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歐盟區域創新指數排行榜第一，“隱形冠軍”數量在德國排名榜首——內卡河谷：德國產業成功秘密所在編者按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在進軍征程中，需要瞄準國際發展趨勢，研究海外科創中心建設得失，以開放的眼光，立足自身實際，打造上海這座城市獨特的全球影響力。本報與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合作，啟動了“探訪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項目，6名記者與多位科技政策研究專家分別前往美國紐約、波士頓，加拿大多倫多，德國慕尼黑、巴登—符騰堡州，芬蘭赫爾辛基，以色列，俄羅斯莫斯科，走訪了當地有代表性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科技服務機構，探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創新經驗，包括他們曾經遭遇的失敗教訓。記者將以自身的觀察、與專家的對話，探討這些話題：紐約這座以金融聞名的城市，如何打造“硅巷”，追趕硅谷的創新腳步？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為何在歐盟區域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位列第一？以色列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原因是什么？在科技創新的大潮中，這些國家和城市的政府扮演了何種角色？從今天起，本報陸續刊發這組系列調查報道，敬請關注。■內卡河谷上的兩座“橋”——州立研究所通過應用型科研、州政府投資的基金會支持的國際技術轉移機構通過服務和教育，將科研與產業聯系在一起。其主要合作對象都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的財力、人力無法與大企業相比，卻是創新生態系統中最具活力的因子■從事技術轉移服務的專家是國際稀缺人才。這類人才可成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項目經理，也可成為企業創新骨干或投身創業的科技企業家“德國南部，或者說整個德國產業成功的秘密在內卡河谷。”在戴姆勒奔馳公司總部，高級經理英格爾·康納德博士這樣對記者說。內卡河是萊茵河支流，流域面積1.4萬平方公里，包括了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區。這里集聚了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不僅有戴姆勒奔馳、保時捷、博世等知名企業總部，“隱形冠軍”（在細分市場上占有大量份額，但社會知名度較低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也不斷涌現。在歐盟區域創新指數排行榜上，該州已連續5年位列第一。巴符州科技創新成功的背后，有怎樣的創新生態環境？研究人員不追求發論文當教授應用型科研：孵化“隱形冠軍”巴符州位于德國西南部，州政府科學、研究及藝術部的部門負責人漢斯—格奧克·沃爾夫博士介紹，該州科研資源豐富，有9所研究型大學、23所應用技術型大學、13家馬普協會研究所、17家弗勞恩霍夫協會研究所，以及由12家州立研究所組成的“巴符州創新聯盟”。德國的應用技術型大學、馬普協會和弗勞恩霍夫協會，在業內都享有盛譽，但對巴符州創新聯盟，了解它的國人并不多。據介紹，盡管巴符州有一大批“國字號”研究所，但州政府從1985年起，陸續出資建立了12家與各個產業密切結合的應用導向研究所。州立自然與醫學科學研究所（NMI）是最早建立的一家，也是巴符州創新聯盟的理事長單位，位于德國最大的生物技術產業園區——圖賓根—羅伊特林根技術園區。從巴符州首府斯圖加特驅車前往羅伊特林根，登上一片丘陵地帶后，記者見到了這座研究所。它的大樓并不起眼，但這幢樓孵化出18家高新技術衍生企業。企業規模雖不大，但平均年產值達上千萬歐元，大多數是掌握獨有技術的“隱形冠軍”。NMI董事長何雨果教授告訴記者，馬普協會和弗勞恩霍夫協會的研究所都是國家級科研機構，分別從事基礎研究和戰略性應用科技研發，中小企業很難與他們合作；而研究型大學的科研成果，無法直接轉化為企業產品。如何解決這個普遍存在的科研與產業脫節問題？州政府給出的方案是，在內卡河谷建立一批覆蓋生物醫藥、汽車制造、信息通訊、能源和環境等領域的研究所，賦予其三大功能：應用型科研，所有研究都按照產品入市必須符合的標準、法規和藥典進行；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包括低價或免費提供儀器設備；利用研究成果孵化衍生企業。

TETEC公司就是從NMI走出的“隱形冠軍”。該公司由2名醫生創辦，他們在治療膝蓋等關節損傷患者時，萌生了利用組織工程在體外培育關節軟骨的構想。這個想法當時比較前衛，他們聯系NMI后，何雨果認為有望實現，就與醫生開始了合作研發。結果，他們研制出擁有20多個專利的細胞支架。往支架里注入軟骨成骨細胞后，培養兩周即可“長”成關節軟骨，再通過微創手術植入患者體內。產品雛形問世后，NMI找到了投資方——貝朗醫療，還為TETEC支付了企業注冊本金。由于臨床效果優于傳統手術，該產品已成為歐盟醫療器械委員會的首推產品，今年拿到了美國食藥監局的批文，TETEC則被貝朗醫療收購。“我們所的研究人員不追求發論文、當教授，而是專注于研發既有戰略前瞻又與企業需求對接的技術，把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來自中國的熊昕博士說。據介紹，NMI設有多個實驗室和技術轉移公司，實驗室主任大多為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兼職教授，許多科研人員也出自應用技術型大學。作為非營利機構，研究所每年經費中的10%來自州政府，40%來自德國聯邦科技部的競爭性項目資金，50%來自企業客戶。一批服務技術轉移的項目經理技術轉移機構：助企業提升創新力如果說，面對科研與產業的脫節，州立研究所是通過應用型科研架起連接兩者的橋梁，那么，史太白國際技術轉移機構就是通過服務和教育來“架橋”。史太白總部位于斯圖加特的巴符州經濟大廈，它由費迪南德·馮·史太白在19世紀出資建造，外觀古老雄偉，內飾卻很現代化。在那里，史太白項目經理桑德拉·哈爾特邁耶爾介紹了這家全球技術轉移“標桿”的前世今生——史太白是巴符州工業發展的奠基人，業界為報答他的付出，1868年建立了第一代史太白基金會，發展針對年輕人的創新教育和職業教育。1983年，巴符州政府全額投資重建了史太白經濟促進基金會，旨在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轉移到產業中。2021年年報顯示，史太白有978家轉移、咨詢和研究中心，有1708名全職工作人員和3544名簽約專家，專家來自科研機構和企業，其中教授730人；機構的合作伙伴遍及50個國家，每年完成10000多個技術轉移項目，技術轉移服務收入1.45億歐元。史太白基金會還擁有史太白大學，培養具有國際視野、擅長技術研發與企業管理的復合型創新人才。“中國也有高校技術轉移中心等機構，但大多停留在舉辦技術對接會、論壇研討會這類活動的淺層階段。成功的技術轉移服務要深入企業，幫助企業提升內在的技術轉移和創新能力，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這一轉移服務環節的缺失，造成了企業界與科技界無法有效互動。”史太白（中國）公司董事總經理覃焱深有感觸地說。在史太白，全職人員多為從事知識和技術轉移的項目經理，很多人畢業于史太白大學，既懂技術，也懂企業管理。項目經理與有志于科技成果轉化的教授合作，尋找適合將某項技術產業化的企業，或根據企業需求尋找能解決問題的教授；找到后三方一起討論、再創新，并開展新技術的小試和中試。試驗中，如果因不可預知的技術風險造成設備損壞等損失，由史太白基金會出資補償，巴符州政府為基金會提供財政擔保。“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人。”覃焱說，從事技術轉移服務的專家是國際稀缺人才，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建立這類人才的教育和評價體系，加大這一領域的公共財政投入，并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這類人才可成為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項目經理，也可成為企業創新骨干或投身創業的科技企業家。專注服務最具活力的創新因子上海能否建立更多應用型研究所內卡河谷上的兩座“橋”，將科研與產業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巴符州創新聯盟，還是史太白，其主要合作對象都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的財力、人力無法與大企業相比，卻是創新生態系統中最具活力的因子。據統計，巴符州中小企業里的“隱形冠軍”數量，在德國各地區中排名榜首。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常靜副研究員分析說，NMI等研究所原創技術成果的轉化，及其衍生企業的創立成長，使一批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實力處于高位；再通過史太白等機構專業化、市場化的精準服務，中小企業才有能力與大企業開展廣泛的協同創新——小企業研發零部件，中型企業研發功能組件，大企業負責集成創新，使“德國制造”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常靜建議，上海在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程中，可圍繞重點領域，推動建立一批應用型研究所，使它們成為重大原創技術及其衍生企業的策源地。這類市級功能性研發平臺的功能定位、運營模式，可參考NMI等巴符州創新聯盟單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于2021年推動的全美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NNMI），與巴符州創新聯盟有諸多相似之處。該計劃將建立15家制造業創新研究所，經費來自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產業界。NNMI的一大任務，也是以應用導向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建、成長，解決它們的實際問題和需求。

看芬蘭和德國政府、大企業、科研服務機構的變革應對之道“國家名片”遭遇挑戰之后的創新■“國家創新系統”作為芬蘭創新政策，強調“創新不只是企業家的職能，更是由國家創新系統推動的”。其技術創新布局重點扶持新興產業的中小微企業，近年來每年6億歐元預算中，60%給予企業，其中67%為中小微企業■在芬蘭和德國，有一大批具有政府背景、市場化運作的非營利科技服務機構。政府資助與客戶收費相結合，服務專業化，是其共同特點冬日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雪積得很厚。從赫爾辛基到鄰城埃斯波的高速公路上，記者看到了一片建筑群。夜晚，建筑內的燈光透過玻璃幕墻，宛若停泊在波羅的海港口的豪華游輪。這就是原諾基亞總部大樓。現在，樓頂的標識已換成“Microsoft”（微軟）。在慕尼黑采訪西門子中央研究院時，正值西門子宣布調整組織架構，全球范圍內削減7800個崗位。應對業績下滑，西門子提出“2021公司愿景”，將電氣化、自動化和數字化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兩家知名大公司的境遇和作為，揭示了這個時代創新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面對創新挑戰，德國、芬蘭的政府部門、企業和科技服務機構在如何作為？培育“未來的諾基亞”：2/3預算支持中小微企業諾基亞、憤怒的小鳥、開放式操作系統Linux，三者之間有什么關聯？它們都是芬蘭的創新成果。在歐盟區域創新排行榜上，芬蘭連續5年位于“創新領導者”行列。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1年度全球競爭力排名中，該國居第3位，將美國、德國、日本甩在身后。就像其國民一樣，訥于言而敏于行，不事聲張的芬蘭早已走在世界創新版圖的前沿。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片土地還以林業和畜牧業為主導產業。1990年，一份里程碑式的報告誕生了。這份報告由芬蘭科技政策理事會發布，將“國家創新系統”作為該國創新政策，強調“創新不只是企業家的職能，更是由國家創新系統推動的”。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是構建國家創新系統的主要政府部門，隸屬于就業與經濟部。TEKEs主管尤西·基維科斯基介紹，芬蘭2/3的知名創新有他們參與。近年來該機構每年6億歐元預算中，60%給予企業，其中67%為中小微企業。2021年，芬蘭游戲公司Rovio的設計師雅科·利薩洛畫了一個創意——一只顏色鮮艷的小鳥挺立在巖石高處。此前，利薩洛向公司提出過不少游戲創意，都被否定。這一次，公司上上下下對這個卡通形象愛不釋手。當時，Rovio狀況并不樂觀，經營不穩定，2021年初，只剩下十幾名員工。艱難時刻，技術創新局“托”住公司，幾年間向它提供總共40萬歐元的支持。內外力共同推動，這款游戲火了，全球下載量超過20億次，它就是“憤怒的小鳥”。2021年，技術創新局設立了扶持項目“游戲加油站”，為游戲企業提供資金、市場調研、商業發展等服務，至今，已向“游戲加油站”注入約7000萬歐元。時至今日，Rovio依托“憤怒的小鳥”建立起一個游戲娛樂王國，而它仍是“游戲加油站”數個子項目的參與者。基維科斯基表示，在移動互聯網等新興產業飛速發展的今天，政府側重扶持這些產業的中小微企業，是明智之舉。為了培育“未來的諾基亞”，技術創新局已設置多個針對企業成長不同階段的扶持計劃，如面向創業團隊創意提出與概念設計的TEPO計劃，與社會資本結合、加速企業成長的VIGO計劃。與我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扶持計劃相比，它們的定位更精準、配套服務更到位。瞄準未來，巨頭們的共同選擇當一大批中小企業快速成長時，芬蘭曾經的“國家名片”諾基亞卻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是什么？長期與之合作的芬蘭國家技術研究中心（VTT）執行副院長尤科·索卡斯有些回避。他說：“諾基亞只是出售了業務，網絡業務和地圖業務都還在，我們中心正在與諾基亞合作開發5G網絡的解決方案。”智能時代到來后，由于創新沒有滿足消費者潛在需求、“押寶”微軟操作系統失敗等原因，諾基亞在市場上敗退。如今，他們瞄準了網絡業務。除了VTT，諾基亞還在與日本移動運營商合作，聯合研發使用高頻段頻譜的5G網絡技術，計劃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上展示。瞄準未來技術發展方向，調整企業戰略，也是西門子當下的選擇。去年5月，西門子發布“2021公司愿景”，提出將專注于電氣化、自動化和數字化三大增長領域。為此，公司會在資源配置上向這些領域傾斜，并實現更加扁平的組織架構，增強客戶導向。今年2月，西門子宣布將在全球范圍內削減7800個崗位，節省下來的10億歐元將用于增強創新、提高生產力和促進增長。在西門子中央研究院，公司國際合作部主管約先·科爾策博士向記者介紹了“2021愿景”中的數字化戰略：全面發掘包括制造業在內的數字化發展潛力，利用軟件解決方案、模擬仿真、大數據分析等打造數字化工廠，提高產品開發的效率和品質。“我們特別關注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融合，要讓機器變得更聰明。”如今，西門子在德國安貝格和中國成都建成兩家數字化工廠。安貝格電子設備制造工廠的每件產品都有代碼，通過代碼，生產系統可以獲取下一步的工序信息，并“告知”生產設備，以達到控制生產的目的。數字化改造后，安貝格工廠產能提升了8倍；成都的西門子工業自動化產品生產研發基地，能將產品開發上市的周期縮短50%。“價值共創”：產業協同創新的新生態在芬蘭和德國，有一大批具有政府背景、市場化運作的非營利科技服務機構。政府資助與客戶收費相結合，服務專業化，是其共同特點。信息通訊科技創新戰略中心（DIGILE），是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設立的6個創新集群之一，著力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中心旨在打造具有根植性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為企業提供高附加值服務，共創新價值，提升芬蘭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影響力。”DIGILE商業生態系統部門主任雅科·塔爾維蒂博士告訴記者。據介紹，傳統的協同創新通常由大企業主導，將各項任務分包給小企業和科研機構。在這個生態系統中，DIGILE成為了主導者。做法是：提出一種市場上還未出現或還不成熟的商業模式、產品概念，向社會發布后吸引企業和科研機構加入；隨后，組織參與各方本著“成果分享、風險共擔”原則洽談，確定合作方案。在合作過程中，各方都可申請政府資助項目，也可接受風險投資。作為“價值共創”的主導者，DIGILE向加入商業生態系統的單位收取服務費。最近，一家芬蘭初創公司開發了一款采用太陽能電池板的電子閱讀器，有技術但沒市場。DIGILE將它與一家傳媒公司聯合在一起，將報紙導入電子閱讀器。作為試驗，DIGILE向90個讀者家庭分發設備，收到了不錯的用戶體驗反饋。近年來在歐盟區域創新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德國巴伐利亞州，有19個覆蓋不同產業的集群公司，都屬于非營利科技服務機構。巴伐利亞化學集群總經理高山介紹，他們為會員企業提供一對一服務，解決其在技術、客戶和市場方面的各種需求。在“跨大西洋技術轉讓計劃”中，集群公司得知波音公司需要一種材料創新方案，便在會員中物色到兩家企業，讓他們合作研發，并成為波音的供應商。“對小企業來說，集群提供的服務很有價值。通過跨大西洋技術轉讓計劃，我們有機會向美國的大客戶介紹公司產品。”克爾霍夫顏料技術公司經理約爾根·克爾霍夫說。

談到中國同行，高山說：“中國許多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在服務企業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園區不能只為企業提供普惠性服務，而要服務各個企業的具體需求。”對此，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常靜副研究員建議，上海政府可加快培育這類市場化服務機構，讓一批復合型人才專職為科技型企業“牽線搭橋”；引導、鼓勵產業技術聯盟等組織將服務功能剝離出來，形成一批新的服務機構，形成促進產業創新的生態。

紐約波士頓多倫多在中心城區集群發展高科技企業態勢活躍最大城市群如何降低創新成本美加東海岸老牌大都市的創新發展案例展現了一條“高舉高打”的創新路徑，即以高創新效率、高匯聚效應來抵銷大都市固有的高商務成本。不同于制造時代的成本決勝，創新時代的決勝要素實際上在于創新要素的匯聚力3月初的紐約，還是銀裝素裹。曼哈頓島第八大道車水馬龍，鱗次櫛比的樓宇間升騰起供暖熱氣，一派勃勃生機。門牌111號的谷歌大廈正是其中一幢。這里曾是制衣廠的舊樓房，電梯大得可以開進貨車。然而，從硅谷發跡的谷歌依然斥資18億美元，將它買下作為地區總部。谷歌“百億樓”是紐約中心城區的縮影，紐約是世界最大城市群的核心之一。美國東北海岸與中國長三角的城市群一樣，在科技創新創業中面臨高昂的商務綜合成本。如何在特大城市中發展高科技、消減高成本，上海或許可以從中有所啟發。低機會成本“抵充”高商務成本“紐約正在尋找老樓的新用途，黃金地段身價不菲。”羅斯瑪麗·斯坎隆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她是紐約大學沙克房地產研究所主任，這家美國房地產行業著名的高等研究機構與金融和地產界聯系緊密。從紡織業“轉嫁”IT業，谷歌大廈見證著紐約支柱產業的變遷。在斯坎隆眼中，這座城市經歷了好幾輪陰晴枯榮，制造業、服務業、出口業、科技業先后成為主導。早在她投身工作的上世紀70年代，就有人擔心中央商務區高企的商務成本，出現過一波企業外遷。然而，當郊區得到發展后，人們又重新回歸城市。如今，紐約人已經不太擔心商務綜合成本，因為在高密度的群樓之中，高利潤率、高生產效率抵銷了這些基礎成本。“如果計算機和計算能力產生在硅谷，那么他們的客戶群產生在紐約。”斯坎隆說，紐約的金融機構及其交易活動，就是硅谷最大的客戶源之一。谷歌在硅谷小城之外選擇紐約，不愁在這里找不到人才與客戶，更重要的是找得到投資人——創新成功幾率高，而機會成本變低。事實上，紐約也出現了大城市中的硅谷現象，那就是“硅巷”。在紐約大學以南的曼哈頓下城區，小谷歌式的互聯網與數字科技公司“隱于市”，身居老宅。這個“園區”沒有物理邊界、沒有官方掛牌，甚至連出租車司機也不易找到，但與城市高地的各種資源互聯互通，用低機會成本“抵充”高商務成本，形成一處無形的“中央智力區”。“底樓是普拉達專賣店，四樓五樓就是一個科技企業孵化器。”從清華大學留美的郭湛，是紐約大學瓦格納公共服務研究生院的城市規劃副教授。他發現，在“臉譜網”時代，紐約變得吃香。因為，基于移動社交的網絡技術最適合在高密度人居中誕生，這個大都會為其創造了最好的實驗場所與市場環境。有著官方背景的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NYCEDC）執行副總裁尤恩·羅伯特森，將“硅巷”稱之為“東岸模式”，而把“硅谷”稱作“西岸模式”。在他看來，“東岸模式”的特性在于運用“互聯網+”的輕資產技術，為金融、商業、時尚、傳媒及公共服務等領域提供解決方案，而傳統的“西岸模式”更致力于芯片有多快、容量有多大。擇鄰而居找到“相對洼地”波士頓距離紐約4小時車程。只要穿越冰封雪覆的哈佛橋，就是與老城中心隔河相望的劍橋市，好似上海浦西、浦東之關系。劍橋與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左右逢源，商務成本投入與創新創業產出的“性價比”較高。美國東部時間3月4日，中美企業創新中心在馬薩諸塞州州政府宣告落成，它的實體坐落在劍橋創新中心的大樓內。難怪麻省新任州長查理·貝克笑言，“不是麻省吸引著你們，而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吸引著你們。”同樣身處高校云集的知識創新城區，上海楊浦創業中心總經理謝吉華告訴州長，落地楊浦灣谷的中國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在麻省首府創設中美企業創新中心，正是嘗試有效對接世界兩大城市群的創新資源。劍橋創新中心（CIC）是波士頓最大的綜合型孵化器，在麻省理工校區內，目前700多家企業入駐，其中軟件、互聯網、移動應用企業占比1/3，其次是健康服務。作為中美企業創新中心三大建設方之一，瀚海智業助理總裁楊宇介紹，這幢樓按人頭出租，每人每月高達1600美元左右。租賃內容包括使用60間公共會議室之一，享用公共咖啡廳及飲食，以及打印等日常商務服務。折合為中國人比較習慣的租金計算方式，每天每平米約人民幣38元。這樣的出價幾乎可租到陸家嘴金融區內的一間辦公室。“當然，這里是劍橋最核心的創新區域，稍遠地方的房租會低一半。”但這樣就會失去微軟研究中心、IBM全球創新中心等一街之隔的“好鄰居”，并遠離兩大世界頂尖學府的創新人才以及創業者。謝吉華說，與劍橋創新中心的區位相似，復旦等校周邊的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也正依托高校技術市場，發展出創新創業生態鏈與策源地。擇鄰而居，一流大學周邊不失為“相對洼地”。回到河對岸的波士頓本埠，長木醫療產業區離城市中心點只有七八站地鐵，隨時能見到身著“白大褂”的大夫。記者遇見了上班路上的哈佛大學醫學院華裔學者劉曉雯，跟她走過醫學院4家附屬醫院，毗鄰的相關研發機構約有20家，與高等院校結成一種共生關系。“你能叫得出名字的跨國制藥公司，幾乎都在這里建立了研發中心，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一片區，集聚了4萬多名科研人員和近2萬名學生。每天中午，來自企業界與學術界的“同行”在吃飯、喝咖啡的同時，享受著產學研交流交融。據統計，長木醫療產業區年營收達60億美元。用足創新創業成本“免費餐”有一件兩難的事發生在多倫多。安大略湖，連通美加兩國。從加拿大國家電視塔俯瞰這座湖畔城市，中央商務區高度集中，不僅金融與商貿中心扎堆，連多倫多大學也在此地。就是說，環大學創新地帶與全城商務成本最高的CBD重合著，知識、資金密集，成本也很高。開在商務樓內的“1和11”孵化器，整個層面都是科技型小企業。投資方之一加拿大瀚海投資李朝輝經理告訴記者，多倫多市中心辦公區的凈租金平均為每年每平方英尺25至40加元，而租戶還要支付相當于凈租金價格的管理費、水電費、地稅等其它費用。折合每平方米日租金，約人民幣8到12元，與上海CBD相當。因此，“1和11”孵化器盡力壓低不必要的商務成本，比如天花板與地板都是未經裝修的“素顏原版”，每家企業辦公空間的布置也均簡約開放。這不僅是減少成本的做法，更是促進不同專業跨界，碰出創新創意火花。多倫多大學所在的那條學院路，縱貫市中心，加拿大最大的科創中心MaRS也在這條干道上。由于擁有地利之便，MaRS完成二期建設，依然不離開原址，一幢幕墻風格的新樓與那幢歐式風格的老樓完美接通，入駐客戶已超過千家。這些創新創業人士更看重在較高租金背后的商務培訓、投資輔導、法律服務等配套內容，而這些都是“免費餐”。MaRS政府與國際關系總監耶爾·米勒表示，創新創業成功必須經歷4個階段，即企業家培訓—市場分析—導師咨詢—投資融資。在MaRS中心，安大略省內的任何企業家均可參與培訓，不論新人或老人。多倫多全市550萬人口中，每年有250萬人次接受在線培訓，真可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近3年間，還有逾5萬人參加了線下的培訓課程。2021—2021年度，入駐客戶營業收入從8.6億元到10億元，再增長至12億元。期間的融資額，也從16億元增至27億元。“紐約、波士頓、多倫多的實踐，更值得上海關注。”上海市創新型城市發展戰略軟科學基地首席專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屠啟宇指出，美加東海岸老牌大都市的創新發展案例展現了一條“高舉高打”的創新路徑，即以高創新效率、高匯聚效應來抵銷大都市固有的高商務成本。不同于制造時代的成本決勝，創新時代的決勝要素實際上在于創新要素的匯聚力。這恰恰是大都市在長期發育中所擅長的。

走訪加拿大多倫多和美國波士頓、紐約，記者觀察政府部門在推動創新中的異同創新中，政府該如何作為溫暖的美國西海岸，適宜的自然氣候加上自由隨性的創業氛圍，沒有政府扶持，卻孕育出蘋果、谷歌、Facebook等互聯網企業，改變著全世界人們的互聯網生活方式……在上海加快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不少人對這種硅谷模式心生向往。但學習硅谷模式，并非一味就是“不管”。事實上，從加拿大到美國，不少業內人士都認可這樣觀點：政府在推動創新活動中，可以有作為，只是作為的方式需要研究。中外政府部門做著相似的事記者探訪的第一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創新研究廳。這是一個和國內地方科委功能定位相類似的政府機構。有多類似？當創新廳科技成果產業化主任喬治·卡迪特介紹他們的工作內容時，我們都覺得非常熟悉。比如，論政府主要職能，都涉及了三大領域：支持基礎研究領域的項目人才、支持高新技術成果通過企業實現產業化、支持以風險投資為代表的科技金融。再如，支持的方式也非常類似：有面向企業、研究機構的直接支持，也有通過搭建一些公共的技術研究平臺，提高整個行業的創新能力。而且，安大略省創新廳也提供資金上的支持。以面向省內科研機構的“安大略省卓越基金”為例，平均每個項目可獲得100萬—400萬加元的政府資金，折合人民幣約500萬—2021萬元。在過去10年里，全省共有143個項目獲得支持，投入總金額約5.62億加元。對于剛剛萌芽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省創新廳的支持更是不遺余力。由幾名多倫多大學畢業生創辦的OTI公司，是一家從事OLED（有機發光二極管）技術開發的初創型企業。自從報名參加一次展會后，就被政府部門相中，后者不僅提供了項目支持，考慮到主創團隊中有兩名中國籍學生，還介紹他們參加“安大略省經貿訪華團”，走訪了中國各大城市。再來看美國波士頓。以波士頓為首府的馬薩諸塞州，擁有哈佛、麻省理工等300多所高校，而政府對于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以及介入程度也不少。此次波士頓采訪期間，正值落戶上海的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聯合國內多家機構，在波士頓創立中美企業創新中心，不僅州長親自出席中心揭幕典禮，當地一流的科學家、教授、律師、風險投資家，也相當“買賬”，齊刷刷地來為州長“站臺”。這似乎和我們慣常想象中的美國文化相悖。對此，新英格蘭六州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麥克爾·托馬斯的回答頗有意味。他認為，從美國文化的承襲而言，以波士頓為代表的馬薩諸塞州，與歐洲大陸文化親緣性更近，理念偏傳統保守，因此也更認可政府的權威性。相比之下，以加州硅谷為代表的西海岸地區，本身就是西進拓荒時代的產物，其文化基因就是“野蠻生長”，與政府的依附關系較弱，自然就會孕育出如蘋果、谷歌那樣的互聯網公司。麥克爾認為，加州硅谷模式和麻省波士頓模式之間，并不存在孰優孰劣，但從城市文化相似性而言，波士頓模式可能更適合上海借鑒。他們非常講究方式方法既然中外政府都在做相似的事情，為何從實際效果看，還是會有很大差別？還得從具體細節和方法說起。就拿安大略省創新廳來說，他們支持創新固然不遺余力，但也非常講究方式方法。例如上面提到的“安大略省卓越基金”，對于獲得支持的研究機構或企業而言，卓越基金只負責解決整個創新項目1/3的資金來源，剩余的2/3，必須由被支持者另外向私營機構或基金尋求幫助。而且對于非基礎研究項目，政府在直接支持前，必須先確認，該項目已有其他社會資金的支持——這說明該項目的潛在市場價值已經被看好，從而巧妙地借市場的判斷來為政府的決策“背書”。此外，安大略省還有一套完整的創新支持網絡覆蓋全省，稱為“安大略省企業家網絡”。它的頂層是創新廳，中間是一批獨立的、非盈利機構，如“安大略卓越中心”（簡稱OCE），有點像上海的科技孵化器、或是某些科技事業單位。除了省創新廳直接支持的少數項目之外，其余項目的發放權都在這些非盈利機構手中。再下面一層，就是遍布全省各地區的小型咨詢機構。這些機構由于對當地的產業發展定位相當了解，可以給出針對性的建議。例如，對于符合本地區產業導向的科技企業，他們會從“企業家網絡”中尋找投資者、研究機構、政府項目，給企業以支持；對于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他們則在商貿方面提供支持。在號稱“政府什么都不管”的美國，在創新活動中，同樣看得見政府的影子。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有一個名叫HARLEM生物空間的孵化器，由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NYCEDC）創設。來自哥大生物醫藥工程系的副教授賽繆爾·K·謝是這里的主管，他介紹說，政府給予的初始資金主要用于采購科研基礎設施，之后的贊助投資、租賃經營均為市場行為。每個創業者可以每月花費995美元租用一張課桌大小的辦公臺，并共享空間內所有的科研裝備。黃曦就是24張桌子的主人之一，他覺得這個價格低于當地房租，完全可以接受。更令人興奮的是，每周兩次開研討會，專利律師、注冊會計師、大公司風投及研發部門負責人都會受邀前來。其中包括針對創業者申請聯邦基金的短期輔導課，加之20小時申請書預審核查。“這套服務價格在市場上約需1萬美元，很值。”而如果贏得激烈競爭并申請成功，黃曦的“血液離體動力學”項目可獲得一份小微企業研發基金，在9個月內接受兩期共200多萬美元的投資，而且政府也不參股，完全無息無償。政府更應該做什么紐約大學城市規劃與交通政策專家郭湛說，他經常收到來自國內記者的提問，詢問政府該如何決定一個城市的產業發展方向，或是詢問某地某個產業是否應該淘汰。他認為，這些都是“偽命題”。技術的革新、產業的更迭都是市場行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具體某個產業的生與死。在紐約城市發展歷史上，就有過相應的教訓。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瑪麗·斯坎隆舉例，上世紀六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時期，為了鼓勵工業界投資建廠，出臺了投資稅減免法。結果，隨著郊區新廠的建立，紐約的制造業工人也隨之外遷，導致紐約制造業水平的滑落，無形中扼殺了大城市發展工業的可能性。那么，政府應該做什么呢？對于經濟形勢和市場的變化，擁有隨時靈活調整的能力，甚至是預判能力。例如，當谷歌等科技公司看中紐約昔日制造業留下的舊樓，準備改造成供科技公司使用的商務樓時，政府可以立即出臺相關法律。再如，在城市宜居度上下功夫，比如，提供公共交通效率、降低犯罪率、改善空氣質量，等等。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有相似的經驗。安大略省前省長麥堅迪在2021年時，曾頂著壓力，在安大略建立了加拿大首個“研究與創新廳”。當時，很多反對者甚至同僚對此并不理解和認同，他們認為國家和社會更需要的是“搞錢”，而不是其他什么。而麥堅迪堅持認為，財富是產生于創新與研發過程中的。如今，事實證明了安大略省當年的明智，“世界其實并不缺錢，資金會跟著創新而來”。

全國企業98%為中小微企業且大多是高新技術企業，雇員占全國勞動力50%至60%以色列中小微企業如何創新■創新不僅是技術研發，它更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一種創意的革新■哪怕沒有什么平地而起的新產品，提高了服務效率、整合了資源，誰說不是創新呢以色列特拉維夫—雅法城，人口不過40萬。美麗的城市毗鄰地中海最東岸，三月陽光已很耀眼，伴著地中海海風，溫暖燦爛。進入城市的機場大道，沿途基布茲農場星羅棋布。基布茲（以色列農社），幾十年來見證了該國農業創新的奇跡。半個世紀前，由水利工程師辛迪·布拉斯發明的滴水灌溉技術，令這片曾經的不毛之地瓜果飄香。因創新得以重生的國家，由此開啟了獨一無二的創新路徑：以色列創新以中小微企業為領銜，全國企業中98%為中小微企業，且大多是高新技術企業，雇員人數占全國勞動力的50%至60%，小企業增長率為全球第二。以特拉維夫—雅法為主的沿海城市，因高科技創新文化，被世人稱為類似于美國硅谷的“硅溪”。小咖啡館里、校園草坪上、實驗室內，以色列人與同學、與朋友、與親戚，今天共享一個金點子，明天就可能化為現實。技術混搭：傳統邊界線中迸發創新思維向日葵為何會朝著太陽綻放？司空見慣的常識，蘊含創新元素。在以色列理工學院，科技學院凡納教授介紹，本科學生們利用生物科技混搭計算機模型，設計出如向日葵般的機器人，哪里有光熱，就朝向哪里。以色列理工學院，素有地中海MIT（麻省理工）之稱。數據顯示，該校1/4的畢業生會選擇創業。“毋庸置疑，學生是我們最大的財富。”凡納教授說。學會技術、混搭技術、再造技術，這一教育理念，或可解釋為何以色列中小微企業大多以高新技術為主。技術門檻高、有競爭力，企業規模雖小，卻能在市場競爭中立得一席之地。就在前不久，畢業生埃爾萬格與伙伴們，將宗教與技術的混搭，令世人瞠目結舌：團隊研發出納米圣經。這本世界上最小的圣經，每個字母寬度只有0.18微米；未來，它可安裝在手表、項鏈等吊墜上，在珠寶行業潛力無限。埃爾萬格表示，“我們并不是為了研究圣經到底能做多小，而是要探測納米承載文字的能力到底有多強。”技術驅動創新、混搭帶來靈感。以色列有著先天優勢：特殊的人口構成、歷史背景、地理位置帶來的融合，為創新注入無限活力。不過，一些后天設置也可為上海所借鑒——凡納教授坦言，無論是以色列還是中國，當前創新教育都遇到共性問題：即技術類需求猛增，與技術類教師緊缺之間的矛盾。怎樣求解？牽手企業開展合作，不失為良好方向。以色列理工學院科技部學生的課程中，25%用于教授研究方法，另有75%為各類科技研究項目，其中許多是與企業合作的項目，由此讓學生盡快掌握創新、乃至創業的全路徑。混搭創新，由以色列領頭的趨勢，已然在全球刮起熱浪：將導彈、藥劑、噴氣機、吸入器，這些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聯系在一起，成就了一種全新的“混搭”持續有效給藥吸入器。這款由Aespironics公司設計的產品，可在完好把握病人的呼吸時間，使藥物得到最佳吸收；而將地熱類海藻、纖維光學、β細胞整合在一起，設計調節糖尿病的自給自足微環境，同樣成為Beta—O2公司的制勝秘籍。創意之旅：實驗室產品到產業化之蛻變一個金點子，從腦海中迸發到落地生根，這個過程，被以色列學者稱為“創意之旅（thejourneyofidea）”。創意之旅成功與否，扶植、激勵計劃至關重要。以色列理工學院創新知識中心主任米瑞姆·埃瑞女士，詳解創意之旅的每一站：確定創意、創意升華、遴選、細化建議、實施直至市場滲透。校園內，幾乎每個大四學生都會參與創意之旅。創新知識中心的專家們，在數以百計金點子中遴選出有市場前景的，給予項目方向指導、啟動資金支持；一旦項目持續進展、有了眉目，還可獲得追加資金。翻看去年大四學生創意之旅：從綠色塑料，到食品小包裝，再到水處理技術……可謂無奇不有。別以為有了技術就擁有一切，走出實驗室后的考驗更為嚴峻。米瑞姆·埃瑞女士直言：創新不僅是技術研發，它更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一種創意的革新。“我們發現，過去很多小公司最終失敗，癥結可能出在CEO不會推銷自己的創意。為讓這種失敗的概率降低，學生在創業前先要學會推銷創意，這是無法逾越的環節。”校園以外，中小微企業能走多遠？去年上海的相關研究發現：本市中小微企業生存發展指數為64.35分。法制建設、政府服務等軟環境雖有所改善，但市場的競爭加劇、人力成本上升、減負效果不明顯等，依然困擾著中小微企業管理者。在以色列，從校園實驗室走向市場，這段看似崎嶇之路，怎樣變得平順？風險投資、專家評估缺一不可。提及扶植與激勵，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政府項目YOZMA，這個詞在希伯來語為“首創”之意。以色列產業研發中心執行總監阿維·盧夫頓介紹，作為全球風險投資的鼻祖，YOZMA項目開創了政府出資，創建風險資本基金，幫助企業成功的先河。20余年過去，YOZMA項目而今已私有化，但以色列政府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并未歇下腳步。以2021、2021兩個年度來看，投資于本國高科技企業的風險資本募集資金年均約為8億美元，其中，約3億美元用于初始投資。阿維·盧夫頓介紹，大多數以色列企業不過幾十號人，規模并不大，謀求進一步發展，需要政府的牽線搭橋。目前，中心擁有150位來自六大領域的權威專家，專家組成的評估委員會，會為每個項目一一把脈；如果企業有需要拓展海外市場，政府也有專門的MATIMOP項目組來服務。“專家不會替企業做決定，他們更大的作用體現在建議上。當政府準備風險投資時，專家會給出權威、客觀而公正的意見。事實證明，許多中小企業得益于評估委員會的指點，少走了不少彎路，也拓寬了市場。”一人行政：不可忽視的服務與效率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常被米瑞姆·埃瑞女士掛在嘴邊，作為創新典型案例傳授給學生。她與許多以色列專家學者的觀點很一致：哪怕沒有什么平地而起的新產品，提高了服務效率、整合了資源，誰說不是創新呢？沿著這一思路，以色列許多看得見、看不見的創新氛圍，令人眼前一亮——特拉維夫市中心的WEWORK辦公租賃平臺，位于一幢5層樓、類似于老廠房的建筑內，入駐的420個會員制公司，僅有一名行政人員羅妮小姐。“所有辦公資源都是共享的，開放式廚房、會議室、投影儀，一般來說如果有空間，今天聯系我明天就能入駐，按月付租金，可惜現在都租滿了。”羅妮無奈搖了搖頭。在特拉維夫的市郊，另一個更大的WEWORK平臺，與諸多跨國企業比鄰而居，“許多跨國企業的外延業務，都可以是中小微企業的創意靈感。”一人公司、三人公司……在WEWORK平臺上，每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空間，可能就是個微小創業公司，玻璃板上用馬克筆寫著的計劃行程清晰可見，飄來的咖啡香，混著英語、希伯來語甚至阿拉伯語的交流、爭辯，創業活力可見一斑。如果需要聯系平臺老板，只要通過網站上的呼叫，幾分鐘內就能給出回應。“如此服務效率，對創新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位于上海的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副總經理龐稼，正考慮將WEWORK平臺移植過來，他由衷表示，“創新需要規劃，更需要高效、完善的服務，相形之下，國內搞創新常常規劃有余、服務不足。忽視了服務的重要性，創新常會感覺力不從心。”上海科技情報所楊榮斌研究員說，創新需要包容、開放的文化，以及完善的金融支撐體系、服務體系。以色列之所以被稱為創新國度，其強調融合的文化氛圍，與美國硅谷一脈相承的創新基因，功不可沒。上海要走出一條獨特創新之路，現有較固化的文化土壤還應改變，允許碰撞、允許失敗的環境，更適合創新種子的發芽。

創新的種子應該撒在何方——看以色列俄羅斯如何培育創新沃土■創新本來就不分國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不僅在于是否成為國際尖端技術的發源地，也在于能否成為國際先進技術的匯聚地■以色列和俄羅斯的巧妙之處在于知道針對怎樣的創新者應該提供怎樣的服務，最大程度地激發創新者活力■創新城市的未來在哪里？兩個國家給出的答案相當一致：年輕人“上海人都應該為之驕傲！”在以色列與當地商人茨威卡·孜門初次見面，他第一句話就送上毫不掩飾的稱贊。這讓記者有些意外——拜訪的本意，是討教他對創新的理解。可將上海生產的奧威超級電容車引入以色列的茨威卡·孜門，反而作出了“上海不用拷貝別人”的評價。隨著對以色列和俄羅斯兩國的探訪逐漸深入，記者發現，類似的稱贊或評價并非孤例。這兩個國家對創新成果的尊重和對創新行為的期待，培育了一片沃土，這才讓創新的種子一旦撒下，就可能生根發芽。創新不分國界驅車前往茨威卡·孜門所在ChariotMotorsGroup公司的路上，記者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既有微軟、谷歌、蘋果等科技大佬，也不乏和路雪等日用品牌。當地導游艾拉告訴記者，以色列歡迎新事物，也敢于嘗試新事物，這就使得不論是本地企業還是海外企業都愿意在以色列搞創新。“蘋果公司在海外唯一的研究機構，就在以色列”，她的語氣里有深深的自豪。說起來，ChariotMotorsGroup公司的商業模式也是一種創新：把上海的超級電容車技術引入以色列，再推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眼下，奧威超級電容車正順暢地跑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的大街上。為什么是上海的超級電容車？原來，以色列石油資源稀缺，以色列人一直在尋找不依賴石油的交通工具。在去石油方面，很多知名企業很早就開始設計以氫電池為核心技術的電容車，但以色列早晚溫差大，氫電池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并不適合。所以，茨威卡·孜門9年前在上海偶爾獲悉安全性強的超級電容技術后，毫不猶豫地把它帶到以色列。在他看來，節能環保的電動車是行業大趨勢，而能適應以色列特殊氣候條件的電容車技術，預示著更加廣闊的前途。茨威卡·孜門的預測沒有錯：上海的超級電容車技術先是順利加入保加利亞交通系統，眼下又通過與以色列公共交通主要負責公司Egged合作，預計在10年內可為以色列增加2021輛超級電容車，構建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統（BRT）。俄羅斯創新型企業對“創新”的解讀同樣沒有國界。在莫斯科，OPTOGARDNANOTECH公司的創新成果是適用于金屬表面處理的激光等離子非真空工藝。公司負責人卓婭·特維克娃告訴記者：“我們已經在中國設立了分支機構，希望和中國一起把這項技術用好。”她覺得，金屬表面處理是制造業的細分內容，應用不能局限于俄羅斯，中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也需要技術創新，所以不妨前往中國尋找合作伙伴。面對以色列和俄羅斯或是“引進來”或是“走出去”的創新，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副總經理龐稼感慨：“這才是真正讀懂了創新！”他認為，創新本來就不分國界，海納百川也是上海的氣質。上海在推進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也應當有這種包容的胸懷，不僅在于是否成為國際尖端技術的發源地，而是在于能否成為國際先進技術的匯聚地。“如果上海能擁有最前沿的技術發布平臺、最及時的技術創新指數、最全面的科技創新數據庫，或者在國際技術貿易領域屹立全球之列，又何嘗不是一種創新？”“全面支持”也有核心以色列和俄羅斯的政府部門、科研院校、專業機構等，都為創新提供全面支持，這一點與上海很相似。但它們的“全面支持”絕不是“撒胡椒面”，而是很有門道。T3技術實驗室是以色列一個專注創新技術轉移的專業機構，主要負責以色列理工大學師生創新成果與相關企業對接。負責人大衛·申·托表示，實驗室為初創企業和創業者營造了一個“生態系統”，設有孵化器、加速器、服務供應者、跨國跨界合作、天使投資人等多個功能，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創新的一部分，也可以獲得有針對性的幫助。比如，生態系統鼓勵以色列理工大學在讀的1.4萬名學生創新，也歡迎9萬名畢業生繼續使用資源；創新起步者能在這里學會怎樣撰寫商業計劃書，初創成功者可以選用一定比例的專利權換取服務資源……不過，技術試驗室對創新方向有一定偏愛，尤其重視信息技術、醫療設備、機器人等三大領域的創新。因為以色列理工大學在這三大領域的科研力量最強，而且它們的商業化前景最明朗。大衛·申·托給記者看了一張統計表：2021年9月至2021年10月，技術試驗室的創新項目共獲得2300萬美元版稅收入、超過500個有效專利、來自關聯企業的5700萬美元投資等回報。在俄羅斯，由梅德韋杰夫倡導設立的斯科爾科沃基金會試圖在莫斯科近郊“打造一個類似美國硅谷的高科技研發中心”。擁有政府背景和企業支持的基金會“不差錢”，但花錢很強調有的放矢。基金會創新發展部高級副總裁V·比洛夫介紹，他們將創新過程分成四個階段：一是創意想法，二是種子項目，三是基本完成研發，四是繼續發展。不同階段的扶持差別很大，以資金為例，第一階段最高15萬美元，第二階段85萬美元，第三階段升至400萬美元，第四階段可達900萬美元。不過，只有第一階段的資金100%由基金會承擔，隨后就會引入市場投資者，第四階段來自市場的資金比例超過75%，以強調“讓市場做決定”。龐稼認為，上海不缺扶持創新的機構，也有資金、場地等各種資源，但在平衡“全面支持”和“有的放矢”上還有待改進。以色列和俄羅斯的巧妙之處在于知道針對怎樣的創新者應該提供怎樣的服務，最大程度地激發創新者活力。提前爭奪“創新未來”創新城市的未來在哪里？這是記者帶到以色列和俄羅斯的共同問題。有意思的是，兩個國家給出的答案相當一致：年輕人。經過4年左右的建設，斯科爾科沃創新園區已初具規模：從高處看，園區大得看不到邊際，已經建成的現代化建筑物新穎別致，正在建設的工地生機勃勃。據V·比洛夫介紹，園區已經吸引300多家創業企業入駐，到今年底，園區內的R&D研發人員將超過3500人，R&D投入數額超過9.43億美元。比起數據，記者對園區核心建筑、蝴蝶狀的斯科爾科沃創新中心印象更深，因為這里到處都有年輕的面孔：一樓的創客咖啡廳里，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正熱烈地討論；穿梭在餐廳里的，是穿著隨意的年輕人，仿佛到了高校食堂……誰能想到，他們的工作，圍繞的是俄羅斯最看重的創新領域：空間技術、核能技術、信息技術、節能技術和生物技術。“年輕人就是未來。”基金會旗下斯科爾科沃科技學院校長愛德華·克勞利告訴記者，今年早春他在中國度過了異常忙碌的一周，包括走訪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歡迎中國學生來斯科爾科沃科技學院留學深造，共同創新。愛德華·克勞利認為，整個斯科爾科沃園區都像一座開放大學，這里有資金、場地、有適合年輕人的創新企業，更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課程設置”。據悉，所有的學生都將參加分組實戰課程，這些課程不僅與麻省理工的教學優勢共享，而且與商業項目緊密相連，教師的目標是指導學生把自己的創意想法在課程中變成產品。在他看來，年輕人能為“俄羅斯的硅谷”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以色列也在“搶”善于創新的年輕人。以色列理工大學的艾瑞·吉瓦教授負責學校的國際教育計劃，其中設在中國廣東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即將招收海外學生。新學校將利用以色列在咸水淡化、水質凈化和灌溉等領域的研發成果進行再創新。龐稼認為，俄羅斯和以色列用實戰吸引年輕人創新的做法值得參考借鑒。上海的高等教育并不缺乏科研力量，有志于科研的年輕人也不少。但是，如何把創新從畢業提前到學習中，如何把科研優勢變成創新優勢，還值得推敲。另外，上海在爭搶國際人才上能否視野更寬點，加大力度引進或者培養海外各種人才。而年輕人，正是未來的創新種子。

視野跳出“鐵絲網”前方之路更寬廣上海自貿試驗將進入2.0版，自貿區企業期待改革能繼續深化更給力走進胡環中的辦公室，一堆圖紙鋪滿整張書桌。另一邊，胡環中蜷縮在沙發上，皺著眉頭在研究一本英文書，不時做一些筆記。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區前夕，身為外高橋文化藝術發展總經理的胡環中感覺自己真要“充充電”了。手中這本原版英文書，是美國國際藝術品倉庫建設標準，又稱“UL標準”。由于國內從未建設過“UL標準”的藝術品倉庫，這本書也沒有中文版，其中大量專業術語，讓他看得“頭大”。不過，胡環中決心再難也要“啃完”它，因為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區的機遇就在眼前。外高橋馬吉路2號，也就是胡環中所在的白色大樓，是上海自貿區里的一幢“明星建筑”，每天來訪者絡繹不絕。而來到外高橋，若不去外高橋文化藝術公司建的藝術品保稅倉庫看看，會是莫大遺憾。這個倉庫配有恒溫恒濕、24小時超強安保、紅外線監測網絡、惰性氣體消防等多項高端設備，堪稱一座“藝術品金庫”。更重要的是，這里集中了上海自貿試驗一年多來的許多改革成果。藝術品倉庫選擇建在外高橋，正是由于自貿區打破了原有的操作模式，買家可以在不繳納進口環節稅費的情況下，將藝術品無期限以保稅狀態存放在倉庫里。這里的藝術品還可以自由分撥中轉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啟用1年多來，3000平方米保稅倉庫供不應求，很多“寶貝”還在排隊等待進庫。聽到自貿試驗區擴區的消息時，胡環中又一次心動了。“陸家嘴、金橋、張江都是成熟地區，商家云集、人氣旺盛，以后大家都是自貿區，一定會聯動起來發展。我們可能會把梵高、達利、米羅的藝術展放在陸家嘴舉行，倉儲和交易則仍放在外高橋，繼續利用保稅優勢，這樣生意一定會更好。”生意越來越火爆，現有保稅倉庫顯然無法承受。于是，從年初開始，胡環中就在籌備藝術品保稅倉庫二期。這將是一座建筑面積達6.5萬平方米的升級版藝術品倉庫，不僅有保稅倉儲功能，還兼具展覽展示、交易拍賣、評估鑒定、金融服務等功能。尤為難得的是，它將嚴格按照美國UL等國際標準建設，在防盜、防火等安全性上比一期倉庫更勝一籌，預計2021年建成后將是全球面積最大、設施最先進的藝術品保稅倉儲中心。當胡環中為二期倉庫建設“惡補”英語時，伊禾農產品科技公司董事長蔣佳這些天則在金橋碧云社區“掃街”。自貿區剛掛牌，伊禾就在洋山保稅區設立了跨境農產品展示交易中心，利用自貿區優勢，生鮮業務增長了幾十倍。但洋山畢竟離市區太遠了，很多市民不知道這一平臺，成為伊禾一直以來的心病。讓蔣佳興奮的是，隨著自貿區擴區，跨境生鮮產品的線下體驗店終于可以開在陸家嘴、張江、金橋等地了，而且做跨境電子商務的生意伙伴，也無需到外高橋或洋山注冊企業，直接在浦東核心區就可與他們合作。“我們陸家嘴的體驗店已經選在了正大廣場，金橋這邊，就是想在碧云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對于自貿試擴區，不管是胡環中，還是蔣佳，都有一個共同心聲，那就是改革能繼續深化，更加給力。胡環中的心愿是，藝術品外出展示的審批時間能從目前的20個工作日，縮短到10天左右，這樣他的公司就更有競爭力，能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和外商“別別苗頭”。而蔣佳則希望貿易鏈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能盡快開啟，如此公司一年近20億元的資金往來將變得更便利，高效。“上海自貿試驗就要進入2.0版了，改革將不再局限于原來保稅區的28平方公里，我們的視野也早就跳出了‘鐵絲網’，前面的路一定會更好，更寬廣。”忙碌中的胡環中、蔣佳們如此期待。

浦東，一個新的起點正在到來“擴區？我還不知道，聽說買東西會便宜，但我不知道交易平臺在哪，要是陸家嘴有進口直銷門店就太好了。”“擴區？還不清楚吶，最近浦東板塊的股票漲得都不錯，和這有關系嗎？浦東的房價會漲嗎？”“擴區？看到新聞了，現在平行進口汽車已經便宜了，擴區肯定會對我們外貿公司影響更大，老板開心。”“擴區？當然知道。我是做金融的，以后能做的業務就更多了，工作機會也會多起來，對自己也是個挑戰。”“擴區？一定要知道的呀，我就在等更多細則出來，現在投資境外的渠道太少了，以后要是有更多管道海外聯動就方便多了。”“擴區？我們一家人剛從美國到上海，還不知道，不過很想問問，有我們能看懂的新聞嗎？”……一個新的起點，正在到來。陌生、懵懂、憧憬、期待、想象，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即將擴展到浦東更多區域，記者在浦東探營，數十位浦東市民、政府官員、企業員工的各種反應、心態與準備，雖不“完美”，但充滿夢想和朝氣。市民的認知還在慢慢進步，希冀更加現實。在陸家嘴，從事金融的楊先生就在期待，“我希望上海未來能夠變成像新加坡自由港一樣，不但業務更多更好，出行也會更加方便。”在張江，一位在網絡游戲公司工作的插畫師也希望：“自貿區的目標是開放，我希望以后能在自貿區里和更多高手直接過招學習。”在碧云國際社區，居民朱阿姨更加直接：“我去外高橋買過進口水果，不過人太多，擴區后，希望自貿區直銷店能直接開到社區，那該多好啊。”摩拳擦掌，更多企業、政府部門已做好準備、躊躇滿志。近日，浦發銀行悄然完成了對接擴區的營業網點分布，5家一級支行、14個營業網點，直接對接新的自貿區五大區域，新版《自貿區金融服務方案5.0》也將隨之推行。“這一次，浦發銀行將針對每個區域不同產業，逐一打造特色行業金融服務方案、區域專屬金融服務方案，總共涉及12個重點行業和客戶群體。”浦發銀行上海分行、自貿區分行行長王新浩說，今后，不管是陸家嘴的跨國集團、金橋的制造業企業，還是張江的生物醫藥、科技創新企業，只要按章索驥，即可找到最適合的金融服務方案。“在另一層面上，我們已向全國有意于在自貿區開展業務的企業延伸，打造全國性服務平臺，將自貿區的輻射作用真正體現出來。”在浦東民生路，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正以“量體裁衣”式的政策創新，為即將到來的擴區做著準備。繼首批8項創新舉措在浦東全區推廣后，目前又有11項新政得到國家質檢總局批復同意，涉及簡政放權、規范管理、創新模式三大領域，很快就能讓自貿區內企業享受到。在張江，剛剛推動中國首個基于云計算的基因信息分析平臺上線，其明信息技術總經理李奇已開始思考自貿區擴區的價值與影響。“自貿區未來會成為外國創新人才的聚集地，我們可以利用他們對全球市場施加更大影響，但也絕對考驗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與專業能力，危與機并存吶。”李奇感慨，“我們更要加把勁，從人才的多元化、基層創新做起。”憧憬著、準備著、思考著、嘗試著……深改大潮涌動在浦東，在上海。

中式快餐店創業計劃書一、項目簡介快餐（QuickLunch），是指預先做好的能夠迅速向顧客提供食用的飯食，如漢堡包、盒飯等，港臺一帶將快餐稱作速食、即食、便當。無論是西式快餐還是中式快餐，均體現了方便、節時、可充當主食的特征。快餐起源于西方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英語稱為“QuickMealorFastFood”。以肯德基和麥當勞為代表的西式快餐進入中國之后，其標準化的烹飪方式瞬間贏得了消費者的青睞，也顛覆了人們心中對快餐的傳統理解定義。實際上，就快餐而言，中式的餛飩、面條等也屬于快餐范疇，只是相對于西式快餐而言，因缺乏標準化管理而難以獲得市場認可。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應運而生的盒飯，成為中式快餐的典型代表，這是中式餐飲在吸收西式快餐文化元素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新型飲食文化，它以明快、方便、節時、產品豐富等特征，贏得了消費者的認可和喜愛。現代中式快餐體現的是西式快餐與傳統中式快餐的有機融合，既注重了西式快餐的標準化管理，又保留了傳統中式餐飲的營養特征；如何平衡和銜接中式與西式快餐文化的元素，成為現代中式快餐走向市場的基礎和核心。二、項目認知近來，中式快餐相對于西式快餐而言，其餐飲優勢開始逐漸凸現。其原因在于西式快餐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以后，逐漸顯現出五大“通病”：首先是產品種類較少，選擇受限；其次產品以油炸食品為主，高熱量、高脂肪；再次產品結構中蔬菜品種少，西式口味不受本地消費者歡迎；此外產品終年不變，缺少創新；最后，糟糕的是，它往往還鼓勵消費者多吃，尤其是少年和兒童。事實上，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在食品安全日益深入人心的新形勢下，以漢堡和油炸為主要特點的傳統西式快餐，已經遭遇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摒棄。高脂肪、高熱量甚至涉嫌含有致癌物質的西式快餐在國外一直備受指責，西式快餐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已經大打折扣了。在美國加州有關薯條致癌物警示標志公訴的12個國際知名快餐企業名單中，肯德基赫然在列。“中式快餐市場太大了，而洋快餐近來爭議很大，進軍中式快餐是明智的選擇。”中國烹飪協會一位權威專家指出。市場經濟的今天，中國飲食業隨著經濟的發展，行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快餐業以其方便、快捷、舒適、清潔的特點逐漸被億萬大眾接受，成為飲食業的主角和先鋒。在眾多酒店、飯館生意越來越清淡的情況下，中式快餐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和廣闊的市場前景。眾多專家指出，近年來，隨著“健康、營養”等飲食理念逐漸風行，中式快餐業的增長已經超過了西式快餐的市場增長。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式快餐很可能出現全國性的知名品牌，中式快餐將一改昔日西式洋快餐一統天下的局面。三、經營模式我們的門店選址在寫字樓，文教區和居民區之間。店面在30—40平方米，廚房較小約為8個平方。顧客群為需要提供快速就餐服務且喜歡中式餐不愿意放棄飲食樂趣的人群，就餐標準在8-20元/人?餐之間，主要針對上班一族和學生群體。因為剛起步，規模不大，所以可以先利用自家的廚房作一些菜的初加工。門店的廚房以電為主要能源，煤氣等明火能源只在突然停電時使用，這是因為我的加工工藝只需使用電能就可以了，而且目前使用煤氣的成本已經相當高。早中晚餐綜合的中式快餐：重點以大眾消費需求為主，按需所供，隨客下菜，地點多設在商業區某個巷口，或社區門前，有些在大社區院內，比較受大眾消費者歡迎，特別是收入較低的打工者和周邊居民。菜品：餐飲店要立足根基，最根本的就是菜品，無論裝修怎么考究，服務如何周到，出菜速度多少快捷，如果菜不好吃，照樣也沒人光顧，即便光顧那也已經不是真正的餐飲店了。同一道菜的口味要保持一致，不可以這次是這種風味，下次變成了另外一種風味，口味一旦確立就不能輕易改變。這個說起來似乎容易做起來卻是相當難，因為傳統中式菜復雜的加工烹飪過程中無論哪個環節出錯都會導致菜品的差異。其實這些正是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的—標準化的做菜方法，目前我已經做出標準化的菜系，形成了五十多只菜的特別配方，并能根據菜色搭配做出調整。菜色：菜色太少會讓人覺得選擇面小甚至無菜可吃，過多又會使員工操作變得復雜由此也會增加門店的運營成本，因此提供多少菜色，如何確立菜色也是一個大問題。按照我目前的想法，每天要準備5個冷菜，30個品種的熱菜，包括自創的特色菜、家常的杭幫菜、粵菜以及川菜。然后每月進行統計，淘汰1—2個最少人點的菜，加進幾個新菜，品種控制在30個以內。菜色在保持全年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季節進行一定調整。出菜速度：快餐相對于普通的餐飲，最大的特點就在“快”上，因此快餐還應在保證菜品的條件下，盡可能縮短出菜周期。而我的做菜方法正符合這一要求，能夠大大降低出菜所需時間，保證快速出菜。不同時段的側重點：午餐和晚餐是中國人的正餐，應以炒菜為主，配以一定的冷菜，同時提供蓋澆飯;早餐由員工按配方做粥飯面點;下午和夜宵提供休閑餐，以奶茶、冰品、面點為主。冬天的時候再加上幾個特色火鍋。比如早餐其經營品種主要有3類，既粥類(包括豆沫、糊辣湯、黑米粥、南瓜粥、小米粥、玉米糝粥等)、油炸面食類(包括碎油條、油餅、油菜角、油饃等)和非油炸面食類(包括肉餡包子和素餡包子)，另配有熟雞蛋和咸鴨蛋。菜價：定位在家常菜的水平，蔬菜5元/份，葷菜812元/份，套餐按照菜量和種類搭配不同定價在615元/份。各式小吃的定價視成本與市場價格而定。同時為了招睞更多顧客，每半月推出1—2個特價菜。服務：任何一家企業如果沒有良好的服務就不能長久興旺地生存，服務的背后其實是員工的態度，只有員工滿意，才能讓顧客滿意。因此我們要對員工進行培訓和激勵，先培訓后上崗，同時門店制定細化標準以供實施操作與監督考核。有了滿意的員工，我們就能為顧客提供良好的服務，高品質的菜肴，快速的上菜速度。中式快餐店的服務項目因經營者的能力和經營特色而有所側重，作為中式快餐店，除了要求店堂整潔光亮外，在裝潢裝飾方面沒有特別講究。中式快餐店的服務項目主要集中于服務的菜肴內容，快餐店的菜品設計應注重和講究營養衛生、制作方便快捷，而且每天應選購最新鮮的蔬菜、魚、肉、禽蛋、水果作為加工原料。快餐店菜肴品種一般不多，主要是幾種或系列特色風味，并且產品標準統一，中式快餐店的經營具有以下幾點特征：菜單簡明，減少了顧客對菜品的選擇時間；服務迅速高效，點選的食品既可在餐廳內食用，又可帶出店外；快餐店中新菜品易被顧客接受；多變的菜品，富含豐富的營養4.采用流水線生產，制作成本低廉，菜品價格便宜。5.富含豐富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