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普通語言學的辯證語言觀

現在，語言和其他學術界的研究方法已經適應了四個層次的要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響，并非常重視方法論。但就筆者視野所及,尚沒有系統論述辯證語言觀問題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語言學的一般理論問題上,曾經做出了一系列辯證唯物主義的結論,諸如勞動創造了語言;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沒有階級性;語言不是上層建筑,等等。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按:指要求斯大林同志談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同志)?！痹谡Z言學發展的歷史上,在對語言本身的研究中,有許多影響巨大的理論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人丹麥學者拉斯克和德國學者波樸擺脫了孤立地、靜止地看待語言問題的形而上學方法,發現了不同語言之間的親疏關系,為普通語言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創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把語言看成是由各種要素之間的差別和對立構成的結構系統,認為構成成分自身的價值要由它和與它相聯系(相對立)的其它要素的關系決定。他還區分了語言和言語的界限,揭示了它們之間的抽象性和具體性、社會性和個體性的對立統一關系。而且,他認為,語言是符號系統,符號是能指和所指兩種要素的結合體。布龍菲爾德發現的向心和背心、自由和粘著等結構原則,正確地反映了語言各構成成分之間的內在聯系。喬姆斯基從聯系的、動態的角度考察了句型,創立了“轉換——生成語法(TG)”,發現了有限的規則和無限的詞語可以生成無限合格的句子的過程,他精彩地把語言結構分析為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兩大范疇,使語言學研究出現了革命性的突破。我國語言學界的前輩呂叔湘先生客觀地分析了漢語各種語法單位的特征,區分了動態單位(使用單位)和靜態單位(備用單位),使語法研究循此前進了一大步。這些語言學大師們的哲學觀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但是他們的一些有價值的理論卻合乎辯證唯物主義。這是因為他們在尊重客觀規律,尊重語言事實的前提下思考,找到了各種語言現象的內在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是唯一正確的世界觀,也是唯一正確的方法論。我們應該自覺地運用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指導語言學的研究。這種研究,不能停止在僅僅接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語言與勞動、語言與社會的外部關系等問題的一般論述上,而應該深入到語言學內部的各個部門中,一般地說,我們的普通語言學應該是辯證普通語言學。特殊地說,我們的現代漢語應該是辯證現代漢語學。對現代漢語各部門的描寫,應該一切從語言實際出發,從大量的客觀的語言材料中,實事求是地引出相應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結論。質言之,現代漢語應該是對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客觀的、辯證的反映和描寫。首先,我們要用聯系的觀點研究各級語言單位。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是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恩格斯說:“辯證法就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在語法單位中,詞、詞組是靜態的,沒有體現交際功能的,是語言的備用單位;單句、復句、句群是動態的,已經體現交際功能的,是語言的使用單位。相當一部分備用單位形式加上語調就可以成為使用單位,例如“車!”、“多美的花”!、“我讀書”。所有具有使用單位形式的語言單位都可能降格為備用單位,例如:“當蘆溝橋的炮聲震撼大地,日寇的鐵蹄踏向華北,而國民黨軍隊望風潰逃的危急關頭”,“危急關頭”的定語就具有復句的形式。句群是語法分析上最大的語言單位,但再大的句群(甚至篇章),只要前面加上諸如“某某說”之類的詞語,就會一下子降格為理論上的賓語(雖然在實踐上這樣分析沒有多少意義),成為具有詞組性質的備用單位。而且,各級語法單位的結構形式既有參差又互相對應,具有螺旋式上升的品格。因此,分析任何一級語法單位的結構,不僅應該觀察它自身的情況,還應該觀察與它相對應的其他語法單位的情況。例如漢語中的主謂、述賓、述補、定中、狀中等基本結構類型,是詞、詞組、句子都存在的,分析句子的結構類型,就不能孤立地分出主謂句,無主句、獨詞句,而應該看到它與詞和詞組的結構類型相對應,分析為主謂句、述賓句、定中句等。在漢語各級語法單位中,詞組的結構形式最為豐富,最為復雜,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討論漢語的語法結構,應該把重點放在詞組結構上。其次,我們要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研究各種語言單位的內部結構。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普遍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列寧指出:“就本來的意義說,辯證法就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痹谶@個結構框架里,第一層次的兩個方面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決定了這個結構的性質,即主謂結構,其他各對矛盾則處于從屬地位。但這絕不等于說,凡是主謂關系永遠是主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降為次要矛盾(做其它結構的一個成分);其它各種關系也不一定永遠處于從屬地位,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上升為主要矛盾,構成述賓結構、定中結構等等。也就是說,誰處于第一層次,誰就是主要矛盾。在各矛盾體中,矛盾的兩個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在主謂關系中,謂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它的存在,決定了這個結構形式的類型,例如在句子里,它決定句子的句型。在述賓、述補關系中,述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它的存在,決定了這個結構形式的語法功能是動詞性或形容詞性的;在定中、狀中關系中,中心語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決定這個結構形式的語法功能是名詞性的、抑或是動詞性的,形容詞性的。層次分析法是語言結構分析上的一次革命。這種方法,既符合語言結構的事實,也合于對立統一規律。此前的語法分析,把主、謂、賓、補、定、狀放在同一平面上,例如:偉大的祖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定主狀謂補這樣平列的線性分析,使主語、謂語、補語、定語、狀語都成了句子成分,不但矛盾的雙方配不成對,而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也分辨不清,不能反映句子的格局。層次分析法就解決了這些問題:偉大的祖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這里,因為第一個層次是主謂關系,我們稱它為主謂句,又因為謂語是動詞性的述補詞組,我們稱它為動詞性謂語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構成這些矛盾的雙方都一目了然。從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原則來看,層次分析法的確是科學的。第三,我們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待語言現象。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重視事物發展的內因,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語言的發展,首先因為它內部的矛盾性。語言的實質是符號系統,這個符號系統,既有穩定性,又有可變性。從共時的角度來看,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產物,一旦形成,則不允許隨意更動;從歷時的角度來看,語言既然是人為的,那么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有不同的觀念,必然對語言發生各種各樣的影響,語言無時無刻不處在變動之中。但是語言的發展變化不是孤立的、自動的,而是同外部條件——社會的發展變化相聯系、接受社會的制約的。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當然,如果社會也有消亡之一日,語言也將不復存在。在社會同語言的關系中,語言是被動的,社會是主動的;語言是服務的,社會是主導的。語言的變化,突出反映在詞匯上,表示舊事物的詞語隨著舊事物的消亡而消亡,或者使用頻率降低,新生事物則需要創造新詞語來作為自己的標志。中國封建社會的滅亡,使得為這個社會所習用的某些詞語如“虎賁、縉紳、稽首”等等已經廢棄,另一些詞語如“皇帝、丞相、朝庭、宗廟”等已經很少使用。“文化大革命”中創造的許多新詞語諸如“紅衛兵、走資派、革委會、反動路線”等等,現在已經成為歷史陳跡;而為了適應改革的需要,人們創造了“反思、寬松、心態、認識、～～熱、智力投資”等等新詞語,并且很快成為“熱門”。語音的變化也很大,從古代音韻書中可以看到,古代文字的讀音有許多同現在的普通話相去甚遠。語法的變動相對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