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問題後案

[摘要]：本論文從批判研究方法出發，指出在文子問題的研究中，存在綫性預設、非此即彼等思維定勢。然後詳細收集有關文子問題的資料，對一些主要論點進行了討論，指出認定今本《文子》爲偽書的觀點，尚不具有充分的證據。

〈關鍵詞〉：文子、竹簡

近些年大量竹簡、帛書重見天日，使學者們耳目爲之一新，“走出疑古時代”的時機已經來臨，然而舊有的思維模式似乎依舊揮之不去。《文子》一案，尤其是對於《文子》與《淮南子》關系的討論，聚訟紛紛。筆者也曾多次動筆，但最終發現，此處之因果，卻能成爲彼處之機緣，竟若陰陽互爲其根。而本屬臆斷之說，卻似有鐵證如山……仔細梳理自己及某些學者研究文子問題的思緒，筆者覺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種後設的眼光下，依某些邏輯上的預設，綫性地來討論《文子》問題。即只要承認或不自覺運用這種邏輯預設，依據相同的證據和豐富的想像力，便能得出所想要的結論。這些邏輯預設常見者有三：

一、《漢書·藝文志》記《文子》九篇，則八角廊竹簡《文子》爲九篇，劉向、歆父子校定本與之大同小異；

二、於一較早時期，古本《文子》已大體定本；

三、今本《文子》大部分與《淮南子》相近，所以不是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

八角廊竹簡《文子》正式發表以前，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有所自來；再根據預設二，認爲《文子》形成早於《淮南子》；最後根據預設三，自不難推論《淮南子》抄襲了《文子》。竹簡《文子》發表後，由於竹簡《文子》只有一小部分與今本《文子》內容相近，所以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大部分非古本《文子》；再根據預設二，認爲今本《文子》之定本時間不可能早於竹簡《文子》；而竹簡《文子》內容幾乎不見於《淮南子》[1]，所以根據預設三，自不難得出今本《文子》只保留了部分古本《文子》，大部分乃抄襲《淮南子》而成的結論，剩下的事就是給今本《文子》的定本找到時間，以及如何對待不見於《淮南子》的《文子》內容。

實際上，眾所周知，《漢書·藝文志》除兵家外基本上本于劉歆之《七略》。余嘉錫先生《古書通例》指出：“古人著書，本無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爲題書名。及劉向校定編入全書，題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書不復分著，後世流傳，多是單行之本”。劉向“編次之法，其別有二：凡經書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凡諸子傳記，皆以各本相校，刪除重復，著爲定本。”因此，時間在劉向校書前的子書，幾乎沒有中、外書篇數與劉向、劉歆“定著”篇數相同的情況。證之以出土的先秦文獻，也尚未見有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篇數相合的情況。實際上，民間藏書乃先秦流傳而來，未經校訂，若非轉抄自中秘，篇數當然不會與《漢書·藝文志》相符，更何況入葬在劉向校書前之《文子》？當時民間所藏子書，既存在篇章重復的情況，也存在所藏書爲中秘所無的情況。證之以出土文獻，銀雀山《孫子·形》篇就存在重復，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就有一些篇章爲中秘所無，司馬遷也未曾看到。所以，八角廊《文子》不必是《漢書·藝文志》所校訂後的《文子》，今本《文子》也未必是九篇的《文子》，雖然他們密切相關，但并非綫性地有先有後。

而子書的“定本”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後設的眼光，或是由經書而來的誤導。我們想像有一種本子，或是祖本，或是最佳本，以爲它大體上一直不變，今本之真者即由之而來。當然，子書曾有劉向、劉歆父子的校本，但中秘之書不外借。《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王來朝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不得。張霸上古文《尚書》，以中秘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可見中秘之書外界難得而知。後經王莽之亂，損佚嚴重。我們重視今傳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的關系，但需要慎重對待，具體分析。

《淮南子》與今本《文子》的關系，也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抄襲關系。前人據彼此文字之優劣作判斷標準，今人也偶爾沿襲此法，卻不過互有勝負。但先秦時期，各學派之間，尤其是同派小宗之間，每每保留一些相近的資料。比如郭店楚簡中的《窮達以時》篇的思想，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就曾以如下的形式流傳：

《窮達以時》→《莊子·讓王》→《荀子·宥坐》→《呂氏春秋·慎人》→《韓

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風俗通義·窮通》→《孔子家語·在厄》

而《莊子·讓王》卻是借其事，用孔子之口，說相反的話。余嘉錫先生曾指出先秦書籍體例，“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據《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十余萬言。

所以由“賓客方術之士”編寫而成的《淮南子》被置於雜家，其中有大量章節、語句同於先秦子書實不足爲怪。相反，《淮南子》借用、綜合這些材料，寫出不同內容，在思想史上有進步意義。

當然，筆者也并非認爲《淮南子》一定抄襲了今本《文子》，以目前所知的資料來看，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較早的共同來源。要之，對於有相近內容的古籍，我們不當以非此即彼的抄襲關系而論，而應當依照古人的著述習慣來考察。

下面筆者將梳理有關《文子》的綫索，對有關問題尋求解釋。

《韓非子·內儲說上》：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齊王問于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此“文子”，馬驌《繹史》認爲是“田文”，錢穆以爲是“尹文”，然皆無堅強證據。

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所出竹簡《文子》，發掘者推斷墓主是中山懷王或孝王，但傾向於前者[10]。李學勤先生已指出：中山懷王卒於宣帝五鳳三年，比劉向校書早29年，孝王卒於成帝隨和元年，則接近劉歆開始領校秘書之年[11]。而劉安“獻所作《內篇》”，在漢武帝建元二年[12]。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曾指出《文子》之言爲《荀子》等所取，雖有某些疑問，但參之以馬王堆《黃帝書》，則戰國、秦漢時期有與《文子》相近之語流傳，當可論定。這些相近之語，不必出於文子本人，在當前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證實它們先出自於某人某書，其它爲抄襲。而《韓非子·內儲說上》明稱引“文子”[13]，《漢書·藝文志》收有《文子》，因此認爲先秦至漢初已有《文子》流傳，無可厚非。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以爲以下《文子》之語爲漢人所引用，值得注意：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漢書·蓋寬饒傳》：鄭昌“愍傷寬饒忠直，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漢書·枚乘傳》枚乘“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漢書·汲黯傳》：汲黯“見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曰：“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15]”——《漢書·魏相傳》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漢書·王吉傳》王吉“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班固《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漢書·刑法志》班固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約於建武末年前由袁康、吳平編定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有：“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後漢書·皇后紀》建初二年，明德馬皇后報曰：“……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休《公羊解詁·莊公十二年》：“乳犬攫虎，伏雞搏貍。”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三國志·吳·陸抗傳》陸抗“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但王應麟也指出，因汲黯“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師古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考”。雖然王氏有所懷疑，態度較爲審慎，但仍不免以宋時之見聞，度漢人之耳目。即便我們從李定生先生之說[17]：漢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據“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而東漢末年，高誘注《淮南子》時，“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18]，推斷《淮南子》在一段時期內流傳不廣。但以上諸人之語，并未明言出自《文子》，這種“引用”只是就後世所知文獻，推定漢人此語出於《文子》，實際上不能排除漢人所引古語，另有來處之可能性，譬如類似馬王堆漢墓《黃帝書》之類的文獻。丁原植先生就認爲此中許多話“似格言或諺語”，“不能明確斷定，班固所言九卷本《文子》即包含此項資料”[19]。所以，爲客觀起見，這些引語在當前并不能說絕對出自《文子》。不過，由於其相關性，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爲“引用”《文子》的旁證。

而且實際上，揚雄《法言·問神》引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20]，許慎爲《淮南子》作過注，王充《論衡·命祿》篇引《淮南子·齊俗》、《論衡·說日》篇引《淮南子·俶真》、《論衡·對作》篇引《淮南子·天文》，《論衡·談天》篇提及“淮南之《地形》；楊修《答臨淄侯箋》云：“《呂氏》、《淮南》，字直千金。”[21]故當前似唯有鄭昌、枚乘、董仲舒、魏相、班固之語可作爲“引用”《文子》的旁證。班固《漢書·刑法志》所引文與《文子》近而與《淮南子》遠，諸以班固所見《文子》與今本《文子》不同之說，尚需仔細分析。

相類似而較爲突出的現象還有不少。李定生先生在《論文子》和《文子非偽書考》中指出：《老子》本無“大軍之後，必有兇年”兩句，《漢書·魏相傳》中魏相所引“軍旅之後，必有兇年”；《漢書·嚴助傳》中劉安所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兇年’”，均未明言出於《老子》，而此語見於《文子·微明》，因此斷定《淮南子》抄襲《文子》[22]。李定生先生在《文子非偽書考》中又指出枚乘諫吳王劉濞曰：“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時間上早於《淮南子》，《文子·上禮》：“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誠》：“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與之略同。如上所述，枚乘之語或另有所自。

王利器先生指出，《鹽鐵論·本議》篇“老子曰：貧國若有余，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一語，襲自《文子·自然》“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諸葛亮《誡子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引自《文子·上仁》。[23]

案：《誡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24]一般認爲此書系諸葛亮告誡其子諸葛瞻，但諸葛亮去世時瞻方八歲。王瑞功結合《又誡子書》之言及酒，認爲可能是誡諸葛喬，定其年於北伐之前[25]。此語《文子·上仁》作“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身……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淮南子·主術》作“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亮之語與《文子》較接近，然而尚無必然證據説明諸葛亮參考過《文子》。

筆者也發現過類似之例，其中之一爲：

今存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有兩段文字[26]：

1、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2、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后，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后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于火；有形之類，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案：今殘存之《永樂大典》未見此兩章，稱“子曰”待考。《立言》1見《文子·道德》及簡2482、0756；《立言》2略同于《淮南子·詮言》、《淮南子·說林》、《呂氏春秋·貴生》[27]、《淮南子·原道》、《淮南子·繆稱》。依其文例及與《淮南子》之關系，疑爲《文子》佚文。

再如北齊劉書所著《劉子》，王應麟已指出有文與《文子》接近[28]；李善注《文選》，引用《文子》五十余處，原文之錦句妙語，有一些可能化自《文子》。值得注意的是，內中李善所引有的還附上張湛注。然真正與《文子》句義非常接近，疑化用自《文子》，可以作爲旁證者，筆者以爲只有：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囹圄空虛”。其它則因年代較晚，或見於《淮南子》等書，或渺不相關，難以爲旁證。

關於高誘所注《淮南子》，有學者指出《淮南·主術》“故善建者不拔”有高誘注“言建之無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把注文一并移如”[29]，進而認定曹植《求通親親表》所云：“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難言曹植所據何本”；但李定生、徐惠君之意見正與此相反[30]；而江世榮先生已引王念孫說：“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31]，則此說可再議。何志華先生已專門作文論證高誘注《淮南子》參考過今本《文子》[32]。

真正直稱文子，表明比較熟悉《文子》，可以作爲直接證據者，《韓非子》之後，有劉向《別錄》：“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33]；劉歆之《七略》；王充《論衡·自然》云：“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班固自注《漢書·藝文志》：“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曹植《求通親親表》：“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晉葛洪(283——363)《抱樸子·釋滯》稱：“至于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東晉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云：“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34]；劉勰《文心雕龍·諸子》謂：“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35]；梁阮孝緒《七錄》載《文子》十卷；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引：“《文子》曰：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行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并附注：“非時者功難立”[36]，王叔岷疑另有注者[37]；北周道安《二教論》云：“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38]；東晉張湛曾注《文子》，有如下條見於《文選》李善注：《文選·東都賦注》：“《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于轂。’”

2、《文選·鷦鷯賦注》：“《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衒尚，爲害其性。’”

3、《文選·游仙詩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爲反。’”

4、《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于轂也。’”

5、《文選·奏彈曹景宗注》：“《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

6、《文選·晉紀總論注》：“《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7、《文選·恩幸傳論注》：《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于轂。’”

8、《文選·辯亡論注》：“《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轂也。’”

北魏李暹也曾注《文子》；而隋蕭吉所著《五行大義》中也引及《文子》：《論諸人》：“《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爲表，中爲里，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樂。’”

2、《論諸人》：“《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膽爲云，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電雷，與天相類，而心爲主。耳目者，日月也，氣血者，風雨也。’”

3、《論諸人》：“《文子》曰：‘昔者中黃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岳，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二十有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賢人、善人、中人、辯人，中五有仁人、禮人、信人、義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農人、商人、工人，下五有眾人、小人、駑人、愚人、肉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圣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言而云，不行而從。故圣人所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遇焉，賢人之所矯世俗者，圣人未嘗觀焉。所謂道人者，無前無后，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非無是。’”

另有佚文一則：

《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稟天地五行之氣而生，爲萬物之主，配二儀以爲三材。然受氣者各有多少，受木氣多者，其性勁直而懷仁；受火氣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禮；受土氣多者，其性寬和而有信；受金氣多者，其性剛斷而含義；受水氣多者，其性沉隱而多智。五氣湊合，共成其身。氣若清睿，則其人精俊爽如也；渾濁，則其人愚頑。”

隋唐以後，有關《文子》的資料比較多，不煩引。江世容先生指出《太平御覽》中有《文子》佚文四則，另有附注，疑爲張湛或李暹注之遺文[41]。

其中道安《二教論》所引，曾達輝先生以爲“此語以釋述形神之義，當轉引自慧遠”[42]。然二論的上下文并不同，且慧遠引文之“靡”字，宋本、《大正藏》本《二教論》與之均不同，缺乏確切證據說明道安沒有見過《文子》。

另外，王利器先生提及：“唐釋法琳《辨正論》八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43]

案：釋法琳之《辯正論·諸子爲道書謬》上承甄鸞《笑道論·諸子爲道書》。《笑道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并未得……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44]，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後無諸子目；而《辯正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并未見”[45]，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與《笑道論》所引略同，其後爲《文子》等諸子目，目後又云：“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本無雜書諸子之名。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并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等，亦得爲道書乎……《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

則甄鸞猶見陸修靜之目，其中本沒有《諸子》；《辯正論》所列諸子目，僅兩百余卷，疑最早不過是“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并非陸修靜之目；釋法琳所說當是轉引甄鸞之語。

曾達輝引《玄都觀經目錄》，以證“六朝末年李暹注本以外，尚有別本《文子》存世”，待考。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唐時朱玄注《文子》“缺《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補焉”[46]，此十一卷之《文子》，未知與《辯正論》目中所提十一卷《文子》有無關系。所言“文陽”，缺少來歷、證據，今人多不信。

爲便於分析問題，我們不妨依目前所知材料，將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依時間先後，排列

直接證據間接證據

韓非《韓非子·內儲說上》

鄭昌上書

枚乘諫

董仲舒《對策》

劉安上書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魏相上書

八角廊竹簡《文子》

《鹽鐵論·本議》

劉向《別錄》

劉歆《七略》

王充《論衡·自然》

班固《漢書·藝文志》自注班固《漢書·刑法志》

高誘《呂氏春秋注》

諸葛亮《誡子書》

曹植《求通親親表》

晉葛洪(283——363)《抱樸子·釋滯》

東晉張湛《文子注》

東晉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

梁阮孝緒《七錄》

北齊劉書《劉子》

北魏李暹《文子注》[47]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

玄都觀上《經目》[48]

北周道安《二教論》

隋蕭吉《五行大義》

另：以下《文子》篇目中已有文字被直接證據引用：《文子·道德》、《文子·九守》、《文子·上德》、《文子·微明》、《文子·上仁》。

綜合以上材料，不難看出，有關《文子》之資料不絕如綫。尤其六朝時期，見於南北方；又有佚文，很難説此時作僞。今本《文子》之形成，可能與張湛、李暹、徐靈府所注《文子》有關，而徐注所用底本，并非其時之全本。或其時《文子》傳本不止爲一，可能因爲徐注流行而亡佚。

據以上材料，可分析某些有關《文子》的問題。

《文子》一書，自當視作某一學派之作品集。目前可確知者，是該學派作品中有“平王問”形式。

魏啟鵬先生據竹簡《文子》2391號“天王”一語，指出與文子對話者“只能是周平王”[49]，其說可從。班固“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之“依托”，孫星衍以爲：“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托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托”[50]；余嘉錫先生以爲：“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托。如《藝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托，以其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問，時代不合，必不出於文子也。《雜黃帝》五十八篇，明知爲六國時賢者所作，而不注爲依托，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宋明人之辨諸子……多辯乎其所不必辯者……《提要》之於周秦諸子，往往好以後世之見議論古人，其言似是而實非，今亦不欲以空言多所爭辯，姑發其凡於此。”[51]二說皆以問答之事爲依托，然二人於問答之“托”是否出於文子，意見不一。孫又從杜道堅疑“平王”爲“楚平王”；李定生先生則據《別錄》、《韓非子》，認爲是“齊平公”[52]。

案：《漢書·藝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故所謂“依托”，蓋當如余嘉錫先生所言：“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托”。然而班固於《黃帝四經》、《黃帝銘》并未說起於何時或是否依托，似乎古人相信黃帝之言有流傳者，非依托。可是《黃帝君臣》、《雜黃帝》已明説爲六國時作，與《力牧》同，爲依托之義非常明顯，看來“依托”可能并非余嘉錫所言“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余嘉錫先生指出的“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托”，較爲可信。班固對於文子當是有“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問”的懷疑外，還懷疑《文子》有無授受源流，疑後人托之文子。《別錄》與《藝文志》、《古今人表》所記文子年代不合，今難以考定。此托爲周平王之問答，就《韓非子》來看，可能有其原型，不一定是“妄相附會”，但目前難以指實。然而今本《文子》與竹簡《文子》，問答內容已有多少之不同，疑爲學派內部流傳不同，而許多問答內容可能出自後學附益。

八角廊竹簡《文子》，疑僅爲某一學派所保留資料。李學勤、邢文先生之標點方法[53][Lirui1]，趙建偉先生提出五點疑問[54]，其是非尚可討論。但胡文輝先生指出“不能真正確定竹簡《文子》一定是九篇，一定就是《藝文志》所收的傳本”[55]，說是。

竹簡《文子》尚未正式發表之前，張岱年先生曾認爲“《文子》即令是《漢志》之舊”，但不一定是“先秦的舊籍”。張先生根據《文子》有語見於《莊子》、《孟子》、《易傳·文言》、《荀子》、《呂氏春秋》、《樂記》，依據《呂氏春秋》、《樂記》年代斷定《文子》著作年代“最早不能早於戰國後期，最晚不能晚於漢景帝時。”[56]

案：《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爲》俱引詹何語，《文子》可能另有所傳，不必晚於《呂氏春秋》，且《文子》各部分未必同時完成。張先生曾指出《樂記》襲用《易大傳》[57]，然《樂記》年代恐未必晚至漢武帝時，李學勤先生曾指出“《荀子》、《呂覽》都徵引《樂記》，足知《樂記》在戰國末已成爲重要典籍，其作者當然不會晚過戰國中期，這正適合於公孫尼子的情況。”[58]故《文子》之上限尚難以確定。

張先生主要是根據思想內容，推斷“《文子》一書是漢文景之時黃老學派的著作”。相近之推斷今本《文子》作於此一時期者，尚有王利器、熊鐵基、丁原明[59]等先生。

案：就從思想上考察而言，此種選擇較爲合理，然并不具絕對可信性[60]；且《文子》的成書時間不等於《文子》思想的形成、流傳時間，而學界對於黃老思想之形成時間，未有共識。

李學勤、陳麗桂、曾達輝、胡文輝先生有相近的意見，認爲：漢簡《文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全部都只見於《道德》中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而絕無見於以“老子曰”開頭的章節，無一例外；《淮南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見於《道德》中以“老子曰”開頭的全部十一章，而絕無見於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也無一例外[61]。并由此做出推論，認爲今本《文子》主要據竹簡《文子》和《淮南子》而來。

案：何志華先生已指出竹簡《文子》簡0198“知足以知權”見於今本《文子·上禮》以“老子曰”開頭的部分；簡1181、0792、2376、2252與今本《文子·道德》對應的部分，以“文子問”開頭者，見於《淮南子·人間》、《淮南子·修務》、《淮南子·本經》[62]。上說難以成立。

何志華先生據竹簡、今本《文子》簡約而《淮南子》詳，甚至懷疑竹簡《文子》未必早於《淮南子》。此前何先生據今本《文子》、《淮南子》二書重文中，《淮南子》義勝者多；《淮南子》徵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古《文子》編者每每刪去人物，只作泛論之辭；有《淮南子》合韻而《文子》失韻者；高誘《淮南子·序》指出《淮南子》諱“長”，改爲“修”，“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一語，當從《文子·上德》在“日月欲明，浮云蓋之”下，《文子》編者以“修”字不可解，因改作“秀”，後又避光武諱改爲“茂”，皆失韻，認爲今本《文子》抄《淮南子》，但在高誘甚至光武帝之前便已成書[63]。

案：《文子》有注比較晚，因傳抄而多誤、失韻，不足爲怪，有字義勝於《淮南子》的地方反倒更值得注意；《文子》當爲學派著作，《淮南子》徵引事例中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無足怪；是否刪去具體人物，當視作者意圖而定，因爲這些事例爲當時人眾所周知，很難説沒有具體人物的便是抄襲、晚出；所謂《文子·上德》失韻，王利器《文子疏義》所據道藏默希子注本作“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慍”，“沉”、“慍”爲文、侵通轉迭韻；高誘說劉安避父諱，但似乎并不嚴格，《淮南子》中多有“長”字，何志華從吳曾仕《淮南舊注校理》之說，“凡長短對文，皆曰修。而長大長養長老長幼諸文，并不改長爲修。疑長短長幼，彼時讀音已殊”；但《淮南子》中有明顯作“修長”字意的地方，《淮南子·主術》有“魚不長尺不得取”，《淮南子·道應》有“筑長城”，梁玉繩疑爲“及”、“修”之誤[64]；但《方言》卷一指出：修，長也，陳楚之間曰修，也有可能《淮南子》并非避父諱，僅因方言之故作長作修；又“叢蘭欲修”一語，何志華先生於其位置已有疑惑，又疑此文“叢蘭欲長”之“長”亦當讀爲“長大”之“長”，而仍避諱改爲“修”者，蓋例外者也[65]，則這個字本身可能就有誤，難以作爲很充分的證據。何寧疑本作“長”，讀長養之“長”，淮南不諱長養字，疑校者誤改誤補[66]；然“長大”、“長養”之義似皆不甚合，以筆者陋見度之，不若“芳”字貼切合韻，默希子注正解作“芳”，漢武帝《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秀”、“芳”義近，修、秀皆爲心紐幽部字，與陽部爲旁對轉迭韻，疑《文子》作“秀”者是。總之，此處何志華先生若欲證明己說，需要太多假設，還需求證。

李學勤先生曾根據《文子·道德》“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一語，論及語義與《老子》本義相反，作爲竄改之證[67]。張豐乾據張元濟《通玄真經校勘記》指出《子匯》本作“執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

案：正統道藏《通玄真經》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道藏默希子注本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王利器指出唐寫本作“見小故能成其大”[68]。《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注以爲“默本和杜本均作‘不能’”，疑“默本”有誤。

張豐乾君根據慧遠所引與今本《文子》有不同，認爲“慧遠所稱引的應該是古本《文子》的內容”，又據今本《文子》所言能在《淮南子·精神》中找到原文，以爲“《淮南子》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的部分內容，但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而今本《文子》確是直接抄襲了《淮南子》的原話”[69]，推斷今本《文子》的出現“應該是在慧遠之後”，并進而“有理由推測張湛所注是古本《文子》”，認爲“北魏人李暹有偽造今本《文子》的嫌疑”。

案：張湛與慧遠大致同時，其注唐時猶見，且文字小有不同，當是廣爲流傳所至。張君以張湛所注爲古本，則不能排除今本來自張湛本之可能；張湛注北魏時當亦在流傳，當時人有稱引《文子》者，李暹於此一時期作偽，難以令人信服。

張豐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論《文子》與《淮南子》關系[70]，認今本《文子》爲偽，此文不過是該文觀點的繼續。張君於此重復了該文中的一段話：“劉歆及班固所見《文子》爲九篇，都爲問答體，當和古本《文子》差異不大。班固時古本《文子》即使有殘缺也不會很嚴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現不會早於東漢前期。”

案：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前已言及班固《漢書·刑法志》一語，有可能化用自《文子·下德》，彼處并非問答體。張君認今本《文子》爲偽的主要理由是，“竹簡本中的一些思想爲今本所誤解”。張文認爲：“今本中的‘天下大器也’，在竹簡文中是‘天地大器也’……帛書《老子》中的‘可以爲天地母’，在通行本中都改成了‘可以爲天下母’，意義大變。”但郭店楚簡《老子》甲簡二一正作“可以爲天下母”，故此條理由可疑。張文還拿竹簡《文子》與同時出土的《論語》類比，這有一定的可比性，但認爲“任何一種古籍的不同傳本之間，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應該是大同小異”，這卻似是而非。經書、子書在戰國前并未定本，而眾所周之，劉氏父子之校書體例，經、子有別。馬王堆帛書《易經》、《易傳》與今本大有不同，其之不傳，是因爲劉氏父子以中秘之古文校經書。而《文子》屬子書，是廣收諸本，去其重復，傳本不同，實不足為怪。

關於慧遠所引《文子》稱“黃帝”，竹簡稱“文子”，今本爲“老子”，曾達輝先生以爲可爲竄改之證；何志華先生則認爲高誘所見《文子》已變。然而不能排除流傳不同之可能。

丁原植先生認爲：“見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資料，應當屬於《淮南子》別本的殘文。今本《文子》并非抄襲《淮南子》，而是此種《淮南子》別本殘文的混入，經由後人編輯而納入到《文子》的章節之中。”[71]

丁先生欲説明某些古時資料爲《淮南子》所保留，今本《淮南子》似爲蘇頌編定，而有別本《淮南子》被竄入今本《文子》。其突破點是《劉子》，因爲“《劉子》一書……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余處，而與《文子》相關者，亦有七十余處。這七十余處中，僅六、七處不見於《劉子》與《淮南子》重疊部分，而另見於《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72]；《劉子》“在同一段落中，部份引用與《淮南子》重疊的《文子》文句，部份卻襲用不見於《文子》的《淮南子》章句。劉書不可能一時引述《文子》，又接著引用《淮南子》”[73]，而有時今本《淮南子》文氣、義理不如今本《文子》，今本《文子》“的義理更能合於《淮南子·要略》的意指。”[74]

丁先生所提出的思考方向是有益的。但筆者以爲不能排除《劉子》僅引用所謂別本《淮南子》，以及《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而這種所謂別本《淮南子》與《文子》之關系，將更復雜；而劉書本人之創造性，似乎被限定。丁先生也曾答覆筆者，此説是假設。

以上筆者就某些學者之觀點，提出了個人之陋見。并非筆者想證明今本《文子》爲真而存心挑剔，實在是筆者以爲要説明一問題，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與合理的解釋。倘若證據并不充分，或解釋不符合時空環境，未通盤考慮全部之可能性，僅提供假説，那麼就不必忙著下結論，還須進一步論證。對於今本《文子》，筆者也有懷疑，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故只能懸置，而謀求較爲合理的解釋。

依當前資料，筆者以爲：《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來源。其中“周平王問文子”的形式，是文子諸學派托文子之名作書、附益的形式之一。劉向父子校定的九篇《文子》，可能并未搜集到全部流傳的、不重復的《文子》[75]。竹簡《文子》、今本《文子》與它的關系尚難以確定，但都有平王問的內容。張湛、李暹注《文子》所據本，大概已接近今本《文子》。但似乎在他們所選定的《文子》內容之外，還存有不少佚文。後人沿用其本，尤其當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爲《通玄真經》，并有默希子等爲之做注之後，其他的版本便逐漸消失，散佚。

《晏子春秋》一書，劉向將“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76]也編爲一篇，對於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不同，我們不如從劉向之做法。

最後，可以指出的是，《文子》一書并非如許多學者所不自覺接受的，一直都被認爲是抄襲《淮南子》而成的偽書。相反，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引《周氏涉筆》，“《淮南子》多本《文子》”[77]，其時在黃震之前；明劉績更認爲《淮南子》“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78]。無疑，這種觀點亦有失偏頗。

另外，列出有關《文子》問題的研究目錄，以供同仁切磋、琢磨。該目錄參考了丁原植、胡文輝、張豐乾等先生的目錄資料，謹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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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縉云：《〈文子·道德篇〉傳世本與八角廊竹簡校勘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魏啟鵬：《文子學派與秦簡〈為吏之道〉》，《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丁原植：《竹簡〈文子〉哲學思想探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陳麗桂《試就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不重襲內容推測古本〈文子〉的幾個思想論題》，《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趙建偉：《〈文子〉六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邢文：《八角廊簡〈文子〉與帛書〈五行〉》，《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張豐乾：《柳宗元以來的〈文子〉研究述評》，《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學術集林》卷十七，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版；《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樷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張豐乾：《真偽·是非·先後》，“簡帛研究”網站，2001年7月

江寧：《再論文子》，“簡帛研究”網站，2001年8月

[1]香港何志華先生考證出竹簡《文子》編號0198的殘文“知足以知權”與今本《文子·上禮》第三章及《淮南子·泰族》相應。

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余嘉錫卷》19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余嘉錫卷》234——23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案：嚴可均輯《全漢文》，收入《韓非子書錄》，題“疑是劉向作”，陳其猷指出該篇“乃刪節《史記·韓非傳》，當系黃三八郎所爲”；《關尹子書錄》等疑僞托。

《漢書·藝文志》未載《老子》篇數，且稱《老子》爲經，而帛書《老子》雖分爲二篇，篇序卻與傳世《老子》相反。

參李學勤《天人之分》，《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壽辰紀念文集》，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版。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608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8冊43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影印本。

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380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8期。

[11]見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12]參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本。

[13]韓非所見《文子》，不必見於今傳本或竹簡本《文子》，古書每有佚文。

[14]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本。

[15]案：“[此天道也]”，王應麟原未引用，筆者所加。

[16]《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言及“到今……建武二十八年”，然該段小有誤。

[17]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論文子》第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8]見高誘《敘目》，何寧《淮南子集釋》6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19]見丁原植《文子新論》16頁，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20]見《法言義疏》163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21]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五十一。

[22]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論文子》6——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李定生：《〈文子〉非偽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3]參《文子疏義序》，《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文子疏義·文子疏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4]見《諸葛亮集》57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

[25]參王瑞功《諸葛亮研究集成》295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26]見《百子全書》910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案：《呂氏春秋·貴生》作：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所附頁碼分別爲王利器《文子疏義》本、何寧《淮南子集釋》本、陳其猷《呂氏春秋教釋》本。

[28]《劉子》作者尚有爭論，今從傅亞庶等之說；丁原植先生指出：《劉子》一書，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余處，而與《文子》相關者，亦有七十余處。這七十余處中，僅六、七除不見于《劉子》與《淮南子》重疊部分，而另見于《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但丁先生以爲劉書見過某種《淮南子》別本而并未見及《文子》，尚可討論。

[29]參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257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

[30]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18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李定生《〈文子〉非偽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

[31]見江世容《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王說見《讀書雜志·淮南內篇第九》84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可參何寧《淮南子集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