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治理模式協同演化與全球價值鏈空間形態演變wangyimin@管理前沿講座內容摘要單純依賴全球價值鏈（GVC）分析范式并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產業結構與產業價值鏈空間整合的演進過程。治理模式的“點—線—面”單向式線性演化邏輯只揭示了其中的一個側面，而未能反映其產業結構演進以及價值鏈空間整合所具有的內在復雜性。本文基于能力、交易成本及治理模式在組織與空間兩個層面協同演化的內生性分析框架，對IC產業歷史發展過程進行案例分析，并針對其空間整合演化過程的內在復雜性作了更進一步的理論闡釋。主要內容問題的提出：理論背景理論框架描述幾個重要理論命題案例研究：以全球IC產業為例一些延伸2023/7/2032023/7/203基本的理論背景全球化背景下產業縱向（垂直）分工范圍的演化斯科特所提出的理論問題：“為什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反而會出現不同地理區位間差異化的以及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更加細致的圖景和模式?”（Scott,1998:399）。問題的焦點：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演進與價值鏈空間形態變遷的內在復雜性基本的理論背景縱向一體化與縱向專業化的經典論述：斯蒂格勒、錢德勒、威廉姆森、蒂斯、蘭格路易斯等縱向專業化分工的演化過程實質上就是產業范圍內價值鏈重構、重組的過程。一般的變化趨勢就是，產業內原有縱向一體化企業組織占據主導、所有主要價值鏈活動在單一企業組織邊界內部完成的格局，逐漸演化為不同企業控制不同的產業價值鏈階段和環節。在某些情況下，縱向專業化分工的演化過程可能會在跨越國界的國際范圍內展開，從而形成復雜的全球生產網絡聯系。相關研究綜述Gereffi等人（2005）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論，構建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用以解釋全球價值鏈中的治理模式及其變化。三個基本變量決定了全球價值鏈如何治理和變化：（1）交易的復雜性（2）交易的編碼化能力以及（3）供應商能力。理論分析框架區分了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五種類型：層級制、受控式、關系式、模塊式以及市場方式。通過自行車、服裝、園藝（horticulture）以及電子等四個簡短的產業案例分析，揭示了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動態性。G.Gereffietal.2005.Thegovernanceofglobalvaluechains.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12:78-104.相關研究綜述Sturgeon（2002,2004）以電子產業中合同制造為例，來說明“模塊式生產網絡”（Modularproductionnetworks）的產生。并認為這是全球化背景下產業轉型歷史演進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由美國企業所主導的一種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在模塊式生產網絡中，領導企業集中致力于最終產品市場的塑造、突破以及保護；而制造能力則逐漸轉移至處在這些企業外部的全球性交鑰匙供應商的手中。模塊式生產網絡依賴于編碼化的企業間聯系機制以及交鑰匙供應商的通用制造能力，從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網絡參與主體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并形成巨大的規模經濟。因而和那些更加強調地理空間與社會根植性的模型相比，模塊式生產網絡模式具有更高的經濟績效水平。T.J.Sturgeon.2002.Modularproductionnetworks:anewAmericanmode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IndustrialandOrganizationalChange,11(3):451-496.相關研究綜述朱瑞博（2004）以模塊化理論為基礎，揭示了集成電路（IC）產業從一體化模式、價值鏈整合模式再到基于價值模塊的虛擬再整合模式的演進過程。文嫮（2006）則主要基于GVC分析范式，同樣以IC產業為例，從地理空間形態的視角提出了產業價值鏈“點—線—面”的演化邏輯，并指出了產業價值鏈演化的不同空間形態與不同類型治理模式之間的內在對應關系，即隨著產業價值鏈空間形態的日益復雜化，價值鏈治理模式的類型也相應地從傳統的縱向一體化（層級制）模式向著網絡型、市場型乃至半層級制的模式演變。這些研究的重要理論貢獻在于，從一個特定的側面揭示了產業價值鏈空間形態變化與價值鏈治理模式演進之間的內在關系，深化了人們對全球價值鏈以及產業組織演化規律的認識。但是，單純依賴GVC分析模式以及模塊化理論并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產業價值鏈空間形態的演進過程及價值鏈治理模式發展變化之間的內在關系。理論前沿進展近年來，組織理論、企業理論、戰略管理等研究領域的學者越來越趨向于整合交易成本理論、資源基礎觀以及組織能力理論，從協同演化的視角來揭示治理模式、交易與能力之間所形成的“三位一體”關系（Madhok,2002;Hoetker,2005）。這些新的理論都側重于強調，治理模式從本質上來說不僅是內生性的，而且也是異質性的，它不僅取決于交易條件的特征，而且也取決于特定組織所擁有能力的特性以及組織自身所塑造出來的治理結構情境的特性。從動態發展的角度看，在交易成本、能力以及治理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協同演化式的內生互動過程（JacobidesandWinter,2005）。因此，不能簡單地用“交易屬性”或孤立地依賴交易成本的觀點來解釋組織間的治理模式，這一點近年來已被許多研究者所指出。交易、資源與治理的動態匹配研究視角深入到特定產業內部考慮空間因素注重復雜演化過程能力、交易成本與治理的協同演化：GVC演進的一個內生性分析框架從本質上來看，每一條全球價值鏈都是特定的產業發展階段以及產業情境條件下不同行動主體之間復雜互動過程的具體結果；而每一次的產業轉型或產業競爭生態的演替，都同時意味著全球價值鏈關系模式的徹底重構。全球價值鏈活動的空間構型及其治理模式演變受到兩個基本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一是不同價值鏈活動之間技術性關聯的特征；二是伴隨不同國家、地區產業組織結構、特定交易情境演進過程所形成的企業組織特性（ShanleyandPeteraf,2004;Jacobides,2008）。為了更為全面地理解特定產業中（價值鏈）地理空間體系的演化過程，必須至少同時考察以下三個重要因素：1）特定企業的每一種價值活動的技術特征與屬性；2）企業的組織結構；3）企業組織的地理行為（基于適當的地理空間維度）。一個初步的分析架構

圖1基于協同演化視角的能力、交易成本與價值鏈治理模式內生互動過程（3）（1）（2）中介影響（3）（2）交易情境交易成本能力不對稱分布異質性治理模式（1）價值鏈空間聯系能力不對稱分布企業組織層面地理空間層面協同演化中介影響組織能力發展區位能力發展2023/7/2013（1）能力構型的不對稱分布影響和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第一，企業（或區位）的能力構型是其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并進而形成特定的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第二，由于特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產生與形成取決于企業、區位的能力構型異質性、特定交易條件（交易情境）以及不同組織間戰略行為的復雜互動過程，因而從本質上來說價值鏈治理模式是異質性的。即使在同一產品領域內，也同時存在著多種價值鏈治理模式。第三，企業組織層面與地理空間層面的能力構型是互動演進、相互聯系的，比如強有力的區位能力構型可以使特定企業在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所決定的權力關系中取得更為有利的地位，而空間聚集效應的存在，則進一步使能力構型的異質性得以放大或強化。理論命題1從協同演化的視角看，特定價值鏈空間形態的形成并非一個自然產生的過程，而是產業中不同區隔異質性能力分布、交易成本以及治理模式之間復雜互動的產物；并且，由于產業中產品/技術特征的差異性，這一動態演化過程的典型特征出現的時間、節奏以及步調等都存在著差異性。（2）能力—交易成本的互動作用以及交易情境對治理模式演化的中介性影響效應在上述協同演化模型中，價值鏈治理模式實際上是核心企業與其它企業組織在沿價值鏈形成不同能力分工體系的互動過程中，不斷有意識地采取各種戰略努力來影響和重塑其交易環境的內在結果。交易成本決不僅僅是一種給定的外生因素，而應該被視作企業能動地依照自身有利條件去應對和塑造其交易環境的一種產物，組織可以通過塑造交易情境激發交易成本的內生性降低。因此，盡管交易成本情境在短期內來看可以理解為固定不變的，但從動態的、長期的角度看，交易成本只是一個起調適作用的中間變量，并且其本身受制于這一復雜的協同演化過程。也就是說，從短期和靜態來看，一個特定的治理模式最優選擇受制于相對固定的交易環境；但是從較長時段來看，企業則完全具有塑造整個產業或區位交易成本情境的能動性。理論命題2不同國家（地區）特定交易情境演化過程的異質性特征，決定了同一產業內部來自于不同國家的同類型企業的全球價值鏈空間組織模式演進路徑具有差異性。（3）價值鏈治理模式反饋影響能力構型的發展過程在演化的過程中，能力因素與價值鏈治理模式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作用，即能力分布與能力構型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反過來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變化也會對能力的發展過程、性質以及演化路徑產生影響。上述動態演化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趨向于使特定的產業結構縱向一體化程度日益降低的方向偏移，具體表現在組織和地理空間兩個層面：即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趨于細化和深化，縱向一體化程度趨于減小。不斷深化、細化的專業化分工擴展了產業的知識基礎，并可能最終促使某種新知識基礎的出現，以及新的產業參與者的進入。當新的、更為先進的能力產生出來，并且與產業現存縱向結構不相協調時，原來推動產業朝著專業化分工方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就可能開始逆轉，并可能最終啟動和形成新一輪的縱向一體化過程，其中伴隨著交易成本的內生性增加。理論命題3產業內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呈現周期性循環復歸特征，即在特定產業（產品）領域，與特定技術經濟條件及產業轉型階段相伴隨的“…縱向一體化——垂直分解——重新一體化…”現象。產業演化與全球價值鏈空間形態：以IC產業為例IC產業演化背景：產品、技術結構的復雜性及組織能力的多重性IC產業價值鏈治理模式的空間差異：美國、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對比IC全球價值鏈空間整合的動態性：“模塊化垂直分解—縱向一體化”的循環復歸1．IC產業演化背景：產品、技術結構的復雜性及組織能力的多重性在IC產業中，典型半導體芯片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涉及到數百個復雜的不同價值活動，從技術的角度看價值鏈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IC設計與光罩制作；晶圓加工處理；封裝與測試。1．IC產業演化背景：產品、技術結構的復雜性及組織能力的多重性IC設計與光罩制作是知識最為密集的價值鏈階段，尤其是半導體產品的設計，涉及到數量眾多的工程技術人員之間的面對面溝通以及網絡溝通過程；晶片加工處理是資本最為密集的階段，同時專業技能水平的要求也非常高。在這一階段中，生產制造流程的持續創新以及為取得更高產出率而必須實現的學習曲線效應，顯得至關重要；封裝與測試階段。相對來說對高技能人力資源的要求最低，因為這一階段的價值活動和生產過程已實現了高度的自動化。所有這三種類型的價值鏈活動既可能以一體化的方式存在于一個特定組織之中，也可能分別存在于不同的組織內部。至于究竟是分散、分離化的方式還是一體化的方式更為適宜，取決于技術、經濟、組織戰略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這些因素的作用又與半導體產品的不同類型緊密相關。IC產品類型與結構的復雜性從技術特性和作用原理的角度看，通常所指的半導體芯片產品（IC）可以分為三大類型：（1）MOS型IC；（2）雙極性IC，又包括數字式和Linear兩種類型；（3）混成IC（BiCMOS），即由MOS和Bipolar混載而成的半導體芯片產品，具體又包括厚膜IC，薄膜IC等。在這三種類型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是MOC型IC，它本身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別，一類是存儲器芯片產品，包括了隨機存儲器（DRAM、SRAM）、只讀存儲器（ROM、EPROM）以及近年來飛速發展的各種閃存芯片（FlashMemory）等等；另一類則為邏輯（LOGIC）芯片，根據技術等級的差異更是分為各種類型，主要包括微處理器（MPU）、微控制器（MCU）、數字信號處理器以及專用芯片（ASIC）、通用數字邏輯芯片等等。而按照權威機構國際芯片制造聯盟（SEMATECH）的分類，半導體產業的產品類型又可以劃分為5個特定組別：（1）尖端存儲器產品，主要包括DRAMs等;(2)尖端邏輯芯片產品，包括微處理器、數字信號處理器（DSP）等；（3）其他尖端芯片產品，主要包括專用芯片（可編程邏輯電路和標準存儲單元）、閃存芯片、micro-peripherals、靜態存儲器（SRAMs）等；（4）其他半導體芯片產品，包括可擦可編程只讀存儲器（EPROM）、電可擦除只讀存儲器（EEPROM）、其他存儲芯片與門陣列（gatearrays）芯片、標準邏輯芯片以及模擬/線性IC等；（5）其他半導體產品，包括分立式IC等。不同產品類型的市場需求變化趨勢全球IC產業不同系類未來市場需求變化具有不同的模式：DRAMs（標準存儲器產品），未來市場年增長率大約為35%；微處理器產品（microprocessors），大約為10%；模擬芯片產品（analogdevices），大約為30%；閃存芯片產品（flashmemorydevices），年增長率大約為100%；微控制器產品（microcontrollers），大約為25%；邏輯芯片（logicchips），大約為40%；光電芯片產品（optoelectronics），大約為50%。市場需求、技術結構與組織能力的多重性無論從產品維度還是從地理維度來看，全球IC產業都具有廣闊而又復雜多樣的市場空間。龐大的半導體芯片生產線投資與飛速的市場需求變化，構成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競爭的基本矛盾，而使這一矛盾變得更加復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半導體產業所面對的市場需求特征具有鮮明的區隔化特征，即不同的市場對半導體芯片產品的特定要求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多個區隔性芯片產品市場，不同的市場具有不同的產業結構及其相應的競爭特質。雖然半導體芯片產品的生產制造可以從整體上描述為上面這一簡化的價值鏈流程，但更為細致深入的演化視角來看，各種不同的IC產品類型雖然生產流程相似，但由于其技術特性、附加價值、市場競爭環境以及交易條件等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由此決定了各自所要求的組織能力、治理方式也不相同。IC企業所需具備的核心能力的相對重要性按半導體芯片產品領域劃分按客戶市場需求領域劃分高端邏輯芯片專用邏輯芯片（ASIC）存儲芯片模擬與混合信號芯片PC領域無線（移動）通信設備消費電子（多媒體設備）網絡化基礎設施制程技能●○●●●○○○系統整合●○○●○●●○矽智產（IP）●●○○●◎◎◎注：“●”表示該核心能力相對重要；“○”表示相對不重要；“◎”則表示重要程度因具體產品領域或市場情境而異。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等相關資料整理。半導體產業不同分部門單位晶圓收入的比較（2001）英特爾奔騰IV64兆DRAM某種專業通信芯片單位晶圓凈芯片產出量（0.25m技術）804002000平均銷售價格（美元）40044單位晶圓收入32,0001,6008,000注：2001年3月單位晶圓代工價格（0.25m技術）：1,800美元。從上表數據可以看出芯片代工模式對針對細分市場的專業通信芯片銷售企業最具吸引力對于DRAM以及高端芯片的生產制造來說，代工生產模式沒有任何吸引力換句話說，由于全球電子相關產業的帶動，無工廠化芯片設計—晶圓代工這一商業模式盡管獲得了飛速發展，并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對于旗艦企業來說，在參與半導體全球高端競爭的過程中以及真正代表該產業未來競爭優勢的尖端產品領域，這一商業模式沒有任何吸引力。不同產品類型的比較分析首先，盡管世界范圍內主要代工企業如臺積電等都具有先進的制造流程技術，但從整體上來說其制程技術仍稍稍落后于產業中主要的旗艦企業。也正因為如此，致力于保持制造流程技術領先地位的幾大企業如英特爾、德州儀器以及IBM等，其基本戰略導向決定了它們在真正領先的產品領域絕不會采取這一商業模式。其次，對于大規模生產的普通內存芯片產品尤其是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s）和靜態存儲器（SRAMs）等來說，市場競爭的關鍵在于如何盡可能地降低制造成本。而這需要半導體生產企業必須就特定的存儲器產品不斷地對制程技術進行開發和精細化，以便使整個生產過程達到最優，從而才有可能將制造成本降至最低水平。因此，對于上述這些類型的普通存儲器產品，無工廠化芯片設計—晶圓代工商業模式也不具有競爭優勢。不同產品類型的比較分析類似的，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模擬與混合信號芯片產品領域，從整體上來說，fabless模式也不占主導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取得產品設計驗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困難，即需要以一個一個特定的產品為基礎，針對生產制造流程的微調進行設計與制造環節的緊密互動，而單純的代工模式則很難有效地應對這樣的密切互動過程。2.IC產業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國別差異：美、日半導體產業空間形態對比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即使都是縱向一體化的IDM廠商，其價值鏈治理模式及其地理空間構型也存在著顯著的國別差異。在協同演化過程中，由于差異化的組織能力、資源積累機制以及國家特定的交易情境等復雜因素之間的互動作用，導致不同國家的縱向一體化半導體企業（IDM廠商和系統廠商）表現出不同的演化路徑，從而最終導致IC產業價值鏈治理模式及其空間構型的國別差異。美、日比較分析在美國硅谷模式中，其產業空間集聚的活力主要基于人力資源自由流動所產生的不同企業間非正式的信息、知識溢出效應；而在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演化過程中，由于產業組織體制、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以及企業歷史傳統等方面的重大差異，這種不同企業組織之間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機制自始至終也沒有占據過主導地位（硅谷模式并不存在），因而其半導體產業組織模式以及價值鏈空間形態經歷了一個與美國硅谷模式不同的演化路徑。在日本NEC、松下、東芝等大型縱向一體化企業集團中，其半導體產業的組織模式以組織內部的范圍經濟性以及客戶—供應商之間的緊密互動為重要特征。美、日比較分析日本企業和美國企業的一個重要差異在于，主要半導體設備制造商、半導體制造流水線設計企業與半導體芯片制造企業等之間的協作，都發生在某一特定半導體業務母公司內部所長期形成的穩定交易情境之中，如NEC、東芝、日立以及富士通等。在半導體產業中，由于每一代制程技術的創新周期及其短暫，整個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發展始終處于震蕩變換的不穩定狀態，因而日本企業在長期演化過程中所形成的這種協作模式，有助于它們確立和保持半導體先進制程技術領域的競爭優勢。而這一優勢的確立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半導體生產制造設備相關核心技術的開發與創新。美、日IC企業組織慣例與治理模式的差異USJapanSkillsacquisitonandretentioneducation-basedexperience-basedProgramscopeandleadershiptightlooseProgramguidelinesandtimingexplicitimplicitTaskpartitioningfocuseddistributedResourceallocationcentralizeddecentralizedExperimentationcapabilityandprcticehighlow-mediumSource：West,2002.研究者通過經驗研究證實了美國和日本半導體企業在組織模式上表現為一種分化的趨勢，但其組織效率卻呈現出收斂的趨勢（West,2002）。也就是說，雖然美國和日本半導體企業在組織模式的演化路徑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兩者都是經驗研究范圍內可以確證的有效組織方式。因此，盡管日本的IC產業從起源到發展都受到美國IC產業的很大影響，但從整體上看，美國、日本IC產業由于各自所經歷的協同演化過程的差異，所形成的是各具特色的產業組織結構、價值鏈空間構型以及相應的異質性治理模式。一些研究將20世紀9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全球競爭地位下降的原因歸結于縱向一體化的組織模式（朱瑞博，2004），這種說法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同一時期韓國半導體產業的迅速崛起，依靠的也同樣是縱向一體化組織模式（最典型的例證如三星）。事實上，特定歷史階段日本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的相對下降，有著復雜的內外部原因，縱向一體化模式本身并非根本性的決定因素。3．IC全球價值鏈空間整合的動態性：“模塊化垂直分解—縱向一體化”的循環復歸近年的研究文獻更多地把觀察的焦點集中于產生于半導體產業特定產品領域的模塊化趨勢，并把它作為一種產業整體的普適性模式來看待這種研究趨向很容易給人以錯覺，即半導體產業整體上正在朝著模塊化和垂直分解的方向演化發展。事實上，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演化趨勢要比依照這種認識所作的描述復雜的多。上述觀點所隱含的一個重要假定就是，認為經濟活動所形成的價值鏈聯系的動態變化趨勢就是，從以往大企業內部縱向專業化占主導的格局，逐漸轉向治理控制模式的縱向分解或非一體化，而在現實中，半導體產業則通常作為這一變化趨勢的典型例證。事實上，這種理論假定是不完善的。特定產業（產品）領域的價值鏈治理模式及其相對應的空間形態演進，絕非是一種單向式的線性過程或簡單的“點—線—面”邏輯，而是在不同因素此消彼長的互動作用下，表現為一種周期性循環復歸的復雜演化過程。縱向專業化的演化發展并不象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一定是特定產業走向成熟階段必然的、不可逆轉的標志。這種周期性往復循環發展的特征也并非半導體產業所獨有，包括硬盤驅動器（Christensenetal.,2002）、計算機（Fine,1998）、半導體制造設備（Langlois,2000）以及化工產業（Macher,2004）等在內的許多產業的案例研究都表明，存在著從一體化到專業化、再從專業化到重新一體化等連續不斷地循環往復的商業模式演化過程。以IC產業為例：在IC產業中，事實上至少出現過兩輪”縱向一體化——縱向分解”的往復式發展過程。Fabless模式的出現Fabless模式的產生與發展，既與當時美國的半導體產業政策緊密相關，同時也以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地區）政府的大力扶持與補貼為重要基礎。上個世紀80年代東南亞地區政府的補貼和承諾大大降低了私人投資者投資于晶圓制造加工環節的成本和風險，同時也使得專業化設計企業的創立成為一種最為簡便和行之有效的選擇，即它們預期東南亞地區的政府會持續不斷地給予半導體新生產能力的建設以巨額的補貼。因此，這些因素與技術層面的因素、企業組織戰略層面的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成功地改變和重塑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制度環境和交易情境，同時也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因素的復雜互動作用，Fabless模式才真正得以登上歷史舞臺并迅速地成長發展起來。整個80年代，東亞地區的半導體芯片代工企業在政府產業政策的直接補貼之下，通過低廉的代工生產制造成本等競爭手段，有效地克服了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芯片設計與生產制造環節由于所有權分離所帶來的交易成本風險，并最終使這一商業模式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成功典范。Fabless模式的挑戰但是隨著產業發展以及技術進步因素的變化，這一商業模式本身也在面臨挑戰。1993年，由于個人PC銷售的迅速膨脹，全球IC產業也隨之進入迅猛增長時代，而隨后出現的全球晶圓制造能力的嚴重短缺，使得原本就存在交易成本潛在風險的芯片設計企業—芯片制造商晶圓制造合約關系更是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批芯片設計企業陷入芯片供應中斷的困境，其中尤以線寬在0.8微米以下的高技術含量芯片產品的生產制造為甚。一些主要的縱向一體化電子企業如惠普、AT&T等，都通過放棄代工業務對半導體芯片生產能力進行重新整合和收縮，以優先滿足企業自身的需要。其他一些主要的晶圓代工企業也紛紛開始對分包業務的合約條款進行強化控制。到1985-2000年這一階段，這種縱向專業化發展趨勢開始出現逆轉。從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半導體產業中無生產線的芯片設計領域開始出現明顯的重構過程。縱向專業化模式的第一次逆轉趨向一些半導體芯片設計企業通過股權投資、合資或購并等方式，成為半導體芯片制造企業的單一所有者或者是合資參與者一方，以達到控制相應生產能力的目標。半導體芯片設計廠商與晶圓代工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錯綜復雜，并且跨越了廣闊的地理空間（如圖）。例如，半導體芯片設計企業S3在與臺聯電合資成立半導體生產企業之前，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組織模式和原則：（1）對晶圓制造及代工企業進行股權投資，以換取芯片生產與穩定供應的可靠保證；（2）參與到股權合資企業當中，以擁有和運營特定的芯片制造能力；（3）與晶圓代工企業構建長期合約關系，以保證獲取特定的芯片供應量，或者是提供貸款給晶圓制造企業，以換取晶圓供應保證。Atmel和Maxim兩家無生產線半導體設計企業則通過前向一體化的方式進入晶圓加工制造領域。芯片設計企業與芯片制造（晶圓代工）企業之間的股權關系S3AllianceXilinxCirrusLogicOakTechnologyLatticeOptiTridentIntegratedSiliconSolutionAltera臺聯電TaiwanIBME.Fishkill,NY朗訊科技Orlando,FL臺積電Camas,WA2023/7/2041IC產業的模塊化趨向與縱向分工深化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種被人普遍接受的觀點仍然是，技術模塊性（即通過模塊化設計實現的半導體設計知識的再利用）與系統單晶片設計（system-on-chip(SoC)design）這一重大轉型相結合，將會非常自然地驅動半導體產業走向組織模塊化以及市場模塊化階段。但這一理論的支持者實際上忽略了另一個同時存在的強有力變化趨勢，即驅動制造活動與設計活動重新一體化的內在力量，它恰好反作用于初始形成的模塊化過程。模塊化趨向的反作用力從近年來IC產業的發展來看，來自于半導體芯片設計業的許多最新證據表明，即使在這一產業中，也同樣存在著針對“模塊化”趨勢的強大反作用力，并導致產業中組織結構趨向于變得更為一體化，而并非是更加依賴于相互獨立的市場關系。競爭動態性（competitivedynamics）以及認知復雜性（cognitivecomplexity）等因素會形成模塊性的制約因素和界限，從而使技術模塊性、組織模塊性以及市場模塊性三者之間的收斂趨勢不可能順利產生。換句話說，當技術變化非常迅速并且難以預測，從而導致編碼化不能減少或降低復雜性的情況下，企業組織之間的協作關系就需要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管理協調活動才能有效實現。盡管模塊化設計的確是企業組織模式與產業結構發生演變的強有力驅動因素，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模塊性的限制性因素也同時大量存在，并進而制約技術模塊性、組織模塊性以及市場模塊性的收斂關系。盡管這一組織一體化趨勢與錢德勒描述的縱向一體化企業有所不同，而是以一種新的、混合形式出現。在半導體制程技術以及設計技術日益提升的復雜性的驅動下，新的產業轉型過程正在形成之中，具體體現在市場主導權力正逐漸向擁有系統知識、SIPs以及先進制程開發技能的系統公司以及IDMs企業手中轉移；另一方面，模塊理論中的“寵兒”如晶圓代工企業、無生產線的設計企業、無芯片的IP供應商（chiplessSIPsuppliers）以及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提供商等，它們業已形成的商業模式及其相應的競爭優勢基礎，則正在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全新挑戰（Ernst,2005）。新的復歸？近年來，原來出現的半導體設計與制造環節之間相互分離的趨勢已經開始逆轉，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驅動因素就是，由于系統單晶片（SoC）設計本身越來越先進的流程、布局以及技術深化等而引發的日益增長的認知復雜性，這一認知復雜性不僅體現在芯片/“晶圓”層面，同時也體現在“系統”層面。這種復雜性制約了全球設計網絡（GDNs）中以企業間協作關系為基礎的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并內在地要求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組織內部管理協調。換句話說，這一變化趨勢內在地要求旗艦企業必須成為“知識整合者”，才可能有效地協調全球設計網絡中由于技術模塊性發展趨勢演化產生出來的各種專業化知識之間的多重互動界面。結論與評論對IC產業更進一步的案例分析說明，特定產業的價值鏈空間構型演進變化具有內在的復雜性，并非象依照GVC分析范式的內在邏輯所作的某些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沿著一種線性的“點—線—面”過程演進，而是表現為更加復雜和多樣的演化過程。另外，這種演化也并非市場治理—半市場治理的簡單變化路徑。簡化分析雖然揭示了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的一些全球性產業演化本質的一個方面，但從更為深入的層面來看，這種從本質上來說仍然以“線性邏輯”為主導的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推演，顯然是將戰略、組織創新與產業價值鏈空間整合這一復雜問題簡單化了。這種理論推演是以某一特定時點的產業演化結果來推斷歷史進程中的模式，并將其作為一般規律，這種理論解釋并不符合產業結構演進的歷史進程，也難以解釋這一進程本身所內在蘊含的豐富多彩的各種復雜變化與不確定性。進一步的延伸類似的復雜演變過程不僅僅存在于IC產業在全球汽車產業，相關研究表明，歐美汽車廠商更多地在組織間層面展開模塊化（modularizationininter-firmsystem），并進行程度較深的業務外包；而日本企業廠商則一般是在產品架構層面展開模塊化（modularizationinproductarchitecture），且生產環節的模塊化多發生在特定組織內部，兩種模式沿不同的路徑發展，由此形成不同的產業組織形式和治理結構。A.TakeishiandT.Fujimoto.2001.Modularisationintheautoindustry:interlinkedmultiplehierarchiesofproduct,productionandsuppliersystems.InternationalJournalofAutomotiveTechnologyandManagement,1(4):379-396.進一步的延伸類似的，國際比較分析表明，不同國家的建筑業分工模式呈現出具有路徑依賴性的差異化構型，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兩種基本構型：一種可以稱之為“專業模式”（professionalmodel），即建筑業中存在嚴密細致的專業化分工，建筑設計服務與建造活動相分離；另一種則為“產業模式”（industrialmodel），即建筑設計環節與建造環節以一種縱向一體化的方式存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