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文學的獻賦活動

捐贈活動在漢朝非常活躍，這是漢代文學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但促成了漢代賦體創作的空前繁榮,而且成為對后世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傳統。六朝的獻賦活動是對漢代獻賦傳統的一個延續,但隨著時代的變化,獻賦的機制又在發展中較兩漢時有所變化,由此造成獻賦在功能上的明顯轉變,并呈現比較明顯的南北分流的趨勢。上述漢魏六朝的獻賦現象,是漢魏六朝文學的重要構成,理當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目前學界對漢魏六朝賦的研究雖然不少,尚未見有集中研究獻賦現象的。本文旨在論述漢魏六朝獻賦現象的發展和流變,并且從政治體制和文學風氣兩個主要方面揭示獻賦活動的內在體制和功能轉變的根本原因,并以此就教于方家。一西漢獻賦的規模和數量史傳中對獻賦的明確記載,最早始于漢武帝朝。據《史記》、《漢書》的記載,司馬相如曾經多次向武帝“奏賦”這種植根于政治的獻賦機制,也可以從其更早的存在方式得到印證。《詩·鄘風·定之方中》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考慮到具體的創作情境,在這一作用于朝廷和文士之間、帝王和文人之間的獻賦機制中,天子是賦作特定的奏獻對象,而且處于相對主導的地位。因此,獻賦者在創作時必須充分地考慮到天子對賦作內容的接受,尤其是當其以諷諫為目的時更是如此。因此在藝術表現上,往往不直言其事,而是“主文而譎諫”,以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獻賦始于武帝朝,而全盛于西漢。對于漢代獻賦的規模、數量乃至功能和效果,班固《兩都賦序》作了概要性的描述: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由班固的論述可知:(一)西漢獻賦的規模很大,據《漢書·藝文志》所載,獻賦者有枚乘、司馬相如以下共61家東漢文人的獻賦直接延續了西漢的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是班固、杜篤獻京都賦一事。光武帝在洛陽建都,但關中耆老還希冀還都于長安。班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后漢書·班彪傳》);而同時杜篤“以關中表里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以效“司馬相如、楊(揚)子云作辭賦以諷主上”(《后漢書·文苑傳》)東漢獻賦的規模和數量,因為缺少類似《兩都賦序》這樣的明確記載,現在已很難具體考知了。根據《后漢書》和錢大昭、侯康、顧槐三諸家《補〈后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篇目來看,其中有些賦作雖無文獻佐證,從標題看也可以推測當為獻賦之作,如崔骃《大將軍臨洛觀賦》、崔寔《大赦賦》等。以李尤為例,其《函谷關賦》、《平樂觀賦》、《東觀賦》、《德陽殿賦》、《辟雍賦》二魏晉紀獻賦的類型建安時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曹魏時期的獻賦作者和對象,都是在漢末的政治和文學空氣中成長起來的,其獻賦活動可以說是對漢代獻賦傳統的很自然的延續。如陳琳是建安時期重要的獻賦作者,建安十二年向曹操獻《神武賦》,后來又受曹丕之命作《迷迭賦》、《瑪瑙勒賦》、《柳賦》等。但此前陳琳在袁紹軍中時,早在建安三年,就有《武軍賦》之作以獻袁紹漢代獻賦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臣下主動“奏賦”,二是臣下受詔或受命作賦。曹魏時期的獻賦也可以大致分為這兩類:臣下主動“奏賦”的,如邯鄲淳“作《投壺賦》千余言奏之,(曹)丕以為工,賜帛千匹”這種帶有競賽性質的獻賦活動,是文學的自覺在獻賦這一特殊的文學生態上的表現。同時它也成為一種新的傳統,為后代帝王及其身邊的文人所效仿。魏明帝曹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自言“于賦誄特不閑”(《詔陳王植》),但也能寫作辭賦,有《游魂賦》(《全三國文》卷9)尚存曹魏時期的獻賦活動是整個六朝獻賦史上的一個高潮,隨后的西晉初年活躍的獻賦活動可以視作其余波。晉武帝朝去魏不遠,獻賦活動還是比較活躍的,如泰始四年武帝藉田,潘岳獻《藉田賦》以美其事;泰始八年,左芬受詔作《愁思賦》。但無論是獻賦的潘岳(247—300)、左芬(?—300),還是詔令左芬獻賦的晉武帝,他們都是在曹魏末年的文學空氣中成長起來的,所以其奏獻活動,實可視作是曹魏獻賦高潮的余波。左思寫作《三都賦》,雖然實際上并未奏獻給晉武帝,但也是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寫作的,而且在具體的寫法上參考了班固奏獻光武帝的《二京賦》。賈謐在《三都賦》序中說賦“非茍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也不是一般地評論賦體,針對的其實是以《二京賦》為代表的這一類傳統上用于奏獻的京都大賦。像《三都賦》這樣實際上受獻賦傳統的影響而創作,但事實上沒有奏獻或本就不準備奏獻的作品,似乎可以算作一類,叫作模擬獻賦。這類賦作甚多,茲不贅舉。除史籍所載外,陸云集中的《南征賦》很可能也是一篇獻賦之作東晉一百年間,是獻賦的低潮期。史書見載的獻賦僅寥寥數次,基本集中在東晉初年。元帝太興元年,郭璞“奏《南郊賦》,中宗見賦嘉其才,以為著作佐郎”三梁武帝獻賦活動的興盛劉宋六十年間,接續了東晉時一度低落的獻賦傳統,基本恢復到了曹魏時期的規模。這首先要歸功于專制皇權的重新建立和穩固。同時劉宋在位時間比較長的文帝(30年)、孝武帝(11年)、明帝(8年)都好尚文學,臨川王劉義慶、江夏王劉義恭都能創作辭賦。與此同時,隨著玄風的消退,著述的風氣重新興起,一批能作賦的文人也成長起來。這些條件都促成了獻賦活動的重新繁榮。文帝朝是獻賦傳統的復蘇期,元嘉十八年。見顏延之獻《赭白馬賦》蕭齊統治的二十五年間,基本延續了劉宋的傳統。齊武帝蕭賾的統治時期是南齊朝政最平穩的時候,獻賦活動也最頻繁。如武帝起舊宮,王彬獻賦,“文辭典麗”梁代的獻賦活動也很頻繁,可以說是繼曹魏之后的又一個高潮。梁武帝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下詔立謗木甬、肺石甬以開言路,求古樂古禮,鼓勵獻賦也是其為鞏固新的皇權所作的諸多努力之一。就繼承傳統而言,蕭齊時的獻賦活動已經非常活躍和普及了,梁武帝本人就是在這種政治和文學的空氣中成長起來的,雅好作賦,今存《孝思賦》、《凈業賦》、《圍棋賦》(《全梁文》卷1)等數篇。武帝即位之后,其《敕答陸倕》“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敕賜費昶》“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全梁文》卷4)(張)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做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于金馬矣。(《南史·張裕傳》)(蕭子暉)嘗預重云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南史·齊高帝諸子上》)(劉)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南史·劉勔傳》)(沈眾)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徳殿。帝令眾為《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南史·沈約傳》)我們注意到,武帝不但對奏獻之賦表示稱賞,甚至還會手詔加以評點,這對于獻賦者來說自然是很高的榮耀,而史官也將武帝的好文載入史冊,流傳后世,由此達到潤色鴻業的政治效果。應該說,這是武帝及其臣下積極參與的結果,而天監初武帝與臣下任昉、王僧孺、陸倕、柳憕同作《賦體》之事陳代獻賦接續了齊梁的傳統。陳文帝在梁末任會稽太守,陸琛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琛由此知名四受詔之賦作從兩漢到六朝,獻賦的主要對象始終是帝王宗室和朝廷重臣,雖然有頌美也有諷諭,但其所獻賦作的基本性質始終是廟堂文學,是潤色鴻業的一種方式。因此,一個專制皇權的存在也就成為獻賦得以展開的基本前提。換句話說,只要有專制皇權的存在,獻賦活動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這也是為什么獻賦在六朝一直史不絕書的根本原因。當然,在皇權鼎盛的朝代,如果帝王又重視文治甚至自己能創作辭賦,那么這一朝的獻賦活動就會比較活躍,甚至會達到某種程度的繁榮,如前面論述過的漢武帝時期、曹魏時期以及梁武帝朝;如果皇權比較衰落,甚至像東晉那樣,皇室與士族共同統治國家,士人又缺乏著述的熱情,則獻賦活動就寂焉罕聞。政治對獻賦之作的形式和體裁的制約也是明顯的。一般來說,主動奏獻的賦作多以散體大賦為主,無論頌美還是諷諫,針對的都是當時的朝廷大事,賦作的內在結構可以視作是當時皇權政治的文化鏡像,是一種從中心向四方輻射的既宏大又有序的視野。從我們熟悉的司馬相如、揚雄的賦作一直到六朝王粲《神武賦》、邯鄲淳《投壺賦》、潘岳《藉田賦》、謝靈運《撰征賦》、王僧佑《講武賦》、王規《新殿賦》、陸琛《善政賦》等都屬此類,可以說是獻賦之作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班固所贊美的“雅頌之亞”,所指的主要就是這一類作品。與兩漢的獻賦傳統相比,六朝獻賦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受詔作賦的情況更加多樣化,尤其是君臣同賦或令臣下同賦的情形大量出現。這兩種同題共賦的形式,給賦作者提供了文學競技的機會,有利于賦作藝術水平的提高;同時也讓整個獻賦活動具有了更高的娛樂性和觀賞性,而品評高下與分別賞賜的特權仍屬于獨尊的帝王。這個問題,可以理解為六朝獻賦與漢代獻賦的一個重要不同,即六朝獻賦在功能上,文學本身的功能顯得更突出。這是六朝文學發展的結果,因此很快受到帝王與文士的共同喜愛,在朝廷上下普及開來。受詔之賦作,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有比較明確的政治性,如遭逢軍政大事,帝王令臣下作賦以壯聲勢,潤色鴻業,如魏文帝曹丕命卞蘭、繆襲等人作之《許昌宮賦》、張率應詔所作之《河南國獻舞馬賦》等就屬此類。這類賦作無論結構還是形式都和前述主動奏獻之賦相同。另一種則更多地具有娛樂的性質,沒有具體的政治背景,君王宴游之時,往往一時興起,指某物某事為賦。如曹丕命臣下共作《寡婦賦》、《車渠椀賦》、《瑪瑙勒賦》,蕭子良與臣下共賦《梧桐賦》、《高松賦》等。這一類賦作,往往是即席而作,且限以時刻,所以往往比較短小,抒寫也比較自由,內容上不必有明顯的頌圣之語,結構上也比較隨意,大多都屬于小賦。從數量上看,后一種顯然是六朝獻賦之作的主流。我們研究小賦的發展,獻賦這一創作情境的制約顯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是應該得到研究者更多關注的。六朝的獻賦活動既是政治體制的產物,也受到當時文學風氣的影響。在獻賦之作中,大賦的比重在不斷減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中除了前述創作情境的制約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隨著漢末文學的自由,詩賦分流,嫻于辭賦尤其是大賦寫作的文人越來越少。這種情況在西晉初年已經很明顯了。陸云在寫給陸機的一封信中,就談到自己在寫作大賦方面所遇到的困境:鈔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這段話中,陸云向其兄坦陳了自己欲獻大賦時的看法和顧慮,有幾點頗值得注意:第一,對于所獻之賦,陸云稱為“大文”,其內容稱為“大體”。“大”從形式上來說,指的是篇幅較長,與后文中的“少許”相對;從內容上說,指的是旨趣遠大,與后文中的“家語”相對,亦即不是家常言語,是有關于邦國大事的。這和我們前面對大賦的雅頌性質的論述是一致的。“大文”、“大體”的提法,或許只是陸云自己的,但卻可以反映出當時一般的觀念,即用于奏獻之賦,須得詞旨正大關涉國家大事,不可作尋常言語,這也正是后文中陸云因只作得“少許家語”而遲疑不獻的原因。第二,“大文”的寫作需要很專門的才能,所以像陸云這樣在當時與陸機并稱“二俊”的作者,而且自言“頗能作賦”“大賦難成”的困境,對西晉乃至整個六朝文人來講都是普遍的。這和建安時期吳質在《答東阿王書》中“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的描述,正形成鮮明的對照。而隨著詩賦的分流,以及抒情小賦寫作技巧的發展,文人將更多的精力放到緣情綺靡的詩歌和短小自由的小賦的創作上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作者隊伍的減少以及作者構成的改變,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主動奏獻大賦的作者明顯減少。隨之而來的,還有以為諷諫的賦作明顯減少,畢竟,受詔作賦相對來講自由度更小,除了極個別的特例(如前舉魏明帝朝何晏《景福殿賦》、劉劭《許都賦》、《洛都賦》等數篇),大都以頌美為主。與南朝獻賦以頌美為主形成對照的是,北朝的文化之盛不如江左,能作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