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治療在團體工作中的運用與思考

C916：A1002－3240（2011）01－0114－03一、敘事治療運用于團體治療的背景與歷史敘事治療是基于社會建構論發展起來的一種心理治療和社會工作實踐的新模式[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敘事治療的創始人米高懷特把bateson的詮釋論，福柯的權力分析和社會建構主義的思想綜合應用于家庭治療，在澳大利亞開展了敘事取向的治療方法。此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敘事治療傳遍了世界多個角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社會工作實踐領域廣泛使用，成為時下最具影響力的治療法。敘事治療早期多使用于個人及家庭實踐，很多前來尋求心理治療的個人生活在一個充滿問題的故事里，而且是他不喜歡的故事。治療師就運用敘事心理治療來同這些人一起去改寫、重寫他們的生命故事。九十年代人們開始為個人故事尋找聽眾，嘗試用于團體情境。O’NeillStockell于1991年首次在精神分裂癥的團體治療中使用敘事治療方法。治療師通過應用問題外化，用獨特的結果和重寫問題的技術完成了一個男性精神分裂癥團體的改變過程[2]。Laube和Trefz于1994年把敘事治療的團體工作擴展到抑郁群體。治療師們發現，當組員在團體環境中講述和傾聽故事時，團體成員自身變成了一個獨特的結果從而開始創造新的故事，而且新故事會經由團體其他成員的反應獲得確認。在團體中，存在讓他們被其他成員傾聽和肯定的空間，因此長期被抑郁控制的孤立感也得到了緩解[3]。Vassallo于1998年把治療對象從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擴展到具有其它形式的一般心理問題的患者，他發現在團體情境中運用敘事治療方法，組員在自信心、自我接受和人際關系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4]。隨后，敘事治療的應用范圍和適用人群越來越廣泛，從個人到團體，從處理特殊問題的人到各種年齡、各種一般困難的群體。敘事治療傳入中國并被用于實踐時間不長，從90年代初米高懷特應邀來香港舉行講座，直到2000年后敘事治療才在香港開始流行。2000年，Freedman和Combs的《敘事治療：解構并重寫生活的故事》中文版在臺灣地區翻譯出版。在中國內地，敘事治療在團體工作中運用的實踐則剛剛起步。二、敘事治療的主要理論基礎與治療技術敘事治療最主要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的主要觀點包含四部分，即現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現實是經由語言建構出來的精神產物；現實是訴諸敘事組成并得以維持的；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5]。在社會建構主義者看來，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它是人們互動的產品，當人們相互交流之時，世界即被建構，我們運用何種語言即昭示某種行動形式。現實經由敘事、談話和故事組織并維持，它們構成不同的話語體系。話語是權力關系的再現，占統治地位的群體可以建構某些話語以排斥或邊緣化某些弱勢群體，這些話語又支撐著權力關系的不平等并視其為公正或者理所當然的。社會建構主義就是要打破如此話語體系的霸權并揭示背后隱匿的權力關系。在社會建構主義視野下，人們有機會重新建構新的話語體系以將受制于舊有話語體系的人群解放出來。在此基礎上，米高懷特認為，人的生活經歷有很多，但是這些經歷怎樣成為我們有意識的經驗，就需要用一個框架把這些經驗整理及敘述出來，通常我們用故事的形式來整理和表達我們的經驗。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主題，那些跟主題相符合的經驗就能得到表達，而其它與主題不符合的就遺忘了。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經歷庫存里，有很多內容并沒有以故事的形式講述出來，因此，故事并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可就是這些不全面的故事卻對我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們型塑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社會關系，因此生活的真相是被建構出來的。在敘事治療看來，如果一個人生活在某一個故事里，而這個故事并不是他所喜歡的，不能夠完全表達他自己的意愿，他就會被“問題故事”困擾，生活充滿痛苦。尋求治療的人總是深受“問題故事”的困擾，而實際上這些“問題”是被他自身主觀建構的。這種建構深受“主流話語”和“正統標準”的影響。正是這充滿問題的故事，構成，甚至塑造了當事人的問題生活[6]。好在故事并非生活的全部，生命中有很多豐富的生活經歷沒有反映在故事中，只要我們從豐富的經驗庫存里找出那些曾經被遺忘的經驗，去重新寫成新的、我們所喜歡的故事，就能為我們帶來新的盼望，重獲生命的動力，這就是敘事治療。敘事治療就是要解構并重述當事人的生命故事，為其帶來新的盼望，使其重獲生命的動力。雖然米高懷特從來沒有明確的說明敘事治療要經歷某一種特定的過程，但總體來說，敘事治療可包括三個階段：外化當事人所面對的問題、發掘獨特結果和重寫新故事、鞏固新故事[7]。根據Carr[8]的總結，敘事治療的整個過程應該包括：1）采取一個合作性的、共同書寫故事的立場；2）經由故事的外在化而實現個人與問題的分離；3）經由發現獨特結果而幫助案主辨識生活中沒有遭受壓制的時期；4）以行動圖景和意識圖景技術強化案主對獨特結果的敘事；5）將獨特結果與過去和現在的其他事件聯系一起，從而形成一個關于自我的新的敘事；6）邀請重要他人進入見證新的自我敘事；7）用文字的形式記錄下那些支持新的敘事的知識和實踐；8）以回饋的方式與他人分享，促使他人擺脫同樣的壓制性敘事。米高懷特及其同事發展了很多敘事治療的技術，如問題外化，重寫生命故事對話，失敗對話，成員重組對話，個人身份定義典禮和局外人見證，社區委托，治療文件，創傷工作等[9]。下面簡單介紹前面四種主要的治療技術。1.問題外化問題外化的目的是協助當事人將壓迫著他的問題客觀化或人格化，將問題與當事人分離。米高懷特認為，問題是文化及歷史的產物，是通過社會建構出來的，因此問題本身及問題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才是問題。敘事治療與當事人可透過“問題外化對話”幫助當事人一起尋找出這些外在于自身的問題，把它抽離出來，得以以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及對它的控制。接著探尋生活經歷中出現的抗拒問題對他要求的“閃耀的一刻”，即獨特的結果，辨別出這些“獨特的結果”，為發展他的新故事，新身份打下第一步的基礎。問題外化可以減少當事人失敗的感覺，讓背負問題重負的人卸下重擔，以輕松的心態和方式去處理看起來非常嚴重的問題，重新找回控制自己生命的權力。2.重寫生命故事充滿問題的當事人被問題故事控制，沒有看到其實這個充滿問題的故事并不是他生活經歷的全部。豐富的生活經歷只有小部分能夠在生命故事里得到表達，大量的生活經歷被排斥于主流故事之外。因此，接受主流故事控制的人在主流故事中常常被問題化。重寫生命故事就是通過談話，將人們生活經歷中那些被主流故事忽視的細節挖掘出來，將其搭建成為一個有別于主流的、另類的、但卻是自己稱心如意的新生命故事。當某種獨特的結果得到確認后，當事人便能為這獨特結果賦予意義，使它們茁壯成長，賦予人生活全新的意義，從而使當事人不再被充滿問題的故事困擾。3.與失敗對話米高懷特認為現代權力要求人們按照社會及文化建構出來的“模范”來生活。并認為這樣的人才是成功的人，而人們經歷的種種失敗，就是因為做不了模范。而個人的失敗正反映了現代權力的一種失敗，它體現了人們對現代權力的拒絕。失敗中蘊藏著另類身份發展的方案，因此與失敗對話讓我們能夠識別自己對現代權力要求的拒絕，認識到除了典范以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生活[10]。借著人們帶來的挫敗感為起點，我們可以同他一起創造新故事，并給新故事賦以個人的價值和理想的追求。把一個失敗的人生，變成一個充滿生機、有夢想、有追尋的人生。4.成員重組對話人的身份和自我是由他所身處的、經歷的及參與的社會處境共同建構而成的。因此如果當事人尋求改變當下的、充滿問題的身份及自我，就必須回到社群里去。成員重組即重新組合生命中的成員，重新整理他與在他生命中出現過的人在各自生命里扮演的角色，改變這些人在我們生命中的影響力，借著這些調動、調整，留在生命俱樂部的成員全部是當事人喜歡的、對他有正面貢獻的人，在這樣的過程中，當事人對其新身份和新生命能有更深刻、更立體的體會。三、敘事治療運用于團體工作的思考首先，敘事治療非常契合當前社會特點和人們的內心需求，它的運用可以解決時下很多現代心理和行為問題。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的今天，主流話語的權力非常強大，它為每一個人都樹立了成功人士的楷模，確立了各種各樣的好的標準，讓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去比較、去模仿，但現實是殘酷的，永遠不可能符合每一樣標準，于是人人都經歷著大大小小的失敗，挫敗感隨時隨處可見。然而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沉重的壓力下，人們并沒有完全屈服，在生活中時常做著各種各樣的抗拒，去嘗試一些另類的生活方式。如一些與主流的美的標準和好的行為完全相反的人，不可思議的一夜成名，受到熱捧和模仿；網絡上對正統形象和話語的“惡搞”層出不窮，頗受歡迎等，這些都是人們無意之中的抗拒行為，抗拒行為無處不在體現了人們在尋找另類的出口。敘事治療正契合了這一社會和心理需求。其次，團體工作中運用敘事治療有時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將相似經歷和困擾的人集合在一起，他們會發現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才有這樣的感受，因此更容易理解那些痛苦不是他自身的問題，而是外在原因，外在制度造成的，通過相互啟發和示范，成員會更容易將問題外化。尋找獨特結果時，團體成員自身變成了一個獨特的結果從而開始創造新的故事，而且新故事會經由團體其他成員的反應獲得確認。同時在個人身份典禮中，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成為其他成員新身份的見證人。在團體中，還存在讓每一個人被其他成員傾聽和肯定的空間，長期被抑郁控制的孤立感也能得到緩解，自信心、自我接受更高。生活中，深受困擾的人通常都是獨自一個人在掙扎和努力，個人的力量顯得非常單薄。既然很多人都有相同的困惑，都走得這么辛苦，那么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他身邊人的伙伴和同路人，如果運用團體敘事的方式，把個人放入群體中，發展一個相互支持協作的集體去互相支持，就可以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不是孤獨的。通過集體一起尋找新故事，共同對抗外部的主流價值觀，集體的力量會更增強抗拒主流論述的勇氣和力量。再次，團體情景中運用敘事治療符合中國文化的特點。中國的群體文化性質相對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更適合將敘事治療于團體中使用。如，中國人很在意周圍他人的評價，非常重視集體的認可，個人的身份和生活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尤其是集體的確認和肯定。第四，敘事治療應用于團體工作，大大擴展了其影響范圍，不僅可以用于心理、行為問題的特殊群體，也可以用于一般人群，如學校，企業等組織，以提高職員的職業認同，團體凝聚力和組織歸屬感。最后，敘事治療的團體工作實踐要取得好的效果，需要注意一些問題。一是組成小組的組員之間需要有相似的問題或個人特征。相似的問題和困擾有利于連接組員共同對抗外部的“敵人”，也有利于組員在探尋新敘事中很容易取得一致，密切合作；二是在進行問題外化和尋找獨特結果時，治療師的示范非常重要。治療師需要用語言進行示范，以全新的話語去探求另類的結果和“閃耀的一刻”，以便組員在敘述時進行模仿，改變原來的看待自己和問題的視角，否則可能會變成“訴苦會”，反而強化問題故事；三是尋找獨特的結果要從意識到參與小組本身即是獨特結果開始。治療師可以引導組員將組內經歷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