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斷代專書研究的方法和方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與何樂石、楊克定、馮春田等同志合作研究了中國歷史。這十年中,在語言學界一些專家和眾多讀者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下,在山東教育出版社的大力幫助下,經過大家齊心協力,先后出版了《先秦漢語研究》(1982年)、《兩漢漢語研究》(1984年)、《魏晉南北朝漢語研究》(1988年)、《隋唐五代漢語研究》(1990年)。還將要奉獻給讀者的是第五集,也是最后一集——《宋元明漢語研究》。在這項工作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對漢語史斷代專書研究的方法,作一小結和探討也許是有意義的。在《兩漢漢語研究》后記中,我曾講到,收入各部論集的文章雖然各自獨立成篇,學術觀點也不盡一致,但按照斷代、專書、專題研究的要求,卻采取了大體相似的研究方法,即:盇.解剖“麻雀”,由點窺面;Ⅱ.歷史比較,鑒別異同;Ⅲ.分門別類,靜態描寫;Ⅳ.定量分析,從數求質。現在看來,上述概括雖然不完全準確,但大體反映了我們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基本研究方法。下面,就從四個方面加以討論。根據調查研究的對象進行專書語料的選擇漢語史斷代專書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確定斷代,選好專書。確定斷代,是從漢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橫切一刀,選定一個橫斷面。這同漢語史的分期不是一回事,但是進行斷代研究無疑有助于漢語史的科學分期。選好專書,是從每個橫斷面——通常都包括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代,選擇適當的漢語書面語料。是否“適當”,需要看三個條件:第一、要看口述或著作某部專書的作者是否屬于該斷代,這需要作一番專書及其作者的辯偽的工作。例如《尚書》一書,經考證只有《大誥》等十三篇屬西周作品,其余為后人擬作,則不能選為研究西周語言的依據。第二、要看專書的語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該斷代的口語,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因為有書面記載以來的整個漢語史都是口語和文言并存的歷史,只有接近或反映口語的書面語言才能比較真實地記錄漢語的歷史面貌。例如,東漢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立足于“疾虛妄”、“求實誠”的進步主張,提倡“文字與言同趨”,“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乃至“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以力求達到“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賭”,因此其語言雖經作者書面加工,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口語面貌,選擇《論衡》作為專書研究對象是適當的。第三、要看專書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備相當的語言容量。篇幅太小,不足于對詞匯、語言、語音各要素進行描寫和分析,則不宜確定為專書研究的語料。如明代劉基撰《誠意伯文集》,卷首收錄了朱元璋召見劉基子劉仲璟的口語談話,按前兩項標準衡量卻無問題,但因其份量有限,則不宜確定為專書研究的對象。根據上述要求,我們把漢語發展的歷史劃分為五個斷代,每個斷代選擇了部分專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必須說明,我們選擇的專書只是比較有代表性的部分著作。事實上各斷代都有大量可供研究的專書語料。例如,先秦時期有:《尚書》(西周作品部分)、《詩經》、《楚辭》、《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茍子》、《左傳》、《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兩漢時期有:《史記》、《論衡》、樂府民歌以及近年出土的西漢帛書等。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抱樸子》、《世說新語》、《搜神記》、《搜神后記》、《百喻經》以及部分東漢佛經譯文等。隋唐五代時期有:敦煌變文、敦煌曲子詞、禪宗語錄、《祖堂集》以及部分唐詩(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等詩人的詩詞)等。宋元明時期有:宋元話本(包括《大宋宣和遺事》、《金相平話》五種、《古今小說》),宋儒語錄(包括《朱子語類》),部分宋詞(包括蘇軾、黃庭堅、晁補之、辛棄疾等詞人的詞作),蒙譯漢著作(包括《元朝秘史》、《元典章》),元曲(包括《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及明人臧懋循編《元曲選》),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會話書(包括《老乞大》、《樸事通》)以及長篇小說《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專書研究的一個形象的說法是“解剖麻雀”,意思是對每部專書作窮盡式的研究,從一個一個的典型來觀察某一個時代的語言面貌。正如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據對一部書全面研究而得出的結論,當然要比只根據若干例句作出的結論更有價值。將這些專書的語言現象弄清楚了,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面貌就有了比較具體的了解。再把各個歷史時期聯系起來,就能比較全面地(而不是片斷地)比較清晰地(而不是模糊地)勾畫出漢語歷史發展的輪廓。1983年3月,我應邀出席了全國語言學科規劃會議。與會同志在討論漢語史研究現狀時指出,漢語史的研究,過去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基礎研究做得很不夠。要在漢語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必須對歷史上的許多重要著作從語言學角度做比較詳盡的研究,寫出專書詞典或專書語法。專書詞典應包括全部詞匯。專書語法應包括全部句型。這里說的專書研究要包括“全部詞匯”、“全部句型”,指的就是窮盡式的研究。當然,所謂“窮盡式”也是相對的,它既包括專書詞典的全部詞匯,專書語法的全部句型,也包括某一詞匯、語法、語音現象在專書中的詳盡情況?？傊?要從基礎工作上下笨功夫。二、聯合式的深層語義構成專門研究最基礎的工作是對漢語進行共時靜態描寫。只有描寫得具體、全面,結論才比較可靠,揭示規律才能夠深入。靜態描寫要求具體、全面,當然不是隨隨便便、雜亂無章、自然主義的描寫,而是要在理論指導下,經過分析和綜合,分門別類,進行科學描寫。對語料分門別類,是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求過程。分門別類的結果,就把語料區別為具有一定從屬關系的不同層次的大小類別,從中可反映出各種語言現象的本質區別和內在聯系。分門別類要以語言現象的本質的內在的屬性為標準,決不是以非本質的外部特征為依據。這需要作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提煉才能做到。如何樂士在《<左傳>的單句和復句初探》一文中,把單句按謂語的性質分為動詞謂語句、名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數詞謂語句、副詞(或助動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等六種單句句型。每種句型又按謂語構成情況的復雜程度分成若干小類。動詞謂語句是單句中謂語構成最復雜的句型,文章按動詞的作用和以動詞為中心的內部結構分為十二個小類。其中有的小類,如“‘介賓’·動式”,在“介賓短語作狀語”小節中,把“介賓”分為“‘於’·賓”“‘以’·賓”、“‘與’·賓”、“‘自’·賓”、“‘為’·賓”、“‘及”·賓”“‘從’·賓”、“‘由’·賓”、“‘因’·賓”、“‘用·賓”、“‘當’·賓”、“‘循’·賓”,“‘代’·賓”、“‘逮’·賓”等十四種情況,并對每類介賓短語的作用和每個介詞通常所帶的賓語作了細致的分析。讀了以后,不僅覺得描寫細致,而且還有一定的層次感。分門別類要科學,必須有一定理論指導。事例從觀察得,理論從事實來。正確的理論會引導你善于觀察和發現事實。我在討論《論衡》、《世說新語》和敦煌變文的復音詞時,運用了現代語義學的理論和義位、義素分析的方法。對此,有的評論文章給予了基本肯定的評述,茲摘取其中的一段:“程湘清《<論衡>中聯合式復音詞的語義構成》在確立構詞模式基礎上對聯合式復音詞‘深層’進行語義分析。根據聯合式中‘由基本詞匯中的單音詞同一般詞匯中的單音詞聯合構成’的兩個語素貢獻的意義份量的差異,從語義上劃分出不平等聯合的類型,并將音位學的區別性特征原理運用于義素分析,從語義的微觀層次闡明了不平等的根源。例如在‘糠皮’‘皮膚’聯合詞中,基本詞‘皮’和一般詞‘糠’‘膚’的義素構成分別如下:顯而易見,‘糠’和‘膚’的義素都可囊括在‘皮’的義位中,合成詞后‘糠’和‘膚’一方面同‘皮’的相同義素融合,組成新的語義結構,另一方面排斥了‘皮’義位中與已相悖的義素,規定、制約了‘皮’的義位,‘從而顯示出既是聯合又是不平等的等點’?！稑嫵伞方沂玖寺摵显~內部隱含的語義差別,闡明了聯合式深層語義關系的辯證統一:互相融合,彼此制約。這就對目前一般認為聯合式中并列成分是等量齊觀的看法進行了重大的修正;并且還從基本詞匯角度說明構詞活動性(能產性)特征對擴大聯合構詞法造詞功用的影響。基本詞多義位的特征使得‘每個義位史比較和動態分析。都有可能同一般詞的相同相近義位構成不平等聯合詞’,這說明兩漢時期聯合式構詞法比前期有發展,這是此期聯合式復音詞大量出現的原因之一。《構成》的缺點是沒有進一步注意到這種語義不平等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可向偏正式語義關系演化,從而揭示語義同構詞法間存在內在的制約轉化關系,但其不滿足對詞匯表面形式的分類、描寫,設法透過結構描寫去揭示隱藏在現象背后的錯綜關系,力圖把構詞法研究和語義研究結合起來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膘o態描寫其所以要科學、全面,是由語言本身是一個系統決定的。王力先生指出:“普通語言學還有這樣一個原理:語言的歷史發展也是系統的。從一個時代變到另一個時代,是一個新的系統代替一個舊的系統。它不是零零碎碎地變的。所以我們研究語言史決不能零打碎敲。必須對整個語言系統進行全面的審查?！边@也是我們在進行共時靜態描寫時的重要指導原則之一。例如我們在研究專書詞匯時,不著重在一詞一義的詮釋上,而是把詞匯作為一個系統,從結構、意詞義、性、語序乃至修辭等諸方面進行綜合研究。只有一個時代一個時代、一本書一本書地從多方向描寫整個詞匯的面貌,才能摸索出漢語詞匯發展的特點和脈落。三、漢語的歷史比較“靜態的研究對漢語史來說,是必經的階段,但是單靠靜態的研究并不能達到建立漢語史的目的?！边€必須抓住某一斷代的漢語某一現象,上探源,下溯流,作縱向的歷史比較和動態分析。這里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靜態和動態的關系問題。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世界萬物都處在不停的運動之中,運動停止了,事物也就消失了。語言也不例外。但由于語言的發展取漸變方式,從某一個斷代看似乎是靜而不動的,即呈相對靜態;實際上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交際活動的需要,又無時不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即呈絕對動態。我們研究漢語史的時候,一方面要把靜態描寫作為基礎,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靜態體系作為僵死的東西,既要向古代追上去,也要向現代追下來,進行歷史的動態的縱向比較。通過比較不同時期漢語現象的異同,來把握漢語的歷史發展。在我們的斷代專書研究中,何樂士特別注意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在研究《史記》語法時同《左傳》比較;在研究《世說新語》語法時同《史記》比較;在研究變文語法時同《世說新語》比較;在研究元曲語法時同變文比較。在《<史記>語法特點研究》一文中,她的具體做法是:一方面,把《史記》中記載史實與《左傳》相同的部分跟《左傳》進行對照,從司馬遷的古今對譯和引文變化中找出《史記》語法的一些特點;同時對《史記》的全部篇章進行調查分析,盡力找出全書在語法上的主要特征。下面將作者比較《左》《史》異同的做法摘舉幾例:(一)共時、年、月間關系的考察。第20頁經過比較研究和全面分析,作者對《史記的語法特點得出以下結論:(一)句子成分進一步完備。(二)名詞短語這個局部明顯發達,不僅數量增加,結構也更加復雜。(三)名詞的修飾語更為豐富。(四)動詞謂語在各類謂語中占壓倒優勢,這一特點從《左》到《史》保持不變,但復雜謂語的百分比由《左》的39%上升為《史》的60%,動詞謂語更加復雜化。(五)狀語更為生動多樣,介賓狀語大量出現。(六)介賓補語減少,無介詞補語增多。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程度補語發展迅速。(七)虛詞的分工趨于明確,用法逐步規范。(八)如果說并列式、連動式的發展,兼語式的滋生,“介賓”作狀語的句式之增加等現象,反映了句子結構的擴展,而由連動、并列結構變化為動補式,則表示了句子結構的簡縮。這種縮減,實際上是把動作行為及其結果在一個簡化的動詞結構中體現出來,包含著復雜的語法關系,是在高一級水平上的簡化。正是句子結構的擴展與簡縮的矛盾斗爭,推動著句子的發展。對于這種用嚴密的方法把不同時期的共時態進行比較的工作,有的評論文章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許國璋先生在評介何樂士這篇文章時熱情洋溢地稱贊說:“這一工作具有普通語言學的意義,因為它和本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的一項主張(把共時的語言態弄清楚了,歷時的語言史才能寫好)不約而同。不僅如此,它已經得出有意思的結論:‘由以上各點可以看出,《史記》語法較之《左傳》有重大的發展變化,它們各有自己的顯著特色。因而在漢語史分期的問題上,我們初步考慮,先秦與兩漢似應劃分為兩個時期?！簿褪钦f,過去的分期顯得不夠精確了。本書可以說是近時漢語語言學界較多地注意斷代研究的一個例證。”我們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斷代專書研究,不但將一個共時態同上一個時代對比,而且注意向下溯流,主要是同現代漢語對比。如《<論衡>復音詞研究》一文中,就把《論衡》中流傳至今的1275個復音詞從詞義、詞形、詞性各方面進行了追蹤調查,探討了詞義方面由單義向多義、由具體到抽象,詞性方面由動詞到名詞,詞形方面由不穩定到比較穩定的歷史演變規律,同時闡明了兩漢時期的復音詞對豐富、發展漢語詞匯的重要作用和在詞匯史上的重要地位。四、聯合式和偏正式“產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在現代科學中運用數學的程度已成為衡量一門科學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在斷代專書研究中,我們還在采用數學方法方面進行了嘗試。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統計方法,二是提煉形式化的數學模式。運用統計方法,就是從大量的觀察為基礎,通過數量統計總體,揭示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性。這是因為構成統計總體的許多個體存在著共同的質的規定性,只有經過大量統計方能使個別的偶然性抵銷,使集體的必然性顯現出來,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大致的發展趨向。例如,對《論衡》中九種結構形式的復音詞,我們基本上是按照數量統計來觀察和分析其發展趨向的。這就是:(一)九種結構形式的復音詞,可歸納為語音造詞和語法造詞兩大類。據統計,語法造詞數共計2199個,占全書總詞數的95.61%;語音造詞共計101個,只占4.39%。這表明語法造詞已經占了絕對優勢。(二)語法造詞中運用詞序方式造詞數共計2136,占語法造詞數的97.14%;運用虛詞方式造詞數共計63個,只占語法造詞數的2.86%。這說明語法造詞中又以詞序方式造詞為大宗。(三)運用詞序方式造詞的五種結構復音詞,其發展也是很不平衡的:聯合式1404個,占詞序造詞數的67.24%;偏正式517個,占詞序造詞數的24.76%,而補充式101個,支配式52個,表述式14個,三種合計167個,只占詞序造詞數的8%。(四)在聯合式和偏正式中,先秦與兩漢的“產量”對比發生了向對立面的轉化。在《論語》中聯合式復音詞共計60個,占總復音詞數的32.8%,占詞序造詞數的45.1%;偏正式復音詞共計67個,占總復音詞數的36.6%,占詞序造詞數的50.3%。在《論衡》中聯合復音詞共計1404個,分別占總復音詞和詞序造詞數的61%和67.2%;詞正式復音詞共計517個,分別占總復音詞數和詞序造詞數的22.5%和24.8%。這說明,進入兩漢以后,聯合式同偏正式的地位發生了質的變化。聯合式復音詞的大量出現,是同上古漢語詞匯意義的發展、演進有直接關系的。因為聯合式復音詞兩個語素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既有彼此融合的一面,這就是說復音詞的詞義決不是兩個單音語素意義的簡單相加;又有相互制約的一面,即把雙方的意義制約在一定義位上。而語言的發展,既要求詞義的豐富性、多樣性,又要求表達的單一性、明確性。為解決這一矛盾,在單音詞義不斷發展、豐富的基礎上,能夠使語義表達更為單純明確而且容量更大、更能滿足交際需要的聯合式復音詞大量出現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何樂士的語法研究更常常運用數量統計的方法來說明問題。例如《<左傳>的單句和復句初探》一文僅就否定句中代詞賓語的前置和后置就作了幾項統計和比較。其中一項統計是:文章通過統計和分析得出結論:《左傳》否定句還是以賓語前置占優勢,并且糾正說,周光午先生在《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見《中國語文》雜志社編《語法論集》第三集)一文中說先秦時期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基本上是后置占優勢,是不盡符合《左傳》的實際情況的。但另一方面,賓語后置的比例確實比較大,占否定總數的37.4%,有人說后置賓語僅占極少數的比例(《馬氏文通》卷四:“有弗辭而代字不先置……僅見也”),更與《左傳》的實情相背。不經過細致的計量,是很難就學術界的不同爭議作出判斷的。又如《從<史記>和<世說新語>的比較看<世說新語>的語法特點》一文,作者統計出《世說新語》的復句共2755個,又從《史記》第八冊不加選擇地取2755個復句,對雙方所含謂語讀(分句)的多少作了分類統計和對比。見下表:統計表明,《世說新語》的二謂語讀復句比《史記》有所減少,但三謂語讀以上復句均有增加。從而得出結論:兩書相比,在句法結構上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句子(主要是復句)所含謂語讀數量的擴展。馮春田《魏晉南北朝時期某些語法問題探究》一文中為證明“為……所……”式是“為……”式的發展,對先秦、漢代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11部專書作了統計。結果是:《論語》、《莊子》、《墨子》、《管子》未見“為……所……”式被動句?！盾髯印酚小盀椤笔奖粍泳?例?！俄n非子》有“為……”式被動句32例,“為……所……”式被動句僅1例。《論衡》有“為……”式被動句8例,“為……所……”式被動句卻有67例之多。《三國志》全書“為……所……”式共出現249例,“為……”式僅出現19例;該書裴松之注“為……所……”式共出現282例,而“為……”式僅出現15例。《搜神記》“為……所……”式有35例,“為……”式只有3例?！妒勒f新語》未見“為……”式被動句,而“為……所……”式共有32例;該書劉孝標注“為……”式有13例,“為……所……”式則有127例。《百喻經》“為……”式只有6例,“為……所……”式則有34例。從中得出“為……所……”式萌芽于戰國后期、習用于東漢以后的結論。張鴻魁《<世說新語>并列結構的字序》一文對《世說新語》中1611個雙字并列結構的字序作了統計,發現符合調序規則的正序結構共1000條,占62%;同調結構433條,占17%;這兩部分均屬不違背調序規則者,共433條,占89%。違反調序規則的逆序結構只有178條,占11%。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并列結構的字序主要由字調決定,調序規則是客觀存在。運用數學方法進行專書研究,除了上述計量方式,還采用提煉類似數學模型和公式的方式。即運用一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