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聊無銜戰將程子華（上）在1955年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時，有一批原軍隊高級將領沒有被授予軍銜。如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譚震林、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兼國家計委副主任鄧子恢、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鐵道部部長滕代遠、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程子華、國家體委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蔡樹藩、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王世泰、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際春、調任外交部駐外大使工作的耿飚等。其中，程子華是人民解放軍19位首任兵團司令里唯一沒有被授予軍銜的人，怎么想來都是頗為可惜。要知道，以程子華的資歷，當時可與李先念、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滕代遠并列，是在擬授大將群體中的。程子華是山西運城解縣人，生于1905年，與關二哥是老鄉。他本姓蘇，小時候被過繼給姨母家，便隨姨父改姓了程。由于家境不好，程子華讀完初小后差點失學。好在當時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很重視教育，期望能為山西多培養些人才，因而開辦了官費的高小、師范等學校。程子華就一路讀下去，還進了太原的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該校是閻錫山一手創辦的，因而程子華與閻錫山也算有了師生之誼，這為他后來在抗戰期間回山西搞統戰工作開了方便之門。同為他前后校友的，還有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等未來的中共豪杰。程子華在校學習期間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潮，思想開始左傾，向往革命。他參與領導了幾次學生運動，反班主任壓迫，鬧抗稅學潮，成為了學生領袖之一，并為中共太原支部所注意。1925年6月，程子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12月，受黨組織派遣，程子華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不久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當時黃埔一期畢業的徐向前在該校擔任學兵隊少校隊長，山西老鄉聚會的時候，徐向前的薪水最多，就經常掏腰包請客，程子華也跟著打了不少牙祭。夏斗寅發動叛亂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師生組成了中央獨立師，隨葉挺出征平叛。程子華第一次參加了戰斗，到了晚年還回憶說：“那時我們真年輕！”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反共“清黨”之后，中共中央決定乘汪精衛要“東征討蔣”之機，集結黨所掌握的軍事力量在南昌發動暴動。1927年8月2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師生改編成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從武漢出發乘船順長江東下參加“東征討蔣”，實際上是奉黨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結參加暴動。然而該團還在路上時，南昌起義部隊已過早離開南昌南下廣東。8月4日，教導團到了九江時，被張發奎的部隊截住包圍，隨后遭到集中繳械，并分別站隊聽候發落。團里的一些共產黨員，如陳毅、肖勁、羅瑞卿、程子華、王良等人，覺得事情不妙，就乘天黑離隊南下去追趕起義隊伍。到由贛南地方武裝編成的紅35軍任團長。就任不久，程子華便率部接連參加了江西蘇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斗，以游擊戰的方式牽制敵人，配合紅一方面軍主力作戰。1931年10月，紅35軍在瑞金改編為紅軍獨立第3師，程子華被任命為師長。這一期間，程子華主要領導部隊做籌糧籌款的群眾工作。1931年12月，國民黨第26路軍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岳等人領導下，于江西寧都成功發動兵暴。爾后全軍1.7萬余人攜帶2萬多件武器開入中央蘇區，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紅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趙博生任參謀長。第26路軍是西北軍出身，在士兵訓練上很有一套，能打善防，幾乎人手一把大刀，精銳部隊還配有駁殼槍，擅長一手甩短槍一手拼大刀，戰斗力非常強。紅五軍團編成后，占到了紅一方面軍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這樣一支軍事力量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蘇區中央為了盡快改造和控制這支部隊，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等整編方針，清理了一批舊軍官離隊，同時派遣很多干部進去掌握部隊，并建立了軍團中黨的各級組織機構。在這種背景下，程子華也被派到紅五軍團，先后擔任了第14軍的師政委、師長、團長（大團）等職務，在政治建軍、改造部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當時蘇區中央以左的眼光看待起義部隊改編成的紅五軍團，加上軍團領導人季振同、黃中岳身上也有缺點，結果造成了紅五軍團被拆開分編，季振同、黃中岳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判刑監禁（于長征前夕被錯誤處決）的悲劇。在1933年初第四次反“圍剿”前夕的金溪戰役中，紅五軍團參謀長趙博生親自上到程子華師的陣地前沿觀察敵情，結果被敵人槍彈射中，就倒在程子華身邊犧牲了。趙博生是促成寧都起義的核心人物，善于治軍，在部隊中威望很高。多少年后，程子華在回憶錄中還寫道：“他（趙博生）的犧牲使我至今仍深為哀慟。”1933年6月，紅一方面軍實行整編，改小師小團為大師大團，并取消了軍一級建制。原紅五軍團下轄部隊被縮編為第13師，同時江西地方武裝博生團、石城團、勝利模范師也組建成立了第14師，歸隸紅五軍團，程子華被任命為第14師師長。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后，程子華奉命率第14師配合林彪的紅一軍團作戰，隨后又進至廣昌地區擔負防御任務。不久，中革軍委調程子華到紅軍大學學習。在此期間，鄂豫皖省委請求中央派一些軍事干部去幫助工作，中央就決定派程子華赴鄂豫皖蘇區。由于戰事緊張，程子華一時未能成行，又被調到粵贛軍區擔任紅22師師長，從此離開了紅五軍團。當初發動寧都起義的趙董季黃四巨頭，或英勇犧牲，或身陷囹圄，此際已只剩下了軍團長董振堂一人。程子華不會想到，離開紅五軍團實際上是他的幸運。在日后的長征路上，紅五軍團長期擔負后衛任務，付出重大犧牲掩護主力突圍轉戰。長征勝利后又加入西路軍遠征河西走廊，終于在高臺戰斗中全軍盡沒，軍團長董振堂也壯烈犧牲。如此一曲軍史悲歌，令得后世無數軍事愛好者為之唏噓不已。紅22師是地方游擊隊出身，官兵政治素質不錯，但缺乏正規軍事訓練，武器裝備也嚴重不足。程子華到紅22師后就組織整理部隊，準備抗擊國民黨軍的進犯。在此期間，程子華還兼任了粵贛軍區代參謀長的職務。1934年4月，廣東軍閥陳濟棠奉蔣介石命令督促部隊向蘇區南線筠門嶺進犯，企圖奪取會昌，威脅瑞金。程子華指揮紅22師在筠門嶺地區設置了縱深防線，奉上級命令以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術方針死守陣地。部隊雖然付出很大傷亡，但仍然無法阻止憑借空地優勢火力推進的國民黨軍，丟失了筠門嶺陣地，被迫后撤。由于敵強我弱，中革軍委采取的戰術方針又不對，紅軍在全線節節敗退，蘇區遭到敵人步步壓縮。筠門嶺戰斗后，程子華被調到瑞金準備前往鄂豫皖蘇區。臨行前，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與他談話，告訴他“中央決定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的根據地”，要程子華將這個指示傳達給鄂豫皖省委和當地紅軍。程子華奉命離開瑞金，經過幾度輾轉，于當年10月到達了鄂豫皖蘇區。當時在鄂豫皖地區堅持戰斗的是由紅四方面軍留下的紅25軍，由徐寶珊、吳煥先、徐海東等人領導。鄂豫皖省委書記徐寶珊在花山寨主持召開會議，由程子華傳達中央指示精神，決定紅25軍實行戰略轉移。另外又開了一次人事改組會議，任命程子華擔任紅25軍軍長，原軍長徐海東降為副軍長，原政委吳煥先不變。程子華沒參加這次會議，得到通知后很是意外，便提出自己可任軍參謀長，不宜當軍長。而徐寶珊則一力堅持，程子華便服從了。這一任命顯示出了鄂豫皖省委及紅25軍對中央的信任和尊重，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另外的原因。自從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征川陜后，紅25軍已獨立戰斗了近兩年，有勝有敗，分分合合，但根據地卻是越打越小，越打越窮。中央先前就建議在敵強我弱的嚴重形勢下，紅25軍可跳到外線去開辟新的根據地。但由于蘇區幾位主要領導人的意見不統一，以致遲遲未能行動。這次程子華帶來了中央的指示，紅25軍實行戰略轉移已成為必然。為了進一步消除決策和行動上的阻力，徐寶珊才堅持進行人事必組，要程子華就任紅25軍軍長，這也是一份良苦的用心。徐寶珊當時已身體染病，越來越重，他很需要程子華這位中央派遣大員的幫助，以協調紅25軍領導層之中的矛盾。不過，紅25軍的絕對領導核心始終是鄂豫皖蘇區創始人之一的吳煥先，其次則是勇猛善戰的徐海東。加上紅25軍組成人員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血氣方剛，山頭主義色彩濃厚，對吳煥先很是崇拜，非常排外。程子華作為一個外來戶，本身又不是很攬權的人，可想而知他能在軍中建立起什么威望。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2900余人離開鄂豫皖開始長征。程子華在傳達中央指示時曾講了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意見，說紅25軍可去陜西，與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陜蘇區連接起來。因此，紅25軍長征的方向就是向西北到陜西。12月初，紅25軍進入陜南地區。到庾家河時召開會議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不料卻遭到了國民黨軍的突襲。戰斗中徐海東頭部中彈負重傷，程子華的雙手也被一顆子彈貫穿，結果正副軍長同時倒下。徐寶珊這時也病得越來越重，軍政委吳煥先就一個人承擔了全軍的主要指揮責任。這個人軍政雙優，能力很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紅25軍的靈魂人物。當時紅25軍政治部主任鄭位三等人提出要入川去找老部隊紅四方面軍，開會時一度吵得很激烈。徐寶珊和吳煥先都認為去四川重山遠隔，前途渺茫，不如留在陜南開辟根據地，可同時連接川陜、陜北和鄂豫皖，可進可退，照應四方。在徐寶珊的支持下，吳煥先大刀闊斧開展工作，指揮部隊打退了國民黨軍的圍剿，又一手主抓先后在藍田、山陽、鎮安、柞水、鄖西、華陽、洛南、商縣、商南、盧氏地區創建了鄂豫陜蘇區，最大時轄有18個縣境，人口達50萬。1935年4月中旬，徐寶珊抱病在藍田縣葛牌鎮主持召開會議，組建了中共鄂豫陜省委，由徐寶珊任省委書記，吳煥先為省委副書記。會議結束不久，徐寶珊就因病情惡化去世了。吳煥先代理了鄂豫陜省委書記職務，并力排眾議再次否決了入川的意見。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正相繼進入陜西“剿共”，與楊虎城第17路軍聯合發起對鄂豫陜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陜南的壓力在持續增大。吳煥先通過多種渠道得知陜北還有劉志丹等人創建的一塊蘇區和紅軍，因此有了去陜北的想法。這樣既可以有一個新的落腳地，也便于靠近抗日前線及與中央取得聯系。不久，輾轉于上海、武漢、西安黨組織間的地下交通員到了陜南，帶來了文件和報紙。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戴季英等人由此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合，并繼續北上的消息。他們進行了研究，鑒于敵情嚴重，決定向陜北發展，并可配合紅軍主力北上。1935年7月，鄂豫陜省委決定留下鄭位三、陳先瑞領導游擊武裝在當地堅持斗爭，吳煥先、程子華、徐海東等率紅25軍繼續北上。由于直接去陜北受敵情威脅較大，故決定先西進甘肅，繞行隴東北上陜北。在北上過程中，紅25軍截斷西（安）蘭（州）公路達18天，威脅了敵軍后方，迫使陜甘兩地的國民黨軍抽調兵力去對付他們，在客觀上起到了牽制敵軍的效果，有利于主力紅軍北上。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說紅25軍西進甘肅目的是要直逼敵人后方，以配合中央紅軍北上，這就略有些拔高了。這一期間，程子華是受了活罪。他剛剛上任29天就負了傷，連干部還都認不全，已經夠倒霉。而且雙手負的傷又挺別扭，干不了活，騎不了馬，很是折騰人。加上失血過多，缺醫少藥，傷口化膿潰爛，只好用鹽水煮了布條來回蹭消毒，非常痛苦。由于傷口發炎感染，程子華時常昏迷不醒，只好被擔架抬著行軍。程子華醒過來后，幾次要求醫生給他截肢，認為這樣能好得快些。然而紅25軍醫院院長錢信忠不同意，堅持采用保守療法。最后程子華的雙手終于保住了，但也落下了殘疾，形狀像雞爪子一樣。錢信忠還精心處理了徐海東的傷口，只用了兩個月就使他恢復了健康。立了大功的錢信忠在建國后成為了衛生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行軍途中，程子華還一路向紅25軍指戰員講解中央紅軍的戰斗事績和軍政建設，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引起了官兵們的濃興趣。后來到了陜北，紅25軍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部隊得到擴大。為了對新兵進行紀律教育，紅十五軍團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程坦就根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例編寫歌詞，并用曾在鄂豫皖地區流傳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經成功了》（其前身來源于北洋軍直系軍歌《大帥練兵》和《民主立憲》）的音調填曲，由此創作出了日后唱遍全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歌。1935年8月，紅25軍奪兩當，攻天水，克秦安，進隆德，翻越六盤山，直逼平涼。8月21日，在甘肅涇川縣四坡村附近渡涇河支流時與敵軍遭遇，部隊被截為兩段。危急時刻，吳煥先手掄大刀就沖上火線指揮，不幸在戰斗中中彈犧牲，時年28歲。其后，徐海東升任軍長，程子華改任軍政委，同時被提名代理鄂豫陜省委書記的職務。又過了17天，紅25軍到達了陜北蘇區保安縣的豹子川，并與陜甘邊黨組織取得了聯系。9月15日，紅25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次日同劉志丹、高崗領導的紅26、27軍會師，勝利結束了10個月的長征。此時，紅25軍還有3700多人，在陜南留下的游擊武裝（已組建為紅74師）也有700人，因而成為了四支參加長征的主力紅軍中唯一人員不減反增的部隊。此時，陜北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人領導下，歷經艱辛苦斗，已進入了全盛時期。蘇區轄境達到23個縣，人口約100萬。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余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余人，士氣非常旺盛。兩軍會師后，在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特派員朱理治和上海臨時中央局派駐西北代表聶洪鈞等人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由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組成，書記為朱理治，成為了當時中共在西北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接著將紅25、26、27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由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軍團下轄3個師，共7000多人槍。同時成立了陜甘晉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劉志丹、聶洪鈞、徐海東、程子華等為委員。并且改組了西北軍委，由聶洪鈞任主席，程子華被增選為軍委委員。經過一系列改組后，形成了以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為核心的最高領導機構，總攬了陜北蘇區的黨政軍大權，而陜北本土派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等領導人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排斥。就在這時，蔣介石調集了以張學良東北軍為主力，還有井岳秀、高桂滋等軍閥部隊的約10萬多兵力，兵分五路向陜北蘇區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圍剿。朱理治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決定由聶洪鈞、劉志丹、徐海東去前方指揮作戰，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坐鎮后方主持工作，程子華則留在后方動手術治傷。劉志丹、徐海東等到了前方后，根據出發前制定的作戰方針，先打南路東北軍，因而在膚施（今延安）、甘泉之間的勞山鎮設下了埋伏。結果一戰大勝，全殲東北軍第110師師部和近2個團，殲敵3000余人，擊斃敵師長何立中，并繳獲大批武器彈藥。當時的繳獲物品中有一份敵軍文件，上邊說中央紅軍已到了甘肅天水附近。聶洪鈞遂寫信并附文件給朱理治，建議紅十五軍團南下到關中蘇區去迎接中央紅軍。朱理治就拿著信和文件來找程子華商量。程子華認為繳獲的文件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中央紅軍要來關中蘇區的話已經來了，沒有來就是又到別外去了，紅十五軍團貿然南下恐怕會撲空。而且這一來一去要一個多月，敵軍就會乘虛襲擊蘇區腹地，形勢將比較困難。不如紅十五軍團繼續向南打，調動敵人主力北援，在戰略上配合中央紅軍行動。朱理治回去后和戴季英等人商量了一下，同意程子華的分析，便要求程子華去前方征求意見。程子華的傷還未好，就用擔架抬到前方，傳達了后方的建議，前方的人也都表示同意。后來到了延安整風時，批判了朱理治等人在陜北錯誤肅反中的責任，其中有一個罪名就是拒絕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程子華當時不在延安，這個風頭由來已久，他也聽到過，但一直未作解釋。到了1954年“高饒事件”后，中央召開西北問題座談會進行揭發批判，這個問題又被翻了出來。程子華當即在會上鄭重表示：“這是作戰方針問題，不是不歡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說作戰方針有錯誤，我負責任。因為是我提出來的，前后方負責同志同意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經過復查后，于1959年報請中央批準，糾正了延安整風時對此事作出的錯誤結論。就在前方緊張進行作戰的時候，朱理治、戴季英、聶洪鈞卻分別在前后方發動了肅反。在大搞逼供信下，獲得了很多屈打成招的口供，據此抓捕了大批陜北黨政軍干部，包括陜北蘇區和紅軍的創建者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等人。劉志丹、高崗當時在前線指揮作戰，是被設計調回后方抓捕的。劉志丹在歸途中意外拆看了傳令兵送往前方的要調自己回來予以逮捕的密信，仍然光明磊落，自行回去投案自首。在發動肅反和抓捕劉志丹、高崗等領導人的問題上，程子華是堅決支持朱理治等人的。抓高崗時程子華還與其當場大吵，從此與劉崗搞壞了關系。對于自己在陜北肅反時應負的責任，程子華后來在回憶錄中一句未提，顯然心知肚明，不好多說。程子華對吳煥先評價很高，在回憶錄里是不吝筆墨大加贊頌。而吳煥先對陜西黨組織和紅26軍卻多有懷疑，認為里面混入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因此他還給中央寫了報告讓交通員帶走，建議中央派人來審查陜西黨組織的工作，“并防其奸細作用”。程子華對劉志丹等陜甘邊領導人及紅26軍的態度，不能不說是受了吳煥先的一定影響。后來到了延安整風期間，召開了西北局高干會議，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完全否定了當年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肅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聶洪鈞犯下的嚴重錯誤，為所有在肅反中的受害者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當時程子華被認為對錯誤肅反亦負有一定責任，但沒有做進一步深究。劉志丹等人被抓后，程子華和徐海東又組織了榆林橋戰役，殲滅東北軍第107師一個多團1800余人，抓獲敵團長高福源。在長征路上，紅25軍曾多次處決了俘虜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楊虎城部的旅長張漢民（實為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唐嗣桐等。這次又有人提出要殺掉高福源。程子華則認為東北軍與本土的西北軍不同，有和日寇的國破家亡之恨，未必會盡力同紅軍打仗，對其高級軍官可以爭取。他接見了高福源，對其講了紅軍要北上抗日的道理，并將他送到紅軍學校中去教書。后來中共中央到了陜北，毛澤東對程子華改造高福源的事很感興趣。鑒于高福源是張學良和王以哲的親信，毛澤東命令將高福源放了回去，并帶給張學良一封自己和周恩來聯名的親筆信，對于爭取張學良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中止了這次錯誤肅反，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絕大多數被逮捕的人員。由于朱理治的片面匯報，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對其領導的陜北蘇區肅反仍予以了肯定評價，只是認為是在過程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要由戴季英、聶洪鈞負主要責任。由于這個原因，劉志丹等領導人并沒有被徹底平反，頭上仍然戴著“右傾錯誤”的帽子，在重新分配工作時也大都降級使用。此后中央決定恢復紅軍第一方面軍的番號，由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組成，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全軍約1.1萬余人。由于張學良指揮東北軍再次對陜北蘇區發起多路圍剿，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指揮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發起直羅鎮戰役，殲滅敵先頭部隊第109師和第106師一個團，擊斃第109師師長牛元峰。張學良見部隊連遭重創，蔣介石又趁機落井下石，因而對圍剿紅軍消極起來，并開始與中共方面接洽聯系，為其后來發動西安事變打下了思想基礎。用毛澤東的話說，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是“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當時中央紅軍萬里跋涉而來，部隊上下破爛不堪，什么都缺，非常困苦。無奈之下，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派人去向紅十五軍團借2500元錢，以解決部隊的吃飯穿衣問題。徐海東和程子華命供給部算了一下，軍團家底還有7000元大洋。本來二人還想拿出2000元去給部隊添置冬裝和改善生活，但毛澤東親筆寫條子來借錢，令徐程一時頗為躊躇。最后徐海東拍板，只留下2000元，其余5000元全部送給中央。經歷過與紅四方面軍分裂的毛澤東對此感慨不已，他知道在紅十五軍團說一不二的是徐海東。多少年后，他還夸獎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盡管徐海東在抗戰中期后就臥病多年，沒有參加解放戰爭，但1955年還是被授予大將軍銜，并排在粟裕之后的第二名。至于程子華，本來就是中央紅軍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自然是應當應分的。相比于蕭克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的表現，程子華總還是得了分。由于陜北地瘠民貧，養兵困難，毛澤東力主東征山西，打出“抗日反蔣”的口號，以發展求鞏固。1936年2月，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出師東征山西。徐海東、程子華率紅十五軍團突破黃河天險，協同紅一軍團向縱深發展。在孝義縣兌九峪地區，紅一、紅十五軍團與先后趕到的晉綏軍15個團展開大戰，雙方均傷亡慘重，最后打成對峙。毛澤東發現口子張得太大，無法解決敵人，遂命令各軍團主動撤出戰斗。幾年后，八路軍出師山西抗日，閻錫山與周恩來、朱德等人見面會談時，還專門提到了兌九峪戰斗，表示對內戰死傷那么多人很是痛心。兌九峪戰斗后，徐海東在一次開會回來的路上因乘馬受驚而摔傷了頭部，一時無法指揮。程子華繼續率領紅十五軍團北上作戰，威脅太原，調動敵人，并在沿途籌兵籌款。由于陳誠率中央軍入晉增援，敵強我弱，紅軍無法在山西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彭德懷決定回師西渡。劉志丹奉命率紅28軍渡過黃河配合主力作戰，并相機控制黃河渡口，保證主力背靠蘇區。非常可惜的是，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陽縣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