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世界的圖書館1980年代,大洋彼岸攻讀文學

1981年5月，北京大學的riheim邀請我參加針對我的課程，并在我成立一年。從此,我的生活有了一個新的轉折。來自國內的不穩定的時間1981年8月的一個傍晚,我到達了紐約肯尼迪機場。帶了兩大箱東西,從信封、筆墨、肥皂、手紙,直到干面條。人們說,在美國一切都貴,把美國錢換算成人民幣,對我來說,這些東西的價值全都是天文數字。紐約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新奇。曾就讀北京大學的外國學生薇娜,她把車停在幾十層的高樓上,我們得乘電梯上去,再把汽車開下來。沿路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五顏六色、高速奔馳的汽車。在路邊的小餐館里,我吃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漢堡包。這個普通的餐館也同樣使我驚奇,這里沒有想象中的燈火輝煌,也沒有一般美國電影里酒吧中震耳欲聾的搖滾音樂,更沒有中國餐館中的人聲嘈雜。一個個小小的棗紅色玻璃燈罩在每一張餐桌上掩護著一支小小的蠟燭,發出柔和的光;就餐的人不少,餐廳里卻靜得出奇;不知道從哪里傳來了幽幽的古典提琴曲。我的心充滿了寧靜。這和我預期的第一個紐約之夜是多么不同啊!唯一使我納悶的是,從紐約到康涅狄克州的中途城總共幾小時路程,我們卻不得不停了九次車,丟下“買路錢”才得過關。我問薇娜,何以不一次交掉,何以不買一張通行證,一路開過去呢?薇娜也說不出所以然。我在薇娜家里住了三天,這對我身心方面的調節太重要了,我對此至今仍然感激。當時薇娜尚未結婚,她獨自占據了一幢小白樓的第二層。她的書房堆滿了書、雜志、報紙,凌亂不堪,稿紙、軟盤、香煙頭遍地都是。她就這樣每天扒開一小片空間,夜以繼日地在計算機前寫作。她吃得也很簡單,早上把香蕉、牛奶往攪拌機里一倒,黏黏糊糊,配上一片面包;中午一律是蔬菜香腸三明治;晚上才做一點熟菜——她不舍得花時間。相比而言,中國人用在吃飯上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我們生活的節奏太慢,許多時間白白地溜走了。和薇娜在一起,會有一種時間緊迫感,只想趕快抓緊時間、趕快工作。兩個錯誤,一個特點也許是受了薇娜的感染,我一心想趕快到哈佛大學安頓下來,開始我的研究工作。在哈佛大學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就是迷失在大圖書館的地下室。到哈佛大學的第一天,辦完一切手續,已是下午四點多,我迫不及待地一頭鉆進久已向往的哈佛大學圖書館,乘電梯一直下到最底層,心想一層一層逛上去,大概總能看到一個圖書館的全貌。這最底層已是地下室的第三層,全靠縱橫交錯的路燈照亮。需要看哪一格,再開那一格的燈。這最下一層收藏的,全是舊報紙,我一路看過去,想找找看有沒有中國的舊報。據說,國內找不到的許多舊報紙都能在此發現,而我最感興趣的是1920年代大革命前后的舊報紙。我越走越深,終于完全迷失在密密麻麻的書架之中,再也找不到歸路,電梯似乎已從地球上消失!我亂轉了一個多小時,還是一無所成。我開始害怕起來,不會有人知道我在這里,學校還沒有開學,宿舍里本來就空空蕩蕩,誰會來救我呢?萬一到了下班時間,滅了燈,一個人待在這萬丈深淵的漆黑中,怎么辦?我轉來轉去,肚子餓得要命,中飯本來就沒有好好吃。忽然看見一具電話,我像看到了大救星一樣直奔過去,但是,身邊一個電話號碼也沒有,況且人生地不熟,辦公室早已下班,我又能給誰打電話?我可真感到了驚嚇!我靠墻坐在地上,又累又餓,黔驢技窮,一籌莫展,差點要哭出來!也不知就這樣坐了多久,忽然聽到腳步聲,我連忙站起來。來的是一個年輕人,和藹可親。他大約見我一臉驚惶,就主動問我遇到了什么困難。我覺得很難為情,囁嚅說,我迷失了出去的路。他一定覺得很好笑,告訴我轉一個彎就是電梯,又教我地上的紅線、黃線、綠線是什么意思,沿著這些路線走,絕對不會錯,又告訴我圖書館門口有多少種說明書,應該事先讀一下。我得到了一個教訓,在美國無論做什么事,都必須先看說明書。我始終懷念在哈佛大學的那些日子,特別是那里的學生宿舍。每個宿舍都是一個很大的庭院。我居住的洛威爾之家(LowfellHousfe)就是四面宿舍,中間圍著一塊很大的綠草坪,大約有二百多學生,其中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個別年輕教員。研究生就在宿舍的小教室里給本科生開輔導課,并從各方面指導他們,成為他們的榜樣。宿舍總負責人極力營造一種家庭氣氛。每周四下午四點都有家庭茶會,教授夫人自己烘焙的小餅干香氣四溢。一只毛茸茸的大狗懶洋洋地躺在客廳里,宿舍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吃幾片餅干、喝一杯咖啡,和不時來參加茶會的教授或高級領導們聊幾句。每星期三晚上有極其熱鬧的冰淇淋宴。這時,餐廳里搖滾樂震耳欲聾,幾十種冰淇淋隨便吃。據說,有一位校友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家里很窮,買不起自己很愛吃的冰淇淋,后來發了財,就設了一筆基金,用其利息每周請同宿舍的室友們大吃一頓冰淇淋,愛吃多少吃多少,免費!星期五晚餐有“高桌”(HighTable),餐廳舞臺上擺起一溜大長桌,鋪上雪白的桌布。在這個宿舍住過的教授或年輕教師圍桌而坐,這時,洛威爾之家的鐘樓準時響起了悠揚的鐘聲。飯后,教師們就會很自然地到學生中去,和他們隨便聊天。這些當然都只是一種形式,但我深深領悟到所謂哈佛傳統,就是在這些不斷重復的儀式中代代承傳。我在哈佛大學的一年并沒有很好地開展研究工作。我白天忙于聽課,晚上到英語夜校學習。我主要聽比較文學系的課,這門學問深深地吸引了我。曾經是這個系的主要奠基人的白璧德教授(IrvingBabitt)曾大力提倡對孔子的研究。在他的影響下,一批中國的青年學者,如吳宓、梅光迪等開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國文化。當時的系主任克勞德·紀延(ChudioGuillen)也認為只有當東西兩大系統的詩歌互相認識、互相關照,一般文學中理論的大爭端始可以全面處理。我真為這門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學科著迷,我借閱了許多這方面的書,又把所有能積累的錢都買了比較文學書籍,并決定把我的后半生獻給中國比較文學這一事業。時日飛逝,一年很快就過去了。我覺得自己剛入門。特別是1982年夏天,應邀在紐約參加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之后,我更想對這門學科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因此,盡管學校多次催我回國,我還是決定在美國繼續我的學業。恰好加州伯克萊大學給了我一個訪問研究員的位置,我于是不顧一切,直奔美國西部。第一次:從邊緣到主流我在哈佛大學已被那里的溫文爾雅所濡染,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切,都是頗具紳士風度。到了西部似乎又經歷了一次靈魂的大解放。記得參加紀延教授的討論課時,每到四十五分鐘,秘書一定準時端上一杯咖啡,并照例要說:“教授,請喝咖啡。”于是課間休息。在伯克萊大學聽第一課,忽聽得背后呼哧作聲,回頭一看,坐著一只大狗!這里學生帶狗上課好像習以為常。教授上課,有時就跨坐在桌子邊,學生愛發問就發問,師生之間無拘無束,常開玩笑,更沒有什么女秘書來送咖啡。學校里熱鬧得很,全不像哈佛大學那樣安靜。廣場上,有講演的、有玩雜耍的、有跳霹靂舞的、有穿黃袈裟剃光頭高呼“克利希納”蹦蹦跳跳的,還有一位女詩人每天總在一定的時候出現,穿一身黑,沿路吹肥皂泡。校門口到處都是賣食物的小攤,各國食品都有,簡直是個國際市場。這里的人們似乎都不喜歡在食堂吃飯,大家都愿意把飯端到溫暖的陽光下來吃,我和他們談起哈佛大學的“高桌”,他們全都嗤之以鼻,仿佛我是一個傻瓜。其實,比較起來,我更喜歡伯克萊,我覺得這樣更適合我的本性。在伯克萊,我覺得自在多了。人們都很隨便,幾乎看不見什么西裝筆挺的打扮。我的學術顧問是著名的跨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的西里爾·白之教授。他對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別是對他們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對元、明戲劇傳奇的研究也開拓了我全新的學術視野。我很喜歡參加白之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討論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討論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同學們各抒己見,談談各自對書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國學生說,她最喜歡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個村干部。這使我很吃驚,過去公認的看法都認為三仙姑是一個40多歲,守寡多年,還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壞女人;村干部則主持正義,訓斥了三仙姑。但這位美國同學也有她的道理:她認為三仙姑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熱愛生活,她有權利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卻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欺壓;村干部則是多管閑事,連別人臉上的粉擦厚一點也要過問,正是中國傳統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這種看法的不同,正說明了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無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賞作品的多種角度。正是這種不同的解讀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擴展和延續。這個討論班給我提供了很多這類例子,使我在后來的教學中論及接受美學的原理時有了更豐富的內容。在白之教授的協助下,我在伯克萊寫成了《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這是我得到伯克萊大學獎助金所承擔的義務。后來,這本書以英文出版,作為伯克萊大學東亞研究叢書之一。我對白之教授懷著很深厚的友情,特別是他對妻子是如此的一往情深!他們青梅竹馬,年幼時就在英國的農村相識,經過幾十年顛沛流離,愛情卻始終如一。當然也許已不是那種年輕人的激情,但從他們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種理解、信任、溫存和愛。前幾年,聽說白之夫人得了重病,白之教授已辭去職務,和夫人一起隱居在伯克萊山中。記得當時白之教授帶我在伯克萊爬山時,我曾問起他對老年和死亡的看法,他很豁達,隱居正是他的計劃中事。白之教授夫婦使我對美國知識分子的婚姻生活有了另一種看法。通過白之教授的介紹,我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劉若愚教授。他邀請我到斯坦福大學去作一次講座。我們一見如故,課后他請我吃飯,在座只有我們兩人。他喝了很多很多酒,我原來就覺得他是魏晉名士中人,進一步接觸,更有這種感覺。由于我不會喝酒,他很嘲諷了我一番。他說,沒有酒,哪有詩?他一邊自斟自酌,一邊很高興地和我閑聊。酒和友情常常使人容易打開心扉。劉若愚教授告訴我,他的妻子是英國人,如今已離異,遠居英倫。他們的女兒已長大成人,今年考大學。他希望她上哈佛大學,但她卻一心要去英國尋找母親。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又喝了兩三杯,他告訴我女兒患有白血病,脾氣很怪誕。飯后,劉若愚教授邀請我去他家喝一杯咖啡。他一進門就喊女兒的名字,但沒有人答應。房間很大,顯得十分空曠,一只小黑貓在咖啡桌上打瞌睡。這里的氣氛和白之教授溫暖的家簡直太不相同了!雖然同樣是美麗的洋房、寬闊的草坪。劉若愚教授在學術上卓有成就,幾乎所有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的人,都不能不參考他的《中國詩學》和《中國文學理論》。像他這樣一個絕頂聰明,極富生命活力的人如何能忍受那樣的孤獨、寂寞,以至空虛!數年后,我在加拿大得知他去世的噩耗,不禁潸然淚下。他還沒有活到60歲,真是英年早逝!今天,我進一步研究比較詩學時,一翻開他的書,他的音容笑貌,還總在腦海中繚繞。“當麻黃”的公所當然,在伯克萊最難忘的,還是卡羅琳一家。卡羅琳不懂中文,我的英語完全不足以表達我的心靈;但我們卻能完全相互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卡羅琳是一個非常富于感情的人,我十分喜歡她那原來很和美的家。我感到自己很久以來,已很少和人有這樣深的內心交往。我深愛卡羅琳的小女兒,她來到這個世界只有幾個月,已是非常任性,眼睛閃耀著野性而熱烈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光。她和我所熟知的中國孩子極不相同。后來,我慢慢領悟到,這種差別也并不是天生的。孩子剛生下來,按照中國傳統習慣,我們總要用帶子把嬰兒捆綁幾天,母親們說,這樣孩子的身體才會筆直不彎。美國母親卻從來不捆她們的孩子,而讓他們仰面朝天、手腳亂動。卡羅琳總是讓她的女兒在地上亂爬,這讓我很驚訝。孩子撿臟東西放進嘴里怎么辦?孩子把指頭伸進電源插頭怎么辦?卡羅琳卻說她寧可把地板擦干凈,把電源插頭封死,在高處另安插頭。孩子稍大,卡羅琳開始沒完沒了地問小女兒每頓飯愿意吃什么,每次都有四五種花樣供她選擇,并從不喂她,很早就讓她自己吃,每次吃飯都是弄得滿臉、滿手、滿地,愛吃多少就吃多少。中國可不是這樣。記得小時候吃飯,母親總要告誡我們:不許挑三揀四,做什么吃什么,不許剩飯。美國孩子大多數兩三歲還一天到晚綁著尿布,我不無自豪地對卡羅琳說,中國小孩三四個月就不再用尿布了,父母嚴格訓練他們按時大小便。卡羅琳卻說這種訓練侵害了孩子的自由發展,養成了中國人過早控制自己的、壓抑的性格!盡管我們有許多分歧和爭論,我仍然十分懷念那些美好的日子。我的住處就在卡羅琳家附近。我們大清早,在孩子們起床前,沿著伯克萊山脊跑一段,然后,我回家念英語,她回家做早飯,打發大孩子上學。九點鐘我們坐下來一起寫作,小女兒就在腳邊亂爬。我沒有想到我的那本二十年回憶錄會出版,我寫那本書的時候,只是想留下一頁真實,讓后來的人們知道,曾經有這樣一段歷史時期,人們竟是這樣生活、這樣思考的!那時還是1982年,誰也不知道中國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也不知道說了這些真話會得到什么結果。卡羅琳告訴我,美國銀行開辦一種業務,你可以在那里租一個小信箱,把你的秘密安全地放在那里,所花的錢并不很多。卡羅琳還答應幫助我照管,也許等到我死后再把這些話說出來。于是我們每天早上坐下來寫我的回憶。這本書能寫出來,也真是一個奇跡。卡羅琳完全不懂中文,而我的英文也常常支離破碎,詞不達意。也許我們依靠的正是內心的理解和感應。卡羅琳從不厭倦地提出各種各樣問題,從我的真誠而不免散漫的回答中努力捕捉我的思緒。當時并不考慮出版,說話也就隨興之所至,沒有什么顧慮。沒有想到中國發展這么快。兩年過去了,似乎去銀行租一個小信箱的計劃已沒有什么必要。1984年,就在我回國前夜,我和卡羅琳決定將這本書交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定為《面向風暴》。由于我確實毫無諱飾地真誠袒露了我的心,這本書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1985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出版界的重視。美國的《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英國的《倫敦電訊報》、德國的《法蘭克福郵報》等20多家報章雜志都先后發表了書評,給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