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一、農業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的政策環境政府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是當今社會面臨的中心問題。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政府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必要途徑,是我國“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關系到農業發展、農村穩定、農民增收等重大問題。農業龍頭企業的開放式創新模式將產學研有機結合起來,是農業科技創新進程中最具活力的創新方式之一,在推動我國農業科技進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也獲得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對農業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以及政府的相關扶持政策展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然而,目前有關農業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的相關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而有關政府扶持方面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等方面的定性研究,對于政策執行效果以及如何選擇政策的實證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將以農業龍頭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政府扶持政策在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過程中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進而為政府制定農業科技政策提供參考。二、回顧和假設(一)開放式創新成為精神豐富的中小企業創新資源的新增長點開放式創新最早由Chesbrough于2003年提出,他認為有價值的創意可以從公司的外部和內部同時獲得,其商業化路徑可以從公司內部進行,也可以從公司外部進行。2006年Chesbrough和Crowther又進一步將開放式創新分為內向開放式創新和外向開放式創新,前者是指企業將外部有價值的創意、知識、技術整合到企業中來進行創新和商業化過程;后者是指企業將內部有價值的創意、知識、技術輸出到組織外部由其他組織進行商業化的過程。目前,有關開放式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內向開放式創新,即整合外部的創新資源到組織內部,而忽視了外向開放式創新。事實上,除了內向開放式創新之外,企業還可以向外部“釋放”或授權知識,即外向開放式創新。目前來看,有關外向開放式創新的研究遠遠少于內向開放式創新(Dahlander等,2010)。因此,本文將綜合考慮內向開放式創新和外向開放式創新與農業龍頭企業績效的關系,以彌補現有研究不足。Teece(1998)指出新經濟時代的特征之一是科技與科技間的不斷融合,善于整合內外部資源的企業將擁有更多的創新機會,也更具有優勢,而那些不善于利用外部知識的企業將處于競爭劣勢(Rosenberg等,1998)。以創新為主旨的開放式創新能夠促進組織動態能力的構建與發展,并能使這種動態能力保持持續更新(賀小剛等,2006)?？梢哉f,開放式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技術創新的趨勢,企業進行開放式創新是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以及科技創新加快的形式下解決內部創新資源不足的必然選擇。Rigby等(2002)認為在開放式創新環境下組織從外部引進創意和技術可以強化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同時還能促使企業協同配置內外部創新資源,整合價值鏈的上下游企業,與競爭對手共同制定行業標準,獲取外部豐富的創意來源,產生新的商業模式,從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齊艷,2007)。Benjamin(2004)發現開放式創新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企業創新績效。開放的商業模式可以使組織的運行更加高效,創造和獲得更多的價值(王鵬飛,2010)。AndersMeiton指出,新經濟背景下,企業不僅要迎合用戶的需求,還要降低研發成本,開放式創新使企業從外部獲取創意,節省了研發時間,降低了研發成本和創新風險,從而有利于獲得較高的創新績效(Chesbrough,2003)。這一觀點得到了余芳珍等(2007)的證實,開放式創新活動提供多種創新源、縮短創新周期、降低創新風險成本,從而提高創新成功率。陳鈺芬等(2009)在對209家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調查研究后發現,開放式創新可以幫助企業快速獲取市場信息資源和技術資源,彌補企業內部創新資源的不足,進而提高創新績效。Lichtenthaler等(2007)發現實施以出售或授權技術為主要形式的外向開放式創新可以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通過外向開放式創新企業可以提高自己聲譽并且優化組織間的網絡。Laursen等(2006)則發現開放度與創新績效之間呈倒U型的曲線關系。開放式創新本質上是一種商業驅使的現象,它對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意義(PatrickVock,2008)。如今,開放式創新不僅在高新技術產業得到了較快發展,在其他產業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這種創新模式不僅有利于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還在尋求市場增長、增加銷售收入、研發新產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Chesbrough等,200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始終重視農業的科技創新,農業龍頭企業作為農業科技創新的重要承接單位,承擔著大量的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發、轉化和產業化工作。近年來我國農業龍頭企業成長較快,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不斷增加,不少企業采用“龍頭企業+基地+高?！钡拈_放式創新模式,既有效利用了企業的資金、基地等資源,又充分發揮了科研院所的科研優勢,實現了外部創新資源與企業內部運營能力的有效整合。同時,農業龍頭企業也將對自己沒有價值的技術轉讓給其他企業,實現了農業科學技術價值的最大化。農業科技創新成果提高了現有農產品的技術含量,使龍頭企業開發出更多適銷對路的產品,不僅提高了企業競爭力,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和農村的繁榮穩定,還有利于實現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實現工業、農業、服務業的協調平衡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可以說,農業龍頭企業依靠科技創新不僅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由此,提出假設:H1a~b:內向開放式創新、外向開放式創新與農業龍頭企業的經濟績效正相關。H2a~b:內向開放式創新、外向開放式創新與農業龍頭企業的社會績效正相關。(二)農業科技創新政策單玉麗(2004)認為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應建立以政府宏觀調控為主導,各創新主體網絡化連接、良性互動、適應市場經濟規律和農業科技創新國際化趨勢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同時,由于農業科技創新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而農業科技創新領域存在市場失靈,政府必須擔負起扶持農業科技發展的責任,充當制度供給者、環境營造者和主要投資者的角色。當前,財稅金融支持不夠、投入機制和激勵機制尚未健全已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科技發展的重要原因(柏振忠,2009;孫進群,2010)。陳建偉(2010)認為政策是最重要、最有效地促進農業科技創新的手段,政府可以通過建立知識產權、財政、稅收及金融等方面制度,激勵農業科技創新主體充分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對農業科技資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政府的相關政策對于引導和促進農業龍頭企業的技術創新合作、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加快企業的科技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張付安,2012)。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專門激勵農業科技創新的政策,如早期的“星火計劃”、“豐收計劃”和近幾年的“跨越計劃”、“科技入戶計劃”、“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方案”、“農業科技研究計劃”、“神農中華農業科技獎”及“農業科技發展‘十二五’規劃”等。這些政策對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提升農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以推進農業科技創新為目標的財政投入機制建立了政府為主體、社會投資為補充的多渠道投入體制,不斷拓寬農業科技經費的投入渠道,為農業科技創新提供了基本的投入保障。此外,足夠的金融支持和知識產權保護也是農業科技創新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嚴四容,2008)。2006年農業部科教司和農業產業化辦公室的抽樣調查結果已經顯示,農業龍頭企業在我國農業科技創新中已成為重要力量。農業龍頭企業通過創辦自主研發機構、不斷增加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規模、加強產學研合作、建立原料生產基地等方式,促進了科研資源的有效利用,加速了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進程,提高了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普及率和轉化率,為建設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提升農業科技創新整體實力做出了重要貢獻(苑鵬等,2008)。因此,政府扶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政策效應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農業龍頭企業的科技創新過程中。莫鳴等(2004)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特點指出農業科技創新政策的基本組成要素為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農業技術市場政策、人才政策、土地政策、風險投資政策、國際交流與合作政策等八個方面。在對主要農業龍頭企業負責人訪談的基礎上,筆者發現現階段政府對農業龍頭企業科技創新扶持政策主要體現在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知識產權政策三個方面,因此本文將重點考察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知識產權政策對農業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其績效關系之間發揮的調節作用。由此,提出假設:H3a~c:政府政策(財稅、金融、知識產權政策)對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H4a~c:政府政策(財稅、金融、知識產權政策)對龍頭企業外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H5a~c:政府政策(財稅、金融、知識產權政策)對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H6a~c:政府政策(財稅、金融、知識產權政策)對龍頭企業外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三、研究設計(一)投資回采時的第1階段平衡期數據收集包括兩個階段:預調研階段(2012年7月)和正式調研階段(2012年8月至2013年2月)。預調研在北京的2家農業龍頭企業進行,對核心管理者進行訪談并發放問卷,剔除不合適的題項,完善研究結構和問卷設計。正式調研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安徽、內蒙古等地的農業龍頭企業,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198份,有效回收率為66%。(二)變量測量1.農龍頭企業績效(1)經濟績效。目前國內外用來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大致分為兩大類:財務類指標和非財務類指標。財務類指標主要包括每股收益率、資產回報率、股票價格、銷售利潤率等,非財務類指標主要包括市場占有率、相對市場占有率、公司形象、市場競爭力、顧客的增長等。由于本次調研的部分農業龍頭企業尚未上市,財務類指標相對不夠透明,因此,本文將在借鑒相關文獻的基礎上使用非財務類指標來衡量農業龍頭企業的績效,主要包括市場占有率、投資回報率、銷售利潤率的主觀評價。(2)社會績效。企業社會績效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效果,韓福明(2009)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積累社會資本。因此,本文用企業社會資本來衡量社會績效。2.反向開放式創新目前關于開放式創新的研究較為成熟,如Laursen等(2006)用與供應商、客戶、科研機構等合作伙伴的合作測量了開放式創新;陳鈺芬等(2008)用企業從外部創新源獲取信息的頻率測量了開放式創新;Lichtenthaler(2008)開發了較為全面的外向開放式創新問卷。此外,Granovctter(1973)、Walter等(2006)、Lichtenthaler等(2007)、陳學光(2008)、Dahlander等(2010)都對開放式創新進行了測度,其中,Dahlander等(2010)明確區分并定義了內向開放式創新和外向開放式創新。根據內向開放式創新過程中是否存在經濟交易,Dahlander等(2010)認為內向開放式創新可以分為整合和獲取,整合就是從外部環境中購買或者整合技術和專利,獲取是指從外部知識源免費獲得相關創新信息和知識。外向開放式創新是指企業向外部“釋放”、授權或者出售知識和信息。Dahlander等(2010)將外向開放式創新分為免費釋放和出售或者授權知識。3.調研問卷的設計MarkDodgson等(1996)對科技創新政策進行了系統分析,總結出了12項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工具。國內也有大批學者對科技創新政策進行了廣泛研究,如程華(2001)、李放(2002)、尹洪娟等(2003)、武立永(2009)、董紅肖等(2010)、談應權等(2010)、吳喜梅(2012),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農業龍頭企業技術創新的特點設計了本次調研問卷。4.控制變量處理企業的規模、企業發展的生命周期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和政府扶持情況,為了不影響研究結果,以上變量均作為控制變量處理。本次調查問卷所有問項均采用Likert7分量表,要求農業龍頭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填寫,問卷詳見表1。四、綜合征分析與缺陷試驗(一)量表的信效度本文利用AMOS7.0軟件對198份有效問卷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NFI=0.916、GFI=0.912、RMSEA=0.061,說明模型擬合較好。在本研究中,各個建構的Cronbachα系數和綜合信度系數均大于0.7,符合Nunnally(1978)關于探索性研究的內部一致性要求,表明量表的信度較高。在收斂效度上,幾乎所有測量條目的因子載荷都大于0.6,符合Hair等(1992)建議的門檻值0.5。在判別效度上,各變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關系,符合Fornell等(1981)的要求,表明判別效度較好,詳見表2。(二)回歸分析與缺陷試驗本研究運用層次回歸法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分析結果見表3。1.開放式創新與龍頭企業績效模型1和模型3是龍頭企業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分別對控制變量和直接效應做回歸,由表3可見,內向開放式創新和外向開放式創新與龍頭企業經濟績效、社會績效均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H1a~b、H2a~b得到驗證。2.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經濟績效關系的調節效應本文根據Baron等(1986)、溫忠麟等(2005)所建議的程序來檢驗調節效應。首先,為防止多重共線性,將自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控制解釋變量(包括控制變量和自變量),檢驗因變量對交互效應的回歸系數是否顯著,如果顯著表明有調節作用,否則沒有調節作用。模型1和模型3已經分別對控制變量和直接效應做了回歸,模型2和模型4分別加入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互動因子(開放式創新和政府政策的乘積項)。與模型1相比,模型2中的R2增加了2.7%(p<0.05),說明在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中存在著某種調節效應。由模型2得知,在內向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經濟績效關系中,政府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具有正向調節作用,而知識產權政策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在外向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經濟績效關系中,政府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具有負向調節作用,而知識產權政策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因此,H3a、H3b、H4c得到驗證,H3c、H4a、H4b未得到驗證。同理,與模型3相比,模型4中的R2增加了2.5%(p<0.05),說明在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之間的關系中存在著某種調節效應。由模型4得知,在內向開放式創新與龍頭企業社會績效關系中,政府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具有負向調節作用,而知識產權政策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在外向開放式創新與龍頭企業社會績效關系中,政府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知識產權政策均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因此,H5c、H6a、H6b、H6c得到驗證,H5a、H5b未得到驗證。五、付款時(一)龍頭企業創新與知識產權政策的調節作用首先,研究結論驗證了開放式創新與農業龍頭企業的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進一步,內向開放式創新對農業龍頭企業經濟績效的影響更為強烈,而外向開放式創新對農業龍頭企業社會績效的影響更大。這一結論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理解:一方面,龍頭企業通過與外部創新伙伴合作,從外部獲取技術的創新效率可能比自己關起門來閉門造車更高更快;另一方面,龍頭企業通過出售或授權轉讓自主研發的新技術會使社會相關公眾對其做出較高的評價,從而使顧客越來越信任其產品,使利益相關者對其發展越來越有信心,這一點在創新型社會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農業龍頭企業應具備戰略眼光,高瞻遠矚,在企業的技術創新過程中,不僅要加強與相關創新伙伴的合作,還應有意識地培養和壯大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逐步提高外向開放式創新在企業技術創新中的比例,從而實現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的雙豐收。其次,政府政策在龍頭企業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關系之間的調節作用因企業的創新模式不同而呈現不同效應。在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關系方面,本文驗證了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正向調節作用,而知識產權的正向調節作用不顯著;在龍頭企業外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經濟績效關系方面,本文驗證了知識產權政策的正向調節作用,而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正向調節作用不顯著。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方面,龍頭企業采用內向開放式創新模式時,政府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信貸支持等方面政策將大大有利于企業與外部創新伙伴合作,從外部獲取技術信息和技術知識,也能夠獲得積極的經濟績效,同時,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可能需要企業付出高昂的費用和成本來獲取相關技術信息,因此對其經濟績效的正向調節作用不顯著。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應放松農業科技的知識產權保護,恰恰相反,在今后的農業科技發展過程中,政府在加大對農業企業的財稅、金融扶持的同時,還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不僅有利于保護農業科技單位的利益、激勵相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還有利于營造良好的農業科技創新氛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另一方面,龍頭企業采用外向開放式創新模式時,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正向調節作用反而不顯著,而知識產權政策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龍頭企業如果能夠獲得來自政府方面足夠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信貸支持,將會降低自主研發的積極性,轉而從外部購買技術,因而,過多的財稅和信貸支持對龍頭企業的外向開放式技術創新反而有礙,相反,嚴格的知識產權政策會激勵企業加強自身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外向開放式創新能力,從而提升企業競爭力和經濟績效。最后,政府政策在龍頭企業外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關系之間發揮重要的正向調節作用。在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關系之間,只有知識產權政策發揮正向調節作用,而在龍頭企業外向開放式創新與其社會績效關系之間,政府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知識產權政策均發揮正向調節作用。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第一,龍頭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可能對從外部獲取技術知識的內向開放式創新模式評價不高,加之政府的財稅扶持和信貸支持,可能會導致公眾對內向開放式創新型龍頭企業更加不看好不信任,因此,在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模式下公眾對企業給予了較低的評價和期望。第二,相比于龍頭企業內向開放式創新在公眾當中所遭受的冷遇,盡管同樣享受了政府的稅收優惠、財政補貼、信貸支持等方面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