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問題與治理研究,倫理學論文近年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現象遭到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但學者們大多局限于新聞學或傳播學本身從網絡傳播特性、網絡媒介技術、傳受者專業素質等微觀層面討論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沒有把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放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進而無法揭示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深層社會原因，也就無法從社會發展的邏輯出發提出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治理的根本之道。本文站在傳播社會學的視角，從社會關系、社會構造、社會角色三個方面，提出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下層民眾普遍性社會焦慮、社會中層組織的缺失以及知識分子集體失語在網絡傳播中的鏡像反映，進而把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治理指向了傳播與社會發展之間互動關系的中觀層面。一、研究緣起與關鍵概念辨析1.社會規范、失范及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社會規范是人類為了共同生活的需要制定或主動選擇的行為標準和活動準則，是社會系統賴以存在和延續的基礎。失范意味著社會規范的缺失，意味著社會在個體身上的不充分在場和社會的缺席[1]29。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EmileDurkheim〕將失范解釋為一種社會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2]313~332。羅伯特默頓〔RobertK.Merton〕進而指出失范是社會目的和制度化手段之間的失衡，是一種社會構造性緊張的社會狀態[3]223~275。據涂爾干的失范概念、默頓的失范理論及相關研究，筆者在這里把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定義為：在網絡信息傳播經過中，傳播者為追求私利而不遵從社會規范，進而導致文化目的與制度化手段的失衡與社會調節機制的失靈，并由此產生整個網絡輿論場的混亂無序。2.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研究的缺乏關于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問題，以往文獻大多站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視角進行討論，這些討論主要區分為三個類別。一是新媒體技術及管理研究。有學者以為互聯網技術的低門檻進入、虛擬性、隱匿性和工具理性的無限膨脹帶來了資訊泛濫、信息成災、網絡惡搞、網絡謠言等種種網絡傳播倫理的失范，而針對新興媒體的建設和監管又存在眾多空白和缺失，為此，運用行政手段加強互聯網行業技術監管和法制監管、加強行業自律等是治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之策[4]；有研究者提出了網絡傳播把關人的合力治理形式，把在網絡傳播系統中對傳受者發布的信息進行中繼和過濾，并對傳受者的網絡行為進行約束和塑造的人、組織、技術、制度等統稱為把關人[5]。二是網絡環境下的新聞傳播倫理與法規研究。這些研究者主要從新聞傳播倫理的角度，重點梳理網絡傳播陷阱、媒介假事件、泛娛樂化現象、色情暴力、人肉搜索、網絡惡搞、謠言欺詐等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現象，進而提出加強傳受雙方媒介素養教育和網絡倫理教育、營造責任追查的制度環境和加強法律監管等對策，以期在倫理窘境中突圍，減少傳播失范的產生，如廖峰提出加強公眾媒介素養以更好地進行傳播把關，凈化網絡生態環境[6]；關于網絡傳播倫理和法規的闡述亦已有不少專著，比擬有代表性的如鐘瑛的(網絡傳播倫理〕、戴永明的(網絡倫理與法規〕。三是網絡環境下傳統主流媒體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研究。這些學者以為網絡時代傳統主流媒體存在公眾表示出渠道不暢、傳播缺位等問題，網絡成為公眾表示出的主要管道和平臺導致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產生，為此，提出了主流媒體加快發展新媒體技術形態、加強主流媒體輿論引導能力建設等治理之策[7]。學者們對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關注及提出的對策，對維護網絡傳播秩序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些觀察和研究由于沒有把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放在變動、發展的社會關系中加以整體考察和深切進入分析，也就不能進一步揭示網絡傳播倫理失范表象背后的社會原因，既表現出研究視域的缺乏，也導致提出的對策措施難以固本。3.從傳播社會學視角研究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意義傳播社會學是以人類的傳播現象為研究對象，以人類傳播行為與社會建構、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互相關系為研究范圍，采用社會學與傳播學的理論、觀點與方式方法，討論人類傳播產生與發展規律及社會作用的一門穿插性邊緣學科。傳播社會學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包含了群眾社會理論、功能論、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社會建構論等多種理論途徑，我們在這里無意對這些理論作重新闡釋，只是從傳播與社會關系的一般框架來考量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問題。正如麥奎爾所言，群眾傳播能夠被以為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廣泛的社會經過，群眾傳播關系反映了物質基礎和經濟權利關系，國家、社會、社區、家庭等社會構造，以及由社會所規定的社會角色與職業[8]63~87。本文試圖站在傳播社會學的角度，從社會關系、社會構造、社會角色三方面對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現象進行考察，避免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研究僅停留在大量新聞學和傳播學日常研究的微觀操作層面，進而為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研究提供社會性反思的新視角。二、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表現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國家互聯網迅猛發展，網絡媒介場域日益成為社會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場域，與此同時，網絡傳播倫理失范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眾多困擾。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有多重表現形態，從層級看，最基本的失范表現為資訊泛濫、垃圾信息、泛娛樂化和傳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層級的失范是個別輿情經網絡傳播無限放大成為公共問題而出現群體極化現象，最終引發網絡暴力；第三層級的失范是傳播者利用網絡的虛擬性捏造虛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當利益訴求惡意傳播網絡謠言、進行網絡欺詐或網絡誹謗。1.第一層級：網絡傳播中的三俗隨著網絡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術的廣泛應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在網絡媒介的不同樣式和各種社交平臺中肆虐橫行，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大量無用信息層層包裹，格調低下、粗制濫造的文字圖像泛濫成災，以文化作品傳播為例，我們國家數百個電視頻道的網絡平臺，每年播放數以千萬計的文化節目，色情淫穢、娛樂緋聞鋪天蓋地，理性信息的獲取和傳統社交方式變得困難重重。2018年起，高層發聲，從到地方重拳整治廣電和文化系統的三俗之風；2020年起，宣傳文化部門和新聞媒介著重開展網絡亂象清理行動，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全國開展打擊互聯網傳播淫穢色情及低俗信息專項行動，網絡傳媒生態和社會輿論格局得到較大程度改變，但嘩眾取寵的標題現象、搜索引擎網站中格調低俗的廣告圖片信息仍時有出現。2.第二層級：網絡傳播中的輿論暴力近年來，個別事件引發網民非理性圍觀最終構成網絡輿論暴力的事件時有發生，網絡輿論暴力主要表現為以惡毒語言侮辱咒罵和以人肉搜索等網絡過激行為構成網絡輿論集結，進而對當事人進行通緝和追殺，如2007年銅須門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18年70碼事件〔胡斌案〕、2018年我爸是李剛事件〔李啟銘案〕、2020年廣東陸豐少女自殺事件等，幾乎每年都有引起嚴重后果和社會廣泛反響的網絡輿論暴力事件發生。固然宏大的網絡申討聲浪有時也表現出一定的積極因素，如2018年天價煙事件〔周九耕案〕、2020年表哥事件〔楊達才案〕等，都是由網絡輿論最先揭開貪腐面紗，使網絡輿論表現為反腐的一把利劍，但網絡申討的無序性和不確定性極易傷及正常的社會秩序，由網絡輿論暴力導致的媒介審訊嚴重干擾司法的獨立性，典型的個案如胡斌案、李啟銘案，本來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早于法庭審訊的網絡輿論審訊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進而影響司法公正。3.第三層級：網絡謠言和網絡誹謗網絡謠言指的是在網上傳播未經證實的特定信息的行為，近年來頻發的網絡謠言主要出如今公眾關注的自然災禍、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等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多由部分網絡大V惡意歪曲或捏造事實在信息網絡上分布經網絡水軍傳播擴散而成，網絡謠言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危害社會穩定。如2018年日本大地震引發核泄漏后的謠鹽風波引起了大規模的搶購食鹽事件和民眾生存恐慌，2020年葡萄致癌謠言導致宜春袁州區葡萄滯銷。網絡誹謗則指在網上歪曲或捏造事實損毀別人聲譽的一種侵權行為，如一些網絡在線論壇、新聞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擊、惡意灌水、煽風點火等不良行為，不管能否具有本質惡意，都觸及到了網絡誹謗的邊界。網絡誹謗由于網絡空間的多重特性給受害人造成的傷害遠比普通誹謗嚴重，因此具有本質惡意的網絡誹謗被點擊、閱讀、轉發到達一定的量，被認定為情節嚴重的，甚至構成犯罪。2020年宣判的秦火火誹謗、尋釁滋事案件，就是網絡誹謗超越倫理道德失范的范疇構成違法犯罪的典型案例，從2018年到2020年，秦志暉、楊秀宇等人組成網絡推手團隊，以秦火火、立二拆四為網名，組織網絡水軍長期在網上炮制虛假新聞，利用熱門事件進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嚴重誹謗雷鋒形象，貶損楊瀾、張海迪聲譽，捏造723動車事故國家花兩億元天價賠償外籍旅客的謠言等，引發大量網民對英雄形象、公眾人物和國家機關公信力的質疑，嚴重擾亂了網絡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最終構成刑事犯罪。三、傳播社會學視角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深層原因數字技術操作上的低門檻瓦解了精英傳播的話語霸權，互聯網傳播的草根性和超現實想象一開場就以叛逆的姿態出現，這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技術原因；傳媒業的過度產業化和市場邏輯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經濟原因；媒介管理領域互聯網空間管理的相對空白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看，我們能夠發現，網絡傳播倫理失范反映的技術、市場、制度背后是深入的社會問題，反映的是傳播中社會關系、社會構造以及相關社會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問題，詳細而言，社會關系上中國社會轉型期由于經濟政治資源分配不平衡、權利信任危機導致的民眾的普遍性社會焦慮、社會構造上中層組織的匱乏、社會角色上知識分子在新媒體環境中的集體失語，是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主要社會原因。1.從社會關系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下層民眾普遍性社會焦慮的新媒體鏡像反映。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民眾，包括一般辦事員和職員、個體戶、無業游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們具有不同的職業相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統一的階層特征與共同意識，內部差異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經濟政治資源少，在現實生活中缺乏公共話語平臺和利益表示出渠道，社會地位不高。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平穩發展，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由于轉型期社會權利、社會資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社會構造重大變遷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確定性，他們仍然感覺到社會存在眾多不平等。在單向度的決策思維下，決策經過的不透明也引發了民眾對權利的信任危機，進而導致社會關系的構造性緊張和民眾普遍性的社會焦慮。如中國PX項目相繼在廈門、大連、寧波引發抗爭，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眾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聯網門檻的低準入使這些在現實政治和經濟社會中被拒之于主流話語權門外的階層獲得了自我地位確認的時機和可能，網絡信息環境的開放、民主和寬松使他們的意志充分得以表示出，對群眾情緒與平民價值的認同和對精英傳播與主流話語的排擠，以及以社會共鳴的面目營造民間輿論場，劇烈抨擊那些道德假想敵，是他們釋放生活壓力、表示出社會焦慮和宣泄對現實生活不滿的一個出口。除少數惡意炮制謠言的網絡推手外，傳播網絡謠言的多數網民并無顯著不良動機，謠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傳播，在于它們所具體表現出出的價值判定往往暗合了民眾對以往社會問題的集體記憶和對當下社會關系的認知偏向。2.從社會構造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暴露出中國社會中層組織的缺失中國宏觀社會構造長期以來只要兩個層級，一層是國家，國家控制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時機，另一層就是民眾，作為國家與民眾的中介社會中層組織，改革開放以后盡管發展較快，據201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3.1萬個，社會社團23.9萬個[9]，但相對于泱泱人口大國比例偏小；從類型看，行業協會構成注冊社團的主體，2001年，這一比例到達45%[10]，而如環保、慈善等公共事務管理、公益服務等方面的組織處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門無登記的狀態，這反映了中國市場化發展下一個時期的偏好。社會組織數量缺乏和構造性的缺陷，導致了中國社會組織對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奉獻無論在外在效應〔如平衡國家權利和公共話語傳播〕還是在內在效應〔如發揮社會資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國社會學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群眾社會政治〕一書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層組織-民眾三個層級是構成一個發育良好的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發達的社會中層組織能為民眾與國家對話提供平臺和管理國家難以牽涉的領域，具有促進組織成員相互交往和溝通以及提高成員政治介入能力、促進公眾認同等多重社會功能，進而擺脫公眾被集體發動進某一情境中去的窘境，起著社會穩壓器的作用。中國社會中層組織在數量、多樣性和發展程度上的缺乏，導致了社會成員與政治精英之間有機聯絡和溝通渠道的缺乏，而網絡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虛擬性和強大的傳播力使民眾極易被非理性地大量發動進同一個運動中去，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成為必然。3.從社會角色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新媒體時代社會角色擔當的缺乏和網絡公共話語的集體失語社會角色一般指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社會角色構成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的基礎。知識分子在西方語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學者將其譯為智識者，以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種類型的群體，這些人具有真知灼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以理性給人啟迪，進而產生影響并獲得超出一般人的社會榮譽[11]。中國學界在接受西方智識者觀念的時候，一般主張薩義德〔E.Said〕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將其界定為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具有批判精神、對公共領域的關心和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是智識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認同中國學者的一般主張，以為知識分子應是具有擔當精神的社會公共角色。在中國當代化進程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知識分子，有著時代特有的人文關心和道義擔當，但他們在網絡傳播上卻沒有能作為一個知識階層起到應有的社會批判和價值引領作用。知識分子網絡公共話語的失語表如今兩個方面：一是知識分子網絡介入占比缺乏。(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0〕顯示，從年齡構造看，網民群體主要以青少年為主，30歲下面占比為57.2%，華而不實20歲下面占比26%；從學歷構造看，初中學歷及下面人群占比為47.9%，大學本科以上僅占10.8%，(報告〕指出，從趨勢看，中國網民繼續向低學歷人群擴散。二是介入和使用互聯網的知識分子公共話語表示出缺乏。盡管一批知識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見領袖身份，介入公共話語的表示出，在各種言論中扮演著社會批判者和道義擔當者的角色，如對舊有體制的抨擊、對道德缺席的反思、對失敗教育的譴責等，但人數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種是非爭端中；從不樂觀的情形看，網絡新媒體一方面出現了知識分子對非理性微博場域的迎合和虛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傳統人文知識分子延續性歸隱和缺位[12]，慣習使他們擅用紙媒等傳統媒體進行話語表示出，而對網絡這種新媒體更多以旁觀者的身份介入。而一批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獲得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升為時不久，由此帶來的榮光使他們著迷于時髦與趣味文化的消費，他們固然擁有知識，卻缺乏社會批判的精神與意愿；相對集中的大學生網民群體，他們青春熱情、個性張揚、關心時政，但他們對網絡的使用主要以娛樂、交際、資訊搜集為目的，有學者調查發現，大學生對于網絡論壇、微博、博客等網絡傳播行為，固然保持較高關注，但相當比例的人選擇潛水，經常介入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學生本身網絡素養尚不成熟，極易遭到輿論的影響導致傳播失范[13]，尚不具備智識者所應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話語的集體失語使知識分子在網絡傳播領域智識者角色的光環黯然失色。四、傳播社會學視角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治理2020年以來，我們國家從國家層面加強了對網絡的基礎管理、內容管理和行業管理，在引導網上輿論工作、規范完善網絡視聽節目管理、防備和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活動、健全網絡突發事件處置機制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專項行動，如依法封閉部分微信自媒體賬號，重辦制謠傳謠的網絡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違法犯罪團伙，查處或關閉快播公司、人人影視、射手網等一批涉黃、涉暴、涉恐的知名機構和網站，關停迅雷彈窗服務，清理關閉淫穢色情信息賬號等等。剛性治理對網絡傳播失范問題構成了強悍的威懾力，網絡空間和網絡生態走向清朗。但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觀照，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治理，有賴于更和諧的傳播社會關系、更合理的社會構造以及更明晰的社會公共角色的建構。華而不實，紓緩民眾社會性焦慮、緩解社會構造性緊張需要公共行政部門主動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社會構造的合理完善需要社會中層組織的大力發展并在公共事務管理和公眾傳播中發聲；新媒體環境下社會公共角色的建構需要知識分子的智識者擔當。1.緩解社會關系的構造性緊張，需要公共行政部門主動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對公眾的關注和關心具體表現出一個社會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諧社會關系建構的根基。社會心理學家塞奇莫斯科維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體行為時指出，對于群體行為的任何誤解或忽視，可能就意味著對現代世界的極端無知，由于這個世界的主要特點就是制造群體社會，而民眾就是這個社會的主角[14]105。社會公眾是變動不居的存在，其作為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身份更多時候是被發動和詢喚出來的[15]170~176，通過詢喚而被規范化的網絡社會群眾比作為社會實體存在的公眾往往更強大。社會焦慮是社會構造性緊張的表現形式，指征了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介入愿望和訴求表示出，在信息化時代，網絡社會的扁平化構造使直接民主成為可能，有學者指出：社會熱門事件的利益相關者及支持者傾向于利用網絡作為喚起公眾輿論同情和關注的最優方式[16]34~37，為此，公共行政部門有必要拋棄單向度決策思維，主動為群眾政治介入打開一扇時機之窗，為公眾介入公共討論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時機，進而構建寬松和諧的社會關系。公共行政部門可從三方面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一是直接搭建網民介入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網絡平臺，以公眾為導向，以再造組織構造、促進公共利益、推進公共服務以及促進民主價值為目的，以政務信息公開、在線辦公和公眾介入為核心內容，對門戶網站和電子政務系統進行準確的功能定位和內容架構，尤其要重視公眾介入的設計、建設以及為網民所喜聞樂見的業態、文風、語境建設，注重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網站論壇等新媒體形態建立官民網絡平等對話機制，使網上政務、網上發布、網上問政聽證和網絡信訪受理等成為常態。二是要擅長與非門戶網站合作打開民聲通道，暢通民意訴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網站與網民對話，以更開放、更理性的心態聽取不同意見，直面公眾質疑等，讓公眾在經常光臨的綜合門戶網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門和官員的主動詢喚，讓社會在個體身上充分在場，進而使公眾社會焦慮在公共行政部門主動開放的網絡空間中得以紓緩，降低社會風險。三是要擅長借力網絡大V建構公眾傳播的網絡社會空間，網絡大V作為網上公眾人物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公共行政部門要擅長與其主動溝通，使其在網絡社會空間發揮情感發動和詢喚的正向功能、減少負面影響，對部分網絡大V主觀惡意的網絡傳播倫理失范行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則要通過國家政權的強迫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規約。2.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層組織是預防和治理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諧的社會構造應該是以中間階層為主體，而上層和下層比例都較小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構造，這需要加強城鄉統籌、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來實現。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層組織，則是短時期可行的社會治理形式。當下，我們國家應大力引導和促進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等多類型中層組織的發展，充分發揮中層組織制度化關系網絡的功能，讓廣大民眾通過成為組織成員促進信息溝通、獲取社會資本、推進自發合作，開展公共話語傳播，進而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則要加快轉變職能，厘清權責邊界，要向企業放權，培育企業成為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要向公眾放權，擴大公眾的現實社會介入；要向社會放權，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準組織、群眾團體、中介組織、草根社團、虛擬社團等各種社會中層組織的作用。第三個放權關鍵在于要向社會中層組織開放更多的公共資源和領域，為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和介入社會管理讓渡包括輿論空間在內的社會空間，讓社會中層組織切實承當起社會公共性事務服務職能、部分行業管理職能、社會慈善和社會公益職能、決策評估職能、公權利監督職能等，減少社會性矛盾和沖突的囤積，加強實體社會的公眾政治介入和傳播疏導，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網絡虛擬社會的傳播失范問題。3.網絡精神家園的重構迫切需要知識分子的社會公共角色擔當共時性地經歷傳統、當代與后當代是現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反映在信息傳播領域，精華要髓與糟粕共存、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同堂、真理和荒唐邊緣消解、不同觀點不同話語扁平共處將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存在，況且，中下層民眾能夠共時態擁抱最先進的傳播技術本身意味著社會的進步，關鍵在于知識分子應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成為領跑者。網絡傳播倫理失范的放大效應，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淪為工業的標準化生產引起的，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在批判美國群眾文化時所指出的，大工業生產憑借當代科技手段的標準化使文化淪為工業產品不斷被復制，文化被物化了，人們需要考慮的內在聯絡被割裂，獨立考慮的能力在不知不覺中喪失，進而異化為機器的一部分，商業邏輯驅動下的群眾傳媒則為這一異化推波助瀾。知識分子不應被文化工業的灰塵遮蔽心靈，淪為如當年美國白領職業者那般作消費上的前衛者、政治上的啞巴和精神上的貧乏者，在網絡傳播中集體失語；更不應成為傳聲筒、擴音器，而應切實擔負起智識者角色，在文化工業化、消費市場化、傳播群眾化的社會轉型萬象中確立起應有的問題意識、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在網絡社會中有所關注、有所憂思、有所堅守、有所擔當，成為網絡傳播的引領者和主力軍。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回歸，有賴于知識分子當代科學理性精神的自我覺悟，而滋養獨立精神的人文土壤和制度環境的創造，更是不可或缺的。從傳播社會學的視角看，網絡傳播倫理失范是社會轉型期各種交織激蕩的社會矛盾在網絡社會的媒介鏡像。傳媒的本質功能應是通過信息傳播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