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司資本制度及其變化的經濟分析關鍵詞:公司資本制度；交易成本；信息費用；監督費用；制度變遷

內容提要:在傳統公司法理念下，公司資本的意義在于提供債權擔保，是公司的對外信用基礎，對公司法變遷也有不同解釋。本文試圖借鑒制度經濟學思想和運用法律經濟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交易成本、信息費用、監督費用等等來分析股東和債權人、股東和股東之間的法律關系，揭示其法律制度的經濟性原理和變遷的經濟理由。

關于公司資本制度的存在意義，傳統理論一般認為，公司資本制度在于提供債權擔保，是公司的對外信用基礎。[1][1]本文試圖從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信息費用、監督費用等經濟學思想出發，抓住股東和債權人、股東和股東這兩個在公司資本制度中最重要的兩個變量來重新解讀公司資本制度的存在意義及我國2005年公司法中有關資本制度的變遷。

一、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契約風險”與公司資本制度

“存在即合理”，公司資本制度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一種節約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對稱，降低監督費用等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來源于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契約風險”，該風險包括一般市場風險和企業家道德風險。[2][2]

風險可以說是對預期不確定性的通常表述。債權人面對的一般市場風險實際上是對國家政策、商業和技術等因素變化預期不確定性的反映。面對這些客觀存在的風險，債權人需要調查相關方面，了解貸款項目的真實價值，在傳統的經濟理論里面，人們假設交易信息費用為零，實際上我們知道，現實交易中信息的獲得是需要成本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喬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放棄了完備信息的暗含假設，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價值、信息的獲取有成本，使信息成為現代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考慮變量，這一貢獻成為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3][3]債權人在這一貸款合同中是個固定收益者，一般銀行貸款利息在6%左右，債權人沒有足夠的激勵去花費高昂的代價去作足以令他相信可以貸款的信息調查，作為博弈的另一方即股東為了能夠獲取貸款會主動透露相關信息，事實上我們的制度安排也是這樣的，如公司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因為股東和公司作為某一領域的專業行家，一般來說，對于相關的專業信息更加熟悉，由股東來承擔這部分信息調查費用是合乎市場規律的，這種制度安排有利于交易的進行和持續不斷。股東一方面為了獲得貸款有激勵去披露信息，以便取得債權人信任為自己的項目貸到款項，同時，股東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人，也有激勵去撒謊，股東可能會隱瞞一些重要信息。可見，債權人獲得充分、有效的信息還是存在問題。根據博弈論的一般思想我們知道，如果不能消除債權人的信任顧慮，那么債權人會拒絕貸款給公司。交易難以繼續，市場怎能不凋敝？

除了一般市場風險外，債權人還面對企業家的道德風險。企業家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營者，當債權合同簽訂后，企業家有可能不按合同約定或者不遵守誠信、勤勉的義務而使用資金。比如，股東為了獲取更高的利益而違反債權合同約定，將承諾用于風險較低的借款用來投資于風險系數較高的項目，從而給不知情的債權人帶來比預期要大得多的風險?；蛘吖蓶|貸到款項后可能漫不經心、浪費，甚至攜款潛逃，這些可能的不利因素對于債權人來說都是風險。高利貸者通常加大貸款利率來作為風險的補償，但是，提高利率一方面加大了公司失敗的風險，另一方面股東的道德風險在貸款合同簽訂后，提高利率的作用微乎其微。

也許有人建議加強對股東使用貸款項目的監督，這就涉及到信息問題和監督費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信息是不對稱的，信息具有價值，[4][4]獲取信息是有成本的。如果債權人為了貸出款項的安全考慮而對公司的每筆具體業務進行認真監督，可以想象，那將需要大量的相關交易信息，同時離不開不斷地具體的判斷，顯然，作為獲取固定利息的債權人不可能如此去做，原因很簡單，這種監督的費用將會遠遠超過利息這種固定的收入。如果債權人直接干預公司的運營，那可能會帶來公司決策成本的增加，會妨礙股東的正確商業判斷，實不可取。

以上分析表明，債權人作為貸款合同的一方至少會面臨一般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的雙重風險問題。這些風險恰恰成為阻礙市場交易的潛在原因，也可以說，正是這些風險會使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但是，制度的合理安排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而公司資本制度正是這樣一種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法定資本制度下，股東將自有資本投入公司，而且該部分資本成為公司的獨立財產，按照公司法規定，股東只能在保障債權人貸款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經營中分紅或者清算后取回財產。由于股東是實際地投入自有資產，而不是空泛的口頭保證，因而是一種可置信的承諾。[5][5]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上，法定資本制算是一種傳遞高質量的信號。[6][6]企業家投入自有資本一方面傳遞給債權人項目的質量高低信號另一方面，企業家會減少道德風險，因為偷懶、漫不經心等將會跟自己的資本收益緊密相關。這樣資本制度增強了債權人的信心，減少了債權人的監督費用，也可以說，公司資本制度作為一種合約安排降低了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交易費用。具體地說，公司資本制度有利于節約債權人在債權合約簽訂前的商業評估等信息費用和簽訂后的監督費用。

二、股東和股東之間的資合性基礎與公司資本制度

從合伙企業到有限責任公司再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人合性遞減而資合性遞增。資合性公司的本質特征，例如公司的設立以股東的出資為基礎；公司必須設置一定的組織機構，如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公司的經營管理要求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如公司的決策按照股東的出資比例為標準作出，股東分紅同樣以出資比例來分配等。正如前述，公司在設立、組織機構安排、日常經營管理也包括利潤分配中都同資本制度緊密相關。

公司的設立以資本為其成立的基本條件。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業法人，公司要取得法人的人格和地位，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我國《民法通則》和《公司法》對于公司法人規定了具體的成立條件，公司資本即是其中之一。資本屬于公司成立的實體條件和和財產條件。[7][7]股東如何成為公司的一份子，有限責任公司中出資人正是通過其出資而成為得到其他股東承認的一名公司股東。同時，股東的出資共同構成了公司的資本，也是股東取得其他人承認的資本基礎。

公司的機構設置體現了公司資本制度。公司的權力安排和制衡集中體現在公司機構中，機構的組成恰恰是以資本為基礎來安排的，而不是看誰的面子或者其他因素。

公司是人們為了營利而聚合資本而成的資本增值工具。在公司的經營管理中，特別是決策的做出正是按照股東出資比例來表決的。在利潤分配中資本的情況同樣起到決定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資合性是公司的根本特征之一。特別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與股東之間可能終其一生互不相識也沒有必要，但是，正是每個股東的出資額共同構成了公司的資本，股東間無需相識相知，只要真實認購、實繳資本即取得相互的信任。這有利于節約公司中的因成員的情緒化或者感情帶來的一些不必要成本。

三、我國2005年公司法的資本制度變化及其解釋

上面筆者從股東和債權人關系以及股東與股東關系這兩種公司資本制度中的最重要關系角度對公司資本制度的意義進行了經濟解讀，以下部分筆者將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說明我國2005年公司法關于資本制度修改的動因。

筆者假設市場經濟下的許多法律制度存在的意義之一就是節約了市場主體單個談判的成本，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許多法律經濟學家表示公司法是國家提供的合約范本，它可以節約私人之間的合約安排的交易費用。一部公司法除了提供給人們一種可靠地預期以外還可以代替，至少是減少了千千萬萬個私人合約交涉的費用。公司法的國家強制法律保障執行大大降低了個人執行、保障合約的成本。對于公司資本制度而言，它同樣可以節約私人債權合約談判、執行和保障的交易費用。[8][8]

我國1993年公司法確立的資本制度被認為是一種十分嚴格的法定資本制。2005年公司法修訂中對資本制度部分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例如：關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1993年公司法第23條和第78條分別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高達50萬和1000萬，其中有限公司最低的一種也是10萬元人民幣，2005年公司法修訂為3萬和500萬；關于出資方式，由原來列舉五種出資形式擴展到任何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繳納出資的方式從必須一次繳足放寬到允許分期繳納等等。[9][9]可見，公司資本制度在2005年的修訂中發生了很大轉變，筆者想在次探討這一巨大變化的經濟動因。目前關于資本制度變遷的討論多從法定資本制、折中資本制和授權資本制三分法來爭鳴制度優劣，大多流于形式或者只是抽象地講那種制度更具有優越性，顯然，這種討論容易脫離國情成為街談巷議般的盲目議論。事實上，正如經濟理性所揭示的道理“一個人在作決策的時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選擇方案中，總是會作出他所認為是最佳的選擇”[10][10]，人們對于制度的選擇同樣要從所處的具體約束條件出發來理解。科斯在其《企業的性質》中啟發我們：真實世界中的交易費用并不是為零，人們到底會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安排，總是跟特定的交易費用有關。[11][11]循此思路也許我們可以理解從1993年公司法到2005年公司法中資本制度變化的經濟動因。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了建立新的經濟體制的總體藍圖。[12][12]這正是1993年公司法出臺的宏觀背景，當時我國處于急劇轉型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采取了雙軌制，各種名義的公司滿天飛，社會信用嚴重缺失，市場交易費用因缺乏規范變得十分高昂。傅穹在其博士論文中如此分析當時的狀況，“公司以資本為信用是一個為域外國家的公司法早已經檢討并質疑，仍為我國公司法法律文本所承繼并無限擴張的現實。在一個沒有擔保和責任保險機制可以做大信用，在一個欠缺公司治理結構可以確保信用，在一個沒有完善的會計制度可以記載信用，在一個欠缺披露機制可以傳輸信用，在一個沒有公正信用機構可以評估信用，在一個計劃經濟環境下欠缺珍視信用的社會經濟文化制度背景下，立法者以注冊資本為信則只能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或臨時的舉措。”[13][13]筆者以為，傅穹博士的分析除了對法定資本制度過多不切實際指責外，[14][14]對立法者當時選擇的解讀是令人信服的。

正如交易費用的約束條件往往決定制度選擇一樣，對于制度的變遷同樣可以如此理解。1993年到2005年的十多年間，我國的法治狀況大大改善，特別是有關的市場立法漸進規范起來，人們對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認識愈加的成熟，正是這些新的制度和社會變化共同促成了新的制度選擇。下面筆者借鑒陳實博士的部分分析來對此加以說明。

（一）社會信用的改善。

比如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建立統一集中的數據庫和覆蓋全國所有金融機構的網絡，采集企業和個人在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開立結算賬戶、貸款、擔保、信用卡等信用信息。這些數據庫的采集、建立將從制度上規范個人和企業的行為，有利于保障行為的依法進行。

（二）證券市場的發展和管理的逐漸完善。

1993年底，滬深兩市A、B股上市僅為177家，而到2005年底，滬深兩市A、B股上市公司達到1300余家。這表明上市公司的規模劇增。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強制信息披露和嚴格監管可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約束股東的道德風險行為，降低交易費用。

（三）信息技術的發展降低了信息費用。

今天我們可以輕松地從互聯網上了解到一個公司的動態和相關信息，比起以前，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多，而獲取信息的費用低廉了許多。

（四）“執行難”受到重視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2008年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強和改進執行工作，最大限度實現生效裁判所確認的權益，維護司法權威。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協調和督辦跨地區民事執行案件1038件，積極推動國家執行聯動機制建設，當事人自行履行率比前五年提高3．63個百分點，強制執行案件1080萬件，同比下降11．91％；執行標的金額17276．2億元，增長28．19％?！眰鶛嗪霞s保障力度的加強，可以有效減少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交易費用。

以上分析表明，總的來看，我國公司法修定時的社會、制度信用環境等比起1993年有了很大改善。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社會背景下，立法者把維持經濟秩序和提供資本信用的希望寄托在十分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度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到了十幾年后的今天，過分嚴格的資本制度帶來的社會隱性成本日益明顯，過高的最低資本額將限制人們設立公司，出資形式的刻板將妨礙許多資產的有效流通，這些事實上都加大了人們利用公司這種現代企業形式的隱性成本，最終將阻礙經濟的發展。2005年公司法放松了對公司資本制度的管制，公司設立門檻降低，更多財產形式可以用來投資于公司等等，這些變化是適合新時代我國的社會制度環境的，以上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法資本制度變化的經濟動因所在。

四、結語

對于公司資本制度及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變化解讀多種多樣，本文試圖從一些基本的經濟思想如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及其費用和監督費用等角度重新解讀資本制度。從這一意義上看，公司資本制度節約了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借貸合約費用，同時，股東與股東之間資合性也得到了經濟解讀。2005年公司法中資本制度的變化也是適應了具體約束條件的變化，原來立法者過多寄希望于資本制度的信用功能隨著社會信用環境的改善和制度的不斷完善漸漸失去了理由。

注釋:

[1]石少俠主編：《公司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雷興虎主編：《公司法新論》，中國法治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頁。

[2]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