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州樂歌的地緣文化考察

一、大月氏烏孫部落伊州大致相當于新疆的哈密地區。它北東三環，南水。根據《通典》的記載,伊州西北部“到折羅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達(連)大磧,入金山哥(葛)邏祿住處”在伊州地區早期,大月氏和烏孫部落曾在這里游牧生活,史書記載:“大月氏、烏孫始在敦煌、祁連間”,據余太山先生考證,此處“祁連”實指天山,二、伊州樂曲目的發展《伊州樂》作為完整獨立的樂曲,其名字最早見于唐朝邊將向朝廷獻樂的名單中,如《樂苑》記載有:“《伊州》,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也。”《伊州樂》傳入唐朝宮廷以后受到唐玄宗的喜愛,根據崔令欽《教坊記》記載:“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余盡讓內人也。”《伊州樂》在發展過程中,表演繁復,場面宏大,耗時很長,演奏完整的大曲稱之為“大遍”。后來一些文人、演奏者常常把大曲中的歌唱部分單獨擷取出來,或單唱一曲,或聯章表演,稱之為“摘遍”,演唱形式更為靈活便捷。這樣就加快了《伊州樂》走向民間的步伐,也促進了《伊州樂》與其他藝術形式的融合。“摘遍”因其短小、靈活的特點被經常演奏,逐漸脫離了大曲,變成后來的“詞曲”。唐代大曲逐步發展為以下三種:其一“摘遍”的形式,演變為“詞曲”;其二保留了大曲的形式,如“宋大曲”;其三逐漸演化為戲曲音樂和說唱音樂。三、漢樂影響伊州的因素伊州樂歌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產物,具體來說,既受本地、關中、西域文化影響,又脫不開漢民族、少數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等的影響。《伊州樂》的三地音樂文化源流。首先伊州樂歌具有北地文化元素及其軍樂色彩。按《文獻通考》所載:“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亦北歌之一也”,可知伊州樂歌屬于北歌的一種。北歌即是《北狄樂》的代稱,而《北狄樂》實是漢唐時期北方鮮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音樂的通稱,因而其受北地自然與人文環境影響,形成了鮮明的地域特色,如其所用樂器主要為胡笳和鞞鼓,風格高亢、蒼涼、雄壯。《北狄樂》至少在漢代就已產生;漢代以后,根據《新唐書》記載:“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以后為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伊州樂歌的關中文化元素。伊州自西漢政府管轄以來,許多漢族將士駐軍屯田、漢族商人貿易往來、漢族學者傳經講學、漢族百姓流寓避難等,又因其與內地接壤,故而與關中漢民族文化交流頻繁、頗受影響,如李白的《觀胡人吹笛》詩中“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音”兩句,盡管不能說詩中的“胡人”一定來自伊州,但其所反映的關中漢民族文化對胡地文化的強烈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測出漢樂在伊州的影響。這樣漢晉和南北朝時期漢樂的代表:清樂歌舞曲、相和歌舞曲,以及笙、簧、琴、瑟、竽、籥、鐘等傳統樂器,應該都對伊州樂歌的形成或多或少產生過影響。特別是唐代大曲對伊州樂歌的發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唐代大曲由歌、樂、舞組成,包括多樂章的固定結構和兼有器樂演奏的大型歌舞曲。具體來說,唐大曲分為三大段,即“散序”、“中序”和“破”。每一大段包括若干“遍”,遍也是段的意思。一般以器樂曲緩奏為“散序”,以節拍穩定、伴有歌唱的部分為“中序”或“排遍”,中序之后有“破”或“急”的舞曲,此外有送曲。大曲配有舞,舞蹈由鼓點指揮。遍名中可能有些是鼓點的名稱,表示敲擊的方法及節奏特點。宋人王灼《碧雞漫志》載:“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為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伊州樂歌的西域文化元素。伊州緊臨西域諸國,在西域概念界定中屬于西域東部地區,因此其在音樂方面必定受到西域音樂文化的影響和熏陶。西域音樂主要有《龜茲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高昌樂》《于闐樂》等,據《隋書·音樂志》載,《龜茲樂》“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此外,伊州樂歌還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傳統音樂文化元素。通過前文所述,可知伊州地區曾有匈奴、月氏、烏孫、鮮卑、柔然、高車、突厥、葛邏祿、粟特等民族游牧、生活,又由于伊州地處絲綢之路孔道,天竺、波斯、大食等外國使團、商人多有往返,各民族的樂舞藝人或流寓伊州,其音樂舞蹈也便在伊州地區表演、流傳,如自波斯傳入的《穆護》曲,天竺傳入的歌曲《沙石疆》,舞曲《天曲》《蘇合香》,突厥的舞曲《達摩支》,粟特的《柘枝》樂舞等,以及樂器貝、鈸、羯鼓、腰鼓、都曇鼓、毛員鼓、五弦直項琵琶、鳳首箜篌、答臘鼓等。而伊州地區流傳的薩滿教、佛教、祆教、道教等,其在宗教儀式過程中所運用的樂舞也一定程度上在當地流傳開來,如巫舞曲、迎神樂歌、送神樂歌、佛曲、道調、薩滿祭歌、賽祆儀式樂等。這樣,伊州樂歌自然帶有了多民族、多宗教的色彩。四、樂歌的基本特征伊州樂歌經歷了從宮廷走向民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其逐步超越其他西域樂舞,成為最受人歡迎的大曲,進而對中原的音樂、舞蹈、文學、戲劇等方面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故宋人洪邁評價道:“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于唐……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唐大曲的歌詞,多采用文人詩歌,經樂工加工,入樂疊唱,所以大批詩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大曲的歌詞創作中。《碧雞漫志》載:“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歌辭形式促進詞曲發展。早期的大曲歌詞都是七言詩,到宋代才有長短句體的大曲詞。從《伊州樂》中發展出來的有《伊州令》《伊州遍》《伊州曲》《伊州三臺》等詞牌,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六州歌頭》《六州》《陽關三疊》《陽關引》《陽關曲》《小陽關》《古楊關》等詞牌。最著名的就是《六州歌頭》,多位詞作名家如辛棄疾、張孝祥、劉克莊等人曾用該詞牌譜詞,其中以宋人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影響最大。據《碧雞漫志》記載,《伊州樂》見于世者尚有: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錘商、越調等七種。據《文獻通考》載,其中越調《伊州》、歇指調《伊州》尚被用于北宋宮廷演奏。文人學士對《伊州樂》的描寫,如劉克莊詞《清平樂·增陳參議師文侍兒》有“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之句;吳文英詞《點絳唇》中也有“一曲伊州,秋色芭蕉里”之說。在民間也傳唱著從《伊州樂》中發展出的《陽關》,宋人沈括《夢溪筆談·卷五》記載:“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樂歌基調影響詩詞情感。唐代《伊州樂》的基本音韻特色應當是慷慨悲壯、高亢激越,這也是它與以歡快活潑為主要基調的其他西域樂舞的不同之處。當然,作為一套包括許多樂章的大型套曲也有輕松歡快、清新雋永的一面,但不是主流特色。一般演奏完整的大曲稱之為“大遍”,選奏其中片段稱之為“摘遍”。后來一些文人、演奏者常常把大曲中的歌唱部分單獨取出或單唱一曲,或聯章表演。晚唐詩人陳陶在蜀王宴上聽到流落到西川的宮嬪金五云唱歌,寫了《西川座上聽金五云唱歌》詩,是從《伊州》大曲中摘出的第三遍。到了宋代,據《碧雞漫志》記載:“《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歌指調、林鐘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制七商中何調耳?”《伊州樂》的演唱具有開拓性,兼具東西地域文化之優勢《伊州樂》自唐代生成以來,廣為流布,先入宮廷又走向民間,受到朝野普遍青睞。《伊州樂》從樂工配文人歌詩演唱,逐漸發展為詞牌,文人填詞作歌傳唱,以后又引入戲曲,作為演唱戲曲的曲調,伊州樂歌始終是人們熟悉與喜愛的音樂。為什么《伊州樂》具有如此強大的藝術生命力?這與《伊州樂》在多民族文化土壤中發育成長,蘊含著多民族音樂文化結晶,風格兼采東西地域文化之優長有關。藝術的生命在于創新,藝術的魅力在于豐富的內涵,《伊州樂》正具有這些特點,他的蘊含豐富而不單調,他能使人耳目一新卻不陌生。不論東西南北地域的人,能從中感受到新鮮,卻又不覺疏遠。可以說他的藝術魅力正在于調和了諸多人的口味。總之,伊州樂歌是在匈奴樂、北狄樂的基礎上發展,又受到龜茲樂,中亞、西亞樂,及多種宗教樂、中原漢樂等多種音樂文化的影響,是多民族音樂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在曲調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