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學習中國文化概論的目的與意義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容擴大視野，開闊思維批判糟粕，繼承精華，開拓未來第一章歷史地理環境

第一節中國歷史地理環境的基本特征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地形、地貌及氣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氣候特點：類型多樣

季風氣候大陸氣候影響：節氣文化中醫文化詩詞（二）地形、地貌：地勢西高東低，多山、沙漠。影響：水利、山水文化二、人文地理環境的基本特征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1、疆域、政區（1）疆域：西漢、唐、元、清、疆域超過“雄雞式”、960萬平方公里。（2）政區：商周——分封制，秦漢——郡縣制，東漢——州、郡、縣二級制，元——行省制度，明——省府縣，清——省府縣，近代——省、道、縣，現代——省、市、縣蒙古汗國最鼎盛時面積達4500萬平方千米，但只是曇花一現2、民族、人口：人口增長、民族文化融合，治世亂世，經濟開發。（1）民族：中華民族——是各民族的總稱。華夏族指漢族。（2）人口：特點是分布不均衡，人口遷移頻繁。

清代以前，緩慢增長。清代初年——鴉片戰爭前，迅速增長。鴉片戰爭——1949年，增長緩慢。1949年以后，大幅度增長。美中夜晚燈光比較第二節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作用與影響一、地理環境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的影響

二、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形成和延續的影響三、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四、地理環境對開放與封閉的影響

第三節中國傳統經濟的基本特點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一、農耕自然經濟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主體（一）農耕文明的發祥地及其重心轉移（二）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長期對壘和融合（三）農耕自然經濟下的多元化經濟成分（四）內斂型的海洋貿易（內斂即收攏，而非開放）二、中國傳統經濟的基本特點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一）特點1、農耕經濟持續性與中國文化的延續性。2、農耕經濟多元結構與中國文化包容性。3、農耕經濟的早熟與中國文化的凝重性。（二）影響1、民族心理：務實精神“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是中國圣賢們一向倡導的精神。中國人發展了實用—經驗理性，而不太注重純科學性的玄思。中國人“重實際而黜玄想”的務實性格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他們在宗教問題上的狀態。即中華民族從未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終壓倒神異的、出世的思想。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和運思方式是注意切實領會，并不追求精密嚴謹的思辨體系，卻較早完成了貫穿自然、社會、人生的世界觀的構筑。華人還被西方人稱贊為東方民族中“最善于處理實際事物的”。2、國民性格：中庸誠實此外，崇尚中庸，少走極端；推崇誠實可靠，注意與自然節奏合拍；著眼于現世的人和事，不太關心來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界；注意切實領會，鄙棄口辯，以至把能言善辯貶稱為“巧舌如簧”，被認為是狡猾的別名，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受到推崇；中國人還被西方人稱贊為東方民族中“最善于處理實際事物的”。這些都是農業民族典型性格的表現。3、政治觀念：尊君愛民一方面，中華農業社會由千萬個彼此雷同、極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換關系的村落和城鎮組成。對外防御游牧人的侵襲，對內維持社會安定是這個農業社會的全民性需要，這就有建立統一的、權威巨大的帝國的必要。然而，農業型的自然經濟決定了不能指望以商品交換形式的紐帶來維系國家的大一統，只能依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權主義使國家大一統成為現實。中華農業社會需要并養育了一個君主集權政體，而這種政體一經形成，又成為超乎社會之上的異常強大的異己力量，它剝奪人民群眾的一切權利，將軍、政、財、文及思想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乃至皇帝個人手中，這就是馬克思多次論述的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東方專制主義”。

另一方面，農業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是農業勞動者的“安居樂業”，只有在農民安居樂業的情況下，社會生產才能穩定有序，天下太平才有保障。反之，如果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民眾失去起碼的生存條件，被迫揭竿而起，那么專政手段再強大的王朝也將陷入崩潰的境地。這使得統治者很早便領悟到民為水、君為舟，“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是中華農業社會的一種傳統政治思想，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仁政”、“王道”學說都是由此派生而來。“愛民”、“恤民”的民本思想與“殘民”、“虐民”的暴政思想和絕對君權論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共同組成中國示式農業社會政治理想的主體，重民心、順民意的民本思想，不僅對統治階級時時敲響警鐘，而且也成為進步文化人關心民生疾苦的高尚精神支柱。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到杜甫怒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及白居易對“賣炭翁”的深切同情，關漢卿對竇娥悲慘身世的不平之鳴，無不跳躍著民本主義的脈搏。

4、國防觀念：“四夷賓服”式的“協和萬邦”華夏—漢人作為農業民族，采用的主要是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固守家園，起居有定，耕作有時，既是農業勞動者獲得生活資料的要求，也是統治者維系社會秩序的要求。中華先民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田園從事周而復始、自產自銷的農耕經濟所必須的安寧與穩定。他們以“耕讀傳家”自豪，以窮兵黷武為戒。中華農耕人中雖然不乏如漢代衛青、霍去病這樣“勤遠略”的軍事家，產生過漢武帝、唐太宗這樣開疆拓土、英姿勃發的帝王，但國家和民族所孜孜以求的基本戰略目標是“四夷賓服”式的“協和萬邦”。唐代大詩人杜甫詩云：“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反映了信奉和平主義“好生之德”的中華民族既有抗御外敵入侵的堅強決心，又有反對無限擴張領土、濫殺生靈的和平主張。作為中華先民國防觀念鮮明象征的萬里長城，無論可以賦予多少含義，但它畢竟是一座毫不含糊的防御性軍事建筑，是農耕民族的華夏—漢人歷來求統一、求和平、求安定的群體心理的物質表征。作為農耕人的華夏—漢族雖然一向主張和平自守，然而他們的想象力又并不只是禁錮于狹小天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很早就成為華夏帝王治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