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序志》之心與美

劉毅一生都過儒學、道教和佛，并獲得了這三種思想的精髓。個人境遇與時勢大局形成絕妙佳構,其影響所及,使得劉勰的三個世界相得益彰,成為一個鮮活的生命整體,折射于他的《文心雕龍》文論場景之中。《文心雕龍·序志》是總序全書的綱領,是儒、道思想兼容并蓄的折射。“文果載心,余心有寄”是《序志》的核心思想,亦為《文心雕龍》之精神線索;“心哉美矣”更是劉勰與《文心雕龍》之靈魂慨嘆。其中的“心”與“美”,既是儒家之心、儒學之美,也是道家之心、玄學之美。劉勰以樹德建言之信念與尋根索源之執著,以攀云采錦之逍遙與精雕龍紋之巧工,剖析及雕琢文心及文心之美;《文心雕龍》以自成體系之首創,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的壯舉與奇觀。一、“余心”的價值取向在劉勰看來,“文果載心,余心有寄”中的心乃“心志”、“心趣”,此心兼容儒家功業之志與道家自然之旨,而承載儒、道兼容之心者即為“文”。同時,此“心”——儒家內圣外王之心與道家逍遙無待之心融合,既入世又出世,既務實又空靈,既載入史冊又無拘無束,此“心”美不勝數!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追求人生志向,即人生價值觀。在中國古人眼里,宇宙的神秘莫測、人事的紛紜復雜、世界的變幻無常,都包容在人心之中,從而表現為一種價值取向。尤其在文人士大夫中,人心高貴且高傲,無論是功名利祿還是自然山水,“余心”都要尋覓寄寓之處、棲宿之所。《文心雕龍·序志》正是劉勰之“余心有寄”的精妙寓所。其首段以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喻理,充分說明了劉勰所期待的“文果載心”,實為兼容儒、道兩家思想之文心。1.劉對儒家“志”的寄落儒家鼻祖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道德關系上的自我完善(“修己”“修身”)最終是為了實現廣義的社會價值——群體的穩定和發展(“安人”)。這就是儒家之“心”——一種責任意識。按儒家之見,作為主體,自我不僅以個體的方式存在,而且總是群體中的一員,并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他固然應當“獨善其身”,但更應“兼濟天下”。劉勰創造性地將儒家的處世原則改造成文學理論的思想方法。《序志》高度濃縮了劉氏對儒家思想的理解與信奉。其首段闡述了作者創作《文心雕龍》的緣由與目的:“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劉氏不僅直接化用《孟子》的“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且其君子樹德建言的思想乃由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轉化而來。因為蕓蕓眾生之中的個體“形同草木之脆”,只有“名逾金石之堅”,同時,劉勰“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而且,“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序志》),劉勰毫不掩飾地表明了他對儒家古圣先賢的推崇,其入世用心之價值追求儼然儒者之風,亦以儒者眼光看待文學。與此同時,劉勰在《序志》中寄寓了道家之心:“傲岸泉石,咀嚼文義”,即遠離塵世的紛繁喧嘩、世人的爾虞我詐、仕途的懸崖陷阱,高傲地在泉石間隱居,推敲文義。因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而且“生也有涯,無涯唯智”(《序志》),而“傲岸”者,乃不隨波逐流,不媚世諛俗,有老莊道家“逍遙浮世”之韻,有魏晉名士“越名任心”之風。“傲岸泉石”為劉勰之道家文心的詩性寄托。《序志》開篇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這實為儒家“言為心聲”、“抒情言志”說的繼承。劉勰認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賢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劉勰強調儒家經典的巨大功用,要求世人以經典治國,主張發揮文學的教化功能,所以,“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序志》),這是儒家之心,亦是儒家文學安身立命之本。由此可見,《序志》之“志”為劉勰的儒生之“志”:“師乎圣,體乎經”。“經”是劉勰評判一切是非優劣的準則。“經也者,恒文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宗經》)這是劉勰不可動搖的信條。然而,劉勰所“序”之“志”亦有道家內涵。因為劉勰深諳道家之“道”:萬物皆有心,同時萬物皆與人心相通相融,相互感應慰藉,而且萬物皆可承載人心,于是,人心便可寄寓于萬物、寄寓于源于萬物之“文”。由此可見,“擒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程器》)與“傲岸泉石、咀嚼文義”,可分別看作劉勰的儒家責任感與道家隱居心。劉勰身處塵世,心系社稷,以《文心雕龍》展現儒家的文學理論風范;劉勰心向儒學,卻又能飄然遠去,同樣以《文心雕龍》抒寫道家的文人逸士理想。劉勰“文心”中的儒道思想相悖又相融,恰當而絕妙地體現了中國古人最完善的人生志向和最健全的人格心理。2.“道法自然”的思想內涵劉勰的人生理想是樹德建言,其思想方法論為“唯物折衷”(《序志》)。“折衷”來自儒家的中庸之道,即“極高明而道中庸”(《原道》),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因為劉勰著《文心雕龍》并非“銓序一文”,而是要“彌綸群言”,與其之前的舊談前論,既不能雷同也不能茍異。換言之,他要集眾說之精華、納百川入大海,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序志》)。而道家認為,自然本身是一種完善狀態,有其內在的價值和內在的美,無須經過人化的過程。“道法自然”要求人的文化創作不應無視自然之理,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的過程不能偏離自然本身的法則。同時,“作為從社會規范中凈化出來的個體,自我不同于德性的主體,而主要展現為一種生命的主體。”以具有獨特個性的自我去追求逍遙,便是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誰言萬事難,逍遙可終生。”(阮籍《詠懷詩三十六首》)《序志》所言“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心》所本之“道”究竟為孔儒之道抑或老莊之道,盡管尚有爭論,但《原道》所原之“道”為道家“自然之道”,則是有目共睹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情采》曰:“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劉勰以比喻的手法表明:文采要依附在情思上。《神思》闡述了情思的來源:“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其中的“虛靜”正是道家空虛其心、清除雜念、天人合一的根本、以及至“道”的必由之路,由此,劉勰得出一個辯證性結論:文學的本體就是“道,其理論根源便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劉勰文論的思想方法既包容了孔儒的中庸之道,又蘊含了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唯物折衷”與“道法自然”皆追求一種和諧狀態:前者側重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后者立足于人與自然的親密無間。這兩者是統一的,又是對立的,前者要求人們在品性修養上不斷完善,后者則呼吁世人保持人的本真狀態,天人歸一方為極樂至美的世界。劉勰的文論中,儒道思想兼容互補,共同建構一個內涵豐富、哲理深邃的文心世界。二、審美目的：心是美麗劉勰以心感悟儒道兩家思想,以心表明人生志向,由此引發其審美旨趣:“心哉美矣”。以儒家為尺度之心美矣,道家道法自然之心美矣。1.以“征圣”、“宗經”為主題,彰顯文心劉勰在《序志》中評論魏晉以來文學理論著作的得失:“各照隅隙,鮮觀衢路”,論述了其缺失的原因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其后果為“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由此看來,劉勰認為,由“詩言志”引發的審美旨趣與審美尺度應為“振葉尋根,觀瀾索源”。換言之,世人要立言,并使其言流芳百世,就應該“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同時,《文心雕龍》體現了劉勰濃厚的“復古”思想,主張恢復原始儒家標準。劉勰認為,漢代以來,文風方面已無上乘之作,而且“從質及訛,彌近彌淡”。因為,自黃帝唐堯至南朝,文學的發展呈現滑坡的態勢,即由“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變成了“魏晉淺而倚,宋初訛而新”,魏晉以后的文學沒有了儒家所崇尚的“淳、質、雅”的風格。文體方面“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如“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而且“興楚而盛漢”(《注賦》),因而劉勰認為,至漢代,賦的發展同樣已達到頂峰,并開始走下坡路。文辭方面同樣是“《易》之《文》、《詩》,至人之妙思也”(《麗辭》)。文學由表及里,劉勰皆奉古人先哲為至尊:“百齡影徂,千載心在”(《征圣》)。所以,劉勰評價古今文學的總體思路是“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通變》),應是“原始以表末”(《序志》),而非“競今疏古(《通變》)。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明確提出“征圣”、“宗經”,并以之作為“總論”的組成部分。劉勰在《序志》中記敘了少年時的一個夢:“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此夢是劉氏所期望達到的審美的境界。劉勰在夢中“攀而采之”的“若錦”之“彩云”,是一種超越了或消解了功利內涵的感性的美,是個體生命與日月山川云霞草木融為一體的和諧、完美的狀態。在劉氏的道的世界中,攀云采錦,昭示了要超越私欲、摒棄媚俗,解脫與逍遙,展示了一種飄逸灑脫、高潔絕塵的風骨神韻。《序志》首段闡述此書旨在表現靈巧的“文心”:“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之群言雕龍也?”“琴心”、“巧心”固然可貴可愛,但欲使“心”之靈巧精妙流芳千古,如騶般精細地雕鏤精美的龍紋是必需的。著書立言,猶如雕龍般地雕琢文心,這是劉勰寫作此文論著作的深遠立意,也是他以之命名著作的良苦用心。“雕龍”應為道家的浪漫情懷。所以,《文心雕龍》的命名,也蘊含了道家天馬行空、出神入化之神韻。2.劉的文學思想“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宗經》)是劉勰崇尚儒家圣賢而對文學的思想所提出的要求。《附會》曰:“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這表現在三方面。其一,“情志”指《宗經》所言的“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孔子以文辭、德行、忠誠、信義教育人,可見文辭與其他三者的互相配合,而且“勵德樹聲,莫不師圣”(《宗經》)。其二,“事義”即“辭尚體要”,而且“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劉氏認為,圣文之美,昭昭可見:“銜華而佩實”、正是儒家的美學風范。其三,圣文的表情達意,“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繁簡隱顯,變通運用,文章方可做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征圣》)由此可見,劉勰所主張的“論文必征于圣”(《征圣》),主旨落在“上——這是儒家所崇尚的不偏邪、不虛偽的思想感情。“情信”、“情深”、“情不詭”便是圣文、美文的第一要旨。“剖情析采,籠圈條貫”(《序志》),這是劉勰對文情、文采的審美追求。劉勰認為,世人著書立言,應該剖析情理,研討文采,縱觀全局,分條論述,自成系統。《老子》曰:“故古之王天下者……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道家主張“絕圣棄智”,對“文”持否定態度。而劉氏在《情采》中卻言:“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劉勰以“情”與“采”統一的理論,對老莊言論作了全新的闡釋:“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劉勰生活在崇尚駢文的時代,《文心雕龍》用駢文寫作。劉勰認為,駢文有其自然特性,就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因而“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如果“言對為美”、“事對所先”,那么“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這樣,文辭意韻便可“精味兼載”。但是,劉勰認為駢文中的對偶如經書一樣出于自然,這種理解不無偏頗。誠然,對偶在形式上遵循造化賦形的規則而呈現自然美,但是它在產生上出于人為,而非本于語言的自然,這與經書中的對偶不同。因為經書以散行為主,散行中夾雜少數對偶句,這出于語言的自然,而非有意為之。而駢文以對偶為主,已不符合語言的自然。劉勰以經書中的對偶是“率然對爾”(《麗辭》),證明駢文的對偶出于自然,便是以偏概全了。劉勰的美學追求亦儒亦道。一方面,劉氏對儒家圣賢頂禮膜拜、忠誠追隨,“征之周禮,則文有師矣。”(《征圣》)同時,他又對老莊的“五千精妙”、“辯雕萬物”神往不已。另一方面,他創造性地將儒道結合,在追求“情深而不詭”的同時,情采結合,從而形成了《文心雕龍》獨特的審美旨趣:“情信而辭巧”。綜上所述,《文心雕龍》中的“文心”巧妙地融合了儒家之心與道家之心:在“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的同時,亦能“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程顥《秋日》),加之以雕龍般的精細布局、精巧工藝對待文心,這樣,儒之真性與道之飄逸,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美哉,雕龍之文心也!三、劉文化心理的歷史溯源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及人生志向、審美旨趣,皆透過中國哲學加以反映、凝結和提升。另一方面,至劉勰時代,華夏文明2500余年,民族文化心理代代相傳、積淀演變,最終成為一種集體的意識。所以,由哲學與傳統所造就的文化心理是每個凡夫俗子、英雄偉人的思想之源泉、言論之底色。中國古代文化心理由各種各樣的思想資源和思想傳統交相輝映而形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國佛學和宋明理學四大思想傳統。而在劉勰時代,儒家與道家思想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基因。劉勰正是在儒學與玄學相與激蕩中形成了宇宙觀和生命意識,完成了其人生志向與審美旨趣的鑄造,完成了中國第一部自成體系的文論著作之偉業。1.劉的儒家精神孔子哲學的基本觀念是“仁”。“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仁”是生命的相互通感,是人、我、群、己之間的普遍聯系和相互滋養潤澤。“仁”又是主體內在意識,是自己決定自己,孔子云:“為仁由己。”內在的仁就是“愛人”,它具有偉大崇高的道德價值和博大的同情心。有仁道的人會用愛心對待人,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儒家精神是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即偉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現實的精神。人存在的價值就在于成就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就能超越世間各種境遇和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干日常的事業。劉勰在《序志》中闡述了他對這種儒家精神的領悟:“夫有肖兒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同時,“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于是,“樹德建言”成為劉勰的儒家志向,“長懷《序志》,以馭群篇”,(《序志》)以此實現其“名逾金石之堅”之鴻鵠大志。老子哲學的核心是“道”。“道”是一個終極實在的概念,具有否定性。老子主張“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即學習知識要積累,要用加法,一步步肯定;而把握或體悟道,則要用減法,一步步否定。“真正的哲學智慧必須從否定入手,層層除去表面的偏見、執著、錯誤,穿透到玄奧的深層。宇宙真相與奧秘,是在層層偏見剝落之后才能逐漸見到的,最后豁然貫通在人之內在的生命中。”劉勰用“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的思想方法分析、評價歷代文章,以“師乎圣,體乎經”為守旨,以“炳煥君臣、昭明軍國”為文人之責任,從而傳達儒家思想。但是,《序志》曰:“輕采毛發,深極骨髓”,“同之與異,不屑古今”,這又包含了道家“為道日損”的思想。劉勰面對“文雅之物”、“藻繪之府”(《序志》),并不介意這些文章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而是視之為表象和相對真理,通過注意到毛發那樣細微、探索到骨髓那樣深入,進而層層追尋真理之內在本質,即分析文章的肌肉紋理,以求判斷恰當合理。由此可見,劉勰用“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的方法,通過辯證地否定前人舊論、今人時言,通過否定一切外在形式——名人名言之光環的束縛,步步逼近、揭示真理。2.劉的儒道思想人格的完善,是儒家的價值追求,人格的理想境界是“內圣外王”。“內圣”的價值理想,其一表現為善的德性,善又以廣義的仁道精神為內容。其二表現為“知”的規定。“知”是一種理想的品格,若缺乏“知”,主體往往會受制于自發的情感或盲目的意志,從而難以達到健全的境界。只有通過理性升華,才能由自在走向自為,賦予行為以自覺的性質。“外王”指治國平天下的事功。《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旨在達到內圣之境,治國平天下屬于廣義的外王。內圣心理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外王事功是前者邏輯的必然結果。劉勰一生的三個世界中,仕的世界及儒的世界,其人生理想為儒家思想:“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程器》)即等待時機,步入仕途。劉氏一生,事佛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