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歷十五年》有感英文版《萬歷十五年》的名字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作者在這本書中，透過不一樣的人物從不一樣的側面來看當時的社會。其中各個階級、各種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成為當時制度的犧牲品。作者以1587為基點，從小事著眼，輔以當時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機。他是想將這些人物的悲慘命運與明朝的政治體制相互銜接，旨在說明帝國最終的滅亡是基于體制的僵硬，政治制度充滿道德色彩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1587年前后，當是萬歷朝的轉折點，是萬歷皇帝由勤政到怠政的轉折點。而萬歷朝諸多個人的失敗確是印證了明朝的江河日下,大廈將傾。張居正試圖搞經濟體制改革，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試圖找回明朝開國初期的執政意識形態，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的現代化，而他們全部失敗了。其次，從學術的角度上，我們無法把時間準確的定格在這一年，也無法將其夸大化之為明朝已衰敗至一發而不可收拾的轉折點。因為，有太多的1587年是作者硬生生的湊出來的。但是作者似乎又要比我們高明得多，因為本書的英文名是“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譯為中文則是“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作者早已將主題設定在“無關緊要”上，但全篇卻又費盡心機在1587年上著墨,不停地在證明著1587年是不簡單的一年。可能這就是作者把小說式的夢幻和學術著作的嚴謹結合的天衣無縫的奧妙所在吧。首先提到的是萬歷皇帝。看這本書之前對萬歷的印象停留在在位四十八年但是三十余年不上朝，那時認為萬歷是個昏庸至極的皇帝，除此之外不做他想。而書中說道，萬歷以前也是一個野心勃勃，期望透過勵精圖治到達〃萬歷中興’’的有為的皇帝。只不過文官集團只期望皇帝做一個象征，一個毫無主見的傀儡，在各種繁瑣的近宗教式的儀式中扮演一種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團結官僚集團。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么他貴為天子并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對事實又有什么補益？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走近這悲劇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為這整個帝國扼腕。由于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的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萬歷是一只囚禁籠內的鳥，而這只籠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團。萬歷在籠中失去有天性之爰的正常人的生活，母親的感激不能慈爰地表達，妻子妃嬪對萬歷僅是畏懼，兒子在爭儲中疏遠，連唯一有心靈交流的鄭妃也無法使她的兒子立儲，來討心爰的人的歡心和保證她的未來。他應對的是"訕君賣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員，這些人只是把正直當商品。用誹謗和所謂“敢諫”來獲取名聲，他們所的也不只是名節，還有伴隨道德楷模所帶來的還鄉后的權威。萬歷的不作為是對官僚集團的反抗，高級官員不增補，以致六部部長都有多位空缺。（不過萬歷雖然不怎么上朝，朝堂卻也沒有動蕩不安，所以可以看出萬歷絕非庸才）后面作者會用專章寫到海瑞的相關事情，他是極正直清明的代表，可以說是青史留名，但我們很少去思考這樣的正直究竟有多少迂腐在其間，究竟是忠君爰民還是以正直之名要挾，把正直當作少迂腐在其間，究竟是忠君爰民還是以正直之名要挾，把正直當作商品？由此，萬歷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嶇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而一個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萬歷的一生是悲劇，而海瑞的一生也是個悲劇，他們都不過是文官集團用來粉飾太平的棋子。文官集團認為海瑞和萬歷一樣用來作為官僚集團的裝飾就能夠了，這樣的頑固人用不得。所以說那時的朝堂與其說是萬歷的朝堂，倒不如說是文官集團的朝堂。海瑞的悲劇不止于被官僚集團拋棄而無法實現人生理想，同樣在于海瑞即使處要職也無法實現理想。（從這點看他和萬歷也很相像，而張居正可能還算是幸運，畢竟他擔任首輔的那些年確實是大權在握。所謂文官集團的領袖。）但海瑞的正直也不是我們認為的正直，因為從海瑞經理的案件來看，他往往做不到公正，在案件無法查明的時候，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窮人，而百姓也絕不都是善類，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稱富人強占土地，導致案件變復雜。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但這已經不是那個遙遠的時代了。官員的貪污腐化也不能以現今標準來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許的，也能夠說是中央對地方的財政需求一種妥協和放權。所以我們甚至能夠說海瑞是在向當時的經濟制度發起挑戰。比如〃不少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做額外收入的資本。"可見土地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還有平民百姓。官職不止是一個行政上的職位同時還是獲得財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員一人，還有官員背后的整個家族。一個家族中的貧民常常是靠官老爺接濟，獲得教育機會的。制度上的悲劇也就在此，正規經營得利者因其潛質積累財富成為地主往往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這部分人一向是被歷史輿論打壓丑化的。兼并為何不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英國工業化前也有圈地戶外，可能是當時沒有沒有解決失業農民生計的方法，比如工場或工業化的工廠,因此失業農民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然后發起席卷帝國的風暴，一切又回復單元的均勻的狀態，開始新一輪的帝國興衰。總的來看，海瑞個人道德之長，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如果說海瑞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那么張居正就是向現實妥協的人。但是他不是隨波逐流，而是個認清潛規則、利用潛規則的現實主義者，如果說當時的文官大多是陰陽的兩面派、陰謀家，那么張居正毫無疑問是其中玩弄陰陽的佼佼者。誠然，張居正當上首輔也是一次次玩弄陰謀權術的結果，但是他做的事又確實是為了百姓和國家。一條鞭法的大膽改革旨在將繁瑣的稅賦簡化，以減少其中貓膩，對官員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盡管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級向下級施壓而沒有從體制上解決根本問題。張居正的改革充實了國庫為萬歷三大征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在我看來張居正要獲得成就，在朝中扶植親信，是無法避免的，沒有那些親信的支持，沒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實際權力，沒有下級辦事官員的執行，張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萬歷第二。張居正是個改革家，但他應對的社會積重難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張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勞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廢除。張居正、戚繼光、海瑞都不是單純能用善惡評價的。其行為的復雜是正因其背后歷史環境的復雜，要妥當評價一個人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環境。除了善惡之外，還有很多事不是想當然的，例如萬歷皇帝的權力范圍不大，不能隨心所欲，沒有金融機構做中間調節造成的社會經濟畸形（如全民高利貸），此刻不合理的東西在當時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現或者必需的。不過，雖然《萬歷十五年》從小事著眼，但其中關于民間經濟的敘述仍然太少，中國歷史往往對于上流人士給予了過多關心，而忽略了下層百姓如何求生存求發展，不過這大概也是歷史的通病。對農民常常一個小農經濟的印象貫穿始終，但各時各地的小農經濟定有不一樣，富裕的土地和貧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鄉，北方還要應對游牧民族的搶掠，南方要和少數民族融合，各地狀況不一樣，經濟發展形式也應當不一樣，數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發展到何時需要，為何不能自行產生，都是問題。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不了解農村就是不了解這個國家。雖然從《萬歷十五年》中能窺見民間經濟無正規銀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貸，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貸者；無法宏觀調節的貨幣流通及后果；通貨緊縮；科舉制與平民獲得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