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4年北京外來常住居民遷離意愿及社會心理影響研究

北京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優質資源，發展機會多，常住人口逐年保持增長。一直以來，北京的人口流動都是雙向的，只是流入遠大于流出。然而近年來，隨著北京房價和生活成本的迅速提高，外來常住居民回遷情況有所增多，尤其是在最近幾年北京人口綜合調控的大背景下，常住人口的遷流吸引了多方關注?！疤与x北上廣”的說法一度十分熱鬧，但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真正想離開，離開的意愿有多么強烈，影響回遷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基于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我們展開了本項研究，本文分析的重點是北京外來常住居民的回遷意愿、影響因素及相關社會心理情況。希望本研究可對北京市社會建設和綜合城市管理提供一定的參考。一研究基本情況（一）研究對象和方法本文研究對象范圍設定較寬，定義為20年內來到北京工作生活的常住人口（不考慮是否具備北京戶口），年齡要求在18歲以上。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所定義的外來常住人口的排除項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及在校大學生群體。以來京20年以內作為標準的原因是北京人口加速流入始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20多年，這樣就可以涵蓋大多數研究對象，提高研究的覆蓋面和代表性。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一定數量的個案訪談和座談。樣本主要根據行業進行分類抽取，調查樣本的80%分布于海淀區，回收有效填答問卷672份。此外還按照樣本飽和度原則開展了個案訪談129名，兼顧了各類特征人群，二者合計有效樣本為801個。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并不完全符合隨機抽樣原則，地域代表性不足，樣本數量也有限，因此本研究結論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據以推論北京整體情況還應持謹慎態度。（二）研究假設十多年來北京的常住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只是近幾年增速有所放緩。而外來人口是新增常住居民的主體。2014年末，全市新增常住人口比2013年末增加36.8萬人，增速為1.7%。與2013年相比，增量減少8.7萬人，增速繼續保持下降，下降了0.5個百分點。城市規模擴大所帶來的聚集不經濟效應也正被北京居民切身感受到，有不少人選擇離開或有此計劃，匯總各方信息與研究資料，其原因大致有幾點：第一，戶口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與戶口相關的一系列子女教育和社會福利問題；第二，經濟壓力問題，大都市的房價房租高，基本生活價格水平也比較高；第三，對更高環境質量的追求，有人選擇移民，或者到環境更好的城市，也有不少退休之后的老年人，選擇將北京的房屋出售或者出租，而到廣西、海南、云南等地租房或購房居住養老，據本人一段時間的測算和追蹤，這樣的人口數量已超過40萬，有不少人選擇候鳥型居住方式。根據上述情況，結合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一些研究假設進行重點分析。研究假設1，戶口仍然對外來常住人口的遷留行為構成重要影響。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北京戶籍的實際效用是在下降的，最大的影響就是子女教育。但是，有研究表明戶口對居民心理層面影響仍然很大，戶籍制度仍然是外來人口實現心理認同的重要障礙。研究假設2，孩子的受教育情況會極大地影響外來居民的遷留意愿和實際行動。研究假設3，是否具有穩定工作，將對外來常住人口的遷留意愿和行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調查對象的綜合經濟狀況、住房情況將會影響其遷留意愿。研究假設4，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可能離開北京，越是從事科學、文化、藝術工作的人也越不可能離開北京。因為從行業背景與教育程度方面來看，越好的教育背景越可能增加人們的社會適應能力和對城市的認同感，北京也具有良好的行業發展平臺和氛圍。研究假設5，家庭狀況會影響個人與家庭的遷留意愿。研究假設6，北京的環境空氣質量對人們的遷留意愿正在構成很大影響。北京近幾年的空氣污染問題毫無疑問正在成為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吐槽”北京的霧霾已經融入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因此表達了離開北京的想法。（三）調查樣本基本情況本項研究共有801名調查對象，其中男性為427人，女性為374人，年齡中位數為33.4歲，調查對象的平均來京時間為8.8年，調查對象的來源地主要是距離北京較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東北等。調查對象的教育背景較好，超過半數都有大專以上學歷。由于調查是通過職業類別抽取，所以調查對象幾乎都處于就業狀態。在收入方面，調查對象的月收入中位數為5120元，低于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但其收入水平與所從事職業密切相關，因此收入水平較為分化，平均數會更高一些[1]。在801個總樣本中，具有北京戶口的占22%，已婚者占62%。二總體回遷意愿與影響因素（一）回遷意愿基本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在北京外來常住居民中，有明確回遷意愿且很有可能付諸行動的占28%。這里所說的明確回遷意愿是指具有較為強烈的離開北京的意愿，且已經或準備著手實施的人，并不僅僅是在抱怨北京的空氣污染、交通擁堵或者高物價的同時偶爾動過離開念頭的人。另外那些偶爾想過這個問題的人有49%，接近半數，二者相加有77%。這些數據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外來常住居民目前的回遷意愿低，但是潛在的回遷意愿高。對北京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來說，外來人口中有不到三成的人有比較強烈的離開想法是在正常的比例，而且不管想法多么強烈，同具體的實施之間總還有距離。那么，有強烈離開意愿的這28%的人，他們當中又有多少人下定決心，并且開始著手準備了呢？從數據上看，已經開始行動，或者有明確計劃在5年以內離開北京的人只占10.7%，而將時間更明確選擇在3年以內的只有8%，其他人表達在5年以后或者不確定，如果推算全北京的話，約70萬人在3年內較確定會遷離，這個數字比原先設想的要低一些。也可能是我們設定的條件太苛刻，不排除很多人的回遷沒有明確計劃，一旦工作有變或者出現某種情況就可能離開，尤其是單身者。目前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為818.7萬人。北京2011年以來，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逐步放緩，常住人口增量從2011年的56.7萬人降至2014年的36.8萬人[2]，這個數據說明北京人口的補充能力仍然是很強的，即使每年有20萬～30萬常住人口離開，但新流入人口畢竟更多。常住人口增長使得人口總體調控存在難度，這雖然帶來了大城市的各種通病，但也顯示了北京的吸引力仍然強大。另外，我們也應該對那些潛在的有離開想法的人群保持關注，雖然其離開意愿并不強烈，但是比例高達49%，如果在某些條件下這部分人大規模外遷將會對北京造成重大影響，不僅是勞動力短缺，城市競爭力下降，還會有經濟停滯，資產價格崩塌的問題。從城市綜合治理的角度來看，要避免出現導致大量人口快速離開的任何特殊情況的出現。在28%有強烈意愿離開北京的應答者中，占73%的人表示要回本?。ɑ蚺渑技亦l省份），但是“本省”的范疇比較大，不一定是原家庭所在的村鎮或者縣，很多人是準備回到原籍省份的地級市或者省會城市。剩下的人表達去其他中心城市或其他省份，一部分高收入或專業人員選擇移民，表達沒有確定下來的人比例很低，只有4.4%。這或許說明人們之所以決定遷居，是因為已經有了明確的遷居目的地?；乩霞疫€是去其他地方發展的決定因素是家庭情況和個人因素，個人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職業和經濟條件。那些職業為公務員、教師、事業單位的人群，其遷離北京的實際意愿很低，在所有的職業類別中是最低的。我們分析這些職業的穩定性比較強，也許也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和資源。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職業的社會適應性可能不如專業技能突出的職業，去其他城市或者進入公司就業難度較大。經過研究發現，人們在京生活時間越長，回遷意愿就越低。但是，那些在北京生活超過十年的組群，其擁有自有住房的比例更高，家庭及子女在京的比例也更高，當把住房和子女在京的影響控制以后，其離京意愿與在京居住時間就沒有顯著相關性了。此外，本研究還顯示，一般常說的社會融合程度（對城市的認可程度、社會交往范圍）對于人們遷留選擇的影響其實不大。社會融合可以歸入直接歸屬的范疇。從調查對象的來源地來看，總體上是距離北京比較近的省市來源地最多。我們發現，原籍是離北京越近的來源地的外來居民越不愿意回鄉，即使回去也很可能再回來。從地域文化來看，越是與北京地域文化差異大的越傾向于回遷（主要體現為南北方差異），越往南方越不愿意留在北京，但四川、浙江與福建省的外來居民留京意愿并不低。（二）對研究假設的驗證研究假設1，戶口仍然對外來常住人口的遷留行為構成重要影響。北京戶口對一般普通居民來說，最大現實影響就是子女上學。此外，戶口還有一些心理影響。本研究表明，戶口仍然對外來居民遷留意愿構成影響，這一假設可以得到一定的驗證，但這種影響似乎達不到重要的程度。尤其是戶口的心理影響與行為之間的聯系無法得到驗證。準確地說，戶口因素只有與孩子教育問題、經濟問題、職業屬性問題結合起來，才構成影響人們遷留行動的實際原因。從數字上看，有沒有北京戶口與是否有較強烈意愿離開北京，這兩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7，是高度相關的，但是如果把是否在北京擁有獨立住房和孩子讀書問題這兩個變量的影響控制以后，這一相關程度就降到了0.1以下，幾乎不再相關。有些職業比如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是要求具備北京戶口的，這些從業群體的遷離意愿特別低，顯然這也是職業的影響而非戶口的作用。所以，我們既可以說戶口很重要，又可以說戶口很不重要，關鍵是看我們在什么樣的層面來進行討論。在本研究的對象中，有28%的家庭是有北京戶口的，其教育背景為大學及以上的高達85%，這說明北京的戶口政策確實吸納了高素質勞動者。但在今天戶口并不可能成為限制人們流動的手段了。從總體來看，戶口在心理層面有影響，但與人們的遷留選擇聯系很微弱，其現實重要性在于戶口是獲取其他重要資源或身份的門檻，那些才是決定人們去留的關鍵。研究假設2，孩子的受教育情況極大地影響外來居民的遷留意愿和實際行動。在本次調查的子樣本中，與配偶及孩子共同在京生活的占75%，這一比例比原來想象的要高一些，這可能與調查樣本區域有關。北京近年的收緊學籍政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實施效果值得思考。目前北京市對非京籍兒童入學要求的“五證”是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等相關材料。此外還有繳納社保方面的要求。因此對于有穩定職業者，孩子入學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不繳納社保的人群會受影響。假設2可以得到程度一般的驗證，調查中發現，孩子是否在北京上學對家庭的流遷選擇沒有設想中的影響那么大，雖然有家長隨孩子遷移，但比例不大。我們調查的幾所非京籍學生占很高比例的中學，到初三的時候往往一個班級僅僅剩下十多名學生，甚至不到10名，大多數同學為升入普通高中，已經提前轉學回原籍或者去河北緊鄰北京的城市借讀，這樣可以方便照看，但是他們的家庭大多數并沒有離開北京，很多孩子這時候成了留守少年，而他們大多數人已經適應了北京生活，甚至是在北京出生的。研究假設3，是否具有穩定工作，對外來常住人口的遷留意愿和行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調查對象的綜合經濟、住房情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調查結果完全支持本項假設，即具有穩定工作對人們的遷留意愿和行動具有決定作用。那些非常穩定的職業，即使人們有離開意愿，其中的絕大多數也沒有明確規劃。收入因素影響也十分明顯，即收入越高者，越傾向于在京穩定居住而不會考慮回遷，但是其中的高學歷人群，很多都有強烈的移民意愿。有較強遷離北京意愿者，很大部分是低收入者。由于近幾年北京的房價生活成本快速上漲，一些人選擇回家鄉或者去其他城市發展。而北京的中產階層向外流出的概率是最低的，在所調查的樣本中，具有穩定工作，個人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者，比較符合中產階層定義的有175人，他們具有很強遷離意愿者不足16%，顯著低于總體的28%。在本次調查樣本中，27%的人在北京擁有自有住房。而那些在北京生活超過十年的組群，其自有住房比例更高。研究發現，在北京有自有住房者中，具有強烈外遷意愿的人不到10%，而在沒有自有住房者中，具有強烈外遷意愿的人超過35%，可見有沒有住房對于回遷意愿的影響非常大。很多人在北京無力購房，或者錯失了購房時機，因此選擇在家鄉買房。那些在北京沒有住房，而在家鄉有住房者，其離開北京的預期是比較強烈的。房子實際上承載的內容遠超過居住本身，它能提供一種歸屬感，意味著居住者正式成為這個城市理所當然的一員，并且還與孩子的學籍掛鉤。由于北京房價高昂，擁有自有住房往往意味著具有較高收入和穩定的職業，并且在京生活時間也長，孩子入學可能性大。因此，如果我們需要簡單地判斷人們是不是準備在北京長久生活，只要分析其是否有自有住房這一個標準，準確度就是比較高的。研究假設4，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可能離開北京，越是從事科學、文化、藝術工作的人也越不可能離開北京。研究表明，本研究關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可能離開北京的假設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即高學歷者似乎更認同北京的文化氛圍。但教育程度這一因素實際上與職業等重要因素密切相關，所以教育程度本身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此外，雖然研究生以上高學歷者考慮回遷的比例低，但這一群體準備移民的卻比較多。在中關村地區的科技企業樣本中，有多名都有海外留學經歷，他們認為北京有科技企業創業的最佳環境，他們因此放棄了在國外的工作機會，另有幾位是移民后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又回北京的，或者雖然辦理了移民身份，但是目前還沒有去國外定居。研究假設5，家庭狀況會影響個人與家庭的遷留意愿。家庭因素中尤其以是否為獨生子女及父母是否需要贍養是最重要影響因素，對很多人來說最主要回遷原因的是需要回家陪伴照顧父母，這一點對獨生子女群體表現更加明顯。調查顯示，是否獨生子女與是否需要回家鄉照顧老人這二者之間的相關系數近70%，很顯然這一情況會顯著影響人們回遷家鄉的實際選擇?！?0后”“90后”這兩代獨生子女面臨著獨有的困境，年邁的父母對他們構成一種強烈的情感和現實牽引，促使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將要回遷家鄉，而他們為此也不得不放棄在大城市追求的事業。雖然有很多人在條件具備的時候會把老人接到北京共同生活，但有很多人還是無奈選擇了回遷。目前北京回遷比例最高的年齡段人群就是“80后”，據我們調查估算，“80后”群體在3年內將選擇回鄉的比重約為20%，他們大多數人都是獨生子女，并且父母的年齡日漸衰老。研究假設6，北京的環境空氣質量對人們的遷留意愿正在構成很大的影響，這一假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驗證，但環境問題目前還不是人們主要的外遷因素。雖然幾乎所有調查對象都表達了對北京空氣質量的不滿，也確實有人因為環境問題而選擇離開，但其影響排不進前三名，不能與一些更加現實的因素相比。我們也確實發現，不同社會群體對空氣污染的關注程度存在顯著區別，關注程度最高的是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以及孩子年齡較小的人群。對空氣問題，幾乎人人表達不滿，因此也不排除如果空氣污染治理長期不能見效將真正引發大規模的離京運動的可能，這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三）一些新情況有些情況值得一提，首先是一部分人群移民傾向比較強烈，他們往往教育背景好，收入水平高，對生活環境有更高的追求，有的對中國經濟下滑的擔心比較大，有的表達了對教育的不滿。這些問題有些被放大了，有些是確實存在的，但不管如何確實已經真實影響了國民幸福感和安全感，對此我們需要正視。本研究中還遇到多名回遷后再次回到北京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回到家鄉后發現工作和生活環境實在不能適應，或者孩子不能適應學校生活（有多位調查對象表達本人希望回遷家鄉，但考察了家鄉的學校后放棄了這個打算），仔細考慮后又回到北京，有些回到原來供職單位。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逃回北上廣”。此外，雙城生活的情況越來越多，主要分布于北京周邊5個小時通勤時間的地區，尤其是高速、高鐵沿線。不僅是外來居民，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也有不少人選擇工作在北京，生活在周邊。實際上在環繞北京的一些城市和縣城里，北京人買房居住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此外，一些新興行業在逐步興起，比如與移動互聯相關的新老業態，這實際上拓寬了職業領域，也使人們進入行業更加便捷。三相關社會心理因素分析（一）快速老齡化和少子化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心理變化對我國未來而言，老齡化與青年人口占比的減少，這一重大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十分深遠。中國未來將很可能成為勞動力短缺的國家，而且嚴重的老齡化也將帶來巨大的養老和醫療方面的挑戰。中國將面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雙重壓力，北京也并不例外。同時，老齡化和少子化必然對社會心理產生影響，歸納起來有如下五點。（1）北京很快將會對外來勞動者持更加包容接納的態度。在北京進入到更嚴重老齡化階段以后，由于本地人口出生率不足，勞動力開始進一步顯現出短缺的情況，到那時北京也將對外來勞動者持更加接納、歡迎的態度。到2030年，中國人口總結構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即有約25%的人口是老年人[3]。與全國的情況一樣，北京也將進入老齡化加速發展過程。2014年，北京60歲以上人口已經占了總人口的14.9%（322萬人），北京已經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老齡化社會。而151萬的55～59歲人口將成為老年人，另有近162萬的50～54歲人口緊隨其后，即十年后會有約313萬人進入老年人行列，這一數字與2012年時全市322萬人十分接近，理論上到2024年年底時，北京老年人數將會達600萬左右。到本文刊發時的2016年，這之間只剩下8年多的時間了，可以說北京的老齡化進入到極快的加速度階段。這樣的老齡化加速度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很難承受的。實際上，北京的老齡化程度如果沒有人口增量進行平衡，將顯著快于全國的平均老齡化進程，后果也將更為嚴重[4]。（2）全社會將對普通勞動者有更多的尊重。由于中國未來極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普通勞動者，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將會獲得更多的尊重，也會有更多的年輕人愿意從事簡單勞動，人們的職業觀也將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3）人們將越來越對養老前景產生心理壓力。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社會保障體系承壓日重，當老齡化社會各種問題逐漸顯露以后，人們將對養老問題產生更多擔憂，不安全感可能普遍增長。（4）更多老年人將陷入精神慰藉缺失的心理困境。養老不僅需要金錢與物質的保障，精神方面的慰藉同樣重要。未來大量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進入老齡化以后，空巢老人的比例還將有大幅度增長，他們很可能陷入精神慰藉缺失的困境。北京的少子化問題也非常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女性總和生育率僅僅為0.71[5]，為全國倒數第一。長期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情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長期實施，使北京在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大多數老年人將難以實現兒孫繞膝的家庭養老。（5）全社會將轉而羨慕那些多子女家庭。多子多福的觀念將再次回歸，人們的財富觀、成功觀、幸福觀也會隨之發生改變，財富的積累和事業的成功可能都不如多幾個孩子更能使人感到幸福，這與其說是一種改變，不如說是一種復歸。（二）影響北京外來常住居民回遷意愿的社會心理因素分析城市歸屬感是影響外來居民遷移意愿的核心心理因素，本研究將之細分為直接歸屬感和間接歸屬感兩個方面。結合本文研究，影響城市歸屬感的主要因素是職業與收入、自有住房、家庭情況和子女入學這4個因素，可以將其概括為職業歸屬感、居住歸屬感、家庭歸屬感，這3種歸屬感附著于城市，才能夠被稱為城市歸屬感，因此城市歸屬感主要是間接歸屬感而非直接歸屬感?！皻w屬”而非“融入”，前者更準確地體現了影響人們遷留的核心現實因素，后者更多體現的是心理認同因素。那些不認同所在城市的人往往并不妨礙他們在城市中長久生活?！俺鞘腥谌搿边@一概念屬于直接歸屬感范疇。過往大量城市外來人口融入的研究關注于人們對城市的認同、對社群的融合，本身這些研究是有價值的，但是以城市融入這一城市直接歸屬感來分析人們的遷留行為卻并不適合，難免帶來解釋力的偏弱。比如我們會發現一些很喜歡北京，社會融入度高，或者直接歸屬感強的人，但卻一定會離開北京，因為其間接歸屬感不強；而一些人從不說喜歡北京，絕不認為自己是北京人，卻會在北京生活了幾十年，這其實是因為他們對城市的間接歸屬感很強；在京工作生活的外來常住居民中，來自北京周邊省份的最多，他們主要是考慮離家近方便又好找工作，這都屬于間接歸屬感。間接歸屬感更多體現為客觀歸屬感，而直接歸屬感更主要體現為主觀歸屬感。間接歸屬感更主要影響人們的遷移選擇，但并不是說城市認同、心理融合這樣的直接歸屬感不重要，只是對普遍群體而言，間接歸屬感的重要性強于直接歸屬感。而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最高收入群體，研究發現，對于高收入群體的遷留選擇來說，直接歸屬感的重要性更高，他們確實會因為“喜不喜歡，適應不適應”一個城市，這樣比較主觀的因素而做出選擇。他們具有更強的選擇能力，他們的居住選擇不會使生活質量下降，他們跟隨自己的主觀好惡，更加看重實際的生活質量。大城市一般會表現出這樣的規律，即居民的現實間接歸屬感高于直接歸屬感。對于北京來說，不僅是外來常住人口，即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不少人也符合這一判斷。調查顯示近八成外來常住居民產生過離開北京想法，但意愿明確的不到三成，這是對這一規律的典型證明。這也說明外來常住居民對北京的主觀認同，這一類的直接歸屬感有待提高。造成這一心理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無疑是環境因素，尤其是空氣質量問題近幾年的持續發酵引發了人們的深切關注，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和城市認同感。如今，人們常常抱怨霧霾，并且產生了一個影響廣泛的社會心理暗示，即居住于北京實屬無奈，是不得已的選擇。直接歸屬感與間接歸屬感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