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邊界”論爭之我見

【內容提要】

文學和文學理論邊界論爭的表面現象背后，隱藏著基本觀念、文化立場和思維方式的對立，并且暗含了話語權的爭奪和轉移問題。學術要前進固然必須繼承和賡續，但更加不能缺少超越和變革，特別是質的超越和變革。“電信技術”、“電子媒介”這最富有活力和潛力的生產力的大發展，帶來當今世界的巨變及當下人類生存境界和審美文化實踐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帶給文藝學研究的絕不僅僅是擴容的需要，而是包括文藝學研究在內的整體人文學科的治學方式及學術活動樣態的重要變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學科研究→問題研究。突破學科壁壘的“問題”研究，在今天是一種有效地介入現實、且具有實踐意義的方式。

【關鍵詞】守界/擴容/電信技術/學科研究/問題研究

目前的中國學術界，有文學和文藝學的所謂“邊界”問題的討論，正在許多學者間熱烈展開。近一兩年來，北京和全國各地舉行的各類文藝學學術會議，幾乎都涉及“文學邊界”和“文藝學邊界”問題。有的則完全以“邊界問題”為中心。我國具有廣泛影響的、重量級文學理論刊物《文學評論》，自2004年第6期起，開辟了“關于‘文學理論邊界’的討論”專欄，至今已出版的兩期，發表了幾位著名學者的文章，其中就有在“邊界”問題論爭中處于“臺風中心”的錢中文、童慶炳、陶東風等先生的大作。近年來的其他一些刊物，如長春的《文藝爭鳴》、石家莊的《河北學刊》、南昌的《江西社會科學》等等，也有不少討論“邊界”問題的文章發表。特別是2002年以來《文藝研究》發表的許多關于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審美化以及有關文藝學學科反思和建設方面的文章，也都涉及文學藝術和文藝研究的邊界問題。作為一個人文科學研究者，應當從什么地方進入這個問題，以什么眼光去審視和評述這場爭論呢？

在表面現象背后

問題哪里是“擴容”和“守界”這么簡單！

第一，在父輩與子輩學者上述表面文字的背后，隱藏著基本觀念甚至根本文化立場和思維方式的對立，因而也決定了他們雙方言說立場的對立。雙方提出問題和闡述問題的方式和立場根本不同，如今年第1期《文學評論》發表的李春青教授《關于“文學理論邊界”之爭的解讀》一文所點出的：父輩學者大都持守人道主義精神和精英意識，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義，張揚一種以審美為中心的純文學觀念和純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輩學者則大都帶有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的后現代傾向，視傳統文學理論研究模式為僵化的本質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方式和傳統知識分子烏托邦精神價值觀念的產物，是過時的、已經無法應對現實文化現象的陳舊方法和觀念。

第二，這里還存在著兩個時代所賦予的不同知識分子角色的基本沖突——是做“立法者”還是做“闡釋者”？以往的歷史賦予知識分子做學問以“立法者”自居，做“一元主義”的學術之王，為學術立法；如今時代變了，在“多元”的時代氛圍中，那“立法者”的王位已經或正在搖搖欲墜。于是多元時代的學術“闡釋者”應運而生了。我特別贊賞李教授如下見解：“這種‘闡釋者’的最大特點就是認同多元主義的不可逆轉性，放棄‘對于普遍性和不可動搖的真理基礎的哲學探求’，將話語行為改造為一種以平等的態度進行的‘有教養的交談活動’。”

第三，這里也確實存在著李教授所指出的話語權的爭奪和轉移問題。前輩學者錢中文先生在《交叉與融通：文藝學學科建設2005高峰論壇》上做主題發言之余，指出了子輩學者要“弒父”，要剝奪父輩學者話語權的問題。撇開情感因素站在一種純學術的立場，我想說，這種學術上所謂的“弒父”能夠避免嗎？學術上的變革即使是質的變革，也包含著吸納的成分。子輩與父輩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學術繼承和賡續關系，在學術繼承和賡續中進行著變革和超越。父與子當攜手共圖學術大業。

在學術論爭中首先必須堅持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文風，必須以學術真理為追求目標，并以實踐為檢驗學術真理的標準。要盡力摒除學術之外的東西，以一種平和的研究問題的心態去參與討論。

變革超越：學術發展之常態

然而，學術正是在論爭中前行的，在以學術真理為目標的批評與反批評中發展繁榮的。在論爭中，吐故納新，滌舊催新。學術要前進固然必須繼承和賡續，但更加不能缺少的是超越和變革，特別是質的超越和變革。不超越、不變革，學術就成為死水一潭，故步自封，失去闡釋對象的生命活力。

學術正道是滄桑。“滄桑”者，就是說的超越和變革，也可以叫做“革命”和“反叛”，在哲學上也可以叫做“否定之否定”。美國科學哲學家、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曾經描述過科學革命中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一般過程：常規→危機→革命→常規……在常規狀態下，科學研究的范式趨于穩定，以它決定科學研究的方向、方法、過程、標準等等，并解決理論中的疑點。后來，反常現象逐漸增加，常規科學漸入危機并逐步加深；此時，新范式應運而生，成功解決了不斷出現的新的疑難問題，得到認可，于是新范式取代了舊范式。這就是科學革命。此后，漸漸步入常規。然后，常規科學又會遇到新的挑戰，又會走“常規→危機→革命……”的路。

庫恩所說的是科學革命，同我們這里所說的人文學科變革可能有所不同。尤其是庫恩說科學中的新舊范式具有“不可通約性”，這在人文學科似乎并不完全適用。在科學上，當舊科學思想被新科學思想代替之后，舊的就可能失去意義、失去價值，但人文學科中卻很難說后代思想產生了，前代思想就完全失去意義、失去價值。但是任何一種理論之生命力保持仍然在于能否闡釋新的對象和解決新的問題。庫恩的理論仍然可以給我們啟發，供我們參考。總體上說，人文學科也是在不斷“反叛”中前行，在不斷“革命”中發展的，只是不應該把這“反叛”與“革命”，簡單理解為“弒父”，而是應該理解為不斷賡續與超越，繼承與革新。學術史上有無數這樣的例子，如：亞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圖，馬克思之于黑格爾等等。

人文學科的“反叛”、“革命”也常常會異常激烈。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和他的同志們響亮地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建立理論并付諸實踐，中國的文藝理論隨之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傳統的“詩文評”向現代形態的文藝學轉換。其間不但學術的思維對象發生了變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維方式、治學方法，范疇、命題、觀念、術語，價值取向，哲學基礎等等都發生了變化。在研究對象上由以詩文等抒情文學為中心和重心轉向以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為中心和重心；在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上由經驗、直觀、體察、感悟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理論命題、范疇、概念、術語等涵義的模糊、多義、不確定和批評形態上的印象式、點評式，轉向理性、思辨、推理、歸納，理論命題、范疇、概念、術語的嚴格界定以及批評形態上的理性化、科學化、邏輯化、系統化。古典文論的哲學基礎多是中國傳統的以“善”為中心的倫理哲學或“人生哲學”；而現代文藝學則多是從西方借鑒過來的以“真”為中心的現代形態的認識論哲學和進化論、階級論、科學、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的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古典文論多強調“征圣”、“宗經”、“道統”、“文統”、“以道統文”、“文以載道”，強調文學“勸善懲惡”的道德內涵和“溫柔敦厚”、“思無邪”的詩教；而現代文藝學則更多地從現代哲學和世界觀、人生觀基礎上關注文學與社會生活、人生價值的關系，關注文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關注文學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審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學藝術的獨立品格，文學自身的價值、規律，等等。寫的《全書序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更近一點，則是20世紀70、8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對傳統“工具論”、“唯政治論”、“唯認識論”、“唯意識形態論”等等僵化和陳舊思想的強烈沖擊和“反叛”，緊接著諸多相鄰學科的“新方法”被大量借鑒、一系列新的文藝理論思想被不斷提出。應當說這次學術“反叛”、“革命”的強烈程度也是相當巨大的。

大變革：現在進行時

眼下又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信息高科技時代的電子技術之“風”席卷中國大地，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無一“幸免”。文藝學賴以生存成長的文化土壤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我們最關心的是“電信技術王國時代”對審美文化、特別是對文學藝術和文藝理論的影響。因為它將要和正在對文學藝術和文藝理論造成巨大的、難以估量的沖擊。這也是引起目前我們學界關于“邊界”問題論爭的根源。2001年，美國的米勒教授在中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借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話宣告：“……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米勒說：“德里達就是這樣斷言的：電信時代的變化不僅僅是改變，而且會確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的終結。他說了一句斬釘截鐵的話：再也不要寫什么情書了！”米勒和德里達的話不可不聽又不可全信。我并不認為文學和文藝學從此走向終結，文學藝術的精靈還會換一種形式“發言”。童慶炳教授在《文藝學邊界三題》中為文學永生所做的辯護是有力和可信的。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正視和重視電信技術王國時代對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巨大沖擊。盡管我們同米勒、德里達關于文學命運的結論不同，但又不能不承認，米勒和德里達們關于“文學終結”的理由相當具有震撼力。米勒說：“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終結。”那么，“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樣被“改變”的呢？請看米勒下面的話：“照相機、電報、打印機、電話、留聲機、電影放映機、無線電收音機、卡式錄音機、電視機，還有現在的激光唱盤、VCD和DVD、移動電話、電腦、通訊衛星和國際互聯網——我們都知道這些裝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領會到了它們的力量和影響怎樣在過去的150年間，變得越來越大。”于是就漸漸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圍內的如下狀況：“民族獨立國家自治權力的衰落或者說減弱、新的電子社區或者說網上社區的出現和發展、可能出現的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這就是新的電信時代的三個后果。”米勒和德里達們所提示的文學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變在我們這里也已經和正在發生著。

同文學藝術的生存前提最直接相關的變化，是電子網絡文化帶給人們審美感知經驗的淺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在一個享樂主義的文化系統之下，美學或者審美策略，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審美不再只是“精神貴族”——少數知識分子的“高雅活動”，而成為普通大眾所普遍采取的一種生活策略。因此，必須重新理解審美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把美學從對文學藝術的狹隘關注中解放出來：“美學已經成為一種更寬泛更一般的理解現實的方法……并導致了美學學科結構的改變，它使美學變成了超越傳統美學、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學、政治、藝術和倫理等之中的全部感性認識的學科。……美學不得不將自己的范圍從藝術問題擴展到日常生活、認識態度、媒介文化和審美—反審美并存的經驗。無論對傳統美學所研究的問題，還是對當代美學研究的新范圍來說，這些都是今天最緊迫的研究領域。”審美文化的版圖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原有文學藝術不會消失滅亡，藝術博物館還會存在發展，但它們在這塊版圖上所占據的份額和位置還會如同以前嗎？回答應該是否定的。既然如此，理論形態的“與時俱進”，其對象、方法、思維形式、敘述模式等的變化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邊界”——無論文學的邊界、藝術的邊界，還是文藝理論的邊界、美學的邊界，還有必要去“斤斤計較”，劃分得那么清楚嗎？

少做些劃界，多研究問題

學術研究的生命力和價值在哪里？是在某種或大或小的界域中進行自圓其說的論證、理論本身的自我說明？是斤斤于“邊界”的劃分？是“守界”或是“擴容”？還是不斷發現當下時代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問題，面對它們繼續保持理論的應對和闡釋活力呢？我認為是后者。不論主張擴容，還是竭力守界，雙方在如何劃界的問題上花費太大力氣顯得意義不大。在今天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許多審美現象本身就已經是諸多品質意味的復合體，與諸多學科相關聯。作為人文學科的學者當務之急是：在與相關學科的相互激發相互生成中，努力闡釋審美文化在新形勢下冒出來的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新品類、新問題。而不是急于劃分界域。況且，邊界是很難人為劃定的。學科邊界的相對性及其游移狀態是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學科研究的常態。陶東風教授在他那篇《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的論文中，以中國20世紀初和英國17、18世紀關于人文學科邊界游移的事例，論證“邊界”并非一成不變，文藝學的“邊界”、研究對象與方法乃至文學藝術的概念，不是“永恒實體”，而是“各種復雜的社會文化力量的建構物”，并針對當前情況提出“傳統的文藝學研究范式已經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文藝活動新情況”，“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必然要改寫‘文學’的定義以及文藝學的邊界”等等，這些觀點是有道理的。歷史事實證明，邊界是劃不清的——還是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的：相對邊界雖然不能說沒有，但絕對邊界是找不到的。既然如此，還是多研究些問題吧。

今天這個讀圖時代大量涌現的光怪陸離的文化藝術現象，使傳統的文藝學范式在許多方面失去了言說能力。與1980年代中后期相比，文藝學今天面臨的變化的確來得太巨大、太深刻了。不僅有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相互交融，更有審美與科技、審美體驗與生活體驗的融合互滲；不僅有創作觀念、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更有文學藝術的整體存在方式的變化；在審美感知經驗發生變化的同時，人們的精神生存方式也在發生變化。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從來沒有遭遇如此嚴峻的挑戰。在這樣一個巨變面前，是將大量精力傾注于一種本來并不確定、本來就相對游移的學科邊界的厘定來得有意義呢？還是去積極應對問題——諸如：這些新出現的審美文化現象是如何生長出來的？它們在審美品格的形態特質上發生了什么變化？前景如何？走向怎樣？怎樣借鑒本學科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資源去闡釋它們？其他人文學科能夠給予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傳統的文論范式中有哪些仍適應于今天的研究對象？

應該以問題研究為中心展開我們的學術工作。要努力發現現實提供給我們的真問題——所謂真問題，即生長于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制約文藝學及相關學科研究發展及活力生成的關鍵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科界域的劃分，無論是對舊的界域的堅守還是對新界域的劃定，都只是對規范的強調，對學科壁壘的自守；而問題研究，則淡化學科的規范界域，面向現實、面向變化，在學科立場的隱性制約中，做出應對新生對象的努力，一個學科的生命活力及學科發展的原動力由此生成。

今天的文藝學當務之急不是要過多地空談“應當這樣”、“應該那樣”，提出種種文藝研究者應該遵守的“規范”，制定出他們舉手投足皆不可逾越的“邊界”，而是要說明“正在發生什么”，即發現和闡釋當今紛繁復雜的新問題。人文科學中，尤其在文藝學研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立法者——過去曾經有過錯覺，今天必須清醒。文藝學研究的變化取決于社會審美實踐和文藝創作實踐的變化，而社會審美實踐和文藝創作實踐的變化又取決于制約它們的人類社會歷史實踐的變化、兩個方面復雜關系的變化以及它們變化的深度與廣度。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藝學研究不能夠自己給自己“立法”，給自己劃定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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