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孔子從《論語》到《孔子家世》

孔子和司馬遷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兩位驕傲人物。孔子創立的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司馬遷所著《史記》則是傳統史學的輝煌巨著和民族文化的璀燦瑰寶。關于這兩位文化巨人的學術關聯,自東漢以來,即引起學者們的諸多評論,其間形成了尖銳的意見對立。時至今日,在頗有影響的哲學史教科書和思想史專著中,仍然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因此,正確闡釋這個問題不特對于科學地說明《史記》這部巨著的產生無法回避,而且對于我們反思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歷程裨益甚大,在研究儒學史、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以下從四個層次加以考察。一、推動了《春秋》的繼承與發展司馬遷對儒學的態度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集中的反映,此篇是《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中居于最后的總結性文字,司馬遷坦露心扉,極富感情地述說本人學術旨趣與孔子的關聯,其中緊要的有兩條,一是以“繼《春秋》”為己任,二是對儒家六經全面地推崇。司馬遷對《春秋》的看法直接淵源于孟子。孔子據魯史以修《春秋》,以褒貶書法,通過極簡略的文字表達對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看法,這個特點,被儒家巨擘孟子充分地闡揚,遂對以后儒家學派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孟子視孔子修《春秋》是了不起的大事,其功可與“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相等列。他論證《春秋》寄托著孔子的政治理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認為孔子這樣做是針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極重大的政治意義,所以稱《春秋》是“天子之事”,并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上引文均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還強調《春秋》所重的不是史事,而是孔子加進去的“義”。“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這就要求人們不能將《春秋》當作普通史書,而要特別重視其中所曲折表達的孔子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理想,體會其中的“微言大義”。孟子的論述,大大提高了《春秋》在儒學總體系中的地位,闡釋了《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的政治觀點具有治理國家、綱紀社會秩序倫理的非凡作用,也說明了精深的義理乃是史書的靈魂所在這一深刻道理。孟子論述的意義遠遠超過《春秋》這部著作本身,對于漢代以下儒學的發展影響至巨。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非常強烈、鮮明地宣告自己直接繼承孔子的事業。他講著《史記》以繼《春秋》,是他父親司馬談的鄭重囑托:“……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又說:“先人有言:‘自周公率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些都確鑿地表明,撰史以繼承孔子著《春秋》的神圣事業,既是他父親的囑托,也是司馬遷本人責無旁貸自覺擔當的重任。司馬遷忠實地接受了孟子的觀點,他借回答上大夫壺遂的話,論述孔子修《春秋》的含義:“余問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按:《漢書·司馬遷傳》引這段文字,無“天子退”三字。孔子修《春秋》意在尊周王室,此言“貶天子”,與孔子本意和《春秋》內容不合,當有衍誤。《漢書》此處作“貶諸侯,討大夫”則與《春秋》內容相合,宜可依從。)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這些,正與孟子關于孔于修《春秋》以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看法一脈相承。尤應注意的是,司馬遷進而把孟子的論點大力發揮,第一,他認為《春秋》是治國的綱紀,故說:《春秋》“是王道之大者”,“《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萬物之聚散皆在于《春秋》。”這就進一步闡發《春秋》的原則、道理直接與社會的治亂、國家的興亡相攸關。第二,認為《春秋》體現了禮義、倫理的準則:“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均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三,認為《春秋》是著述的楷模。因為它不是死的陳篇舊賬,而是有活的生命、意義巨大的歷史,它與現實相聯系,與政治相聯系。司馬遷根據孟子的思路再加推進,將《春秋》與湯、武革命并舉,歌頌它們都是誅滅暴虐、恢復王道的正義事業,所以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論《陳涉世家》撰述義旨)總之,司馬遷把孟子的論點發揮盡致,在他心目中,《春秋》是最成功的著述(不限于史書的意義),是孔子垂之萬代的不朽功績。所以他要自覺地繼承和弘揚孔子的事業。司馬遷不特高度贊揚《春秋》,他對于儒家六經全面加以論述,高度評價它們對于社會和人倫關系的作用:“《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記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史記》的其他篇章中還一再從不同角度高度評價六經的作用:“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列傳》贊)“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滑稽列傳》序)這些論斷都是推崇六藝對于治理天下國家最可寶貴,它們各有特長,合起來又都體現了孔子德治的思想。這樣全面尊崇六經的論述,是孟子、荀子這些儒家大師們所未曾有過的。所以司馬遷不但是褒揚《春秋》的功臣,也是深曉全部儒家經典的睿哲。二、“待儒而道,道法之文”的寫作司馬遷尊崇儒學的又一集中表現是:他突破《史記》著述體例的限制,破格撰寫了《孔子世家》,同時撰有《仲尼弟子列傳》、《孟荀列傳》、《儒林列傳》,它們有機地形成為系列文章,鄭重地記載了儒家創立者的功績,眾多弟子和儒家巨子的生平,以及秦漢以來儒學顯于世的人物事跡,構成最早的儒學史。顯示出儒學繁盛的特殊地位,令其他學派黯然失色。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既詳盡地記載孔子一生的活動,按照《史記》體例,“世家”猶言世祿之家,以稱王侯,跟記載帝王事跡的“本紀”、記載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列傳”對言。而孔子并無王侯之位,“特一布衣”,生前棲棲遑遑到處奔走,司馬遷卻破例列為“世家”,給以殊榮。這等于尊奉孔子為學術文化宗師,唐人司馬貞所謂“以是圣人為教化之主”(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頗能窺見司馬遷的意蘊。后代學者對此也多有評論,以明陳仁錫所論述最有見地:“史遷可謂知圣人之道者矣,班氏謂其先黃老而后六經,非也。觀其作《史記》,于孔子則立‘世家,于黃老則立‘傳’;至論孔子,則曰‘可謂至圣矣’,論老氏,但‘隱君子’。非知足以知圣人而能是乎?”(《陳評史記》卷十七)此其一。其二,在史料上,司馬遷廣蒐博采各種儒家典籍及其他學派著述中有關孔子的資料,備載孔子的行事,狀寫其言談風貌,寫得生動傳神、血肉飽滿。這不僅出于司馬遷著史的嚴肅態度,從更深一層說,更取決于他對寫好孔子傳記的殷殷之意。《論語》、《左傳》中的大量材料,自是司馬遷所主要依據;同時,充分擷取《谷梁傳》、《公羊傳》、《國語》、《禮記》、《孟子》、《韓詩外傳》等儒家典籍中的有關記載;其他學派,如《墨子》、《晏子春秋》、《韓非子》中的零星材料,司馬遷也加以吸取。如《孔子世家》寫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景公)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泥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后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這一段記載即系采用《墨子·非儒》、《晏子春秋·外篇》及《韓非子·難三》中的史料寫成。借此更寫出孔子一生所受到的挫折,寫出當日不同學派的斗爭,從而使這篇孔子傳更具真實性。可見,凡是有關孔子的有價值的史料,司馬遷都加以蒐求,然后爬梳剔抉,熔鑄成篇。其三,《孔子世家》又不限于具體記載孔子的行事和言論,而能上升到更高的層次,集中論列孔子修訂六經的功績。貫串于其間的鮮明主旨即是,儒家六經寓涵著實行“王道”、維系倫理的根本道理,從而把“六藝于治一也”的核心論點具體展開。如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自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論述孔子對《易》的重視:“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論孔子修《春秋》以寄托政治理想,以褒貶微旨寄托治天下之法,作為后世準則:“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這樣鄭重其事,全面地論述孔子修訂六經的時代意義,其深刻含意,是尊奉孔子既是垂教后世的圣人,又是中國文化偉大的開創者和傳播者。最后,司馬遷在《孔子世家》篇末,精心、深情地寫了一篇贊語,集中表達對孔子的崇敬: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必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言為心聲。今天我們吟詠司馬遷這段話,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對孔子深摯敬仰的真情。而更有意義的是,司馬遷把孔子跟許多生前享盡尊榮富貴的人作對比:他們的富貴是因據有國君王侯的地位,可是曾幾何時,死后統統被人忘卻,唯獨孔子,身為布衣,卻以自己的學說歷代受人傳頌宗仰。他在文化上、思想上享有任何國君王侯所不能比擬的地位。總起來說,司馬遷立孔子為“世家”,使孔子處于突出地位,他系統地記載孔子的言行事跡和思想學說,并推崇他為“至圣”。老子則只列入與莊周、韓非諸人的合傳中,稱之為“隱君子”。《太史公自序》中揭示出兩篇傳記撰寫的義旨,也形成了鮮明對照。“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作《孔子世家》”。這是褒彰孔子的學說具有撥亂反正、作為天下統紀和社會倫理準則的價值。“李耳無為自化,清凈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則僅以寥寥數字點出老子和韓非學說的特點而已。司馬遷所尊奉者誰,已經明明白白,無可懷疑。這一切,都被他嚴肅地寫進《史記》這部儒史之中,所以在確立孔子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代表人物、古代社會的思想領袖的崇高歷史地位上,司馬遷的歷史功績是巨大的。直到近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仍稱司馬遷為“漢大儒司馬氏”(《龔自珍全集·陸彥若所著書序》)梁啟超也說:“太史公最通經學,最尊孔子。”(《讀書分月課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司馬遷固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他們的評語確有道理,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三、從“縣試”到“禮典”的轉變,促使“法治”的提出,“一個偉大的歷史家決不能離開他的時代。司馬遷尊儒,如果只是作為個人的學術興趣來看待,那還只是停留在表層的認識上,遠未找到司馬遷學術旨趣的真正的根。司馬遷著史自覺地繼承、尊奉儒學,主要地并不取決于個人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是決定于時代的需要和學術的取向。這就需要我們深入地考察司馬遷尊儒的歷史背景。司馬遷是漢初之后、武帝時代的人物,人們一提起漢初,立即會想到無為政治和黃老學說的支配地位。誠然,漢初政治確以黃老無為學說為指導。經過秦朝暴政、反秦及楚漢的連年戰爭之后,人民死亡盈野,傷殘待救,社會經濟凋敝破敗。當時最緊迫的任務,就是休養生息、恢復民力。所以漢初以黃老學說為指導,是必然的需要,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奠定了以后武帝時期鼎盛局面的物質基礎。然則,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從漢初社會整個進程說,黃老學說的盛行畢竟只是階段性現象。我們所不能忽視的是,尊儒作為朝廷的政策固然自武帝始,而尊儒的傾向實已導源在此以前。漢高祖劉邦以厭惡儒生著稱,但這位開國皇帝的一個正確選擇,就是采納了“時時前稱說《詩》、《書》”的陸賈的建議: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陸賈還說:“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提醒劉邦采取由任用武力轉變為施行“仁義”,由秦的嚴酷政治轉變到寬省政治。這對漢初政權實具成敗相關的意義。因此,劉邦讓他著書總結歷史教訓,《新語》書成,“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知善,左右呼萬歲。”又一個關鍵是儒生叔孫通為朝廷制禮儀。史載:由于劉邦討厭秦朝苛細的儀法,廢掉不用,務求簡易,結果出現“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場面,劉邦為之頭痛。叔孫通原是秦博士,他為劉邦制定了一套儒家的禮儀,事先經過演習,然后在新落成的長樂宮隆重地正式進行,成效驚人:“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制禮儀,當然是為封建統治效其勞,但須知在當時,在混亂無秩序中,皇帝就是秩序的代表,所以歷史地看待,制禮儀在當時又有鞏固新建立的西漢政權的突出意義。這也是儒學在漢初發揮了明顯的作用。司馬遷有歷史眼光,盡管他對叔孫通慣于揣度時勢阿諛逢迎加以譏諷,但又明確地肯定制禮儀的積極作用,“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史記·叔孫通列傳》)至漢文帝時,賈誼從儒家立場出發提出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主張,則是第三個關鍵問題。其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特別是諸侯王國勢力惡性膨脹,成為最緊迫的問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擬京師,尾大不掉,成為與朝廷相對抗的分裂力量。賈誼即從儒家立場出發,堅決主張削藩,他警告說:“疏者必危,亂者必亂”,“強者先反”。漢文帝采納他的建議,削減齊、趙兩王國封地,又將列侯遣回封國,防止在京城糾集勢力,以后景帝、武帝時代繼續削藩的措施都導發于此。同時,賈誼又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的整套主張,目的是使“等級分明”,天子獨尊,王侯臣下受到約束。(以上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漢書·賈誼傳》及《諸侯王表》)由于文帝尚節儉,這些建議未付施行,但武帝時改正朔、立明堂等大規模興造制度,仍然發自賈誼。以上三人,叔孫通為醇儒當無可疑。陸賈兼有道家色彩,賈誼兼有法家色彩,但二人思想中居主導地位的則明顯是儒家,所以《漢書·藝文志》引《陸賈》、《賈誼》為儒家者流。我認為,三人的建言和作為,是在漢初黃老學說盛行之際,代表儒家學派為解決數十年間幾個重大問題所作出的引人注目的貢獻。其在不同學派并存競爭情況下的實際意義,當然是使儒學的地位得到提高,影響得以擴大。故此,在秦代被壓制的儒學,至漢初已迅速走上舞臺,正在發展力量,行將占據舞臺中心的地位。關于儒學影響擴大的事實,我們可以舉出:文帝時,賈誼接連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當時還有燕人韓嬰因通《詩》立為博士,魯徐生因通《禮》為禮官大夫。景帝時,儒生魯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受業者百余人。”他的學生王臧因明《詩》為太子少傅。還有儒者轅固生因治《詩》為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儒學勢力業已抬頭,黃老之學不甘退卻,兩派斗爭日益激化。黃老學者與轅固生在景帝面前曾有一次爭論。黃生講:湯伐桀、武王伐紂都不是順應天命,是臣弒君。轅固生則堅持:桀、紂虐亂,湯、武起來討伐,是符合民意的行動,所以順應天命。黃生強辯說:“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因過而誅,就是臣弒君。景帝乃對黃生的話加以袒護,且明言不準再講什么湯、武受命。可見,黃老之學在維護專制統治可以走得更遠,為了取得皇帝的寵信,可以公然為暴君辯護!武帝即位,任命愛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他們依武帝旨意,為提倡儒學和加強中央集權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按,指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按,因當時王侯逾越禮制者甚多,要按等級差別予以限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這些措施直接觸犯了外戚諸竇的利益,激怒了竇太后。她便憑借權勢,于次年罪責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二人皆自殺,又逼武帝將竇嬰、田蚡免職。但是,儒學的興起畢竟是大勢所趨,竇太后仗勢反攻也終究無法阻擋。建元五年,武帝置五經博士。六年,竇太后卒,武帝立即任用田蚡為丞相,廣征儒者進用,進入武帝確立“罷絀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時期。這兩次斗爭,足以說明此時的黃老學說所代表的是諸侯勢力,而儒學則是代表中央集權力量的不同實質。一種思想學說是否起到進步作用,不能離開歷史條件,拿固定框框去硬套。黃老學說適合于漢初的時代特點,但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其進步作用便會失去;儒學盡管有保守性、繁文縟節、鼓吹森嚴等級制以維護封建統治這些嚴重的消極面,然而,當時處于上升時期的封建生產關系和封建政治制度,卻恰恰又需要儒學來幫助它的鞏固。若把黃老學說的一度適宜社會需要便視之為一直具有進步作用,或者習慣于生硬套用“對立斗爭”的模式,認為漢初黃老思想與儒學的歧異即是前者代表進步后者代表落后的斗爭,我以為都是片面性看法。我們擴大視野即可看到:秦漢是封建制度成長時期,從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說,則經過了三個階段、兩次否定。法家學說本來具有適應新生封建階級要求的積極作用,然而秦統一后,卻將法家路線推向極端,實行赤裸裸的刑罰統治,濫用民力,導致秦朝迅速滅亡。此為第一段。漢初社會殘破,民生凋敝,需要清靜無為以恢復民力,黃老學說適逢時會而成為指導思想,此為第二段,也是對前一階段的否定。至武帝時代,經過七十多年休養生息,經濟上已積聚了雄厚的實力,這個民族象是憋足了勁的巨人,已經不再無為,而是要大有作為了,鼓吹清靜寡欲的黃老學說再也不合時宜,需要更換全新的政治哲學、行動的哲學,武帝雄才大略的性格特點又與這一時代需要相適應,因而,他一繼位立即以行政力量扶植業已擴大了影響的儒家學派,高舉起尊儒的旗幟。這又構成對第二階段的否定。而武帝尊儒的特點,則是外儒內法、儒法并用,所謂“雜王霸道而用之”的漢家制度由此制定,既不是對前面過程的簡單拋棄,更不是對創立儒家的始發點的復歸,演進的過程構成正——反——合,辯證運動的法則于此得到生動的體現。縱覽這一思想學說演進的大過程,我們可以得出兩點認識:第一,應該肯定:儒學至武帝時代被尊奉為居主導地位的學說,是歷史的一個進步。盡管儒學獨尊開始了專制主義對思想領域實行新的控制,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帶來種種嚴重弊端,然而確應看到處在秦朝推行極端的法家路線而驟亡之后,能夠代替它長期作為社會指導思想的,只有儒家學說。不能只強調其消極面而抹殺儒學這種客觀地存在的歷史地位。第二,既然武帝時代獨尊儒術是社會運動的邏輯依歸,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就說明,司馬遷尊儒的學術旨趣,乃是深深扎根在時代土壤之中。《史記》著述體系中強烈的尊儒傾向,也是對他所處時代忠實的反映。司馬遷創設《史記·儒林傳》,寫的便是儒學興盛史。他著重肯定武帝君臣提倡儒學的功績,把武帝時代作為儒學興盛的起點:“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并述此后講述《詩》、《書》、《易》、《春秋》的名師輩出。“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之學,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并特意在傳中錄入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的奏書,武帝予以采納,“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學之士矣”。顯然對武帝君臣提倡獎拔儒學的一系列措施深加贊許。《太史公自序》中概括此篇義旨是:“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燦如也。”誠如王鳴盛所云:“《儒林傳》“力表武帝之能尊儒”,“此篇多是頌揚”。(《十七史商榷》卷六“儒林傳”條)王鳴盛還明確地提出“司馬氏父子異尚”的論題,認為:《論六家要旨》論述孔不如老,只代表司馬談的學術旨趣,“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谷梁》而子歆明《左氏》也。”并舉出司馬遷稱引董仲舒之言,正是“隱隱以上承孔子,其意可見。”他還提出《史記》“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批評王安石和王應麟都曲解了司馬遷。(以上見《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馬氏父子異尚”及“孔子世家”條)王鳴盛的論斷確具卓識,對于正確評價司馬遷的學術旨趣有承前啟后的意義。但我們通過剖視當時的學術背景,則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還可更深入一層:司馬氏父子旨趣固不相同,但又有相通之處。在司馬談身上,已經顯示出由崇尚道家向尊儒的過渡。因為,司馬談曾學《易》于楊何,學術淵源中有儒學的成份;他十分強調“孝”,臨終時告誡司馬遷:“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重視孝道正是儒學的本色;司馬談贊揚道家主要從哲學思想立論,而從學術史角度,他又是尊儒的,故稱周公能宣揚周的歷代君王之功業,所以被天下傳誦,又稱孔子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認為孔子是必須效法的榜樣。所以他才鄭重囑托司馬遷著史以“繼《春秋》”。孫詒讓云:“談尊儒而崇道”,此言正中肯綮!弄清楚司馬氏父子志尚既相異又相承的兩重性,很有助于加深理解景、武之間學術趨向的過渡性特點,同時也說明,司馬遷尊儒,并非與家學絕然相反一刀兩斷的突兀之舉。四、《史記》卷一《董仲舒》經過對司馬遷尊儒的學術傾向及其形成的時代條件作深層的分析,我們看到:司馬遷自覺地著史以“繼《春秋》”,《史記》確立了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又對武帝時代的崇儒充分地褒揚,“最通經學,最尊孔子”的評價,他完全可以當之而無愧。再回視班氏父子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賤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贊)的話,其立論之失據如觀燭照。《漢書》是繼《史記》而起的巨著,班氏父子在許多歷史問題上具有卓識,又表彰司馬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作出對《史記》的公允評價,對于論定《史記》在史學史上的地位貢獻匪細。可是他們嚴重地曲解了司馬遷的學術旨趣,由于《漢書》一向受到推崇,學者若未加深究,即會受其左右,這番言論成為理解《史記》學術奧蘊的一大障礙。因此,歷代有識之士每每加以辨正。較早者有晉葛洪,他認為,司馬遷之褒貶“皆準的乎至理”,“班固之論未可據也”。(《抱樸子·內篇十》)兩宋學者論班氏之失者更多,如沈括指出“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于圣賢’,論甚不慊。”(《補筆談》卷一)陳傅良的論述更加犀利深入:“(司馬遷)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疏,萃為一編,罷黜雜倫,自《五帝紀》以下咸有依據,荀卿之后,僅見此書爾。……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后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堙晦,正賴吾黨自開只眼,不惑于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止齋先生文集》卷41《答賈端老五》)此外呂祖謙在《大事記解題》(卷一二)、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卷二上)均有類似的論述。明以后提出駁議的學者更多,先有李廷機、陳仁錫、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