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類學的方法與功能功能、文化整體觀與田野作業讀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會人類學方法》

動脈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1906—1908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赴安達曼(Andaman)進行田野工作,并以此為基礎發表第一部專著《安達曼島民》(1922)。從1909年開始,他在劍橋大學講授社會人類學課程,并先后在開普敦、悉尼、芝加哥等大學任教。與此同時,在澳大利亞、南非、美拉尼西亞群島以及東南亞等地區從事田野工作。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應邀到燕京大學講學,并于1936年發表“對于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一文。1937年受聘于牛津大學,任人類學系主任,直至1946年退休。20世紀30年代末期,拉德克利夫—布朗取代了馬林諾夫斯基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主導地位。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與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的功能主義,對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吳文藻、費孝通等人將其運用于中國本土,形成中國社區學派。《社會人類學方法》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一部遺著,其英文原著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1960年亞洲書屋重印發行,夏建中根據該重印本進行翻譯,1988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夏建中對該中文譯本進行核校與修改,并由華夏出版社再次出版。該書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范圍和方法”,收錄了拉德克利夫—布朗1923—1951年的五篇論文,討論了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功能、現狀、意義與范圍等內容;第二部分“社會人類學”,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未竟專著的前五章,撰寫于1950年。該部分討論了社會人類學的定義、基本概念與代表人物等。在《社會人類學方法》中,拉德克利夫—布朗主要闡述了如下觀點:1.對社會人類學作為一項與心理學無關的科學,拉克爾從社會人類學中提出了“社會人類學”英國早期的人類學和德國的民俗心理學,傾向于從個體心理出發,來解釋原始民族的習俗和信仰。拉德克利夫—布朗反對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視角不同于心理學。其差別在于“心理學是研究與個體有關的個體行為,社會人類學是研究群體的行為或與群體有關的個人集合體的辦法”。拉德克利夫—布朗始終堅持“社會學年鑒學派”所主張的觀點,反對從心理學角度探討社會人類學問題,強調“社會人類學是一門與心理學無關的科學”。他甚至認為,社會人類學之所以不能夠確立應有的學科地位,就是因為心理學與社會人類學混淆不清。在他看來,完全套用心理解釋從事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只會“給我們一個勉強的心理學代用品”,一定不會產生一門學科。換言之,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文化現象不同于、也不能夠還原于心理現象,所以不能把社會人類學等同于心理學闡釋。因此,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只能從社會生活的內部去尋找。2.文化現象與機制在《民族學的方法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一文中,拉德克利夫—布朗明確陳述社會人類學與民族學不同,盡管兩者都一直適用于文化或文明的研究。而兩者的區別就體現在處理文化事實所運用的方法上:民族學采用歷史的方法,社會人類學則采用歸納法。所謂歷史的方法,就是追溯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從而尋求特有的原因、條件,進而闡釋一個特定組織或多個制度的復合體。歷史方法的缺陷在于:不能夠得出普遍規律;適用范圍有限,只適用于那些擁有具體歷史資料的文明、具體制度、事件等,對于沒有歷史資料的未開化民族來說,歷史法所能做的只有構擬歷史。與民族學采用的歷史法不同,社會人類學采用歸納法,其最終目的是形成通則(generalization),并將具體事實解釋為通則的例證。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民族學限于歷史構擬法對文化的研究;而社會人類學用來表示力求形成貫穿于文化現象的一般規律的研究”。在《關于人類學實際應用于原始民主管理的歷史和功能的文化解釋》中,拉德克利夫—布朗再次探討了民族學與社會人類學的差別,重申了歷史方法的局限,并用“功能”的術語替代了“歸納”。他認為,在一個特定共同體的生活中,文化的每個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具有特定的功能。因此,只有探求文化現象相聯系的規律,才能把握住研究對象。該命題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即文化是一個整合的系統。正是在這一假設的基礎之上,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張將自然科學的法則應用于社會人類學,目的在于說明作為社會體系組成部分的文化現象的功能——即起作用——的一般規律,并將其解釋為通則的特殊例子。例如,在涉及到圖騰制度問題時,他運用通則的方法做了以下闡釋:“圖騰制度”是一個名稱,我們用它來指那些不同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不同制度,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這就是它們總是在社會群體與自然物種——通常是動物或植物——之間建立某種特殊關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圖騰制度不是一個簡單的具體事物;它是一個抽象的名稱,即用來表示一些獨特的、各種各樣的,而在某些地方又具有共同性的事物。由此可以看出,在對待圖騰制度這一問題時,拉德克利夫—布朗并沒有追溯圖騰制度的起源及其歷史脈絡,也沒有視其為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把它放到社會生活整體中去審視,進而尋求不同文化象征中圖騰制度的共同特征。他進一步闡述說,有關圖騰制度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儀式、神話的本質和功能問題,而后者又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之一。這就是社會學方法的基本特征,即“任何問題,無論它多么微不足道,都是文化和人類社會本質這個總的、基本問題的一部分”。在對圖騰制度進行通則意義上的討論之后,拉德克利夫—布朗又從功能的角度探討了該問題。他認為,圖騰制度是普遍存在于人與動物、植物之間的某種儀式關系。儀式的功能就在于,強化人們對祭祀物體社會價值的認識,并將這種認識永恒化。在原始社會中用來祭祀的物體,是那些對社會生活有主要影響的事物,因此在捕獵或采集的社會中,動植物,尤其是那些用作食物的動植物就成為儀式的對象。他據此進一步推斷,在統一社會中,與用作食物的動植物相關的儀式聯系,就是整個社會與整個自然界之間的聯系;而在分開的社會中,一般是每一個社會部分與一種動植物相聯系。在分析了圖騰制度的通則意義與功能之后,拉德克利夫—布朗得出的結論就是:與某些標志、象征或具有標志、象征意義的物體的關系,可以被用來區分不同的社會群體。一個國家通過國旗而被區別,一個家族通過紋章而被區別,而一個民族或氏族則通過圖騰物體而被區別。拉德克利夫—布朗將社會人類學與民族學、心理學區分開,認為社會人類學既不是民族學,又不是心理學,當然也就不能夠利用他們的視角和方法來尋找社會制度的起源。對于此前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他表示出不滿,認為“社會人類學的解釋經常或甚至一貫是:在一種意義上是歷史學的,在另一種意義上又是心理學的,但極少是社會學的”。而只有采用歸納、比較、功能的方法,使該學科逐步傾向于社會學的解釋,才是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合理途徑。3.文化整體性的含義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來,任何文化都是一個整合的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每個文化元素都與整個文化相聯系。因此,社會人類學研究作為這個系統各部分的所有制度、習俗和信仰的功能。也就是說,一切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功能,無論是整個社會還是社會中的某個社區,都是一個功能體系。在此功能體系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協調一致。社會人類學進行研究時,必須將部分置入統一體或功能體系中,尋找各部分的功能,才能夠全面了解它們的含義。他說:文化整體性的觀點是新人類學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新人類學將任何存續的文化都看作是一個整合的統一體或系統,在這個統一體或系統中,每一個元素都有與整體相聯系的特定功能。從中可以看出,拉德克利夫—布朗極為重視文化整體觀(culturalholism),并將其視為新人類學的最重要特點之一。而且對存續文化的強調,也意味著他注意文化現象的共時性研究,關注于文化現象的現實意義。文化整體觀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一個重要命題,后來又發展成為人類學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之一。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來,文化整體觀中文化的含義等同于社會,其意義不同于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因為他認為,文化不是具體事實,只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抽象。后期的拉德克利夫—布朗避免使用文化一詞,稱自己為社會人類學家,并認為社會人類學的基本問題是社會結構而非文化。他堅持認為,只有明確的社會結構,才能真正找到組成該結構的各部分功能。4.田野工作是文化元素的補充和補充拉德克利夫—布朗充分意識到田野工作在社會人類學研究及其發展中的地位,認為“只有通過田野工作研究,人類學才能前進,從而成為一門真正的和重要的科學”。他在強調田野工作的同時,主張理論分析與民族志描述并重。他說:“社會人類學中的田野調查需要的是比描述更多的東西,它需要理論分析。”而此前的觀點認為,田野工作者的任務就是借助于具體材料,簡單地觀察事實,準確地記載下來。至于對所收集的材料進行解釋,卻無論如何也不是田野工作者的任務。拉德克利夫—布朗則認為,單純的搜集材料對于社會人類學來講是不夠的,為了科學合理的利用民族志材料,田野工作者必須發現材料背后所隱含的意義。雖然,他認為民族志學家收集土著生活和習俗材料的工作本身是有價值的。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來,一個合格的田野工作者應該符合如下條件:首先,田野工作者應具備理論社會學最近發展的全部知識;其次,學會田野工作(觀察與解釋)的技術;再次,掌握關于研究對象的全部知識;最后,田野工作的成功,取決于田野工作者的性格和氣質。由此可見,拉德克利夫—布朗極為重視田野工作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認為相互信賴關系的建立,是整個研究工作成敗的關鍵。同時,他也強調,深入研究對象的現實生活之中,與他們直接接觸,也是田野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該看法來源于他的文化整體觀,因為他認為:一個文化元素的意義建立在與其他文化元素的相互關系上,是這個民族整個生活的一部分,既存在于可見的活動中,也存在于該民族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之中。很顯然,這個方面帶有任何一點確定性的發現都只可能屬于一種人,這種人生活在他正對其他文化研究的那些居民中間,并與他們有直接的接觸,而獲得系統的,直接的考察結果。毋庸置疑,當我們已經掌握了一個民族及其文化各個方面的比較全面的知識時,我們就能形成有關他們習俗和信仰意義的思想。正是因為單個文化元素的功能與整個社會生活相聯系,因此要探討它的功能,田野工作就必須參與到社會生活中去,從單個文化元素與其他文化元素的關聯中去尋找。他還認為,只有從文化整體觀出發,田野工作者才能夠正確處理收集到的資料,尋找文化元素的真正含義。針對這一問題,拉德克利夫—布朗闡述說:不應當設想,一個文化元素的意義通過詢問當地人回答是什么而得到發現。人們不考慮自己本身文化中各種事物的意義,他們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我們不是人類學家,我們也不會考慮甚至是我們之間最普通的習俗。如果民族志學家偶然碰上一個人,這個人正好考慮過他的民族的習俗意義,他可能提供的是他個人的解釋,盡管這個解釋或許很有意思,很吸引人。但是,絕不能認為是這個共同體習俗真正意義的可靠陳述。只有當文化看成是一個各部分相互聯系的整體時,才能確定任何文化元素的意義,而這一工作,事實上只能由那種能夠客觀觀察文化的人及民族志學家或記述的社會學家來完成。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田野工作是一種“將觀察與假設結合在一起的歸納過程”。事實由觀察得出,假設用來解釋事實。接下來所需要做的,就是再次返回到觀察中,驗證假設。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做好社會人類學研究。他也看到了這種方法的弊端,即容易受先入為主的理論影響。但是,與那些沒有受過田野工作訓練的人相比,這種方法要好得多。此外,拉德克利夫—布朗還將民族志研究的田野從無文字民族拓展到文明民族,并預言“由受過訓練的考察者所從事的‘文明’國家的社區研究,在今后的社會人類學領域中,將愈來愈成為主要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的異同問題一直是早期人類學關注的主要問題。無論進化論、還是傳播論都圍繞這一問題展開。最初居于人類學主導地位的是進化論,該理論主張:人類心理相同,物質環境相似,各民族的文化都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階段。因此,人類創造的文化也是相同的,現今文化的差異只是社會進化階段上的差異。進化論在方法上強調起源的追尋,運用比較把不同時空中的資料,以西歐文化為標準按照進化的各個階段予以排序,重構人類的文化史。19世紀末。進化論的主張受到傳播論的抨擊。傳播論反對將進化論直接應用于文化現象的解釋,認為不同社會出現的相同文化現象,并不是因為它們經歷了共同的社會發展階段,而是由于某些文化獨立發明以后,不斷傳播的結果。在進化論、傳播論之后,出現了歷史具體論。該理論反對進化論和傳播論的主張,認為:每個文化集團的歷史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文化史是各個民族具體的歷史。進而,主張描述具體事實,提倡歷史的方法。進化論、傳播論和歷史具體論均追溯文化現象的起源,包含有推測歷史的成分,缺乏實證意義。其理論基于假定,結論不能夠檢驗。因此,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這種對未知過去進行假設的構擬沒有任何實際價值。拉德克利夫—布朗借鑒了法國社會學年鑒學派的思想,根據社會事實來解釋文化現象,因而同站在人類心理視角的進化論,以及關注于文化區和民族史的傳播論有著很大的區別。作為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從迪爾凱姆(DavidEmileDurkheim)的社會理論中,發展完善了結構—功能理論,主張社會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有機體,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其行為受到社會規范和行為準則的約束。他從外在因素中尋找社會如何形成為一個整體的答案,并關注于社會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延續。從方法角度而言,拉德克利夫—布朗反對歷史研究法,堅持通過比較法獲得通則性結論,認為“僅僅觀察和描述不會告訴我們任何科學的知識”。這種思想也貫穿到田野工作的相關論述中去,為民族志描寫和研究提供了理論范式。此外,功能的研究,避免了“文化中心主義”,并且將田野工作作為人類反觀自身社會與文化的工具。對于人類學的發展,這些努力無疑具有重大意義。盡管如此,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思想尚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過分強調社會文化的整體性,忽視對社會沖突的研究,即過分強調社會文化的靜態關系及其現實意義,忽視了它的過程和歷史;過分強調社會對人的制約,將社會中具體的人淹沒于功能的解釋之中等等。但是,應當看到,這些缺陷不足以掩蓋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學術貢獻,也不影響其社會人類學創始人的學術地位。四民俗生活中的功能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結構—功能主義思想,對于民俗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一、它為民俗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功能的研究框架。民俗是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在民俗學界已達成共識。既然民俗是文化,那么我們就可以在具體研究中運用功能的框架去思考問題。例如,對習俗和信仰的研究,進化論和歷史具體主義所主張的歷史溯源是一個研究的視角,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