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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探討綠色GDP與可持續發展的協同關系

內容摘要:傳統的發展觀經歷了歷史的進步,隨全球性可持續發展觀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傳統發展觀必然出現了缺陷。批判傳統發展觀是揚棄。本文擬從科學發展觀角度,選擇綠色GDP,以探討綠色GDP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傳統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綠色GDP

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談到全面建設惠及十三億人的小康社會目標時指出:“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把生態建設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之一。探求可持續發展,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可解決目前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發展觀的理性支持

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這時認為工業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而工業化的關鍵是規模的擴張。劉易斯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工業部門是經濟發展的主流,經濟能否增長關鍵在于工業部門的擴張效應。到了20世紀60年代,認為發展是經濟增長加上結構的變化,認為“發展是在增長基礎上實現的生產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居民生活水平、分配狀況的改變。”錢納里認為經濟發展的主題是結構的轉變,工業化就是結構轉變的過程。70年代時發展觀重在強調貧困、失業和分配不公的改善,達德利·西爾斯特別強調工業化過程中貧困、失業和不平等。80年代,羅馬俱樂部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認為工業化過程中主要是環境危機和資源危機,從而將發展經濟學轉向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90年代,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發展最終歸結到人們“是什么”和“做什么”,發展過程應當是人們權利的擴展過程。佛朗索凡·佩魯更強調“發展的整體性、綜合性和發展的人文關懷。”這時的發展觀除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環境等與持續發展外,而且更加強調文化的多樣性等以人為本的目標。

可持續觀念體現在當代人對福利的追求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福利降低為前提。西方學者在對環境資本存量變動作出嚴格界定的基礎上提出弱持續度、強持續度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等概念。哈特衛克規則指出,如果將所有稀缺性資源的使用中獲得的稀缺性租金以資本形式投資,則資源配置的結果會使社會在弱持續度上發展。一般來說,并非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具有可持續性。而且并非所有可持續性的資源配置方式都具有效率的,只有同時具備持續性和效率性的資源配置才能同時增進當代人和后代的福利。綠色NNP、GNP、GDP是以調整環境的國民生產凈值,國民總收入、國內生產總值。綠色NNP是總資本存量減去當年付出的環境補償量。而最新的集中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福利度量是戴利和科布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適合于我國國內可持續發展的是綠色GDP。

我國工業在可持續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目前對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的數量模型可選用庫茲涅茨曲線,也可依據改進后的科瑪奈爾方程,來分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均衡程度,并且可驗證庫茲涅茨曲線的成立。根據國家環保局對全國2348個縣作為樣本核實的結果來看:工業發達地區有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工業較發達地區包括山東半島、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華南南部、閩浙沿海及遼東半島;工業欠發達地區,包括松嫩平原、西南地區、華南北部、黃土高原、河西走廊及新疆中部;工業不發達和極不發達地區,包括青藏高原、內蒙古、新疆及東北的北部地區。從整體上看,工業經濟發達地區的工業污染比較嚴重,上海地區最高達20萬噸/km2,渤海灣、遼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地區次之,為1-5萬噸/km2,華東、華中、華南地區再次之為萬噸/km2,西南、華北、東北地區的污染強度較輕,為萬噸/km2,青藏高原、內蒙古、西北地區的污染強度最小,小于萬噸/km2。但同時又要看到另一方面,工業經濟發達地區也是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基礎。工業污染物作為工業生產在所難免的附屬物,隨著GDP的增長,必然提高環境污染指數。從工業廢物排放量來看,上海,江蘇、浙江等工業發達地區的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分別為千克/萬元,千克/萬元,千克/萬元,而工業不發達地區和極不發達地區的云南、貴州、青海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分別達千克/萬元、千克/萬元、千克/萬元。也就是說,工業的快速發展對減輕工業化對環境的破壞不是萬萬不能的,而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正是GDP的功勞所在,要建設先要破壞,不破壞就沒有建設,破壞和建設應并重。美國馬里蘭大學庫茲涅茨等幾位科學家證實,隨人均收入增高,環境污染和環境壓力由低到高,到達某個臨界值后,隨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和環境壓力又從高到底,得到恢復和改善。這就驗證了庫茲涅茨曲線。

提出綠色GDP的理論分析

我國經濟經過持續多年的調整,已經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入了新一輪上升期,1998-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2003年增長%,2004年增長%明顯高于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平均增速。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標志著經濟發展已經邁上了一個新臺階,更應該看到我國資源是有限的,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40%左右,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積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積量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過于粗放,還存在著較嚴重的高消耗、低效率問題。2003年按匯率法計算,我國GDP只占世界的%,但消耗的鋼材、煤炭、水泥則分別相當于2001年世界總產量36%、30%和55%。許憲春司長在2002年就曾指出過,“西方GDP增長率并不高,但是財富積累很快”,“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正相反,GDP增長率很高,但是財富損失的也快,缺乏積累財富的觀念”。加之某些官員大搞“政績工程”,熱衷于增加與生產目的背道而弛的建設和破壞。西歐和北美多數城市的市政建設和民用建筑長期保持原樣,較低GDP增長率仍然能提供較高的實際享受。如果我們能以“經營城市”的理念去改變實際消費,將會對我們GDP的研究有一個有益的提示。本人不反對破壞,我們要在建設與破壞中兩權之利選其重,兩權之害選其輕,按照可為與不可為的原則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既要在傳統發展觀上重視GDP作用,更要創新GDP,建立綠色GDP。

傳統GDP功不可沒

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是用來衡量一國在一定時期內運用全部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總和。作為一個生產指標,第一,從價值總量角度,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總規模和運行狀況,可以為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檢驗宏觀政策的合理性有著重要作用。第二,反映經濟增長速度。第三,反映基本經濟結構。GDP可以反映地區結構、產業結構、投入與產出結構、各地區人均結構以及各階層人均結構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均GDP,以表明人均產出水平發展變化,是用于各國國際比較中最有意義的指標。

傳統GDP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從我國工業區域發展的非均衡性等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其局限性表現在:第一,只是片面強調了經濟增長的數量方面的外延,而忽視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只重視生產發展的效率,而未重視不同收入的社會福利。第二,忽視環境與增長關系,更忽視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觀,只是聯系了生產與環境,沒有反映與環境、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用。只是破壞性的耗費資源而未考慮資源損失的成本。改革開放20多年來,其弊端已慢慢顯露出來。第三,指標在反映經濟發展總量中有不少漏洞,GDP對成為積累進入存量的投資與現實消費未做區分,僅反映了經濟發展中“貨幣化”部分,象環境損失等項目未包容進去。

目前我們必須走出一個誤區,傳統GDP有缺陷,但我不能全盤否定它。發現問題,是為了更好的解決問題。GDP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同其他指標一樣,不可能反映所有問題。核算體系是全面的,協調和彼此銜接的,但不是無限的。反映在指標上的問題,不是指標本身過錯,而是人們的指導思想。繼承傳統發展觀GDP為我們創建綠色GDP奠定一個基礎。

綠色GDP操作的復雜性

綠色GDP是在GDP基礎上,扣除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資源耗減成本與全部環境損失的估價是比較困難的。資源類型較多,目前的資源主要有森林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草地、水資源,環境損失主要有廢水和廢氣的排放。森林資源主要包括森林面積和林木蓄積量,這兩方面可以從森林采伐量估算相對容易些。但森林資源具有的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凈化空氣、旅游休閑等功能,因采伐而降低的經濟價值,估算實屬不易。而礦產資源是國家控制的,不進行市場交易,因無市場價格,其耗減成本也不易估算。土地耗減成本主要表現在不合理利用土地,追施化肥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污水灌溉導致土壤酸堿化。草原面積由于沙化和過度放牧而減少,過度開發水資源,江河斷流,地面沉降,人畜爭水等造成水資源枯竭,這些成本估計起來相當困難,因此綠色GDP是一個全面核算,涉及范圍廣,難度大,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目前盡管許多專家學者們給出了資源估價的各種靈丹妙藥,但很多方法不成熟。

綠色GDP與可持續發展

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消除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自然生態規律的基礎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戰略目標以來,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綠色GDP作為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綠色經濟發展之路,創建一個綠色資源環境環保型社會經濟發展體系,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選擇。

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環境、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發展,綠色GDP是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之一,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強化其作用,不能過分地夸大該指標作用,該指標也有消極一面,同時,傳統GDP是綠色GDP基礎,沒有傳統GDP就沒有綠色GDP,只有將GDP與綠色GDP比較,才能清楚看出環境破壞代價與資源損失代價,構建綠色GDP指標體系,促進經濟與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

1.任永秀,任保平.《從傳統發展觀到科學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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