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金融發展的現狀與對策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1、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增長（1）恩格斯的經濟增長理論。針對短期內經濟衰退問題,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著重的研究(凱恩斯,1936)。在經濟衰退時,全社會的總供給數量會明顯地大于總需求,總產出的大小取決于總需求。因此,經濟的增長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和凈出口。而金融的發展,能有效刺激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的增長,促使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甚至導致出口的增長。關于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凱恩斯并未明確涉及。(2)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過程及原因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基本上得到了解釋(索洛,斯旺,1956)。該模型通過相關方程,解釋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涉及的核心問題,并且提到資本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儲蓄率和技術進步,甚至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也和儲蓄率以及技術進步有一定的關聯,而人口增長率卻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均資本存量和人均產出。但是以上這些結論的出現,首先假設了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這當然與現實中的情況有差別。(3)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假定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承認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但是沒有深入討論。針對這一不足,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做了修正,改為一般假定資本邊際收益為正常數(曼昆,2000)。相比之下,該模型通過引入研發部門,將技術進步內生化,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的正外部性和“知識溢出效應”能夠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那么經濟可以實現持續增長(羅默,1990)。2、金融抑制學派的歷史作用(1)金融結構論。金融結構論(戈德史密斯,1969)認為,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可以通過該國的金融工具的情況和金融機構的多少以及兩者之間的結構關系反映,而金融發展水平又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國的富裕程度和其經濟發達程度往往成正比。該理論認為金融發展主要表現在金融數量的增加和金融結構的變化。(2)金融抑制論。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通常被視作是非均衡的(劉易斯,1954),數量的增加稱為其經濟增長主要表現,但質量并沒有明顯的改善。金融抑制學派的出現正是因為麥金農(1973)和肖(1973)發現并很好地把握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這一特點,并且作為將價格利率變量引入金融發展理論的第一人,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的具體現象。不僅如此,金融抑制論取消利率管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提高了金融效率并健全了金融體系,從而有助于增加儲蓄和提高投資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加強監管,并與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等改革相協調,要保持國內經濟穩定。(3)金融功能論。金融機構對經濟發展提供的服務和作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方向,金融功能理論都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并且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相關知識很好地對金融機構功能進行了剖析。與此不同的是金融階段理論,從金融機構發展的因素著手,發掘金融機構發展的要素,進而確定某一國家或地區具體經濟發展階段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對應關系。該理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關系(Gelbard,PereiraandLeite,1999)。同時,該理論還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因果聯系,觀察到的兩者之間的相關只是歷史特征的結果;金融機構變革、發展因為經濟增長而實現,同時經濟增長也促進金融發展,又同時受制于金融發展。二、金融交易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1、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1)國外(1)發達國家的金融相關比率確實比欠發達國家高。戈德史密斯(1969)使用35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1860—1963年的相關面板數據,將金融中介資產的占比作為衡量金融發展情況的重要指標,真實GDP的人均數據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參考標準,經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有正相關的關系,進而得出了“發達國家的金融相關比率確實比欠發達國家高”的結論。(2)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強的、正向的、穩健的相關關系。77個國家30年的相關數據被引用在King和Levine(1993)的相關研究中,兩人據此檢驗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將金融發展指標的原始值作為工具變量,從某個研究角度入手很好地驗證了金融發展是如何推動而不僅是伴隨經濟增長的。(3)金融發展一般都能導致經濟增長,該作用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CesarCalderon和LinLiu(2003)運用面板模型證實了109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0—1994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因果關系。相比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更能帶動經濟的增長。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能夠帶動技術的進步,促成資本的積累,并因此能夠帶來長期的經濟增長。這種作用,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更加明顯。(4)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且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原因。10個發展中國家1970—2000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Chiristopoulus和Tsionas(2004)的研究中得以很好地檢驗。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金融發展總是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并且不論金融發展的水平和層次如何,這種結果總是能夠得以顯現。若是從短期的數據來看,金融發展的效應并不明顯,因此對于政府而言,應該考慮從宏觀角度入手,著力于完善金融體系,促使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長效作用。(2)國內(1)中國銀行發展對長期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不顯著。李廣眾(2002)以1996—1999年中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數據,詳細對比了相關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探索研究了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發展的戰略意義。以銀行各項貸款占GDP比重表示銀行的發展水平,其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在于提高投資規模以及居民銀行儲蓄率。(2)我國金融部門的資金“漏損”效應渠道是轉型期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盧峰、姚洋等(2004)以1996—1999年中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數據,提出了雖然我國銀行部門絕大部的分信貸資金流向了國有部門,但是由于法律以及監管體系相對低效,因此金融部門存在顯著的“漏損”效應,這種效應有助于私人部門獲得稀缺的金融資源,進而促進經濟增長。(3)分稅制改革降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陳剛、尹希果等(2006)以1979—2003年中國2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數據,著重對1979年以后相關數據的分析,發現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迫使地方政府想要從銀行信貸入手,導致了原本服務于經濟發展的銀行信貸資金轉而服務于財政,弱化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助力。2、國外研究成果(1)國外(1)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更可能是供給導向型的,而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方向不確定。Jung(1986)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檢驗了56個國家1951—1980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在欠發達國家,金融發展對供給的依賴性更強,而在發達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方向不確定。(2)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且具有不確定性。Arestisal.(2001)以德、美、日、英、法五個工業化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經濟模型,分別研究了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和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相關研究人員認為,德、日、法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主推作用明顯;美、英的是市場主導型的,經濟增長只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金融發展。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日、法和英股票價格多變性對經濟增長有不良作用,但是這種情況在德國并不明顯,唯有在美國有正面作用。這說明經濟的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源自股票價格多變性,這種特性也會弱化金融發展對經濟的助推。(3)大部分國家金融發展顯著促進投資,投資對金融發展作用機制尚不明確,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往往依賴于特殊的渠道實現。Yuthipadadorn(2003)選取了亞洲十個國家1950—2000年的數據,利用水平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誤差修正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兩種方法開展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國家金融發展顯著促進投資,投資對金融發展作用機制尚不明確,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往往依賴于特殊的渠道實現,比如要素的積累(2)國內(1)促進我國金融發展的關鍵是提高我國金融中介效率。李廣眾、陳平(2002)以我國1952—1999年、1979—199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選擇了多種指標來衡量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建立了一個多變量VAR系統來檢驗兩者的因果關系。經過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不同指標間的因果關系是不同的,提高我國金融中介效率是促進我國金融發展的關鍵。(2)金融發展對總的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不顯著。譚艷芝、彭文平(2003)使用了OLS的研究方法,以我國1978—200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例,對經濟增長成因進行了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質和量共同推動經濟的增長。金融發展對量的因素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對質的因素有顯著的負的影響或不顯著的影響。因此,總的來講,在經濟增長的問題上,金融發展的作用不明顯。(3)金融市場化指數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綜合以上實證研究結果,不難看出在大部分國家,經濟增長源自金融發展,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或不相關。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有明顯的差異。另外,不同的指標數據的選取對于檢驗的結果有一定的影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