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龍城錄》真偽新考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龍城錄》并非柳宗元所作，但作偽者也不是王铚或劉燾;此書的編造大約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這大約六七十年中。

【關鍵詞】柳宗元《龍城錄》

世傳柳宗元《龍城錄》二卷，宋、元人以為偽托。何薳《春渚紀聞》卷五、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八、吳師道《敬鄉錄》卷一、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七、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四等謂為王铚所作;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五、《容齋隨筆》卷一○則謂為劉燾所造。獨清人曾釗《面城樓集鈔》卷二《龍城集跋》力駁其說，謂為柳宗元作。近年來，一些古小說研究的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為《龍城錄》為王铚或劉燾偽造之說無據，有的研究者則認為此書為柳宗元所作無疑。所以，對此書的真偽問題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正反兩造的觀點及論據

人們認為《龍城錄》非柳宗元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新唐書·藝文志》等北宋書目未加著錄。《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云:“《唐志》無此書，蓋依托也?！钡诙藭汀读谠返奈娘L不同?！吨熳诱Z類》卷一三八云:“子厚敘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钡谌?，此書據古人詩文中詞語故實附會而作?！吨熳诱Z類》卷一三八云:“皆寫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薄端膸烊珪偰刻嵋肪硪凰乃囊祆湔Z云:“今觀《錄》中所載帝命取書事，似為韓愈《調張籍》詩‘天官遣六丁，雷電下取將’二句作解;趙師雄羅浮夢事，似為蘇軾《梅花詩》‘月下縞衣來扣門’作解?！敝劣谡f書為王铚或劉燾偽作，則未提供更多的證據。

人們認為《龍城錄》為柳宗元所作而非王铚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此書曾為王铚同時或稍前之許彥周及樊汝霖所稱引，故非王铚作。曾釗《面城樓集鈔》卷二云:“按《許彥周詩話》，柳子厚守柳州日，筑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云云……今《龍城錄》正載此文，然則許云‘子厚自記者’，謂自記其事于《龍城錄》云爾。性之紹興初始以薦為樞密院編修，而許《詩話》成于建炎戊申，則《龍城錄》非性之作一證也?！段灏偌翼n昌黎集》注引樊汝霖曰:‘子厚《龍城錄》云云……第據《文獻通考》樊著《韓文公志》，樊宣和六年進士，是樊在性之前，安有性之依托而樊稱之之理?則非性之作又一證也?！钡诙?，此書與柳文文風不同，是由于文體性質不同。曾釗《面城樓集鈔》說:“所錄似與柳文不類，然出于隨筆札記，本不求工，亦猶昌黎、習之《論語筆解》與其文集如出兩人耳。”

當代學者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說瑣記》一文認為不能輕易否定柳宗元對《龍城錄》的著作權，李劍國先生《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龍城錄》則在曾釗說的基礎上，作了更為詳盡的考證?！稊洝分赋?第一，成書于建炎、紹興之際的孔傳《續六帖》也曾引《龍城錄》，說明書“必不出于同時之王铚之手”，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將《龍城錄》列于唐末諸小說之間，說明尤氏以此書為唐人書。第二，據《萬姓統譜》，字無言之劉燾雖為北宋哲宗元佑三年進士，在許顗、樊汝霖、孔傳之前，但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秦觀詩中已多次引用《龍城錄》典故，北宋人作之《五色線》卷下曾明引《龍城錄》，北宋人偽造托名唐鐘輅之《續前定錄》征采《龍城錄》5條，其書為仁宗慶歷元年編成的《崇文總目》所著錄，時代均在劉燾前，說明書決非劉燾作。第三，韓愈《調張籍》用“六丁”事，《答道士寄樹雞》用華陽洞小兒化龍事，《柳州羅池廟碑》用“羅池石刻”事，“三作寫作時間既可在柳宗元刺柳卒官后”，則韓詩文“用《龍城錄》中事正順理成章”。第四，韓愈同時詩人殷堯藩《送劉禹錫侍御出刺連州》、《友人山中梅花》二詩中也用了《龍城錄》中“羅浮夢”的典故，故“朱熹等稱偽托者正就韓、蘇等人詩文而撰”，“真本末倒置之論”。至于行文不類柳文，《敘錄》則認為是由于“《龍城》乃為消遣之作，初無寓意，故與他作大不類”。

雙方的觀點截然相反:一是認為《龍城錄》為偽作，作偽者是宋人王铚或劉燾;一是認為《龍城錄》確為柳宗元所作。顯然，人們都忽視了第三種可能，即此書既非王铚或劉燾所作，也非柳宗元所作，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文士所偽造。由于李劍國先生已經搜集了許多證據，作了精密的考證，確鑿地證明了《龍城錄》出現在宋仁宗即北宋中期之前，這就排除了《龍城錄》為北宋后期或南北宋之交的劉燾或王铚偽造的可能性，把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是，論定《龍城錄》不是劉燾或王铚偽造，并不等于說它就一定是柳宗元所作。因此，《龍城錄》是否偽作的問題并未真正解決，應當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從內容看《龍城錄》的真偽

前人及今人在討論到《龍城錄》真偽時往往只注意到它的風格問題:持偽作說者認為《龍城錄》風格不類柳文，持柳作說者則認為二者的不同不過是文體風格的不同。我們知道，文風很難作為判斷文獻真偽的確切證據，更重要的證據應當是文字記載的內容本身。而從內容來看，《龍城錄》所載與其它典籍的記載即歷史事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很難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唐人，特別是柳宗元這樣一代文豪之手。通觀全書，至少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作者對唐代的典制頗為隔膜。如卷上“神堯皇帝破龍門賊”條云:“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卑础短茣肪砥甙嗽?“景云二年四月，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此始有節度使之號。”顯然，《龍城錄》說李淵隋末為“節度使”是錯誤的。據《舊唐書·高祖紀》:“大業……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薄缎绿茣じ咦婕o》:“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薄顿Y治通鑒》卷一八二也作“撫慰大使”。曾官尚書省禮部員外郎的柳宗元，熟諳唐代典制，自然不應當犯這種低級的常識性錯誤，何況，這里說的是唐朝開國之君的履歷，用語更不應當隨意更改。

又如卷下“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條云:“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_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這段文字也有許多失實之處。第一，《舊唐書·尹知章傳》云:“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薄缎绿茣ゑR懷素傳》也說:“即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故尹知章官僅至禮部員外郎，而非禮部侍郎。第二，據《資治通鑒》卷二一一，開元五年，玄宗命馬懷素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圖書，地點在乾元殿。至于麗正殿修書院改名為集賢院，事在開元十三年四月，見《玉?！肪硪涣鹨f述《集賢注記》;而據《舊唐書·尹知章傳》知章卒于開元六年，在他生前尚無集賢院之名，更不可能充任“集賢院正字”一職。第三，據《新唐書·百官志二》，集賢殿書院正字二人，從九品上，與從六品上之禮部員外郎相去十階，與正四品下的禮部侍郎品級更加懸隔，尹知章不可能以禮部侍郎而兼集賢正字一職。柳宗元曾校書秘省，又身歷禮部員外郎一職，不應當對臺閣故事陌生到如此顛三倒四的地步。

二、作者對于史實和地理比較陌生。如卷下“太宗沉書于滹沱”條云:“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卑?，滹沱水源出今山西東北部，流經河北注入渤海，而據《舊唐書·太宗紀上》，太宗為秦王時平王世充，戰場在河南洛陽。如果要將文書沉入水中的話，拋到黃河、伊水或洛水中都可以，為什么要遣人送到遠在千余里外的滹沱河中去?難道轉送途中不怕泄漏?難道當著眾臣銷毀文書不更加能安定人心嗎?太宗在貞觀十九年御駕親征高麗時到過河北定州，如果確有沉書滹沱之事的話，那和平王世充也應當沒有關系了。

又如卷下“老叟講明種藝之言”條云:“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于路次，講明種藝。”但據《漢書·地理志》，高鄉縣屬瑯邪郡，在今山東省境?！短藉居钣洝肪矶摹懊苤蒈炜h”:“故高鄉城，漢縣，在今縣東南七十三里，晉永嘉后廢?！绷谠镭懺曩H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出為柳州刺史，都不可能經由高鄉。這段文字的旨意和柳宗元名作《種樹郭橐駝傳》略同。作偽者本意是借以暗示此書確為柳宗元作，但由于不明地理，反倒露出馬腳了。

三、作者對于唐代文獻很不熟悉。如卷下“高皇帝宴賞牡丹”條稱，上官婉兒“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但《舊唐書·上官昭容傳》記載:“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薄缎绿茣に囄闹舅摹芬矁H著錄“《上官昭容集》二十卷”?！洱埑卿洝穮s說是“文集一百卷”，差距未免太大。如果是一位名位不達的文人，詩文散佚，文集卷數無定，倒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上官婉兒自幼配入掖庭，生長宮中，久司文翰，詩文主要應當保存在宮中。她的文集既是在她死后一兩年中由太平公主奏請，玄宗下令編撰，縱有遺漏，也不至于有八十卷之多。段公路《北戶錄》卷三記上官昭容曾作《乞拔刀子》詩，唐人崔龜圖注云:“有集二十卷①，詩在集中。玄宗收取其詩匯集之，令張說為序。集賢故事:舊宣索書皆進副本，無副本者則促功寫進，后亦不能守其事。如上官昭容，舊無副本，因宣索便進正本。庫中今闕此書矣。”這就是說，《上官昭容集》連集賢院書庫中都沒有收藏，民間怎會出現另一個一百卷的本子?可見所謂“文集一百卷行于世”的說法是無稽的。柳宗元曾為校書郎，對本朝的典籍和故事又怎么會這樣無知?又如卷下“開元藏書七萬卷”條云:“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庇涢_元集賢院藏書數及學士人數，以在集賢院修書四十年的韋述所撰《集賢注記》記載最為準確詳細。據《職官分紀》卷一五及《玉?！肪砦宥都t注記》，開元十九年冬，集賢院四庫書總數為八萬九千卷?！队窈！肪硪涣咭f述《集賢注記》記院中學士人數云:“自馬懷素至韋見素，知院學士及修書使前后總十一人。自盧至敬會真，開元五年至十三年麗正學士及侍講、修［撰、校］理官前后總四十人。自賀知章至竇華，開元十三年四月至天寶十四載集賢院學士、直學士三十三人。自韋至高瞻，開元十三年四月迄天寶十五載二月集賢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學直等總五十九人?！倍己汀洱埑卿洝匪洸煌摇洱埑卿洝匪泴W士裴煜之、鄭譚二人也未見其它典籍。

四、作者所記唐代人物與史籍不合。如卷下“賈奭著書仙去”條云:“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凶羽M，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風?！卑础杜f唐書·賈餗傳》:“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薄缎绿茣ぴ紫嗍老滴逑隆贰昂幽腺Z氏”也稱:賈餗祖胄，父寧。都和《龍城錄》不同。而且，賈餗元和末已登朝為考功員外郎，《柳河東集》卷一二《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記述其父柳鎮友人六十七人，其中“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亦不及賈奭、賈餗父子，故賈奭其人之有無，實屬可疑。此外，文中提到的友人賈宣伯、李照、君誨、李育之等，也都不見唐代典籍，不知何人。

五、作者所記唐人著作均不見于史志目錄，亦無人道及。如卷上“上帝追攝王知遠易總”條記王知遠撰《易總》十五卷，“王漸作孝經義”條記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卷下“賈奭著書仙去”條記賈奭作《鳴皋子》二十卷，“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條記張復作《條山集》三十卷，均不見于《新唐書·藝文志》及其它載籍。其所記前代著作如晉哀帝《丹青符經》五卷、《丹臺篆》三卷、張昶《龍山史記》、沈約《龍山史記注》也從未見它書著錄。

又如“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條記載:韓仲卿夢曹植言“文集在建鄴李氏”，求為序。“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表n仲卿編曹植集十卷并作序事，它書從未言及。而且，《隋書·經籍志》載“《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下》載“《魏陳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兩種，《新唐書·藝文志四》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為后來合并重編，實無兩集?！敝聊纤危愓駥O《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六著錄《陳思王集》二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七則著錄《曹子建集》十卷。所以曹植集在唐代僅有二十卷本及三十卷本流傳，十卷本是后出之本?！洱埑卿洝纷髡呱w據后出的曹植集造為此條。

六、《龍城錄》所記有柳宗元卒后之事。如卷下“裴令公訓子”條云:“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迸岫裙Ω邫嘀兀僦林袝?，所以唐人稱之為裴令公而不名，見于《劉賓客集》外集卷四、《白氏長慶集》卷二九、《姚少監詩集》卷九、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太平廣記》卷一五六引《逸史》、同書卷四三七引《集異記》、《唐摭言》卷一三諸書。《齊東野語》卷二○“書種文種”條引此條即徑云“裴度常訓其子云”。但大和九年裴度方冊中書令，這已是柳宗元卒后十五年的事了。

十分明顯，這些記載差異都不是用文體風格的不同所能解釋的，而是說明，《龍城錄》的作者對于唐代的一切都不甚了了。把這樣一部錯漏甚多的著作硬安在柳宗元的名下，是不合適的。至于書中所言多虛幻荒誕之事，南宋末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一“柳子厚《龍城錄》”條已疑之。他說:“子厚嘗曰:‘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援天以為高。’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說》、《非國語》等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這種矛盾，也只有斷《龍城錄》非柳宗元作才能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

唐人詩文中引用《龍城錄》事典的考察

認為《龍城錄》為柳作者，最主要的理由是書中提到的事見于韓愈《調張籍》等詩文和唐人殷堯藩的詩中。李劍國先生指出:“同時詩人殷堯藩亦曾用羅浮夢為事典，《送劉禹錫侍御出刺連州》云:‘梅花清入羅浮夢，荔子紅分廣海程?！队讶松街忻坊ā吩?‘好風吹醒羅浮夢，莫聽空林翠羽聲?！磩⒂礤a刺連在元和十年，與柳宗元刺柳同時，其時《龍城錄》尚未出。意者宗元刺柳前已傳此事于友朋間，故堯藩得以用之，而最后成書則在刺柳間耳。”依李先生所考，殷詩寫在《龍城錄》成書之前，說殷詩用《龍城錄》中的典故已經有些牽強了;但如果能夠論定殷詩確為殷堯藩所作的話，這倒不失為《龍城錄》為中唐人作的確切證據，說其事是柳宗元寫作前傳于友朋間也有可能。遺憾的是，這條史料是不可靠的，這兩首詩并非殷堯藩所作。

首先，《全唐詩》卷四九二殷堯藩詩集本身就是明人所偽造。這一卷中共收殷詩88首、殘句1，其集源出于《唐音統簽·丁簽》卷一一三。《統簽》卷首敘錄稱此集出自“宋刻本”，但該集中《宮詞》等5首為元人薩都剌詩，見其《雁門集》;《春游》乃元人虞集詩，見其《道園學古錄》;《過雍陶博士邸中飲》等16首為明人史謹詩，見其《獨醉亭集》;《帝京二首》等3首為明人吳伯宗詩，見其《榮進集》。而且，收入殷集時，詩題大都經過改竄。集中詩只有《吳宮》等19首見于《文苑英華》、《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云溪友議》、《詩人主客圖》和《古今歲時雜詠》，可以確認為殷堯藩的作品。對此，拙文《〈全唐詩·殷堯藩集〉考辨》已作考察。后來，筆者繼續查考，發現殷堯藩這一卷詩中可明確指出真實作者的偽作實際上不止拙文所考出的25首，還有《過友人幽居》、《奉送劉使君歸王屋山隱居》、《寄許渾秀才》、《陸丞相故宅》、《夜過洞庭》、《游山南寺二首》其二、《經靖安里》7首為南宋王柏所作，見其《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二和卷三;《關中傷亂后》、《酬雍秀才二首》其一、《春怨》3首為薩都剌詩，見其《雁門集》卷二、卷七和卷三;《李舍人席上感遇》、《寄許渾秀才》、《席上聽琴》3首為史謹作，見其《獨醉亭集》卷中及卷上。至此，《全唐詩·殷堯藩集》中已可確定為宋、元、明人所作詩且得其主名者已有38首，占全卷詩歌總數的42%，充分說明這一詩集乃由明人雜取殷堯藩詩及后人詩混編偽造而成，其中所載作品，如非見諸唐宋記載可確考為殷堯藩詩者，不可引以為據。拙文曾指出:如《鐘山》詩有“昨日鐘山甘露降，琉璃滿賜出宮瓢”之句，而明太祖建都金陵時，洪武二年及五年冬都有鐘山降甘露的記載;《喜雨》詩“山上亂云隨手變，浙東飛雨過江來”，襲用了蘇軾《有美堂暴雨》中“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的名句;《李節度平虜詩》末聯“太平從此銷兵甲，記取紅羊換劫年”中丙午、丁未年“紅羊劫”之說在宋代靖康、建炎之后才廣為流行，詩中“平虜”，當指明洪武初對元的戰爭。這些詩都是南宋至明初人作。集中有些詩題中雖嵌入了唐人的姓名，如《金陵上李公垂侍郎》、《贈龍陽尉馬戴》等，但考之該人事跡卻鑿枘難安。《送劉禹錫侍御出刺連州》等詩也有同樣的情況。

《送劉禹錫侍御出刺連州》云:“遐荒迢遞五羊城，歸興濃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險，土甘殊覺瘴煙輕。梅花清入羅浮夢，荔子紅分廣海程。此去定知償隱趣，石田春雨讀書耕。”連州，今廣東連縣，唐代隸屬湖南觀察使?！对涂たh圖志》卷二九“江南道”，潭州湖南觀察使管州七，其一為連州。據《大清一統志》卷三五二，連州宋代劃歸廣南東路，元至元十七年屬廣南南道，明洪武十四年屬廣州府。詩開始就說“遐荒迢遞五羊城”，把連州和五羊城廣州聯系在一起，所寫應當是宋代以后連州隸屬廣州時的事。其次，據兩《唐書·劉禹錫傳》、《全唐文》卷六一○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及卞孝萱先生《劉禹錫的氏族籍貫問題》考證，劉禹錫是匈奴后裔，隨魏孝文帝遷都，遂“占籍洛陽”，后又遷居滎陽，祖先墳墓在滎陽檀山原，盡管他童年曾在江南嘉興度過，但和嶺南的廣州卻沒有任何聯系。詩卻說“歸興濃消客里情”，說“家近似忘山路險”、“石田春雨讀書耕”，顯然被送者是嶺南人，在嶺南薄有田產，這都和劉禹錫生平事跡不合。第三，劉禹錫曾兩次被任命為連州刺史。第一次是在永貞元年九月，永貞革新失敗后自屯田員外郎貶為連州刺史，不是自“侍御”授;而且他并未到任，半路上走到江陵就再貶朗州司馬。第二次是在元和十年自朗州應召回京后，初授播州刺史，因裴度等求情改授連州刺史，也不是從“侍御”授。劉禹錫兩任連州刺史都帶有貶謫性質，和詩“償隱趣”等也毫不相及。所以詩決不是送劉禹錫之作，也不是殷堯藩或其他唐代詩人所作，當是作偽者取宋至明初人詩改易詩題羼入殷詩中。偽造殷堯藩集的人只知道劉禹錫曾經做過連州刺史，卻不知道他在什么情況下出任連州刺史，甚至連中唐時連州隸屬湖南的事實都未弄清楚，所以露出了許多破綻。

殷集中另一首詩用羅浮夢典故的《友人山中梅花》詩云:“南國看花動遠情，沈郎詩苦瘦容生。鐵心自擬山中賦，玉笛誰將月下橫?臨水一枝春占早，照人千樹雪同清。好風吹醒羅浮夢，莫聽空林翠羽聲。”詩中“鐵心”句用晚唐皮日休《桃花賦·序》疑宋廣平“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詞”而能作《梅花賦》事，“玉笛誰將月下橫”、“照人千樹雪同清”則化用姜夔《暗香》中“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及“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詞意，都是詩非中唐人殷堯藩所作的內證。加之，這一詩集本身為明人偽造，所以，這首詩也不能作為殷堯藩使用《龍城錄》中事典的證據。

這樣一來，所謂《龍城錄》被唐人使用的證據就只剩下韓愈的三篇詩文了。我們不妨將《龍城錄》的文字和韓愈詩文對照一下:

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缴f篇，金薤垂琳瑯。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薄洱埑卿洝贰吧系圩窋z王遠知易總”條云:“上元中，臺州一道士王遠知……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云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繞室。暝霧中，一老人下……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所取將書乃《易總》耳?！?/p>

韓愈《答道士寄樹雞》:“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薄洱埑卿洝贰叭A陽洞小兒化為龍”條云:“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采藥于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記》中《迎享送神詩》:“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薄洱埑卿洝贰傲_池石刻”條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嗟弥辉斊淅?，特欲隱予于斯歟?”

“六丁六甲”神源出道教，文人中和民間已早有流傳，《后漢書·梁節王暢傳》有“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的記載，《抱樸子》卷四《金丹》提到“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龍耳寶珠則出自佛經，《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四有善友太子欲從龍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寶珠”事。我們不能據此斷定“韓詩必用《龍城錄》典”。相反，《龍城錄》所載和韓愈詩文若合符節，連“雷電”、“取將”、“驅厲鬼”等語詞也完全相同，不能不使人產生此書依托韓文而作的想法，正印證了朱熹所說《龍城錄》“皆寫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的觀點。此外，《龍城錄》還特別記載了韓愈父親韓仲卿夢曹植求文集序及韓愈言李白跨赤虬仙去、夢吞丹篆、夜坐談鬼神三事，言皆不經，又記載和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類似的老農之言，也明顯地暴露了作者依托韓愈詩文作偽并嫁名柳宗元的用心。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五《跋柳州羅池廟碑》還指出:“且夫柳州之有惠政于柳，其遺愛之拳拳于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為王性之所偽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偽也?！彪m然全氏所說“《龍城錄》為王性之所偽作”之說為不確，但他關于“羅池石刻”之文乃因韓文附會而成，還是很有見地的。

《龍城錄》產生的時代

柳宗元的文集原集“三十通”，是他的友人劉禹錫遵照他的遺命編撰的。但是，劉禹錫在柳集序言《唐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中并沒有提到柳宗元作過《龍城錄》一書。唐人撰寫的筆記往往流傳甚廣，常為他人筆記及其它著作廣為引用和展轉傳錄。如張鷟《朝野僉載》即為劉餗《隋唐嘉話》、段成式《酉陽雜俎》等書所引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