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合理性理論與東亞現代化

關鍵詞哈貝馬斯現代性合理性理論東亞現代化

摘要哈貝馬斯捍衛現代性，現代化是一個未竟的事業。哈貝馬斯認為韋伯和現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決的辦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現代性問題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現代性。哈貝馬斯承認多元性，肯定了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交往合理性理論承認東亞現代化的路徑。

尤爾根·哈貝馬斯，德國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當今國際學術界產生廣泛的影響。當然，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他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袖，被譽為“德國思想威力最強大的哲學家”和“西方學界的領袖人物”。1956年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擔任阿多諾的助手。1961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副教授。1964年接替霍克海默出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與社會學教授。1983—1994年，擔任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和哲學教授，同時還擔任慕尼黑馬克斯·普朗克心理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德國語言學與文學研究院的正式研究員。雖然他于1994年退休，但至今仍活躍在國際學術舞臺。2001年4月曾訪問過中國，分別在京滬兩地高校和學術機構做系列講演，引起強烈反響。

哈貝馬斯知識淵博，學術興趣廣泛，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其理論涵蓋了哲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文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是一位綜合型學者。其理論的核心可以說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形而上學思想為指導，通過批判理論的語用學，以交往行為理論和話語倫理學來捍衛啟蒙的現代性立場。

哈貝馬斯著述頗豐，公開發表論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來，以平均每年一本書的速度躋身于當代西方最多產、最活躍、最有影響的理論家行列，被列為“當代歐美11位著名的社會思想家之一”，“幾乎沒有哪一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沒有感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說，他都是一位建樹甚豐的大師。[1]封底其中，《公眾領域的結構轉型》、《合法化危機》、《溝通與社會進化》、《交往行為理論》、《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工程》[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貝馬斯對現代社會的研究，捍衛現代性，提出交往行為理論，重建合理性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界定了“現代性”這個概念后，哈貝馬斯重點分析了如下幾個問題：現代性何以未過時？何以說未完成？為何未完成？為何必須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貝馬斯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精心構想，創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成了“現代性”研究的學界泰斗。因此，關于現代社會和現代化問題的研究，哈貝馬斯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視域。

現代性是什么

學術界對“現代性”的爭論與批判一直沒有停息過，而哈貝馬斯的“未了的研究項目”——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形而上學思想為指導，整理和發展韋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論，“借用”批判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以交往行為理論和話語倫理學來捍衛啟蒙的現代性立場。從而對后現代性持嚴厲的批判和否定態度。合理性理論是通向社會批判理論的途徑，“理清具體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構的，這種重構方法為福利社會妥協的崩潰、為新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潛在批判提供了理論解釋，并且它不放棄現代性計劃，不屈尊后現代主義或反現代主義，不屈尊‘強硬’的新保守主義或‘狂熱’的青年保守主義。”p56

哈貝馬斯認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哲學家是黑格爾。黑格爾把‘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時代概念，認為所謂‘現代’，便是與古代和中世紀相對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發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正是這些事件決定了‘現代性’的根本特征。與‘現代’或‘新時代’這一稱號同時出現的，是革命、解放、進步、發展、危機、時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p64－65－“所謂‘現代性’，是指啟蒙時期以來，在思想、社會、科學、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現的‘自主化’傾向，即不再立足于過去、模仿過去時代的榜樣，而是在對過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創造自己的規則，制定自己的價值標準。”p65哈貝馬斯從發生學的角度對“現代性”進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說在18世紀未，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社會知識和時代，其中預設的模式或者標準都已經分崩離析，鑒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發現屬于自己的模式或標準。哈貝馬斯繼承了啟蒙精神所培育起來的理性傳統，他認為現代性是一項在思想、社會和文化三方面展開的綜合工程，包容了人類迄今創造的全部正面價值和理想，繪制了一幅關于人類社會逐步發展和完善的理性藍圖。啟蒙思想家的現代性設計基于對一個民主、平等、自由的人類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這樣一種前景的實現”。p66因此，現代化對于人類社會而言，不僅如韋伯所說，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決定性實現。無論各種非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思潮對“現代性”如何攻擊，它都將不可逆轉地進行下來。

哈貝馬斯認為，啟蒙運動開啟的“現代性工程”由于資本主義過去200多年的發展進程出現了嚴重偏頗而處于停頓狀態。但盡管如此，其價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實現，而它們畢竟體現了進步的邏輯，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因此，現代性仍然是一項“未竟的工程”。p66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義思潮僅對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異議，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現代性問題出現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個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個不同范式的明確否定時才會失去其力量，即是說，在因認識而被剝奪價值時才會失去其力量，但只有當一個具有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孤立主體的自我意識范式、自我關涉范式被另一個范式，既被理解范式取代時，解構才會產生明顯的效果。隨后才會出現一種對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體批判——對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它對理性的診斷不是太多，而是太少。”p362即敗壞了現代性文化的名譽的“不是理性太多”，而是“理性太少”。“這樣一來，以主體為中心的現代理性就導致了個體自我意識的孤立，導致了將世界分裂為可理解領域和不可理解領域，導致了以‘合理性’為幌子的權力壓迫體系擴張的可能性”。p88

現代性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順利完成呢？哈貝馬斯認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擴張”導致“生活世界的內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發展受到現代社會里系統的優勢地位的損害。我們錯誤地將來自工具理性的標準應用于生活世界的問題中，以及應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們自己的社會領域的制度中。”p137哈貝馬斯稱這一過程為“生活世界的內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導致了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意義的解體，判斷事物的標準的模糊，以及人與人關系的破壞。司法、經濟、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領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規則，已經與最初的宗旨發生異化。它們寄生于生活世界，僅僅遵循技術原則。原來建筑在人與人相互協調和理解之上的生存價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預和控制之下徹底喪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結構被嚴重侵蝕。這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弊病。”p113哈貝馬斯認為韋伯和現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決的辦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論。

哈貝馬斯的合理性理論

“現代性”遠為完成，我們的任務是重建現代性的本質內核——合理性理論。因為“最初受到歡迎的主體性原則以及主體性原則所確立的自我意識的結構，只是理性的一個側面，而不能被認為是整個理性自身。”p182所以哈貝馬斯仍以韋伯著作為基礎，重新建構西方理性主義并探討其問題所在，關鍵問題在于理性規范基礎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觀，重新探討合理性理論的一般或普遍意義。“哈貝馬斯提出的療治方案是，必須在理論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對現代性所作的否定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斷言，在實踐中通過重建交往理性和話語倫理，整合殘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結構在政治、經濟和法律體制中真正貫徹民主和公正的原則。”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徑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中實現符合交往理性的達成“共識”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們把理性的概念繼續推進一步，我們就能走出這一困境。這樣的理性概念能夠容納生活世界，并在主體間性的基礎上具有社會同一性”。p88－89

哈貝馬斯結合了社會學的“系統理論”與“行為理論”，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論。在行為理論中，首先要注意區別四類行為：目的性行為、規范調節行為、戲劇性行為、交往行為。只有在交往行為中，語言才同時承擔認知、協調和表達功能，語言作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獨立的意義。理性的統一性包含在通過言語行為的相互理解達到的共識之中。“無論從元理論的角度，或方法論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溝通。我們感興趣的是協調行為和通過意義理解進入客觀領域這樣兩個方面。溝通的目的是要達成一種共識，而共識的基礎是主體間對于有效性要求的認可。這些有效性要求反過來又是由交往參與者互相提出來的，并可以加以徹底的批判和檢驗行為者與世界之間的關聯表現為以有效性要求為取向。由于主體在他們的表達中總是與世界中的事物發生聯系，因此，他們預先設定了一種形式共同性，使之成為了溝通的要素”。p135－136所謂交往行為是指至少有兩個行為者通過語言理解協調相互間關系的互動行為。行為者共同尋求他們對情境和行為計劃的理解，以便以意見一致的方式協調彼此行為，以實現共同的目的。“通過以交往為導向的行動總體特征的分析方法來保證理性觀念。自然，這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運用到社會關系和相互影響的體制中。”p47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涉及的至少是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這樣主體之間為達到相互理解而進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溝通理性是哈貝馬斯現代性理論的理論基礎內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傳達或表達的合理性，而是行為的合理性。社會合理化或現代化問題通過人的行為的合理性來解決，主要是交往行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個層面：第一，認識主體與事件的或事實的世界的關系；第二，在一個行為社會世界中，處于互動中的實踐主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第三，一個成熟而痛苦的主體與其自身的內在本質、自身的主體性、他者的主體性的關系。從參與者的角度來分析交往過程，這三個層面便呈現出來了。”p57哈貝馬斯又把世界分為三種類型：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同時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為了說明理解過程中主體之間的關系并說明交往行為的特點。即由主體的交往活動所構成或一個有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之網構成的世界，人類一切實踐領域。因此，可以從四個方面理解溝通過程的內在合理結構：“行為者與世界之間的三種關聯以及相應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等概念；命題的真實性、規范的正確性以及真誠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具有合理動機的共識概念，所謂合理動機，是指主體間對可以批判檢驗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認作為前提；共同語境中作為合作行為的溝通概念。”p136－137從相互關系入手即主體間性角度研究交往問題，通過考察不同的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共識的過程確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論。并且，主體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交流、解釋、對話，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體間性理論是哈貝馬斯現代性理論的核心基礎內容。這樣，“哈貝馬斯脫離了獨白式意識哲學的前提，根據立足于關系主體的立場對物化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即他提出對作為物化來分析、糾纏的社會現象，一方面用交往行為理論，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統的觀點進行雙重解讀的方案。”p126從理論的發展和現實生活發展的需要，為了強調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貝馬斯認為帕森斯的行為理論過于狹窄，將行為理論和系統理論重新結合起來，進一步說明生活世界與社會系統的關系，強調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統一，即哈貝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論——社會合理性的辯證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論是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理論的關鍵內容。

綜上所述，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論解決了韋伯的“現代性困境”，從工具合理性轉向交往合理性，從社會合理化轉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會批判理論。哈貝馬斯認為系統合理化只是現代性的一個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現代的偉大成就。哈貝馬斯認為韋伯和現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決的辦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貝馬斯的合理性理論是以交往理性與主體間性角度出發，建立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統一關系。現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壞性地一面，但也具有進步和貢獻地一面。但我們必須全面公正地對待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因為它所具有的維護理性秩序、社會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潛能遠未得到充分發掘；人們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過強迫達成也可以通過協商達成，而后者與壓迫統治沒有必然的聯系，通過交流和溝通，人們之間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達成共識；對于現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論遭到了扭曲，僅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識上，人們似乎認為現代性僅僅限于工具合理性行為領域。這種誤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領域——如思維、道德、法律、審美、文化交流與實踐中的功能。也就是說對理性一概持拒絕態度，而應劃分不同類別的理性。因為不同類型理性表達著不同的功能和意義。哈貝馬斯為了擺脫韋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狹隘視域,從意識哲學轉向語言哲學，克服主體意識哲學的束縛，從“開放的”、“批判的”主體間性的角度出發，提出交往行為和交往合理性論：理性規范基礎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觀，為重新理解啟蒙、啟蒙主義和現代性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強調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論，強調從道德實踐角度而不是從個人職業倫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現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

東亞現代化理論資源的可行性

20世紀是一個變化非常大的世紀，“東亞崛起”[②]就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此，“現代化研究，特別是非西方國家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而應看作是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理論需要與理論建設。”[10]p29歷史發展的現實開始沖擊原來立足于西方中心觀的解釋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發展理論。這種認知的懷疑是20世紀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是如何來完成對西方中心觀的解體與重構。學者的認識并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實證研究。而戰后東亞現代化成功的發展為學者們打開了一塊認知的空間。東亞現代化、東亞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等問題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和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內容。我們應該歷史主義地充分解讀這個變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誤我們的生活。合理性理論要發展以符合現實需要，未竟的現代化事業需要東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貝馬斯是以韋伯的理性主義理論起點上，從批判理性的角度，強調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普適性，這樣，生活或交往行為的理性主義肯定會導向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多元性，因為交往合理性所賴于建構的基礎正是主體間性，主體間性的存在又不得不與歷史文化基礎糾纏在一塊，“主體不再被理解為一個孤獨的創作者，而是必須理解為傳統、社會群體和社會化過程的一個產物”，p87－88哈貝馬斯強調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應該是一個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的合理化進程的產物。現代性思想應該是人類共同歷史活動創造和發展而來的，具有普遍性原則。可是，哈貝馬斯曾堅定地反對“亞洲價值觀”：“亞洲社會不能拋開個體主義的法律制度而實現經濟現代化”。p143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哈貝馬斯完全從西方文化出發論證現代性，實際上仍擺脫不了歐洲中心論的陰影。”[11]p319但是后來“哈貝馬斯在不久前與泰勒就‘承認政治’所展開的爭論中，也不得不開始承認，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并不徹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礎上的文化多元主義，才是解決西方與非西方之間關系，特別是文化關系的一條出路。”[12]p14

哈貝馬斯維護“現代性”的做法，總體上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哈貝馬斯為“現代性工程”設計了一套嚴謹系統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啟發意義和參照意義。從主體間性角度出發，哈貝馬斯以交往合理性為理論基礎，“一種行動或陳述原則上可以在公開辯論的基礎上被證明為對每個人來說都具有同等參與的資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13]p184強調現代性與現代化仍是一項遠未完成的事業，西方和世界的現代化仍然在發展，后現代化和后現代性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發展，需要我們進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進一步反思，重振現代化和現代性；強調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從道德實踐角度而不是從個人職業倫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現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強調交往合理性的開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強調現代性的辯證法，即“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的互動。

“生活世界和系統二元論已成為他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現代化可以理解為生活世界和系統的合理化，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可以根據生活世界和系統的相互關系來分析。”[11]p236所以事實上，哈貝馬斯承認多元性，肯定了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交往合理性帶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進了系統整合與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動，互動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樣性的現代化模式。因此，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論擺脫了韋伯理論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從多元角度出發，提出文化交往主義，為我們打開現代化理論的視域，也為多元現代性理論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論基礎。世界的發展不是單線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發展是多線的、多模式的。歷史上曾有各種不同形態的農業社會，今天也應該有不同形態的現代工業社會。戰后東亞崛起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亮點從事實證明了合理性理論的多元基礎：東亞現代化模式是西方現代化以后的又一發展形式，東亞的現代性否認了西方的現代性的單一性和普世原則，東亞現代化模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