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錢荒問題的研究摘要：從中唐到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經濟發展一直被“錢荒”困擾。宋代的“錢荒”是歷代“錢荒”中最嚴重的，其產生的原因包括政府賦稅政策的變化、商品經濟的發展、鑄造銅錢利潤低下、銅產量不足、貯藏金屬貨幣；銅錢流失周邊各族和海外以及政府的財政支出等。引起宋代“錢荒”的多方面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對貨幣的需求數額，于是宋朝對銅錢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由于銅錢的供給不平衡，“錢荒”的爆發最終無法規避。而紙幣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銅錢短缺這一矛盾。關鍵詞：貨幣；宋代；錢荒、乙、▲一、前言“錢荒”即貨幣量在流通中不能滿足商品交易需要而產生的短缺現象。“錢荒”現象最早出現在唐代，直到宋朝，“錢荒”問題日趨嚴重，這不但引起了時人的關注，更是后世學者不斷研究的對象。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北宋時期的“錢荒”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二、“錢荒”問題的提出和由來錢荒是唐宋商品經濟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據喬幼梅先生的研究，“錢荒”問題最早產生于唐中葉，當時士大夫多表述為“錢重物輕”或“錢少物多”。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7）劉秩提出“物之貴賤”與“錢之輕重”的關系，涉及當時通貨不足的問題。到唐德宗實行兩稅法之后，“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越來越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歷經五代割據時期，持續到兩宋，錢荒問題一直是存在的，北宋的歐陽修明確提出“錢荒”這一術語，此后“錢荒”之聲更是不絕于耳。“錢重物輕”這一征象，歷經五代直至北宋初年太祖太宗時代，都一直存在。又由于其間很少鑄造新錢，“錢荒”問題更趨嚴重，錢荒一時發展成為君臣關注、朝野議論的重大問題，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政府雖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根本解決問題。三、“錢荒”的原因概述（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政府賦稅政策的變化誘發“錢荒”。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對貨幣的供應量增大，因此，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對銅錢的需求，但由于銅錢的供給不平衡和流通領域的滯后，導致“錢荒”。當時宋代國內錢幣的使用是地方性的，各地方使用的錢幣禁止離境。與此同時，由于銅和銀又可以用來制造民用工藝品，大量金屬幣被銷熔用來制造工藝品，從而形成錢荒。北宋前期，賦稅主要是以實物征收為主，貨幣征收次之，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的適用范圍日益增大，錢的用途更加廣泛，將征收實物稅轉變為征收錢稅的“折變”之風盛行。王安石在變法之前曾說：“方今田桑之家，時尤不可得者，錢也”，但在他推行免役法和青苗法后，政府的納稅方式由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百姓對貨幣的需求量大增，進一步加劇了民間錢荒的局面。劉森所著《論北宋的錢荒》中指出，免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錢荒：“按免役法規定，原來‘當役人戶’，要交納免役錢，原不承擔差役者，要交納助役錢。此外，按免役、助役錢額，還要增收二分以備‘水旱欠閣’的免役寬剩錢。據此，畿縣中等之家，一年要出役錢三貫，而按北宋最高年鑄（銅）幣量506萬貫算，平均每人一年僅占203文，遠遠不足以交納役錢。免役法實行后至元豐七年（1084年），征收額較熙寧時增加了三分之一，達18729300貫。因此，免役法把原來的力役變成了錢役，所以，在當時便有“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之說。雖然青苗法當時是一種惠民政策，但在社會底層普遍缺錢的情況下，所征收的錢稅，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同時大量農產品涌入市場，商品交換中的貨幣需求量增大，也容易造成“錢荒”。（二）窯藏金屬貨幣引發“錢荒”。貨幣不僅具有流通職能，還具有貯藏職能。在商品經濟不繁榮的情況下，錢幣往往會被貯藏起來，離開流通領域。北宋貨幣的貯藏情況十分普遍。貯藏貨幣的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在他們看來儲存的錢幣越多，代表擁有的財富也就越多。史載：“京城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算？”大量的銅錢被作為財富積累的象征沉淀下來，不能流通于市場，窯藏金屬貨幣越多，市場上流通的錢幣就越少，長此以往，最終會引發“錢荒”喬幼梅在論及官僚商人聚斂錢幣會加劇錢荒時說：“人們還不能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來獲取利潤，往往僅僅滿足于蓄藏而不是增殖。在古代封建社會，天子是最大的財主，他們所擁有的蓄藏貨幣必然也是最多的。宋神宗曾在其晚年把他的財富展示給真宗看，并說：“善保此足以”。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國庫的存錢量卻是驚人的，至于南宋政府的存錢數量到底是多少，已經無法考證。窯藏的錢銀多，市場上所流通的貨幣自然會出現短缺的現象，繼而引發錢荒。（三）鑄幣量低且流失嚴重使錢幣供不應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我國古代的金屬貨幣鑄幣材料主要是銅，但是銅在中國產量較低，因此鑄造錢幣的原料會出現不足的情況。此外，封建社會一脈相承的重本抑末政策，嚴重制約了中國工礦業的進步，導致我國工礦和手工業技術長期處于固步自封的局面。銅產量變少，而貨幣需求量強大，并且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銅器與鑄造錢幣發生沖突。宋朝政府為解決鑄錢原料不足的情況，常實施銅禁和搜刮銅器政策。同時，宋代作為我國整個封建社會中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時期，其海外貿易的繁榮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其中之一即致使大量銅錢流失海外。（四）貨幣制度和財政制度不善加劇“錢荒”。立國初期，宋朝的統治者就非常重視銅幣的鍛造，經過數代的不懈努力，銅幣的鑄造量得以持續增加。據學者估計，截至北宋末的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政府鍛造的銅幣數量已累計到了26204萬貫。如此巨大的銅幣量，并非是在鑄造出來之后即刻進入商品流通領域的，而是首先作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流進了國庫。大部分新生產出的銅錢，都必須先運送到京師，收入直屬皇帝的內藏庫，再由內藏庫分撥一部分給三司所領的左藏庫，之后才能在市場上流通。宋仁宗時期（1049—1054年）設立的廣東韶州永通監，在北宋中后時期成為產量最大的銅幣鑄造基地。而后又在惠州附近設立了阜民監。宋神宗時期，阜民、永通二監的年均產量定額均高達80萬貫，此外又增鑄30萬貫。這些鑄幣也都運輸到京城，納入內藏庫。如此，國家財政的貨幣性支出，幾乎成了這些新增銅幣唯一的投放渠道。事實上，不僅是新增銅幣，就連在市場上流通的，被政府通過財政納入回籠的貨幣，亦只有依靠財政開支才能重新流入市場。宋代中期以后，官吏的數量居高不下，導致官費支出加重了宋朝財政危機。宋咸平四年，“裁汰諸路冗吏十九萬五千余人”，袁一堂認為：“‘給賜過優’客觀上部分阻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