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過程》讀書報告胡偉，1964年生，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政治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習，1989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從事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任復旦大學政治與行政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2000年9月轉任上海交通大學任教。著有《政百篇。主編“政治學名著譯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政治與公共事務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起）以及“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起）等系列叢書。胡偉博士在本書中把政治生活視為一連串的與政府決策相關的實際行動和運作過程。在大量的實證材料的基礎上，對現實中的中國政府活動進行觀察、描述和歸納以及案例分析。作者重點關注于政府的功能活動，把國家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執行的，在這一過程中權力是如何運作的，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而考察了當代中國政府過程的結構和當代中國政府過程的功能。本書中作者重點對決策和執行兩個方面的基本政府功能發表見解，已表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通過對實證材料的分析，歸納、擺明自己的看法。將主觀性和客觀性結合起來，是本書更加鮮明、深刻，具有很強的理論深度。本書中作者在一些文字描述后不時的穿插著一些圖表，化復雜為簡單。這讓我們能夠快速地、清楚地明白個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層次之間的構關系。結作者在本書的寫作中注重把政府的功能活動和其結構關系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而不是單純的注重政府功能。《政府過程》致力于用辯證的觀點把過程與結構統一起來進行分析，并采用經驗的方法，對事實進行陳述，通過事實歸納出一定的結論。由此《政府過程》所涉及的研究領域自然是政治學的動態層面。《政府的過程》從宏觀上對中國的政府進行動態和經驗的研究，為人們了解和把握中國政府過程提供了一個總的分析框架，并在對中國政府和政治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上產生了一定的突破。但本書所運用的經驗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不準確性。1.部分學者立足于利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注重對于社會階層分化的研究，試圖從對于社會利益分化的分析中理解現實的政治集團間的利益沖突。2.部分學者更多著重于從研究方法的意義上考察政府過程。他們把政府過程看作是政治系統履行其政治職能的一個動態的運作過程。3.部分學者將政府過程與結構—功能分析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是基于對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層面。六.在《政府過程》一書中，胡偉教授認為，政府過程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反面的含義。廣義的政府過程是指在特定的正值共同體中獲取和運用政府權力的全部活動。因此，政府過程幾乎是政治過程的同義語。狹義的政府過程是指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具體的研究領域或是政治學研究的一種方法。作為一個具體的研究領域，政府過程是指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等功能活動以及政府各權力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運作過程的一個動態過程。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政府過程是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中強調政治制度和正式結構而言的，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中的靜態方法，政治過程更強調政治角色與集團間的相互關系與動態過程，賦予了政治學研究以動態的特征。政府過程與政策過程，政治過程的辨析。政策過程是政府為履行其特定的職能而進行的一系列決策活動的總稱，是對決策行為的一種動態過程分析。相對與政策過程而言，政府過程有著更為廣泛的內涵。政府過程不僅包括政府決策機制的運作，而且還包括許多其他的政府運作過程，如政府自身的更替、公職選舉以及政府間關系等。政治過程于政府過程二者均屬于過程分析，且兩者所研究的對象都包括政府、政黨和利益集團等組織的活動以及對各種影響政府運行機制的因素進行動態分析。但政府過程更加強調以政府的運行活動為中心進行研究，而政治過程則除了政府運行外，還強調其他影響因素，如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大眾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政治社會化等過程。由此可見，政治過程比政府過程具有更加廣泛的內涵。《政府過程》這本書有著很強的理論性和實際性，因此它需要我們必須靜下心來慢慢的閱讀。不僅如此，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在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了解中國政府過程的分析框架后，我們應對中國政府的現狀及其在決策和執行等方面須得出自己的見解和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第五章中，胡偉提出當代中國的決策者是共產黨領導的權力精英，而國家的重大決策權只限于領袖及黨的領導核心手中，社會力量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極弱，因而中國的決策模式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決策，決策過程基本取決與權力精英的作用，特別是深受人格化精英的影響。當代中國的決策過程具有有序性和無序性的特征。但當代中國的多數決策過程有序性是不完全的，只是遵循了決策程序和規則的某些方面。而由于大量的決策沒有或很難按照程序進行操作，而且大多數的決策就有程序的一面，也有非程序的一面。這就使得決策過程處于相當無序的狀態，主要表現為決策的非程序化和決策的非連續性。了解了當代中國政府的精英決策，讓我想到了現在討論的很熱的民主決策。從現實中可以看出，精英決策與民主決策是有一定矛盾性的。就我國而言，由于我國監督機制不完善，政府在制定決策時民主化程度不高。首先，決策者與民眾的信息溝通渠道有限，民眾參與決策的程度很低。比如我們一年到頭很難見到有哪位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來到身邊，向我們了解情況，群眾上訪難于青天等現象。其次，決策集團中的民主化程度也不高，許多事情幾乎都是領導一把手的專斷決定。雖然近幾年兩會作用和地位正逐漸提高，但大多時候人大會議還是形同虛設。民間戲言“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精英之間的制衡以及公民對精英的制約，力求避免或減弱精英決策專斷的趨勢，保護社會主義決策民主。其次，建立與完善各種力量參與決策的渠道。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名額分配制度有利于吸納各個領域的人士。最后，我認為制度化的投票和選舉則是公民影響政府決策的最有效的途徑。隨著公民參政意識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國家可以提供更多的平臺與民眾交流。像溫總理定期與網民對話就是個很好的范例。將精英決策與民主決策聯系起來，使決策極具有民主性，又科學賦有效率。從第六章我們可以了解到，當代中國政府執行的主體結構是黨政組織機構。強大的黨政系統是政府執行的基本力量。胡偉認為，總的來說無論是黨的組織，還是政府的行政組織，其政府執行總的來說是強有力的，這正是當代中國公共行政達到空前的深度和廣度的原因之一。但由于黨政行政結構的同時存在，行政功能就不僅取決于某一組織結構的作為，而必然受制于黨政之間行政權力整合程度的高低。而黨政組織機構這一主體結構也形成了黨政雙軌行政結構—功能系統。這使我國的政府執行也面臨一定的障礙和問題。當代中國的黨政行政雙軌結構—功能系統所產生的主要問題，是行政上的機構重疊和職能交錯。這導致了行政機構不良和行政功能紊亂以及政府行政系統條塊交錯，使政府行政效率不高，不利于行政統一。從隨后胡偉對中國當代政府的官僚模式和動員模式闡述中，可以看出導致我國政府執行力不足的原因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大致可概括為政令不暢、地方規則勝過中央政策、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政府人員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缺乏溝通和一些公務員的隱形不作為。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有政府職能部門執行政府政策的力度不夠；行政體制自身的問題；行政人員中普遍存在的執行責任心不強，執行意識淡薄；腐敗行為阻礙了政府執行力的建設。因此，我們需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黨政分開。像胡偉說的那樣促使政治分權與行政集權，而非政治集權與行政分權。而行政改革首先是要轉變政府的職能，使之從經濟政府轉向秩序政府。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其主要作用是維持社會秩序，保證市場正常運轉，其次是要確立有限政府的觀念，即承認政府的權力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