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開皇歷》的制定過程隋代的歷法競爭以《開皇歷》為中心的考察

中國古代的歷法改革活動十分頻繁。從漢代的《太初歷》到明代的《大統歷》，已經使用了50多年。官方頒行的每部歷法，通常都是在多部歷法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歷法，而且在行用期間，不斷受到其他歷法家的挑戰和質疑，并不斷接受實踐檢驗。可以說，中國古代歷法競爭和改革貫穿著整個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古代歷法改革一直受到科學史家的高度關注。對某一部歷法的專門研究中，一般都會涉及該部歷法的制定過程，以及圍繞該歷法展開的爭論。不過，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初歷》《大衍歷》《授時歷》等少數名歷道士張賓領銜制定的《開皇歷》是隋代頒行的第一部歷法，該歷自隋文帝開皇四年（584）頒行，至開皇十七年（597）被張胄玄的歷法所取代，共行用十四年?！堕_皇歷》是張賓等人在何承天《元嘉歷》的基礎上微加增損而成，并未將當時最重要的天文發現——太陽和行星的不均勻性運動以及月球視差——引入歷法。因此，《開皇歷》頒行后，立即受到劉孝孫、劉焯和張胄玄等歷法家的質疑和挑戰，張賓集團則進行了回應，各方遂展開激烈的爭論和斗爭，斗爭的最終結果，是以張胄玄歷法取代《開皇歷》，張賓集團受到嚴厲的打擊而告終。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爭論，是當時最出色的歷法家之間展開的一場殊死搏斗，是隋代科學、政治與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博弈，其激烈程度在中國古代歷法史上非常罕見。有關中國天文學史的通史著作在論述隋代歷法沿革時，一般都會涉及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爭論，但是均不夠詳細。本文試圖全面還原隋代圍繞張賓《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競爭的詳細過程，內容包括張賓領銜制定《開皇歷》的政治與時代背景，參與《開皇歷》制定的人員構成，劉孝孫聯合劉焯挑戰《開皇歷》以及張賓和劉暉的回應和對二劉的打擊，劉孝孫、張胄玄聯手對《開皇歷》的批評和張賓集團的回應，以及張胄玄歷在與《開皇歷》的競爭中勝出的過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隋代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競爭的特點，以及影響歷法競爭結果的各種因素。1張賓的文學成就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北周外戚楊堅稱帝，建立隋朝。隋朝立國初期，仍然行用北周馬顯《丙寅元歷》。隋文帝楊堅即位不久，即命道士張賓負責制定新歷。據《隋書·律歷志》載：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徹、前蕩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衡洪建、太史監候粟相、太史司歷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敘、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歷，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這支由道士張賓領銜的制歷隊伍可謂人才濟濟，許多成員都是天文歷法界的領軍人物。例如，太學博士鄭元偉和董峻曾于北齊后主武平七年（576）制定過《甲寅元歷》，前太史上士馬顯曾于北周靜帝大象元年（579）制定過《丙寅元歷》（又稱《大象歷》），從鄭元偉和馬顯的學術背景來看，他們無疑都是前朝的歷法界領軍人物。參與制歷的成員中還有一些是前朝或當朝的天文官員，如前保章上士任悅是前朝掌觀測天象、記載日月星辰變動的天文官員，太史監候粟相是太史中掌管天文的官員，太史司歷郭翟和劉宜是在太史中負責歷法制定的人員，兼算學博士張乾敘則是數學方面的專門人才。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具有相當天文學水平的其他人員，如道士張賓、儀同劉暉和索盧縣公劉祐。張賓作為制歷隊伍的領導者，其天文學水平應該不低，儀同劉暉后因附會張賓而被提拔為太史令，這說明劉暉的天文水平也不容忽視。據《北史·劉祐傳》從《隋書·律歷志》的記載來看，張賓受命制定新歷時，其身份似乎為華州刺史。但事實上，張賓受命制定新歷時，已被免去華州刺史一職。與前朝的歷法界領軍人物馬顯和鄭元偉等人的天文學造詣相比，張賓應該遜色不少。那么，隋文帝究竟為什么要讓天文學水平并不出眾的道士張賓負責制定新歷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很有必要來考察一下張賓其人。張賓在《北史》和《隋書》中均無傳，其生平事跡主要散見于《北史》《隋書》《資治通鑒》等史書以及《廣弘明集》《法苑珠林》《佛祖歷代通載》等記載佛教道教事跡的著作中。北周武帝建德年間，在佛教盛行的北周發生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引起這次滅佛運動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佛道二教的爭論，也有佛教內部的原因，還有國家財政方面的問題。在這次滅佛運動中，道士張賓和還俗僧人衛元嵩扮演了重要角色。據《廣弘明集》卷八“滅佛法集道俗議事”條載：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并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從以上記載來看，周武帝正是因為采納了道士張賓的建議，才信道輕佛，由此可見張賓絕非一個普通的道士。與張賓聯合建議北周武帝滅佛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衛元嵩。據《續高僧傳·衛元嵩傳》記載，衛元嵩為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后到長安，上《廢佛法事》，詆毀佛法，自此還俗，“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在武帝下決心廢佛后，他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御前佛道大辯論?！独m高僧傳·釋智炫傳》詳細地記載了這次佛道大辯論的過程：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于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于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敕道士先登。由此可見，參加這次御前辯論會的人員眾多，既有高僧大德和道士，還有一些會妖術者。在這次佛道大辯論中，代表道家出場辯論的即是道士張賓，代表佛家出場辯論的是釋智炫。二人經過激烈交鋒，張賓被釋智炫挫敗。理屈詞窮的張賓說：“道人浪語！為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圣帝盡須殺卻?！敝芪涞蹖堎e的說辭非常厭惡，“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敝芪涞壅匍_御前大辯論的本意，是要廢佛法而存道教，但是辯論的結果是佛家代表釋智炫挫敗了道家代表張賓，經過這次辯論，周武帝下令將佛教和道教一起廢除，“明旦出敕，二教俱廢”。在北周武帝廢佛運動中，道士張賓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采納了張賓的建議，武帝才信道輕佛；在武帝主持召開的佛道辯論中，張賓又作為道家代表參與辯論。由此可見，道士張賓在當時的道教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絕非寂寂無名之輩。在隋文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善于投機的道士張賓又積極為隋文帝稱帝制造輿論，并因此受到隋文帝的器重。據《隋書·律歷志》載：“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歷，因盛言有代謝之徽，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張賓在擔任華州刺史時，參與了一次影響很大的政治活動。據《隋書·盧賁傳》載，開皇元年（581）三月，太子左庶子盧賁因不滿高颎和蘇威執政，與柱國劉昉，上柱國元諧、李詢和華州刺史張賓密謀罷黜高颎和蘇威，由他們五人輔政。盧賁又因為晉王楊廣被隋文帝寵信，謀行廢立，私下對太子楊勇大表忠心：“賁欲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愿察區區之心?！辈涣媳R賁等人的密謀泄露，劉昉等人將責任推給張賓和盧賁兩人，公卿奏二人當死。由于在隋文帝稱帝過程中，張賓和盧賁二人均起過重要作用，因此隋文帝念及舊情，不忍心誅殺張賓和盧賁二人，于是將二人除名張賓受命領銜制定新歷時雖然已被除名，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與經歷，且張賓“自云玄相，洞曉星歷”，隋文帝還是將制定新歷這一重任交給了他。張賓等人在何承天《元嘉歷》的基礎上微加增損，于開皇四年（584）撰成新歷《甲子元歷》。關于頒歷日期，《資治通鑒》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隋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元歷》成，奏之。（至德二年（584）正月）壬辰張賓等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啟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后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余，罕留后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里，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毫，逖德前修，斯秘未啟。有一于此，實為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在頒歷詔書中，隋文帝稱贊張賓等人“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啟沃”。啟沃，典出《尚書》，意為竭誠開導、輔佐君王。隋文帝稱贊新歷“驗時轉算，不越纖毫”，“有一于此，實為精密”。張賓領銜制定的新歷上元為甲子歲，故名《甲子元歷》，因在開皇年間制成，又稱《開皇歷》或《張賓歷》。據《資治通鑒》記載，至德四年（586）正月庚午，頒歷于突厥2《開皇歷》及《元嘉歷》對張賓設立上元的批評張賓和劉暉等人制定的《開皇歷》行用不久，就受到劉孝孫和冀州秀才劉焯的尖銳批評。劉孝孫和劉焯究竟是什么人，敢對剛剛頒行不久的《開皇歷》提出批評？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劉孝孫和劉焯的天文學背景。北齊行用散騎侍郎宋景業所造《天保歷》。北齊后主武平七年（576），董峻和鄭元偉對《天保歷》提出批評，并制定了新歷《甲寅元歷》。當時，參與歷法競爭的還有劉孝孫、張孟賓和趙道嚴等人。據《隋書·律歷志》載：“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歷事。孟賓受業于張子信，并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隋書》有傳。少年時代與劉炫結為盟友，博覽群書，以儒學知名。據《隋書·儒林傳·劉焯傳》記載，劉焯“《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核其根本，窮其秘奧?！薄罢撜咭詾閿蛋倌暌褋?，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眲⑿O和劉焯指摘《開皇歷》“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謂“學無師法”，意為沒有學術傳承；所謂“刻食不中”，意為推算交食有較大誤差。更進一步，劉孝孫和劉焯指出了《開皇歷》的六個缺點，《隋書·律歷志》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余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余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第一條，二劉批評何承天采取十九年七閏的閏周。《開皇歷》是在《元嘉歷》的基礎上微加增損而成，但采取閏周和《元嘉歷》略有不同。據《隋書·律歷志》所載《開皇歷》天文常數，張賓所取章歲為429，章月為5306，由此可知《開皇歷》采用的是429年158閏的閏周，與《元嘉歷》采用的閏周19年7閏非常接近。第二條，二劉批評張賓沒有采用歲差。何承天在制定《元嘉歷》時，已經知道冬至點的改變是由于歲差引起的，但他并未在《元嘉歷》中引入歲差。祖沖之在《大明歷》中率先引入歲差計算，又遭到戴法興的激烈批評?？梢哉f，在《大衍歷》之前，關于歲差的存廢之爭，一直沒有停止。隋代劉焯的《皇極歷》和張胄玄的《大業歷》均采用了歲差，但從《開皇歷》常數看，《開皇歷》確實未采用歲差，因此這一條批評是有道理的。第三條，二劉批評張賓為五星各立近距歷元。何承天在《元嘉歷》中，進行了五項引人矚目的改革第四條，二劉批評張賓在確定上元時，并未考慮合朔這個條件。上元是中國歷法家制定歷法時選擇的理想歷元，通常發生在某個甲子年天正十一月甲子日夜半，要求恰好是合朔冬至時刻，月亮過升（降）交點與近（遠）地點，五星匯聚在冬至點，冬至點位于虛宿。從劉孝孫和劉焯的批評來看，張賓選擇的上元并不滿足合朔這個條件。第五條，二劉批評張賓設立上元不按傳統做法。劉孝孫和劉焯認為，張賓設立上元時，應該考慮傳統上元滿足的條件，不需要“明有進退”。陳美東先生認為，此條批評“大約還是指未用歲差法的問題”。第六條，二劉批評張賓仍舊用平朔不用定朔。從劉洪《乾象歷》開始，歷法家根據月亮不均勻運動計算定朔，自張子信發現太陽視運動不均勻現象后，至遲在劉孝孫的《武平歷》中，定朔時刻的計算便已經包含了太陽改正劉孝孫和劉焯認為，“此六事微妙，歷數大綱，圣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此外，二劉也指出，《開皇歷》雖是沿襲《元嘉歷》，但“蓋是失其精華，得其糠粃者也”。張賓《開皇歷》雖曾在隋初行用，但其術文已失傳，《隋書·律歷志》僅僅保留了《開皇歷》中的一些天文常數而無術文，使得我們無法窺其全貌，因此，二劉對《開皇歷》的批評是否合理，我們無法通過《開皇歷》術文對其進行核實。在批評《開皇歷》的同時，劉孝孫和劉焯盛贊劉孝孫歷法的優點：今孝孫歷法，并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今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由此來看，劉孝孫歷法在推算合朔時，考慮了月亮不均勻運動，從而使得日食一定發生在朔日，而不會發生在晦日或初二日。由于劉孝孫在歷法中采用了定朔和歲差等當時天文學最新成果，從而使其歷法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據《隋書·律歷志》記載(1）孝孫歷采用定朔算法，從而使得推算的日食均在朔日。例如，對《春秋》所載35次日食，按孝孫歷計算，均在朔日；此外，對春秋時期的其他五次日食，以及西漢、東漢、魏、晉等四朝181次日食，按孝孫歷推算，均在朔日。(2）孝孫歷法采用歲差，推算冬至時刻太陽位置比較準確。劉孝孫明確指出冬至點在變動，晉及劉宋時期，冬至日太陽在斗十七度，至隋代甲辰年，冬至日太陽已移至斗十三度。(3）孝孫歷推算冬至日非常準確。宋元嘉十年…（433），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發現冬至已差三日，于是詔令考驗，自元嘉十三年（436）至元嘉二十年（443），每年冬至日與影長日均差三日，但按孝孫歷推算，冬至日一直與影長之日一致。其時張賓因新歷獲頒，被隋文帝所寵幸，參與歷法制定的劉暉因對張賓多有附和，被提拔為太史令。面對劉孝孫和劉焯的批評，張賓和劉暉并不示弱，他們“二人協議，共短孝孫，言其詆毀天歷，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張賓和劉暉并未明確指出孝孫歷的具體缺點，只是指責劉孝孫詆毀天歷（即《開皇歷》），指責劉焯協助劉孝孫惑亂時人。劉孝孫和劉焯在《開皇歷》行用之初就對其提出尖銳批評，這在隋文帝看來，顯然非常不合時宜，再加之張賓被隋文帝所寵信，劉暉又擔任太史令這一重要職務，因此二劉對新歷的批評，由于張賓和劉暉的打壓，最終不了了之。3劉孝孫張補償劉玄,其又分其在前期期的日變化,其日長其20日和20月日張賓集團與二劉的爭論尚未有實質性的結果，張賓就死了。擔任掖縣（今山東萊州市）縣丞的劉孝孫委官入京，又試圖上新歷，但因劉暉阻撓而未果?？紤]到劉孝孫在天文學方面素有造詣，隋文帝下詔留劉孝孫在太史任職。其時劉暉為太史令，因此劉孝孫的工作并不順利，“累年不調，寓宿觀臺”，觀臺意為太史中瞭望天象之臺。年邁的劉孝孫可能感覺沒有出頭希望，“乃抱其書，弟子與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高祖感覺奇怪，于是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歷比校短長”。高祖又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并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并不理事。在隋代，上述官職為散官，屬于無職無權的榮譽官號。給劉孝孫分封的大都督，只是上述十一級官職中的第九級。這一次與劉孝孫聯手共同批評張賓《開皇歷》缺點的，是當時任職于太史的張胄玄。據《隋書·張胄玄傳》載，張胄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因冀州刺史趙煚舉薦，被文帝征授云騎尉，任職于太史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玄所克，前后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克，驗亦過半。從楊素等人匯報的來看，對于25次日食，張賓《開皇歷》只能預報4次，而且日食時刻以及初虧和復圓方位均無法預報，而其他21次日食均無法預報。而張胄玄歷法對每次日食預報都很準確，劉孝孫歷法也能預報超過一半的日食。從日食預報效果來看，《開皇歷》遠遠不及張胄玄歷法和劉孝孫歷法精密。于是隋文帝親自對劉孝孫和張胄玄進行慰勞，并令二人制定新歷。劉孝孫請求隋文帝先斬太史令劉暉，方可制定新歷。隋文帝對此過分要求很不高興，制定新歷一事只好作罷。不久劉孝孫去世，楊素和牛弘等人甚覺惋惜，于是給隋文帝舉薦了張胄玄。據《隋書》載：“上召見之，胄玄因言日長影短之事，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遍_皇十七年（597），張胄玄制成新歷，隋文帝讓楊素等人組織專家討論。劉暉和國子助教王頍、司歷劉宜對張胄玄制定的新歷進行了反駁，三人之中，以司歷劉宜為主。劉宜等三人分別利用《開皇歷》和胄玄歷推算了古史中記載的一些氣朔記錄、冬至和夏至日記錄以及交食記錄，試圖通過比較二歷推算誤差來證明《開皇歷》優于張胄玄歷。首先，劉宜等人利用《開皇歷》和張胄玄歷推算《命歷序》和《左傳》等文獻中記載的五條朔旦冬至的記錄，比較結果如表1所示，表中數據采自《隋書·律歷志中》劉宜首先指出，若依《命歷序》推算春秋所載37條日食記錄，“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由此可知《左傳》記載有誤。若依《命歷序》所載三條朔旦冬至記錄來看，張賓歷推朔和冬至均合，而胄玄歷推朔均合，推冬至則有后天一日或二日的誤差。劉宜認為，由于張胄玄“信情置閏”，從而導致無論按《命歷序》和《左氏傳》的記載，胄玄歷推算氣朔都會出現誤差。其次，劉宜等人以張賓歷和胄玄歷推算了自劉宋元嘉至隋開皇年間24條冬至和夏至記錄，其中21條有影長記錄，3條有至日無影長記錄。其中劉宋元嘉年間，有7條有影長的冬至日記錄，對于這7條冬至日記錄的推算，張賓歷合者五，差者二，均在前一日。張胄玄歷合者三，差者四，均在后一日。從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丙戌（566）至開皇十五年乙卯（595），有影長的冬夏至記錄14條，張賓歷合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后一日。張胄玄歷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后一日，一差前一日。二歷推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表中數據均采自《隋書·律歷志中》以二歷推算24條二至日記錄，其結果為“見行歷最后，劉宜等人用張胄玄歷推算了開皇四年（584）至開皇十年（590)2次日食和3次月食，利用張賓歷推算了開皇十年至開皇十六年（596)1次日食和5次月食，并分別與觀測結果進行比較，結果分別如表4和表5表4和表5中，預報的交食時刻主要采用十二時辰制，觀測的日食記錄采用十二時辰制，觀測的月食記錄主要采用更點制。唐代之前采用的十二時辰制，以0時為子時，1時為子半，余此類推；更點制則是將夜刻等分為5更，每更又等分為5籌從比較結果來看，胄玄歷和張賓歷推算的食時、食分和虧起方位均與實際觀測有一定誤差。劉宜等人并未對二歷推算交食精度進行比較，僅稱“而胄玄歷不能盡中”，即胄玄歷推算交食也有誤差。早在開皇十四年，楊素等人對張賓歷、張胄玄歷和劉孝孫等三部歷法推算日食的評價是：“胄玄所剋，前后秒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即張胄玄歷推算日食非常準確，此處劉宜等人所稱“胄玄歷不能盡中”，可能就是專門針對這一點提出的。雙方互相辯駁，爭執不下。于是隋文帝令楊素等人組織相關專家判定二歷優劣?！端鍟堧行鳌份d：“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彪迲\受圖，君臨萬宇，思欲興復圣教，恢弘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旅騎尉張胄玄，理思沉敏，術藝宏深，懷道白首，來上歷法。令與太史舊歷，并加勘審。仰觀玄象，參驗璇璣，胄玄歷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群官博議，咸以胄玄為密。太史令劉暉，司歷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俊，司歷郭遠，歷博士蘇粲，歷助教傅俊、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疏密。遂虛行此歷，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高祖在詔書中對張胄玄歷與張賓歷的優劣進行了評價，認為張胄玄歷所推與七曜符合，而張賓歷“乃多疏舛”，群官討論的結果，均認為胄玄歷精密。詔書中對太史令劉暉，司歷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等四人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制定歷法不夠精密，而庾季才等六人作為制歷的專職人員，未對張賓歷進行嚴格審查而使張賓歷行用。作為處罰，劉暉等四人被開除官籍，庾季才等六人，也被革除官職。張胄玄歷法雖然受到劉暉等人的反駁，最終還是獲得頒行。張胄玄也被提拔為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員外散騎侍郎是隋代的散官，與勛官一樣，屬于榮譽官號，沒有實權。張胄玄擔任太史令后，引薦袁充，二人互相吹捧，“胄玄言充歷，妙極前賢，充言胄玄歷術，冠于古今”。開皇十七年頒行的胄玄歷，冬至點位于虛宿五度，后來覺得有點粗疏，至大業四年（608）劉焯死后，將冬至點改為虛宿七度，其它常數亦有改動，改動后的歷法以《大業歷》流傳于世，載于《隋書·律歷志中》。據《隋書·張胄玄傳》記載，張胄玄制定的歷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與古不同者三事”指的是：（1）所取歲差值與古人不同；（2）將日行遲疾引入歷法；（3）計算日食時考慮了月球視差?！俺弄毊愓咂呤隆眲t主要包括行星定見伏算法、水星應見不見術、五星動態表隨節氣變化、食分算法、日月食區別計算等內容。張胄玄歷法在與張賓歷的競爭中之所以能夠勝出，絕非偶然，而是張胄玄歷法吸收了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學發現，在推算交食和行星方面較張賓歷法有非常明顯的優勢。4隋代第二，hd現行的立法，是一個顯見的社會原因隋代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爭論，是中國古代歷法改革的一個縮影，是我們了解中國古代歷法改革的一個經典案例。本文以《開皇歷》頒行后的歷法競爭為主線，詳細檢討了張賓領銜制定《開皇歷》的時代背景及制歷隊伍的人員組成，還原了以張賓和劉暉為代表的張賓集團與與劉孝孫和劉焯的歷法爭論的焦點，以劉暉、國子助教王頍和司歷劉宜為代表的張賓集團與劉孝孫和張胄玄歷法爭論的焦點以及張胄玄歷法取代《開皇歷》的過程。通過本文的討論，我們有如下一些認識。第一，隋代前期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競爭呈現出3個特點。其一，歷法競爭時間跨度長。自開皇四年《開皇歷》頒行后，即受到劉孝孫和劉焯的質疑和批評，此后，張賓集團與二劉之間的爭論，張賓集團與劉焯和張胄玄之間的爭論，以及張胄玄和袁充與劉焯之間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開皇十七年張胄玄歷法取代張賓《開皇歷》才暫時告一段落。其二，參與歷法競爭的人員眾多。張賓領銜的《開皇歷》制歷隊伍陣容龐大，既包括前朝的歷法家領軍人物，又包括當朝眾多的天文數學方面的專門人才。而與張賓集團進行競爭的劉孝孫、劉焯和張胄玄均為隋代最著名的歷法家，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學水平。張胄玄歷取代《開皇歷》時，包括著名天文學家庾季才在內的十余名天文官員受到牽連?？梢哉f，隋代所有杰出的歷法人才均參與了此次歷法競爭。其三，歷法競爭的激烈程度在歷法沿革史上極其罕見。隋代的歷法競爭是一場歷法家之間的殊死搏斗，在歷法競爭中勝出的歷法家往往加官進爵，受到皇帝寵信，如道士張賓因領銜制定《開皇歷》有功被隋文帝寵信，劉暉因附會張賓被提拔為太史令，張胄玄歷取代《開皇歷》后，張胄玄又被提拔為太史令，后來袁充因附會張胄玄又被提拔為太史令；在歷法競爭中失利的一方往往受到嚴厲懲罰，如參與《開皇歷》制定的劉暉等四人被開除官籍，負責審定《開皇歷》的庾季才等六人也被革除官職。因歷法競爭失敗而受到嚴厲懲處，這在隋代之前的歷法競爭中是很少見的。第二，隋代圍繞《開皇歷》展開的歷法競爭并不僅僅是各部歷法科學水平高低的較量，更是科學、政治與宗教等多重勢力參與其中的一場博弈，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與文化活動。因此，一部歷法能否頒行取決于很多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其一，皇帝的主觀意志是決定一部歷法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定歷法在中國古代一直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活動，在隋文帝決心改歷時，他并未選擇劉孝孫等歷法名家負責制歷，而是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歷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