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3重慶的“三線建設”及其移民文化初探鄧曉摘要：從1964年到1980年期間，在中國中西部地區開展了一場被稱為“三線建設”的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其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影響之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史無前例。重慶是“三線建設”的重鎮，有來自全國不少地區的數十萬政策性移民。文章擬從移民史的角度，從三個方面探討這場意義特殊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給重慶現代工業及移民自身帶來的影響。首先，重慶的“三線建設”與移民，對三線建設時期重慶的工業建設及移民過程作了粗略梳理；其次，“三線”企業與移民的遷與留，介紹并討論了整改時期三線企業與移民們的變革經歷；第三，“三線”移民的文化形態，初步剖析了移民們的文化心態及由此產生帶來的文化碰撞。關鍵詞：三線建設重慶移民文化從1964年到1980年期間，在中國中西部除新疆、西藏之外地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簡稱“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是特定歷史條件(國外美、蘇、臺的壓力，國內工業布局的不平衡)與中國執政當局冷戰思維(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國民黨反攻大陸，要準備打仗)的產物。“三線建設”決策，因受時代的影響，不盡科學(對即將暴發戰爭的估計，工業山、散、偏的布局，大力發展同質企業，常規戰爭的思維)，但建設實施的結果，總體上喜大于憂(客觀上平衡了我國的工業布局，并為此后西部地區工業經濟大發展埋下伏線，但造成較大的人、財、物力損耗。)“三線建設”歷時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投入總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其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在共和國建設中前所未有。1964年9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宣布“三線建設的目標，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楊超：《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第135頁。對“三線建設”的背景及過程，陳東林在《三線建設始末》一文中分別從“吃穿用”計劃設想的形成、三線建設戰略決策的提出、以戰備為中心的“三五”計劃,三個方面做了較詳細的探討,此不贅述。陳東林：《三線建設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5月第2期。楊超：《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第135頁。陳東林：《三線建設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5月第2期。重慶是“三線建設”的重點，在這場特殊的基本建設活動中，政策性移民近50萬人。但由于這場大建設在重慶占有較高的軍事工業權重，相關材料長期處于保密狀態，這便使得研究著述鮮于問世。但對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探討卻是十分必要的，它不僅有利于我們了解該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原歷史的真實，更利于我們考量由此給重慶未來發展產生的意義。文章的討論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一、重慶的“三線建設”與移民重慶是西部的工業重鎮，抗日戰爭時期大批內遷的兵工廠為本地打下了較強的軍事工業基礎。而“三線建設結束后，重慶及周邊地區得以借助國防工業建設，擁有了一大批新建、遷建和擴建企業，擁有了一大批與之配套的科技研發機構，從而得以實現兵器工業、民用機械工業、醫藥工業、化學工業、儀器儀表工業全面開花，形成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現代工業格局。”《“《“三線”構架重慶現代工業》，《重慶日報》，2005年12月27日。川渝入選“三線建設”軍工重地的原因分析。對選擇四川重慶為三線建設重地的原因，原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馬述林概括了五個方面：其一，當時四川人口多，地域廣，物產富，自然條件好；其二，重慶的兵器工業基礎雄厚；其三，重慶有重鋼、特鋼兩大的鋼鐵工業基地；其四，重慶的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布局合理、交通方便；第五，重慶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和當時西南最大的火電廠。馬述林田姝：《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紅巖春秋》，2007年第02期。概言之，正是重慶的自然環境、前期基礎與能源儲備三大優勢因素，吸引了中央的目光，于是國家把“三線建設馬述林田姝：《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紅巖春秋》，2007年第02期。重慶的“三線建設”做到了有組織、有規劃、有落實。①組織上，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指揮體系；1964年9月中旬，“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小組”成立，1965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成立，由李井泉任主任，負責指揮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同年12月30日，中共重慶市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成立。②規劃上，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小組“根據中共中央和全國計劃會議提出的‘以重慶地區為中心，用三年或稍長一些時間建立起一個能生產常規武器，并且有相應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機械制造工業的工業基地’，以及在機械工業方面‘以重慶為中心逐步建立起西南的機床、汽車、儀表、和直接為國防服務的動力機械工業’等指示精神，”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渝內字(96)198，第256-257頁。編制出了《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該《規劃》“提出以重慶為中心遷建、新建的項目有212個；計劃從上海地區迀入122個；從廣州、南京遷入20個；從東北地區遷入27個；從華北地區遷入43個。”俞榮根、張鳳琦：《當代重慶簡史》，重慶出版社，2003.9，第227頁。上述項目中，僅在重慶地區的投資即高達42億元。③落實上，建立了中央領導下的從省到直屬地區的物資供應系統。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領導指揮體系；建立了重大項目的指揮部體制（由建設、施工、設計及物資等部門與地方黨委聯合組成，建設或施工單位一把手任指揮長）；中央物資部在西南設立了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渝內字(96)198，第256-257頁。俞榮根、張鳳琦：《當代重慶簡史》，重慶出版社，2003.9，第227頁。上述保障系統的建立，使重慶的“三線建設”得到迅速發展。1966-1976年間(即“三五”、“四五”期間)“…本市全民所有制基建投資總額達38.12億元，超過了前16年的總和。其中以重工業為主，占82.6％，布署了一批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到本時期止，機械、冶金、化工、紡織和食品工業已成為本市五大支柱產業，其他工業門類也基本齊全。”方大浩韓渝輝：《建國以來重慶經濟大事記》，重慶出版社1991，第311-312頁。其間的投資總額為：“三五”時期為17.7個億，“四五”時期為20.5個億，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三五”時期為10.4個億，“四五”時期為12.5個億。重慶市統計局編：《重慶建設四十年.基本建設投資額、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圖表》，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8。舉國體制的優勢在這里地得到了充分體現。方大浩韓渝輝：《建國以來重慶經濟大事記》，重慶出版社1991，第311-312頁。重慶市統計局編：《重慶建設四十年.基本建設投資額、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圖表》，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8。重慶“三線建設”的實施歷程。重慶三線建設的歷程大抵如下：1965年1月23日，由上海動力機制造廠全遷來渝新建的“浦陵機器廠”投產，“該廠是三線建設內遷重慶最早的企業。”重慶市機械工業志編纂領導小組：《重慶市機械工業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9，第301頁。總體上，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重慶地區三線建設經歷了高潮、基本停頓和收尾續建三個階段：①高潮期(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基本建成50多個兵器工業企事業單位。其間，從1964年至1965年底，“從北京、上海、遼寧等12個省市遷入重慶地區的企事業單位達60個，…1965年內重慶地區在建的三線重點建設項目107個，投資2.5億元，其中在重慶的項目53個，投資1.7億。”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渝內字(96)198，第258頁。②停頓期(1967年底至1969年底)，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無政府狀態及各群眾組織之間派性“武斗”的升級，重慶乃至整個四川省的三線建設基本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重慶市政府的“三線建設”領導機構也不復存在。③收尾續建期(1970年初至1980年前后)，這時“文化大革命”進入中后期，無政府狀態結束，三線建設得以繼續進行但以收尾、配套為主。“1970重慶市機械工業志編纂領導小組：《重慶市機械工業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9，第301頁。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渝內字(96)198，第258頁。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第19頁。重慶“三線建設”的主要成就。該成就無疑是顯著的：通過“三線”建設，重慶建構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制造為主的,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成就體現如下：①兵器工業的改擴建。該時期除擴建了原有7個老廠，還新建了紅山、慶巖等機械廠和研究所。至1980年，“三線”新建企業加上原有兵工廠，重慶地區擁有38個軍工企業和科研院所，固定資產原值達18億元。②船舶、電子、航天工業項目的建設。該時期相繼建成了較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業基地；形成了有30多個電子工業項目為依托的電子和航天工業基地。③冶金、化工、機械工業項目的配套建設。包括對重鋼、特鋼、天原、長化、礦機、起重機廠的改擴建，對西鋁、川維、重氮、川儀等大型企業的新建。④交通項目的建設。主要有川黔、襄渝鐵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橋、涪江大橋、北碚朝陽橋的建設，以及各港口、碼頭、機場的新建和改擴建。《“三線建設”在重慶》，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7年06月18日來源：近代以來重慶100件大事要覽.田姝。此外，為備戰需要，1965年以來重慶市還組織各方面力量，對抗日戰爭期間遺留下來的防空工事進行整修，“組織大、中型企業改建、擴建生產洞279個，面積共計5.65萬平方米，將3684臺《“三線建設”在重慶》，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7年06月18日來源：近代以來重慶100件大事要覽.田姝。重慶市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市防空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2，第234頁。重慶“三線建設”中的遷建企事業。重慶的“三線建設”與大批企事業單位的遷建及其人口的移動密切相關。在儀表工業領域，“1965年貫徹中央調整工業布局，加速三線建設方針，經國家批準在重慶建設西南電子儀器儀表工業基地，重點籌建四川儀表總廠(1967-1975年曾用名四川熱工儀表總廠)，下屬22個專業分廠，陸續由上海、北京等地內遷于北碚、巴縣、璧山、江北、南岸等地建成投產。”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第90頁。在機械工業領域，三線建設期間“共建成企事業單位65個，其中內遷企事業單位共41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四十輯》，高湘澤：《三線建設與重慶機械工業的發展》，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4，第136頁。在科學研究領域，1964年后“國家科委和機械、電子、交通、煤炭、醫藥、兵器等部門先后將華東和華北地區一部分技術力量較強、儀器設備較好、規模較大的科學研究機構遷到重慶，到70年代，建成14個部屬科研院所，成為科學研究工作的中堅力量。”重慶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編纂：《重慶市科學技術志》，重慶出版社1995.9，第494，499-504頁。據統計,安排在重慶地區的三線建設項目有118個工廠企業及科研單位，其中：“江北區9個，沙壩壩區15個，九龍坡區8個，南岸區3個，北碚區25個，南桐礦區5個，大渡口區2個，雙橋區2個，巴縣9個，綦江縣8個，長壽縣5個，江北縣6個，江津縣8個，永川縣7個，合川縣2個，榮昌縣2個，璧山縣1個，銅梁縣1個。”重慶市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市防空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2，第19頁。該數據尚未包括萬州、涪陵等地。遷建企業及科研機構，以其領先的科技力量和產品的高技術含量，在當時及以后重慶的工業經濟格局中，占據著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第90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四十輯》，高湘澤：《三線建設與重慶機械工業的發展》，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4，第136頁。重慶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編纂：《重慶市科學技術志》，重慶出版社1995.9，第494，499-504頁。重慶市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市防空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2，第19頁。重慶的“三線”移民形式及其組織成分。①“三線”移民遷移性質應為“政策性遷移”。因為它是按照國家的統一部署、根據統一政策實施的，具有計劃性、指令性、強制性；②移民的遷移方式為有組織、有計劃、分批次進行。遷到重慶的“三線”移民，據不完全統計前后約50萬人。從記載上他們以有組織、有計劃、分批次遷移為特點，或為整體行動，或為部分搬遷。其中，國家建筑工程部重慶“第二工程局”的成立，“1965年2月原建工部渤海工程局局長李景昭親自帶領首批職工從遼寧乘專列火車來重慶，隨帶主要機械設備、裝載64個車皮。”“截至1965年6月從外地進入重慶的基建施工隊伍就有26904人。”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第19頁，第29頁。而《紀念重慶川儀九廠內遷四十周年》一文，則為我們再現了搬遷時的場景：“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六月初,二百多名第一批內遷和隨遷人員名單張榜公布了。…隨后,一道硬命令下達:凡內遷人員必須在六月二十日前將家具行李整理好,由南分廠負責統一打包隨船托運。…第一批內遷人員包括家屬大約有六、七百人,由南分廠包了一條東方紅63號輪,在軍管會的一位副職干部帶領下,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開往二千多公里外的祖國大西南山城重慶。…兩年后的一九七一年,第二批內遷人員100多人也抵達山城。前后兩批內遷和隨遷人員共有300多人,加上職工子女一共有近千人來重慶安家落戶。”鳳凰資訊>歷史>尋找工業之魂>尋找工業記憶>個人記憶>正文.紀念重慶川儀九廠內遷四十周年2009年07月03日鳳凰網三線建設內遷“大移民”的歲月縮寫。三線移民也包括由重慶向周邊的輸出，建設期間重慶向攀枝花、瀘州、成都、自貢、綿陽輸送了不少的技術力量與熟練工人。在《重慶市機械工業志》中，我們讀到了1966年四川省機械廳發出的通知：“自貢空壓機廠由重慶水輪機廠空壓機車間的設備及人員全部搬遷并負責包建；資中礦山機械廠由重慶通用機械廠負責包建；…樂山通用機械廠由重慶二機校、重慶電機廠支援；先鋒機床附件廠由重慶二機校支援。”重慶市機械工業志編纂領導小組：《重慶市機械工業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9，第302頁。③遷移者的組織成分具有多層次性。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為高級專家，他們主要供職于研究院所重慶市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重慶市建筑管理局編：《重慶建筑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第19頁，第29頁。鳳凰資訊>歷史>尋找工業之魂>尋找工業記憶>個人記憶>正文.紀念重慶川儀九廠內遷四十周年2009年07月03日鳳凰網三線建設內遷“大移民”的歲月縮寫。重慶市機械工業志編纂領導小組：《重慶市機械工業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9，第302頁。重慶成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優勢明顯，其建設規劃與組織實施有序進行。“三線建設”期間，遷建、新建的200多項大中型骨干企業和科研單位，使重慶工業固定資產原值躍居全國第五位。“三線建設”提高了重慶的工業水平、改善了工業布局，并使之成為西部工業重鎮。為數約50萬的政策性移民，帶來大批高級專家、技術骨干和掌握先進技藝的熟練工人，較大地優化了重慶企業的人力資源。二、“三線”企業與移民的遷與留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線企業的新一輪“調遷”。到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相互對峙的各國，由過去的冷戰、對抗逐漸轉為了對話，全球進入了理性和平競爭的時代。中國政府亦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抓住難得的大好時機，開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進入八十年代,為了適應國內外局勢的新變化，三線建設被迫實施“調整”，于是又開始了新的一輪企業調遷。強調市場競爭和平時代，使軍工生產陷入了窘境。以軍工為主體的重慶“三線建設”企事業隨即便跌入了低谷。除產品訂貨量大幅度減少外，前階段軍事項目的盲目上馬和片面強調“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也給其帶來了浪費和不便，不少單位更因地處交通閉塞的深山而陷入困境。嚴峻的現實，使軍工企業意識到，除少量維持外，必須實現生產轉型，否則將難以生存。繼而，國家開始著手規劃“三線”項目的調整和搬遷。重慶“三線”項目的“調遷”手段。1983年3月重慶開始了“三線”企業的調整工作，成立了由崔連勝任主任的“重慶市三線建設調整改革規劃辦公室”，采取新建、遷建、遷并、并入等方式，對原三線建設單位進行調整和改造。“三線辦”最初由市政府直管，后又隸屬市計委，于1997年成立直轄市后撤銷。這次調整改造，重點針對建設不成功、未建成、有隱患險情的部分單位，采取關、停、并、轉、遷、換等措施，進行資產存量和生產力布局的調整。“首先批準的調整搬遷項目29個，其中16個項目在1990年前實施，例如原建在廣安的華光儀器廠遷入了北碚歇馬鄉，明光儀器廠遷入了南岸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市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市防空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2，第19頁。重慶市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市防空志》，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2，第19頁。重慶“三線”項目調遷的歷程過程及結果。在《“三線”構架重慶現代工業》（《重慶日報》2005年12月27日）一文中，對當時的局面作了如下回顧：“1979年，從長沙軍品預定座談會傳出消息，次年的軍品訂貨僅達1979年的1／3，該數字震驚了兵工行業。”生產任務銳減、企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單一的產品生產，三大不利因素使工廠頓時陷入了生存危機。生死存亡的困境迫使重慶的“三線”企業分別作了轉向、重組、搬遷的抉擇，它們紛紛從山溝里搬了出來，貼近城市，貼近市場，以軍轉民的商品生產尋求新生。主城周邊地區“三線”企業的轉向過程經歷了不少挫折。平山機械廠全憑自己的力量“開始時做風扇，還有波紋銑刀、印刷機、雙色印刷機，緊接著是開發汽車和摩托車。”青江機械廠由于技術、設備較落后，給嘉陵摩托車生產的鍛件，曾因價格太貴而被淘汰。重慶鑄鋼廠開發民品，幾年時間做了幾千個品種，都形不成批量，養不活一廠人。實施同行力量重組雖然效果較好，但道路同樣崎嶇，以重慶大江工業集團為例，其重組過程從1984年計劃起歷時16年，涉及單位有綦江雙溪機器廠、南川紅山機械廠、慶巖機械廠、紅泉儀表廠、萬盛渝州齒輪廠、147廠、綦江慶江機器廠、萬盛平山機械廠、江津青江機械廠和重慶鑄鋼廠等企業，到2000年才最終完成，成了全國最大的三線合并搬遷企業。《“《“三線”構架重慶現代工業》，《重慶日報》，2005年12月27日。主城及附近“三線”企業的轉向則相對平穩。位于主城及附近的長安、重鋼、嘉陵、建設、西鋁等大型“三線”企業，在轉型過程中憑借著它們在規模、技術和區位上的優勢，較早地走出了困境，并逐步發展為重慶工業的龍頭企業。例如，嘉陵機器廠(451廠)于1980年9月成立了嘉陵牌摩托車經銷聯合體(由451廠、浦陵機器廠、6905廠、5007廠、南川機械廠共建)；重慶造船廠(429廠)于1984年5月承接了川東、川南86艘船舶建造任務，9月制造成功717-11型側壁式民用氣墊船(岷江號)；同年6月，重慶-雅馬哈CY80型摩托車在建設機床廠(296廠)正式投產；11月長安牌SC110型微型汽車在長安機器廠(456廠)首批出車，次年11月該廠成為微型汽車定點生產廠。重慶市志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編纂委員會：《重慶市志·國防科技工業志》，渝內字(96)198，第229，231，238，265-66頁。遠離主城“三線”企業的轉向幾經曲折。一些地處深山的大型三線企業，由于遠離城區，面臨著交通、信息、材料、市場等諸多方面的困難。因而其調整的過程也更為痛苦。但最終也在自己的努力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幫助下克服困難，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例如，前身為軍用核企業(816工程)的涪陵建峰化工總廠，1984年工程停建轉產化肥，從1920萬元的“吃飯錢”起步，實施生產自救。到2003年該廠已“設15個生產經營性分廠(公司)、1個乙級設計院、3個控股子公司，…形成以大化肥為龍頭，以發供電、電解鋁、凈水器、聚丙稀酸脂橡膠、水陸運輸等為輔的多品種、多行業的經營格局。”涪陵辭典編纂委員會：《涪陵辭典》，重慶出版社，2003.2，第193頁。2005年，該公司又通過資產重組、借殼上市，走上了外延擴張之路。與此同時，對規模宏大的“816工程”棄洞，則開發成了以“核”為主題的國防科普教育基地。又如，長壽區的重慶長風化工廠，曾因產品單一、巨額負債，從20世紀八十年代末起，經歷了連續十五年的虧損。繼后，該廠引入清潔生產及循環經濟的化工集成創新模式和先進的柔性生產模式，于2005年扭虧為盈，全廠實現產值近3億元，利稅達1000萬元。涪陵辭典編纂委員會：《涪陵辭典》，重慶出版社，2003.2，第193頁。“三線”企業調整對新時期重慶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首先，20多家國防企業和研究所遷入市區和近郊，形成了新的經濟格局即：南坪電子儀器儀表工業區；巴南漁洞汽車及重型機械加工工業區；江北冉家壩精密機械電氣儀表工業區；石橋鋪科研區。在該四區的基礎上形成了重慶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技術開發區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及本世紀初的北部新區。其次，這次調整注意企業搬遷建設與技術改造的結合，有力地推動了重慶市以機械制造為主的汽摩、以天然氣為主的化工、以鋼鐵和鋁材為主的冶金等支柱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再次，遷建、調整的重要企業大大帶動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1986年至2005年，重慶市45個“三線”調遷項目，批準總投資49億元，實際投資54億元，基本上完成了國家批準的調遷改造任務。其中，有37個軍工企事業單位留在了重慶，6家遷往成都。同時，也有少量三線企業在調遷中沒落。例如位于南坪的338廠和調遷成都的268廠就因經營不善、資不抵債實施破產，338廠被建設集團兼并等。“調遷”之路對“三線”移民的震撼。調改工作為三線企業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同時又是重慶境內外人口的一次小規模政策性遷移，而這次遷移背景的特殊性、過程的艱難，給移民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①國內外形勢及市場環境的變化，給重慶“三線”企業的移民帶來了巨大的心靈震撼，突如其來的生存危機擊潰了他們長期以來建成的自豪與信心堤壩，蕩滌了他們曾經的優越感，并把他們推到了生產自救的前列；②在危機面前，他們歷經了彷徨、憂心、困惑與無助的心路歷程，幸而有政府的解救措施，有三線企業自身的技術優勢，通過艱苦卓絕的奮斗，三線人重新贏得了市場與生存空間。③他們被迫正視現實、再次創業，而通過這一重新崛起的艱苦創業歷程，他們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態度必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三線”人調遷之路的終結。在上世紀末開始的“三線”企業調整過程中，部分三線人經歷了再一次政策性移民，他們中有的遷回了故鄉，有的再次遷往異地，而大部分則依舊留在了重慶。留在重慶的三線移民，隨著企業改制與地方化進程，其生存方式、生活態度與文化認知方式也不斷發生著變化。“重慶標準件廠”1967年從上海遷建于沙坪壩區的中梁山，大部分為舉家搬遷，有500多人，他們集中居住的5棟樓房被當地人稱為“上海村”。隨時代的變遷，如今上海村里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戶，“仍留在‘村’里的，大多是當年的第一代，這些已不再年輕的‘阿拉人’，因語言、習慣以及氣候差異，生活圈子越來越小。”但他們的第二代，則有不少與當地人結婚，搬了出去，成了能操“雙語”的本地人。也有人選擇了回滬，“按國家有關政策，他們回去，要么投親靠友，要么在上海還有房產。還有，就是等孩子長大去上海讀書、工作，父母跟著過去。”向軍、賀懷湘：《中梁山有個上海村》，《重慶晚報》2009年1月16日。由“重慶標準件廠”移民的故事，我們似可以管窺“三線”向軍、賀懷湘：《中梁山有個上海村》，《重慶晚報》2009年1月16日。回顧整改的歷史，應該說市場經濟對三線企業的洗牌所產生的效果是總體上積極的，一方面它強行糾正了當年因過度強調戰備需要，而采取的不切實際的“山、散、偏”布局，使不少企業因走出了大山而盤活；另一方面這次經歷猶如鳳凰涅槃，迫使重慶的大多數三線企業，在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陣痛之后，最終贏得了靚麗的轉身。在這場如同暴風驟雨般的時代洗禮中，“三線”企業與移民不由自主地經歷了遷與留的抉擇。三、“三線”移民的文化形態“三線建設”時期，大約50萬優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員、大批的熟練技工移民重慶。他們除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還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該文化不但具有時代特征，也帶著濃厚的家鄉色彩。對“三線人”的文化形態及其自身的文化自覺，筆者試析如下。其文化形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形態之一，凸顯時代特征。①國家意志的主導：我們能從三線人“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好人好馬進山來”、“先生產后生活”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國家意志的強大召喚力、引導力；②個人對國家需要的絕對服從：“先生產后生活”、“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三獻)。“為國奉獻”是基于時局與政治需要而打造出來的時代精神。為此，“三線”人一直無私地奉獻著、辛勤地勞動著，在歷經40余年的歲月后，這些當初二、三十歲的熱血青年,已經兩鬢染霜，但仍無怨無悔。而他們的子女則大多接過父母手中的班繼續為第二故鄉的經濟建設努力。他們的精神、壯志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構成了那個時代悲壯的英雄主義的主旋律。形態之二，文化自我封閉。“三線建設”移民文化中的原居地鄉土氣息是濃厚的，這與三個因素相關，其原因如下：①基于“三線”事業需要保密的政治因素，移民們自覺不自覺地避免接觸當地社會；②“三線”企業呈“山、散、偏”布局，環境封閉、生產與生活均自成體系，每個企業都儼然一個小社會，從醫院、學校到工廠、農貿市場一應俱全，環境封閉、且一呆就是20多年；③“三線”企業主要為集體移民，內部交流遠強于外部，這為其故土文化的保留與傳承提供了難得的條件，因此其故土文化的排它性凸顯。上述三大因素實則為其固有文化的保存形成了三重保險。形態之三，文化邊緣化困境。①因封閉導致的移民文化固態化，阻礙了其本土化進程，使移民“水土不服”，致使其人文環境退化。②文化的自閉帶來不少社會問題，如移民活動范圍的狹窄、深度外在接觸的欠缺，帶來的不僅僅是文化間的隔閡，還有青年婚姻、子女教育、就業等一系列難以跨過的坎，他們的愛恨情仇以及他們與居住地民眾斬不斷理還亂千絲萬縷的關系，也都成了三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給崇高與激昂抹上了些許悲壯與無奈的色彩。③上述這些三線移民的文化困境，使其在為重慶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又在文化上成了名符其實的“外鄉人”，該狀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才被迫改變。該狀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才被迫改變。“三線人”文化自覺的體現：“三線建設”的重要歷史地位和三線人的奉獻精神，催生了不少有關“三線建設”的文藝作品。1965年10月、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先后視察了位于重慶的兵工廠“四五六廠”、“二五六廠”，薄一波在《一次重大的經濟戰略調整》文中提出了：我很贊成為“三獻人”(獻青春、獻終身、獻子孫)譜寫頌歌的倡議。正是在國家對“三線建設”大力肯定和鼓勵下，反映這一特定事件的文藝作品不斷涌現出來。“三線”文藝的創作者，除專業作家外，還包括三線人自己和他們的后代。作品內容有的講遷移、有的講創業、有的講生活，其中有的也不乏理性反思；其表現形式有歌舞、小說、回憶錄、電影等等。它們雖然各不相同，但創作大都貫穿著英雄主義的特色，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2006年4月11日晚，紀念重慶船舶工業“三線”建設40周年巡回演出在涪陵區委大禮堂隆重舉行。川東造船廠秦培良廠長在演出前致辭：“四十年前，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建設者們來到涪陵瓦窯沱畔，回首前輩們的艱苦創業史，我們沒有理由不搞好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工廠。”在隨后的文藝演出中，人們則以舞蹈《日出長江》、配樂詩朗誦《我自豪，我是川船人》等，展示了“川船人”扎根瓦窯沱畔的搜狐博客>平平安安渡一生>日志>我的回憶[個人原創]郭順梅。曾歷任國營第七八九廠工程師、常務副廠長、總經濟師，四川省重慶市電子工業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重慶市信息產業局局長、黨組書記的賈秦英，在其自傳體小說《悠悠歲月》中記下了自己參加“三線”建設的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它是一本散文集，一本人生回憶錄，更是共和國一段歷史的記憶。該書已于2007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劉常瓊以三線人后代的身份講述了自己隨父母從瀘州遷往重慶市南川境內的國營東方紅機械廠（現為成都天興儀表有限公司）的經歷，她滿懷深情地寫到“我的第二故鄉天星溝，地處黔渝交界的重慶市南川境內、海拔2251米高的金佛山腳下，…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天星溝度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的美好時光，不會忘記天星溝美麗的自然風景，我也永遠不會忘記閉塞的環境給我們帶來的困惑和艱難、咆哮的山洪帶給我們的恐慌和悲傷。”她更堅信“三線人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