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后中美日關系的變化

冷戰結束后，中日關系的變化與美日關系的發展密切相關。從中美日三角關系在冷戰后的摸索歷程看,三對雙邊關系呈現出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也相互促進的作用,從而共同主宰著亞太國家關系的發展。盡管在是否存在及能否形成三角關系的問題上,國內學者存在爭論,但不容否認的是在全球化與地區化發展過程中,中、美、日三國各自戰略的選擇、雙邊關系發展的態勢、對地區和全球性問題的態度,直接影響著整個地區結構的轉型。特別是“9·11”以后國際形勢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安全威脅性質和各國的安全觀念,對國家間合作提出了新的問題。因此,對亞太各國來說,如何處理傳統威脅和應對新威脅是迫切需要做出調整的問題。但“9·11”后的國際沖突表明,并非是新威脅使傳統威脅的合法性喪失,合作也并不排除對立和矛盾。因此,國家間關系的發展呈現出多面性、多方向、多目標的特點,既合作又對抗的態勢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只是在對抗的程度、方式與合作的領域、范圍上,各國都進行相應的調整。冷戰結束以及“9·11”后中、美、日關系的發展就直接體現了這樣的變化。一、美日關系的戰略轉向2005年美日制定了新的共同戰略目標,將“臺海形勢”明確作為日美進行戰略合作的對象。2004年日本新防衛計劃大綱也明確將應對“中國威脅”作為日本強化國防、實施安全戰略的標的。在非傳統威脅成為世界性難題的今天,美日明確的戰略目標似乎有悖國際潮流,但如果從冷戰后10多年的美日同盟關系發展歷程看,這只不過是由“含糊表述”向“清晰的目標”發展的必然歸宿,是沒有共同的戰略威脅、且缺乏深厚共同戰略利益基礎的美日同盟關系在冷戰后論爭、發展、強化的必然的結果。“中國威脅論”既成為美日強化同盟的向心力,也成為美日間相互制衡、討價還價的某種具有潛在效用的“資本”。而美日對中國戰略目標的明確化并不意味著這個“資本”的消失,而是美日開始以一種更新型的關系為戰后雙邊關系的爭執劃上了休止符,雙方在各自變化的國家戰略基礎上開始摸索全球性、世界性的同盟關系。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提高,使中國在整個地區和世界的影響力急速上升,對美日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美日在經濟、能源、安全合作上的空間不斷增大的同時,也使美日同盟的傳統戰略安排呈現出諸多的弊病。特別是全球化的發展,既對美日傳統的同盟關系提供了轉型的機遇,也對其提出了挑戰。雙方在充分認識到國際環境變化的同時,也認識到“模糊的威脅觀念”已經使美日的離心傾向加強,因此,美日出于不同的戰略目的,各自利用對“中國威脅論”的宣揚,進行雙邊戰略的調整。對于美國來說,冷戰后美國存在一種失去日本或即將面對日本挑戰的危機。20世紀90年代前駐日大使阿馬科斯特明確地指出日本可能會面對三種選擇:堅持日美同盟、與別的大國結盟、采取獨立自主的政策。對于美國來說,除日本強化同盟的選擇外,美國都必須做出前所未有的戰略轉向,而日本國內政治的發展以及安全方面的論爭更加劇了美國的這種擔心。而美國國內“日本威脅論”、“敲打·封鎖日本論”也推波助瀾。美日曾一度站在了戰略性抉擇的十字路口。對于美國來說,日本的作用并不僅僅限于安全領域,它同時對美國經濟以及在整個的亞太利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此,解決雙邊經貿摩擦與解決安全利益、觀念的沖突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因此,“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悄然興起,逐漸取代了“日本威脅論”,顯現出美國的戰略意圖。此后“朝鮮核威脅論”也在美國流行,更使“日本威脅論”轉化成“日本被威脅論”,日美需要合作觀念被進一步強化。從冷戰后的10多年間美日關系的態勢看,美日安全關系的再確認、新合作指針的制定,以及日本國內相關法律的通過等,盡管每每提及對中國的“憂慮”,但并沒有成為具體化、明文化的目標。這時期,起作用的是“朝鮮核威脅”,對日本來說,核威脅的現實性、緊迫性以及非確定性使它成為日本防衛安全政策轉型最直接、最可信、最有力的借口。而美國在90年代朝核問題上的戰略用心,似乎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對美國來說,美日同盟關系發展變化的程度并沒有同美國戰略變化目標相適應。90年代以后美國開始改變傳統的同盟戰略,逐漸強調同盟國的合作能力?！?·11”以后更將“威脅基礎戰略”轉變成“能力基礎戰略”。因此對日施加壓力的目標、方向也更具體、更有針對性。雖然美日修改了聯合作戰合作方針,但在美國看來日本最大的阻礙因素是其國內體制,因此,美國的“東亞戰略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等都明確地對日本繼續加強對美協調提出了新的要求。而1997年和2000年的兩個“阿米蒂奇報告”更對日本建立有事相關法制、提升防衛廳地位、修改日本憲法、進行必要的經濟結構改革以及更大范圍地向海外派兵協同美國作戰作為具體性的指標。對于美國的壓力,日本盡管不得不考慮,但在美國看來日本人疑慮重重、難以琢磨,更鮮見行動。因此,在小布什上臺后,直接將中美關系定位于“戰略競爭敵手“的位置,公開表明克林頓時期去亞洲而避開日本的做法將不復重演,更將美日關系向美英關系提升作為戰略性目標。而此后日本國內有事法制的制定、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的通過、以及向阿富汗、伊拉克派兵等,更顯現出“回報”美國“知遇之恩”的勢頭。布什政府更希望在2006年小泉下臺之前,將美日共同戰略進一步清晰化、明確化,希望繼1996年后再次制定美日安保體制的新宣言,目前雙方正在進行積極的努力。對日本來說,冷戰后國際環境的變化,使日本在依附美國和獨立自主安全政策的選擇之間曾一度出現了兩難的選擇。日美同盟關系不論從傳統還是現實看,對日本的作用即便在冷戰后時代也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國內政治的變化,使獨立自主的獨自外交作為解決安全困境的手段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問題是如何在依附、依賴與自主、獨立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從10多年的發展狀況看,日本在亞太地區經濟、貿易、市場方面同美國存在非常激烈的競爭關系;而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國保護的同時,又希望改變傳統的非平等性、非相互性的安全地位問題,希望實現“沒有美軍駐扎”的安全保障。因此,“中國威脅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并非是同美國的論調相同的。其最主要的擔心在于中國的迅速發展與日本經濟蕭條間產生的心理偏差。同時,“中國威脅論”還是日本對克林頓政權積極推動的美中接近,美中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一種回應,試圖以此牽制美中關系過于親近的發展。因此,日本的“中國威脅論”在時間上同美國的輿論有一定時間差。再次,中國威脅論還是日本為進行國內安全政策調整而采取的一種政策上的攻勢。在美日安全保障體制的再確認、防衛指針的再修改、周邊事態法案的制定、有事法制的議論中,中國因素都起到了立論與佐證的作用。對于強大中國的擔心和對卷入美國發動戰爭危險的擔憂同時存在,日本既利用中國的威脅牽制美國對華政策,也利用順應美國的要求進行大規模、大幅度的安全政策、防衛戰略調整;既通過中日關系的發展抵消美國的過分要求,還利用美國的要求來為其政策的調整尋求國內國際的理解和支持。應該說,日本對于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存在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認為美國的主宰曾是日本獲取安全和經濟利益最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謀求同美國建立三極或多極共治的世界體制。既想依靠美國的支持,又想顯現出獨立自主的獨特地位和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而此后的實踐表明,日本逐漸認識到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美國的單極霸權體制會持續、強化,美國不會為日本的霸權設想乃至共治目標留有余地。現實主義的思考逐漸取代曾經勢頭強勁的理想主義主張,霸權穩定的認識和后霸權體制日本的作用成為日本制定對外戰略的依據。美國原駐日大使阿瑪科斯特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認為,由于日本經濟的低迷和來自朝鮮的威脅不斷增大,日本在外交上的選擇逐漸變窄,同美國的盟友關系的加強成為一種選擇?！?·11”后日本逐步強化自己在安全、防衛能力的同時,積極適應美國的能力要求,推動駐日美軍的結構性調整、強化自衛隊與美軍的聯合演習與作戰、并通過對美靈活支援法案等,在謀求國家戰略轉型的同時,將對美協調放置在首要的地位,為美國霸權服務,以此繼續謀求日本的國家利益。因此,“9·11”以后,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中將“中國威脅”明確化,將戰略行動具體化,體現了美日關系在走向世界的目標中實現了階段性的一致,今后美日將通過強化雙邊同盟關系使中國因素對美日的離心作用降到最低點,將中國問題上美日共同利益的合作擴大到極限,其中,既包括合作也將包括聯合制衡。二、美國在地區安全上的立場冷戰后中日關系的發展呈現出非常復雜的局面。經濟領域,雙方各有所需,合作空間非常廣闊,雙邊貿易額已突破1800億美元,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特別是在建立同東盟的經濟關系、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目標上,盡管存在分歧但整體形勢呈現出積極勢頭;而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雙邊的關系卻非常緊張,雖然在解決朝核問題、推動地區安全框架的形成方面中日有某些共同的要求,但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海洋開發、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雙方的對立和沖突使得首腦會晤、高層互訪呈現出非常冷落的局面。美國因素對中日關系的影響除美日共同利用“中國威脅論”強化同盟戰略的因素外,對中日兩國在亞太地區整體態勢的構筑也有很大影響。對于美國來說,中國是發展迅速、逐漸強大的國家,日本是傳統盟國逐漸摸索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過渡的國家,兩個國家對美國都非常重要。追求單極體制的美國對東亞摸索中的地區多邊安全框架存有戒心,對于單獨一個地區強國或國家集團主宰這個地區存在戒心,更對拋開美國的地區安全設想存在戒心。美國力圖恢復東亞的勢力均衡體制,對由東盟主導的東盟地區論壇(ARF)并不持積極的態度,對于中國在這個地區的作用保持著警惕,對于日本強化建立地區多邊安全結構的動向保持著高度的重視。美國不希望任何的地區多邊安全形式成為削弱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作用以及削弱與一些國家雙邊同盟的合法性、有效性因素,在出臺的許多戰略報告中都一再強調,以美國為首的雙邊同盟結構是地區安全結構的基礎,任何的多邊安全框架只能成為雙邊安全結構的一種補充,而不是一種替代。對于美國來說,它更希望冷戰后的中日關系維系某種既合作又斗爭的、競爭大于合作的局面,從而使中日都把向美國示好作為爭取優勢的手段,從而使美國介入其中。在中日政治矛盾、歷史問題的爭執以及領土糾紛方面,美國盡管表現出某些擔憂,但從近年來日本在亞洲同俄、韓、中產生普遍性的矛盾與對立的態勢看,美國只是擔心日本會在亞洲走向孤立化,而保持審慎的觀望態度,采取某種游離其外的策略。對于美國來說,“以中制日”和“以日制中”是兩個相互權衡混合利用的策略,最終使美國既維持傳統的同盟關系,也保持著對新伙伴的某種靈活的選擇。美國對亞太進行的經濟合作,特別是建立地區性的經濟組織以及建立某種共同體的動向反應審慎。以亞太經合組織為平臺,美國保持著對亞太地區經濟事務及發展進程的適度參與,對于建立類似于馬哈蒂爾提出的亞洲經合組織持非常明確的否定態度。近年來,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發展迅速,“10+3”和兩個“10+1”的發展,有利地推動了地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中日韓FTA、以及日本與新加坡、印尼等組建的各種FTA形式的自由貿易投資形式,對地區內國家間經濟的統合起到了推動作用。這同美國主張建立的“扇形模式”有很大的差異,且地區經濟合作的強化、自由貿易地帶的建立,使建立某種“地區安全共同體”的問題提上日程,從而使美國擔心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下降。因此,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對中日韓及東盟聯合推進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發表意見時稱:“如果美國同地區各國間的雙邊關系不會在任何方面遭到破壞,(美國)將會保留自由加入的權利”。這是美國政府首次就東亞地區一體化發表正式見解,從中可以看出,美國并不希望東亞一體化使其影響力遭到削弱。鮑威爾指出,亞太地區已經存在了有美國參與其中的東盟地區論壇及亞太經合組織等地區合作組織,因此他表示:“可以理解尋求其他框架的理由”,但“關于這種必要性仍然難以認同”,此外他還強調,反對“削弱美國同其亞洲盟友之間牢固關系的推進方式”?？傊?美國由于是當今世界的霸權國家,它對中日關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維系全球霸權的意圖,也有消除挑戰國野心的意圖;既有建立地區安全框架,主導地區安全、威脅認識的意圖,也有維持、發展、變革傳統同盟關系,使同盟更具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的意圖;既有政治的意圖,也有經濟與安全的意圖,還有某種文化、文明方面的意圖;既可能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性安排,也包含某種以能力為基礎的靈活性的策略選擇。對于中日關系來說,美國的影響既是直接的,也有間接的,但在目前時代看,更多的是相互的,這使得中、美、日關系的構筑和互動在冷戰后的分量大大加重,從而直接左右著地區形勢發展的方向。三、日俄戰爭期日本的國家戰略轉型冷戰后的日本面臨國際與國內體制變動的雙重壓力,國家發展方向的問題至今仍是非常模糊的。盡管從90年代以來,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已經事實上成為一個主要的戰略性目標,但“普通國家”的具體形式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謎。向政治大國進軍、爭取相應的國際地位、發揮相應的國際作用,似乎是日本政治的流行語。但具體為達到這樣的目的日本會采取何種手段、通過何種途徑實現的問題仍然值得研究。目前日本經濟的結構性改革正在進行,恢復日本經濟、增強國家實力似乎并沒有引發大范圍的論爭,而在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方面卻充滿疑義。按照日本學者對國家戰略歷史發展周期的分析,從1985年開始的日本戰后的第二個階段國家塑造正在進行之中,到2025年可能會發生新的轉變。在這階段中日本處于這樣的一個態勢,前階段日本是由困難的環境中解脫,成為世界性的強國,但在完成目標后卻失去了方向。目前日本國家戰略的混亂以及國家戰略的發展方向引起了人們對其重導覆轍的憂慮。按照公平文俊的分析,日本戰略的發展趨勢呈現出交替的“上升——下降”的周期性循環的特性。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的階段和冷戰的階段,日本處于戰略的上升期,同世界整體發展態勢呈現協調態勢,而日俄戰爭到日本戰敗的階段明顯處于下降期,呈衰落與對外擴張態勢。冷戰后的日本需要新的國家目標這是毫無爭議的,日本不可能再只追求經濟利益,而需要對世界做出貢獻,這也是毫無爭議的,但問題是什么樣的目標、怎樣的貢獻。從日本的普通國家戰略實施的狀況看,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同亞洲國家的矛盾、在領土問題上同周邊國家的糾紛、在國際政治上同大國的地位競爭,似乎顯現了某種日漸步入孤立化的傾向。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的年度報告指出,對日本而言,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均為其競爭對手,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并沒有其他保持同盟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同美國的盟友關系的增強正是由于日本缺乏其他盟友所致。中美關系中的日本因素除了安全、經濟方面因素外,最大問題是日本將來在亞洲、世界扮演何種角色,推動地區和平還是破壞地區穩定的問題。對美國來說,日本是成為支持國家還是成為霸權的挑戰國,是成為朋友還是成為敵手的問題,是需要戰略性考慮的問題。而對中國來說,日本的走向對中國國家安全和地區安全、對于曾經經歷的歷史和正在譜寫的歷史,都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如何規制日本的極端化、如何引導日本將國際和平與國家發展結合起來考慮,在追求私利與謀建地區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尋求平衡,不再重蹈戰前覆轍,成為一個真正負責的國際大國,是中美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戰略中一直存在某種權宜之計,屢犯“割肉補瘡”的毛病。美國急切需要日本對霸權支持,急迫要求日本發揮地區中的核心力量,并不惜為日本尋求某些合理性的借口,重新武裝、要求日本強化軍事力量。而日本也利用這樣的壓力,將其作為安全、防衛變革的動力,作為國家戰略轉型的動力。在策略選擇上,正如田原總一郎所說的那樣,要同美國進行“新經濟戰爭”,不是通過廢棄安保體制進行政治的戰爭,而是通過增強國力、影響力,最終不戰而勝。四、關于中美日關系的本質冷戰的結束,全球化的發展,使國際體制和國家關系呈現出多維的特性。中日關系同地區國家關系復雜地交織于一體,形成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態勢。同時,在各個領域上,中日關系的發展也呈現出非對稱、非均衡的特性,因此需要進行多視角、戰略性的考察。冷戰后中美日關系的交互發展,對亞太地區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國家關系的構筑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美、日三個大國的關系不可能完全割裂起來,那樣也無法正確認識任何雙邊關系的變化。中日關系既需要有雙邊的視角,更需要一個地區性的、全球背景下的多維透視。目前國內學者對這個中美日關系是否是三角關系存在爭論。一些人看來,中美日關系在冷戰后互動的頻率、相互影響的程度以及某種相互牽制的機制的形成,使三國關系形成主宰地區形式的新的戰略三角;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從純粹的三角關系理論考察,中美日關系仍然不能稱為“三角關系”,而應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