有無限的耐心;在觀察和收集事實資料方面,勤奮努力;還有相當好的創造發明本領和合理的想法。”達爾文所說的這些思想品質和條件,對科學的熱愛也好,思考的耐心也好,或者是合理的想法也好,無不是他從少年時代就努力學習、勤于觀察、善于思考的結果。離開了他的前輩包括他的同時代人在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等領域所取得的理智進步,達爾文肯定什么也發現不了,更不用說提出著名的物種起源學說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個體的創造力是人類已經積累的某方面文化財富在個體身上的增值;一個時代的創造力則是既往人類創造的文化財富在這個時代的增值。因此,無論是對于個體還是對于一個時代來說,創造力的獲得、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與繼承人類已經積累的文化財富是密不可分的。對于那些動輒輕視文化傳統(思想傳統、知識傳統、制度傳統等等)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能夠在面對復雜的現實問題時在某方面作出創造性的貢獻:二、文化本質上的人性善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要想從總體上概括它的基本特征確實有些困難,難免會犯厚此薄彼、掛一漏萬的毛病:這是任何一位論者在談論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特征時首先要自覺意識到的。因此,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學術界有多種多樣的看法也就可以理解,它們從不同的方面認識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彼此之間相互交織,互為補充和映照。當前,學術界包括教育學界多數人贊成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以儒家學說的基本主張來描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梁漱溟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倫理本位”“以道德代宗教”“缺乏集團生活”“無階級”“無革命”“早熟”等一些特征;張岱年先生則側重從“剛健自強”“厚德載物”“以德育代宗教”等方面闡釋中國傳統文化;任大援先生則著重講了傳統文化“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等一些方面。顧明遠先生在《中國教育的文化基礎》一書中則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為“天人協調”“自強不息”“貴和尚中”“矢志愛國”“敬老愛幼”“誠信待人”“勤勞節儉”“慎獨自愛”等八個方面,并認為“這些方面長期影響著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也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教育傳統。”因此,不了解這些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很難理解中國的教育傳統和現實。根據這些前輩大家們的論述,遵循儒家主干說的主張,加上自己學習傳統文化的粗淺體會,我把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為“天人合一”(本體論)、“人性本善”(人性論)、“民惟邦本”(政治論)、“居仁由義”(人生論)、“知恥自省”(良心論)、“貴中尚和”(方法論)、“自強維新”(發展論)等七個方面。這七個方面,有的繼承了上面各位前輩大家們的主張,像“天人合一”“貴中尚和”等。有的則與他們的概括在精神上相通,如“知恥自省”的提法與顧明遠先生所說的“慎獨自愛”其實是一致的,一個人只有做到了知恥,并不斷地自我反省,才能夠達到慎獨的境界,并具備自愛的品質。“自強維新”的提法與張岱年先生“剛健自強”的提法以及他有關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維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的則是新提出來的,像“人性本善”“民惟邦本”“居仁由義”等,需要稍微加以分析論證。“人性本善”能否作為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征?恐怕有人有不同意見。因為在儒家內部,關于人性論也有不同的主張。眾所周知的是,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董仲舒、韓愈、王陽明、朱熹等人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為什么要把人性善作為儒家人性論的代表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性論的特征呢?主要原因有四點:第一,在歷代儒家內部,接受性善說的還是主流、是多數;第二,就不同人性主張對社會和歷史生活的影響來說,性善說最為有力;第三,就性善說和性惡說的論證來說,性善說的論證在邏輯上最為嚴密,竊以為今天仍然有效;第四,就中外傳統文化中人性論的比較來說,性善說最具中國特色。基督教講“原罪”(性惡),佛教也認為人生來是“痛苦”的,儒家則強調性善。正是基于這四點考慮,我認為它可以作為儒家包括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標志性的理論主張和價值基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語出《尚書·五子之歌》,在現代政治哲學中被簡稱為“民本”,闡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國家和民眾關系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政治價值觀。《尚書·泰誓》中還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中的這些主張,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或體現。《左傳·襄公十四年》中也使用了這種論證邏輯:“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荀子·大略》中也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孟子則更加直接地表達為著名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能有人反對把“民惟邦本”作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理由是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從來都是“君惟邦本”的家天下,“民惟邦本”不過是皇帝及其官僚機構統治百姓的借口或粉飾而已。怎么樣看待這種政治思想和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兩者之中哪一個構成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文化傳統?關于這個問題,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先生有精辟論述,他說:“我國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統治之下,行民本主義之精神。此理想雖不能完全實現,然影響國民意識者既已甚深,故雖累經專制摧殘,而精神不能磨滅。歐美人睹中華民國猝然成立,輒疑為無源之水,非知言也。”從歷史上看,盡管秦朝之后歷朝歷代在政治上一直都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也不斷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形式反映到封建社會的政治現實中來并頑強地發揮影響現實的能力。歷史學家們和普通百姓都經常用民心之向背來解釋封建王朝之更迭。正如梁啟超先生上面所言,“民惟邦本”所體現的民本主義精神“雖累經專制摧殘,而精神不能磨滅”。鑒于此,同時考慮到“文化”一詞的應然向度,本文將其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加以認識。“居仁由義”語出《孟子·盡心上》,“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為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在孟子看來,一個稱得上“士”的人,所言所行都應該踐行孔子提倡的仁愛精神,體現道義的要求,并將此作為自己終身的志向(“尚志”)。在孟子時代,居仁由義還主要是對“士”——一種有別于公卿大夫、農工商賈等特殊社會群體的要求,孟子之后,居仁由義就逐漸為廣泛的社會階層所接受,成為指導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價值原則。與之相反,“不仁不義”之徒則為歷代所唾棄,雖匪盜之人也不能容忍。到了唐代,著名的古文運動發起人韓愈則奮不顧俗流,尊儒排佛,在《原道》中強調“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把居仁由義的生活詮釋為有道的生活,把仁與義認同為“道”本身,并在著名的《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命題,把傳“道”作為教師或教育的第一要務。憑借教育的力量,居仁由義的人生觀得以代代相傳,提供了中國人生活的基本倫理原則。三、創新意識—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力因素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創造力,具有多種激發人們創造力形成的因素。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和不斷發揮作用,才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地推陳出新、綿延不絕,形成一個又一個在世界上領先的發明或發現。反過來,中國過去在世界上一個又一個領先的發明或發現,又確證了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巨大創造力。正如李約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說:“中國的文獻、考古證據或圖畫見證,清楚地向我們顯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明與發現,確實一般而言,它們比歐洲類似的或引進的發明與發現領先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二項式系數排列,還是旋轉運動與直線運動相互轉換的標準方法,是最早的鐘表擒縱裝置,還是可鍛鑄鐵犁鏵,是地植物學與土壤學的開創,還是皮膚——內臟反射或天花痘苗接種的發現——不管你探究哪一項,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位居‘世界第一’。”遺憾的是,由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落后挨打,在許多人那里,傳統文化成了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替罪羊,屢遭詬病,更談不上正確認識它所蘊含的豐富創造性因素了。(這一點,就連R.坦普爾也感到遺憾和不解:“我們發現,我們周圍許多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的真正來源是中國。我們有些最偉大的成就,原來根本并不是成就,而只不過是借用。……認識到這些是很令人鼓舞的。我們對此極缺乏認識這一事實,或許是人類存在以來歷史愚昧的最突出事例之一。為什么我們會無視如此重大而明顯的真理呢?主要原因確實是中國人自己的忽視”。)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創造性因素首先表現在它是一種鼓勵創新、追求創新并勇于創新的文化。正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歷史證明,中華民族是具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是一個堅強不屈、不斷發展的民族。”人們可以從學理和經驗事實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特征。從學理上看,中國傳統文化是強調天人合一的,強調天道與人道的統一。這種統一有不同的表現,各家各派也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是哪家哪派,它們都承認天道與人道既有“常”(規律)的一面,也有“易”(變動)的一面。《易傳》中則直接把“易”看成是:‘常”,是萬事萬物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所謂“富有之為大業,日新之為盛德,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張岱年認為,后世學者,如孔孟、老莊、賈誼、張載、程朱、王陽明、戴震等人,“都承認變化是實在的,一切物質都是變化的,宇宙是一個如川的大流。西洋及印度的哲學家,有認為變動是虛幻者,在中國似乎沒有”。這種學理上對“易”的本體論層面上的認識,應用到社會生活和知識領域當中,則會直接導致對“維新”“革新”或“創新”的要求。因為惟有不斷地自強維新、革故鼎新或勇于創新,才能反映并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生活的要求。商湯的盤銘上說“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這種精神的反映。與此相關聯,在中國文化史上,無論是在知識領域,還是在廣泛社會生活領域,確實寫滿著自強維新、革故鼎新或勇于創新的故事,有的人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從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創造性的成果,引導著中國文化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更豐富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另一種創造性因素在于其獨特的方法論和思維方式上——貴中尚和。什么樣的方法論和思維方式才有利于創新?一種觀點認為,只有那種片面的思維方式才能夠把問題推向極端,才能夠打破常規,做出與眾不同或不同尋常的事情。與之相反,那種注重關系的整體思維則不利于創新。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片面的思維是否易于導致新的發現?這是不一定的。在通常的情況下,片面的思維只能導致對事物片面的理解,而片面的理解并不等于創新。如果那樣的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就會成為科學的慣常思維方式,因為形而上學就習慣于片面地、靜止地看待問題。大量的科學事實說明,真正的創造應該是博采各家之長的結果,是對已有的方案進行批判性檢驗的結果,是多樣綜合的結果,而不是盲目地自我崇拜、對一切簡單否定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強調貴中尚和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健康的創新文化,它有助于人們既尊重前人或他人的成果,又注重形成自己獨立的觀點和方案。這才是真正的創新,是推陳出新,是溫故知新,是革故鼎新,是綜合創新,而不是為創新而創新的文化獵奇。同時,貴中尚和的思維方式還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自由開放的品格。這種品格,也是文化創新的關鍵。縱觀人類文化的歷史,文化創新的鼎盛時期,都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激蕩的時期。沒有多樣文化的存在和相互交流,就沒有文化創新。正如《國語·鄭語》中所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不同事物之間彼此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聯結起來,使其取得平衡,就能產生新事物,也即“和實生物”。而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能是量的增加而不會產生質的變化,就不可能產生新事物,事物的發展就停止了。這種情形已被人類歷史上幾次創造力高峰的形成所證實。西方的古希臘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和科學革命時期,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唐宋時期以及清末民初,之所以創造紛呈,就在于各種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沖擊著原有的文化秩序,迫使其不斷地發生變革。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第三種創造性因素就是其正確的價值原則,它們為創造性行為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創造不是一種純粹的智力行為,而是基于對創造對象價值的深刻認識,是一種價值指引的行為。一個人要想成為一個有創造性成就的人,他/她必須具有正確的價值目標,并在創造過程中遵循正確的價值原則。這是理解人類所有創造性行為的重要視角。回顧人類文化的歷史,審視那些了不起的創造性貢獻,人們不難發現,激勵、支撐和引領無數創造性行為的決不是什么個人的蠅頭小利,而是出于對知識的熱愛、對社會責任的體認和對人類福祉的關切。中國傳統文化一貫強調的“民惟邦本”“居仁由義”“知恥自省”等一些特點以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知識態度,都可以為創造性人才的成長提供正確的價值原則。“民惟邦本”把人民的利益作為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就能夠激勵有志之士從事創造性的勞動。新中國建國后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中國科學技術領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創造性成就就生動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居仁由義”“知恥自省”的原則盡管是一般的人生哲學,但是應用到科學研究或豐富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卻依然可以對于人們的創造性行為產生價值約束作用,能夠幫助人們預防和杜絕創造性認識和實踐過程中弄虛作假、坑蒙拐騙以及其他違反科學倫理、生命倫理的事情發生。韓愈說的“文以載道”,老一輩學者所倡導的“板凳寧做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都表達了文章撰寫和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價值要求。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具有很強的創造力,卻沒有正確的價值原則,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進一步說,不以正確的價值觀念為指導,人們就不可能克服創造過程當中的種種困難,最后作出實際的創造性貢獻。最后,中國傳統文化崇尚獨立自主的人格,強調懷疑精神。這兩者都構成創造性人才的重要品質。獨立自主的人格是創新人才最重要的人格特征。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他們都反對過度的人生依附,強調形成一種自主的人格。在這方面,孟子等人有著系統的論述,把“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大丈夫氣概作為理想人格來追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孟子三句話的基礎上還增加了“美人不能動”一句。歷史上,有許多的仁人志士為了保持這種獨立的人格而甘愿犧牲自己的生命。當然,也有人認為,中國傳統的人格類型根本是依附性的而不是獨立性的,因而責備傳統文化。怎么樣來看待這種觀點?我們認為,依附性的人格類型不是傳統文化的主張,而是封建政治統治的需要。或者說,依附性并非是中國人的人格特征,而是封建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關系的產物。在依附性的社會關系背后,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生活中依然完好地保持著一份清醒的、獨立自主的判斷力。像孔子這樣的人,盡管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也不是把君臣、父子關系絕對化、等級化,一切強調發乎情、止于禮、曉以大義。如果君不君、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