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文學批評史書寫范式的比較研究,文學理論論文在(現時代的根本特點〕一書中，費希特將構成人類歷史的超時間存在分為先驗和后驗兩個部分。在他看來，前者是必然存在的概念中的時間后者是現實偶爾存在的編年史的時間。前者展現的是作為歷史目的的宇宙藍圖及其實現經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邏輯;后者展示的是無窮無盡的歷史事實及其出現經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經歷體驗。順著費希特的語脈，概念中的時間能夠視為秩序意義上的時間，編年史的時間則能夠視為自然流逝的時間。［1］(pp．4～19)借用費希特的時間概念，那么，文學批評的歷史可以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一種是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前者展示是文學批評意識演進的內在理路、內在秩序，關注的是體系本身的整體性與連續性，這種整體關聯經常借助于概念、范疇、命題之間的邏輯論證，以同一類型或一樣形態呈現;后者則主要關注文學批評史上文論家與文論流派以及思想體系之間前后相繼、先后相生的意義關聯，這種意義關聯經常借助于個案的研究，以描繪敘述的方式呈現出思想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在理論預設上，兩種批評史有著極大的不同。在概念脈絡批評史的視域中，思想觀念確乎具有本身的邏輯自洽與整體關聯，所衍生的觀念范疇具有一樣的知識背景與共同的心理邏輯，并不依靠詳細的文學活動或一般所謂的社會文化語境，因而，其核心的問題意識既內在又超越，有著自足的邏輯脈絡與自主的生命力，因而，怎樣揭示出思想系統衍化的內在條理、內在秩序以及構造形態、發展規律，是這種研究的價值指向。譬如在倡導觀念史的諾夫喬伊看來，歷史上有一些最基本的或重復出現的概念，包括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設定，或者在個體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識到的思想習慣，這些東西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無需論證，甚至日用不知，但是他們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影響人的反思進程。［2］(p．5，p．9，pp．18～19)對于這些概念的研究，經常能夠穿越不同的時空、語言、民族、國家，而且還能夠貫穿不同的學科領域。正由于如此，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的寫作與研究，成為20世紀中西學術實踐中一種相當行之有效的研究進路。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不同于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注重研究的整體性、連續性及其問題意識的自主性，而是更重視闡釋者的歷史性以及闡釋的循環效應。關于此一研究途徑的理論假設，史華茲的觀點具有參考價值。在他看來:在文本和解釋者之間存在一種永遠恒久辨證的互動關系講到底，我們必須仔細推敲對于原始文本的理解，對文本的關注反過來又必定激發人們對于文本得以誕生的歷史環境的關注。［3］(p．2)因而，人們怎樣對其所處環境進行有意識的回應，以及這種回應能否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編年批評史所面對的問題。其主要的研究途徑，是通過分析作者的論點和路數，考察其師承源流、家學背景、根據資料以及理論的源流統緒，以期重返文本構成之初賴以生成的詳細的復雜的歷史情境，重建當時的文化語境，重現過往的思想發展歷程。也正由于建立在詳細的歷史情境基礎上，編年史的研究更多地關注一個體系本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在確認思想體系內含多重性、多方面性的同時，試圖從不同側面解釋分析一種思想觀念與一定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內在淵源。從研究進路看，兩種批評史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式各不一樣。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能夠將過往的批評史研究形態分為兩種，即批評的類型和批評的個案。就文學批評本身的體系而言，批評的類型主要具體表現出了一套理論系統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宗旨，以及此一宗旨與該系統中其他的相關的范疇、概念、命題之間的邏輯關聯。從批評史體系之間的關系來看，它更多地反映了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內在理論脈絡。因而，以類型為主要范型的文學批評史，也就成為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的常見寫法。與批評類型相對的，則是批評個案。個案是指批評史上業已產生的，也即文學史上真正發生過什么事，以及作為文學傳統在思想史上的效應，經常在批評家的歷史性和文本闡釋的循環效應中，引發出若干的問題意識。因而，以個案為主要范型的文學批評史，也就成為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研究的常見進路。詳細而言，類型研究，通常根據不同的標準或方式劃分。借用諾夫喬伊的講法，考察的是單位觀念(unit-ideas)的某些思想成分能否或者以何種方式出如今批評家的考慮之中，以及這種成分能否到達了單位觀念所理應到達的那種理想類型。就文學批評史的角度而言，過往的研究大多采用這樣的一些區分類型。譬如從理論體系區分，批評史上經常有概念、范疇、命題等不同的理論類型。概念是命題的綜合，命題是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而作為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聯絡的范疇是理論中最高的概括形式，華而不實出現最早的、包涵性和衍生性最強的則為元范疇。在過往的文學批評史研究中，經常以元范疇為核心貫穿整個批評史，而每一個元范疇都構成了一系列的次生范疇和命題，這些元范疇、次生范疇和命題互相聯絡，相輔相成，構成前后照應、左右互攝、上下交織的理論體系。除理論體系之外，可以以從審美取向的角度、文體類型的角度以及學派流派的角度，來區分不同的類型研究，與此相關的概念史、范疇史、觀念史、文體史等，業已成為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寫作的常見形式。不同于類型研究，于歷史變化中尋找不變，個案研究，旨在變化中找尋規律，因此經常通過第一手文獻的大量搜集、整理、編著，對文學活動經過的解釋，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演變的理解以及對批評家的歷史定位，尤其是對同一時期各種文學活動之間的聯絡詳加勘查，對其間原委乃至細節予以合理的解釋，以期復原批評史的本來面目。同時，不同于類型研究追求理論的同一性、一致性原則，個案研究更注重揭示出差異性、異質性的一面，尤其關注從經歷體驗層面上考察制約思想體系的多重原因，包括文化制度、審美風氣乃至師承關系、個人際遇以及詮釋者的心路歷程與價值立場等對文學思想產生的影響。此一思路左右下的編年史研究，注重考察的是批評家在詳細歷史處境中所面臨的問題及其進行回應的全部努力，與此相關的思想史、文化史、心態史、精神史等，構成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寫作的常見形式。二從研究范式及其運思邏輯看，兩種批評史各具特色、長短互見。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注重內在邏輯的論證與推衍，經常以歸納、提純、抽象的手段，以分類、層級的形態加以呈現。作為研究方式方法，這種論證、推衍，就同一系統內部而言，主要在于揭示、提煉出此一系統的主導原則、普遍觀念、永遠恒久問題及其各種原則、觀念之間的關系;就不同的系統而論，則更多地側重于揭示各個系統之間的一致趨向、脈絡走向與邏輯關聯。這種運思邏輯，強調理論體系及其概念范疇的整體性、同一性和連續性，傾向于圍繞著一個中心，譬如原則、意義、精神、世界觀、整體形式等，把所有的現象集中起來，展開一種全面的描繪敘述，而這在強調斷裂、不連續性、界線、極限、轉換等問題域的后當代研究視野中，則是難以接受的。譬如在福柯看來:某種概念的歷史并不總是，也不全是這個觀念的逐步完善的歷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斷增加，它的抽象化漸進的歷史，這個概念的逐步演變成為使用規律的歷史。［4］(p．12，p．3)情況確實如此，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研究，并不像總體歷史研究那樣展開的某一擴散的空間，而是排除任何不連續性的概念，以邏輯的、科學的后設價值來范圍古代的概念范疇，并追查其歷史發展的規律，而更多不符合這種邏輯脈絡或規律標準的內容，則被當成沒有思想含義的東西視而不見了。這種提純、純化的路數，在上個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創始階段，具體表現出得頗為充分。第一代研究者為了學科邊界的劃定，經常將文論話語從哲學、歷史的思想語境中剝離出來，以便使理論體系顯得更為明晰連貫一些。譬如郭紹虞先生1929年的(文氣的辨析〕一文，是從桐城姚鼐文之精的神、理、氣、味講開的。郭先生以為，華而不實文氣的界線最易混淆不清，他的解決之道是:本文刪除枝葉，所以不旁涉到哲學上論氣的話。當然，不是講哲學上的論氣和文學上的論氣沒有關系，但是為要使文氣講的理論簡單化一些，還以避免不談為宜。［5］(p．116)這種剝離的做法，充分具體表現出了第一代研究者的路數，即將文論話語從整體思想體系中剝離出來，進而確立言講范圍、學科邊界，當然，就郭氏本人的學術興趣而言，顯然更多關注于傳統詩文創作的價值，而不是當代學者所膜拜的理論系統，他寫批評史的目的在于印證文學史。如此這般所建構的純文學的古代文論批評范式，切斷了與文、史、哲合一的整體意義世界的關聯，也就將中國文學批評史背后復雜豐富的思想系譜與知識鏈接，有意或無意地過濾、遮蔽了。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研究，大多借助考訂、校勘、訓詁等方式方法，以實證的態度，將研究個案復原到抽象之前，也即詳細的、細節的甚至泛化的原初狀態。不同于抽象之后的類型研究，經常有意或無意略去不直接具體表現出脈絡主旨的方面、特征，個案研究經常深切進入到詳細的系統或特定的語境中，以描繪敘述、闡釋的形式展示研究對象在歷史經過中的全部豐富性和多方面的內容，同時，對于思想要素之間的張力和緊張感及其構成的內在根本源頭，也會予以更多的關注。在倡導思想史研究的柯林武德看來，歷史事件之所以成其為歷史事件，皆是由于它有思想，因此他提出要把雜亂支離的史學研究改造成真正能夠提出明確問題并給出明確答案:的史學。在他看來，歷史研究中最大的錯誤莫過于假定，他以為:歷史的經過不是單純事件的經過而是行動的經過，它有一個由思想的經過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經過。［6］(pp．302～303)所謂歷史地理解思想，是以為所有文化均孕育、發展于特定的、獨有的自然、社會的歷史條件之中，因而，它所具有的價值和獨特之處，就在于它的歷史性，當然，這也就意味著沒有任何思想能夠擺脫歷史的制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性。史事層面與意義層面的模糊，事實判定與價值判定的含混，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的去價值化、去道德化后，價值和事實分離，尤其是傳統的義理價值與歷史事實的分離，帶來一切載籍文獻的對象化、一切研究對象的歷史化以及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學術化、科學化追求，學問也就從傳統的為己之學變為為人之學。譬如在史學研究領域，強調證據的集眾式研究就頗為流行，傅斯年先生對此解釋為大家相互補其所不能，相互引會，相互訂正，他據此斷言:孤立的制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所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7］(p．10)這種史料至上的風氣，極大地擴大了史料的來源，深入地影響到中國當代學術品格的構成。但與之相伴的，則是各種窄而深的專業化研究，囿于缺乏大理論以及整體全面的歷史文化把握，整體性的喪失與意義感的失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在倡導文學編年史的陳文新先生看來，紀傳體、編年體是兩種傳統的文學史范型，由于紀傳體所具有的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優勢，對于時代風會的描繪敘述經常言簡意賅，到達以少許勝多許的境界。但是問題在于，風會之講僅能言其大概，對于個別、例外，對于作者時代歸屬與作品實際創作以及傳播和接受等問題，往往力不從心，而編年史的方式方法，解決起來就方便多了，由于它在呈現中國文學發展歷程方面能夠比紀傳體或紀事本末體更接近于原生態，更具有客觀性和豐富性。［8］(p．136)即使如此，對于編年史的缺失，陳先生仍然保持了清醒的認識:與紀傳體相比，編年史在展現文學歷程的復雜性、多元性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但在時代風會的描繪敘述和大局的判定上，則遠不如紀傳體來得明快和簡潔。［9］(pp．1～2)因而，在其主編的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中，在充分發揮編年史長處的同時，從時間段的設計、歷史人物的活動和思想文化活動等方面，則盡量對其短處加以彌補。上述兩種研究途徑，只是大體而論，實際上，兩者固然取徑不同，方式方法各異，但是相輔相成，很難截然分開。假如忽視概念脈絡批評史的邏輯論證，僅僅專注于編年批評史的歷史解釋，往往就會使批評史研究流于一些瑣碎細節的關注、單純材料的雜陳或者詳細個案的描繪敘述，而難以真正把握批評史發展所具有的內在脈絡關聯。反之，假如僅僅關注概念脈絡批評史的邏輯論證，而忽視了編年批評史的歷史解釋，詳細的批評史研究中，往往就會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文學思想演變經過所具有的復雜性和豐富內涵，將批評史變成抽象的概念范疇演化經過與空洞的邏輯框架。有鑒于此，怎樣取兩者之長而補其弊者，不妨借用余英時先生的折中之法。在他看來，一切的知識，假如要具有科學性的話，必須經歷一樣的程序，即觀察(observation)、概念考慮(conceptualreflection)和實證(verification)。華而不實，觀察是搜集大量的事實，概念考慮是用歸納的方式方法建立通則(generallaws)，而實證則是再根據事實來驗證所建立的法則的有效性。［10］(pp．274～276)三通過上述兩種批評史研究形式的比擬，我們能夠較為清楚地認識到問題的復雜多面性，在詳細的研究經過中，單單關注邏輯脈絡面向或者單單關注歷史思想面向，均缺乏以把握批評史的全部內容。換言之，僅僅停留在類型的研究層面上，或者僅僅停留在一個又一個詳細個案的解釋上，對于能否再現真實的批評史，仍然是存疑的。就概念脈絡中的批評史的路數而言，其內在的缺陷是明顯的。對于這種研究方式方法的批判，英國劍橋學派的昆延斯金納頗具代表性。他否認在經典文本中包含有普遍觀念與永遠恒久問題等理論預設的存在。在他看來，觀念史研究的最大錯誤，就在于證實某種觀念的基本意義必然存在，并且假定這種意義基本保持不變。如此一來，所有考察的學講被化約為某一實體，其發展經過則被描繪敘述成一個不斷成長的有機體，于是主體消失了，代之是觀念之間的格斗，在這樣的歷史寫作中，我們的敘述很快便與言講主體失去關聯。［11］(pp．84～85，p．62)同樣，在否認純歷史、純知識的懷特海看來，獨立的存在只是一種神話，在有關觀念史的建構經過中，純知識這一類高度抽象的概念，應該從我們頭腦中被去除，由于知識的產生，總是伴隨著情感、目的等附件的。在(觀念的冒險〕一書的前言中，懷特海以為要建構一個思辨的觀念體系來解釋歷史的進程，這無異于一場冒險，由于他的解釋有可能并不符合真實的歷史進程，由于觀念的歷史來自我們對歷史的觀念，也就是講，觀念的歷史基于我們理智的立場。據此，他斷言觀念史研究的宏大危險在于簡化，所以觀念之史便是錯誤之史。［12］(p．9，p．11，p．29，p．31)同時，還能夠注意到，概念脈絡層面的研究，經常將復雜萬變的歷史現象加以區隔化(distinction)，分割成為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各個不同領域的問題，并且假設各個區隔之間互不相關，構成經典詮釋中的盲點，進而構成當代史學研究領域所謂的隧道效應(tunneleffects)和隧道歷史的錯誤(thefallacyoftunnelhistory)［13］(pp．142～143)等問題。這種狀況的構成，與后世詮釋者的歷史性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進一步的理論反思也就不可避免。張祥龍先生以為:自胡適和馮友蘭以來，以邏輯的、科學的方式方法來治中國古學的做法幾乎被各門派共同信奉。于是，道、仁、陰陽、氣等等就被當作西方傳統哲學和邏輯意義上的概念范疇，還要追查其邏輯發展的規律。而任何不符合這條概念化標準者，就被當作無思想含義的東西。［14］顯而易見，僅僅依靠于概念批評史的研究方式方法，無法克制本身的缺陷，輔助于其它研究方式方法，就顯得很有必要了。在詳細的批評實踐中，概念、范疇、命題乃至體系、系統的邏輯義理，既是歷史思想文化的理論抽象，又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間撲朔迷離、互動頻繁，而個案諸多、個性多于共性的事實很難用簡單的歸類、對應來總括，欲從中找尋一般性的規律尤難。因而，習見的提煉、純化、抽象等研究方式方法，經常是將具有一些觀念意蘊的批評性話語，從文、史、哲合一的整形性文本中抽離出來，借助于種種后設價值及后見之明(hindsight)的方式方式方法，以期發現其理論之間具有某種原則導向或歸屬取向的邏輯關聯。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近代的中國哲學史敘事，則是對中國古代思想進行西方哲學意義上的系譜化，系譜化是把各種各樣復雜的、偶爾的、喧鬧的、雜亂的歷史和思想，用西方的當代的哲學的后見之明來清理、挑選、編織和解釋，編織出一個脈絡，這個脈絡經常以一種哲學的、理性的、順暢的方式，把歷史和思想變得可理解。［15］情況確實如此，近代以來相當多的文、史、哲著述，均建立在這樣的理論預設上。當然，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批評史的構成，不僅僅僅是對文學批評存在的反思判定，更牽涉到頗為復雜的歷史文化經歷體驗與價值意義。歷史地看，批評史的研究，假如隔絕了與思想文化系統的生命聯絡，就罕有抽絲剝繭般的深度分析。同時，思想文化的歷史狀況，恐怕可以能比我們所了解的一般規律復雜得多，其演變也并非那么按部就班地循著同一種規律來進行，因而歷史和邏輯越是結合得天衣無縫，在知識學意義上的可信度就越小。胡適先生以為:一切太整潔的規律，都是形跡可疑的，由于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潔的系統里去。［16］(p．42)陳寅恪先生以為: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講之真相愈遠。［17］(p．12)這些看法對于我們今天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仍然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四比擬而言，不同于概念脈絡的研究路數，受制于各種先見之明，如此金納批判的學講的神話(themythologyofdoctrines)、融貫性的神話(themythologyofcoherence)、預見的神話(themythologyofprolepsis)，等等，編年意義上的批評史研究，則經常不可避免地帶上經典闡釋者的種種后見之明，這類似于古史辨所謂的層累地疊加，或利科所謂解釋學上多出來的意義(surplusmeaning)，這些因素也會給后世理解文本的本來意圖帶來各種障礙。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就過往的編年批評史研究而言，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局限。首先，編年批評史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特定的批評家，即使這樣做的目的，可能只是建構一種更為廣闊圖景的手段，而被挑選出來作為分析對象的批評家往往以卓越的批評才能，或以文學天賦，或讀者諸多見長。而從習見的研究套路來看，其研究的重點，往往在于過往時代的主流或較為高級的思想觀念，十分是同一時代的公共話語或學講流派，以及那些在文學實踐活動中提出自個獨特見解的知識分子。其次，編年批評史的材料偏于內在循環，從文字到文字，從文獻到文獻，旨在佐證或厘清文獻里的記載，盡可能多的與經、史、子、集或其它文學史料相聯絡、相印證。因而，在這樣的研究范式中，重視的是功力，不是理解，確如王汎森先生所言:從文獻到文獻的經過中，即便下了極大的功夫，累積了極深切厚重的功力，很多問題還是無法得以確解。［18］(p．349)諸如此類的研究，無論求其古，還是求其是，最終也不免落入古董式之學術的境地。再次，一切編年批評史的研究，不僅意味著人們必須歷史地、設身處地地考慮古人在做某一件事情時是怎樣思想的，而且意味著一切過去的歷史必須聯絡當下才能得以理解和說明。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在于，歷史上的經典批評文本，即便是由特定的歷史語境產生，然而一經構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具有了超越詳細語境的獨立性。因而，超越詳細的語境進行普遍性的研究考慮，從來是批評家在從事批評活動時所具有的原初意圖，無論這一意圖能否得以真正實現。至于此后的經典詮釋者能否有能力把握所要考察的思想觀念的社會歷史語境，能否寫出值得信賴的編年史論著，仍然是存在著相當多疑問的。見于過往各種窄而深的編年類著述，囿于詮釋者缺乏對歷史思想的總體性理解，經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于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以及大的思想轉型，無法進行有效的闡釋。這就好像諾夫喬伊所批評，文學研究者假如缺乏適宜的哲學訓練，那么，這些觀念的歷史世系、邏輯含意、弦外之音以及在人類思想中別的表現形式，也即文學的哲學背景就很難得以講明。［2］(p．17)即使有上述局限的存在，但是，較之于概念脈絡一類的內在途徑研究范式所帶來的更多問題，編年批評史的實證路數，也就顯得并不那么招人反感了，從很多方面來看，它意味著研究材料更為廣泛，研究方式方法更為多樣，即使是歷史上那些玄妙深奧的觀念也只是華而不實的一個部分罷了。而且對于很多中國學者來講，這也恰恰成為西風日盛之下進行有效抵抗的一種當然之選。譬如霍松林先生以為，編年史之所以在近年遭到重視，華而不實的一個原因是它以中國文學為本位，以史料為基礎，便于完好地呈現其真實相貌。編年史能夠有效地阻止西方觀念對中國文學事實的簡單閹割，它的大規模采用，標志著中國文學研究經過螺旋式上升的歷程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19］同樣，重視思想史研究的葛兆光先生提出回到歷史場景，打通知識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界線。在他看來，西方單一的脈絡化敘事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詳細的歷史環境、政治刺激和社會生活，缺少這樣的歷史場景，思想經過就成了純粹思辨和抽象概念的連綴，仿fo魚離開了水，思想就成了純粹文本的喃喃自語，仿fo顯微鏡下枯槁的標本，而歷史就成了實驗室里純凈的真空狀態。編年批評史所面對的問題，不同于概念脈絡史注重理論的內在邏輯關聯，編年批評史研究注重的是對史料的整理、對史實的理解以及對這種理解的反思，因而，在研究策略的選擇上，經常習慣于將批評史中純粹理論形態的范疇、命題以及方式方法論的構成回溯到其原生的歷史文化語境中，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末的源流，以及承流會變的軌跡。譬如在斯金納倡導的歷史語境分析方式方法中，主張研究各種不同詞語的使用功能及其語境，以及作者使用這些修辭文本所要表示出的意圖。這種復原的研究方式方法，經常習慣于將其考慮的對象放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與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而并不習慣于將對象從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作純粹觀念的抽象演繹，這種思維習慣左右下構成的現場感、情境性乃至衍生的原生性觀察視角，不僅使得現代人更為容易理解古人的時空情境，同時也有利于疏緩兩者之間的緊張感。因而，對于習慣知人論世、設身處地運思的中國學者而言，編年批評史的研究，無疑具有相當的親和力。編年批評史研究的價值，主要在于它為經典詮釋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抑或歷史的全部豐富性。編年批評史的研究能夠窮盡一切可能的情況，由于可能的世界總是遠遠大于現實的世界，僅僅現實并不能構成歷史，歷史包括現實以及沒有成為現實的一切可能，因而，只要放在其全部可能出現的情況的背景之中，才能理解歷史的全部豐富性。［20］(pp．57～58)這樣的研究，不僅能夠使我們了解少數幾個偉大心靈的精神世界，同時，還能夠通過研究過往時代的主流或較為高級的思想觀念，怎樣不斷浸透、融入一般的、邊緣的觀念，進而引領我們的研究轉向同時代那些并無多少原創性的思想或人物，這樣也更有可能顯現出思想衍化中那些被中心擠壓不斷邊緣甚至隱而不顯的批評史資源，也就能為我們的研究帶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可見的思想史、觀念史研究形式之外，編年批評史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重新審視批評史資源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