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自然辯證法論文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是理解西方科學文化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歐洲的啟蒙運動是興起于18世紀的一場偉大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積極吸收由開普勒和伽利略發動、由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發展,并最終由牛頓完成的科學革命的思想方式方法,將之擴展和完善為一個當代的知識工程和社會工程。通過以上方式,啟蒙運動被確立為一種時代原型,華而不實,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明確特征。科學與啟蒙運動及其倡導的啟蒙精神有著相當嚴密的關聯:一方面,啟蒙精神從科學中獲得了宏大的靈感;另一方面,科學又在啟蒙精神中茁壯成長。科學與啟蒙運動的互動,不僅有力地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而且也為歐洲當代科學的發展創造了不可多得的社會文化條件。以漢金斯為代表的科學史家圍繞啟蒙運動而展開的研究,系統地討論了科學與啟蒙運動的關系,但是,他們主要探究的是科學與啟蒙運動的歷史關聯,而沒有在哲學的層面上概括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以卡西爾為代表的哲學家站在當代性的哲學立場上捍衛啟蒙精神,進而觸及了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問題。然而,這些研究主要以理性為切入點來闡述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而不是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來全方位地審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以福柯、羅蒂和拉圖爾為代表的后當代哲學家在批評啟蒙運動的綱領時,對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做了批判性的考察。然而,這些批判性的研究局限于后當代的立場,并未充分地根據18世紀的科學語境和文化語境來揭示科學與啟蒙精神的積極互動。而以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杜維明為代表的新儒家和以列奧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學的倡導者,在細致分析啟蒙運動導致的當代性危機時,也對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做了相應的批判性反思。但是,這些批判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領域的問題,既沒有充分解析科學與啟蒙精神在整個人類文化中的復雜關聯,也沒有充分揭示科學與啟蒙精神之間的積極互動。本文試圖超越狹隘的工具理性的視角,避免各種前當代和后當代理論的極端立場,從更為廣闊的文化視角,盡可能公正、全面而深切進入地透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這不僅有利于糾正前當代和后當代哲人對科學與啟蒙精神及其互相關系的誤解或誤解,而且也有助于人們從科學的視角加深對啟蒙精神的理解,又從啟蒙精神的視角加深對西方科學文化的背景、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的理解。一、啟蒙精神在科學中獲得靈感自17世紀牛頓的科學體系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以來,在歐洲文化中就普遍產生了一種牛頓崇拜,科學和科學家開場成為人類文化的典型和權威。伏爾泰表示,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不應當是愷撒等迷戀武力征服的政治家,而應當是牛頓這樣的科學家。我們應當尊敬的是憑真理的氣力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啟蒙運動極為推崇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體系,啟蒙精神從科學中獲取了大量的靈感,這主要具體表現出在下面三個方面。第一,以自然的權威取代上帝的權威。文藝復興之后的宗教改革導致了基督教內部的分裂。宗教改革固然引發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政治斗爭和宗教戰爭,但是,正如羅素指出的,基督教內部不同派系間沒有結果的斗爭,讓歐洲人逐步相信,統一教義這個中世紀的愿望必須放棄,由此擴大了人的獨立考慮的自由。很多開通明達的思想家意識到,訴諸充滿爭議的神學教義,無法為人類社會制度提供一個穩固可靠的基礎。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明確地把當代的社會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們的社會學理論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實的基礎上,人類文化的權威不再是宗教宣揚的信仰,而是科學揭示的自然。必須指出,在18世紀,保守的宗教勢力不容小覷。因而,啟蒙思想家需要采用一種與宗教相調和的理論修辭方式。綜觀整個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往往求助于自然神論來讓理性與基督教的教義相調和。借助自然神論,啟蒙思想家想要表示清楚:通過考察上帝的創造物,可以以知曉關于上帝的真理隨著17世紀科學成就的增長,源自設計的論證開場取代先驗的理性論據,甚至經常取代基督教(〕的(啟示錄〕而作為主要的宗教證據。在自然科學的幫助下,啟蒙思想家實現了宗教的自然化、理性化和世俗化,上帝不再是隨時能夠干涉自然和社會的神秘氣力,教會宣教的啟示真理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而科學揭示的自然秩序和規律,在宗教信仰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啟蒙思想家成功地神化了自然而改變了上帝的性質。由于自然成了新的上帝,成了所有智慧和正義的源泉,因而,18世紀要向自然尋求指導,期望著從自然那里得到金科玉律。由自然科學揭示的自然律,逐步取代了由教會和(〕宣揚的上帝意志,成為人類文化的新典范和新權威。第二,以人的科學改造傳統文化。啟蒙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將人作為人類研究的正當對象。借鑒科學來改造傳統的人文文化,是啟蒙運動的主要關切內容之一。牛頓指出:假如自然哲學在它的一切部門中能由于堅持這種方式方法而最后臻于完善,那么,道德哲學的領域也將隨之而擴大。牛頓科學方式方法所獲得的公認成就,激發了啟蒙運動嘗試發展一門人的科學。在休謨看來,這門有關人的科學是其他科學的唯一的基礎。不同于傳統神學或形而上學對人性的抽象考察,這門科學所依靠的唯一牢固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經歷體驗和觀察之上。啟蒙思想家并不知足于僅僅成為道德科學上的牛頓,而是以科學為典范,對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美學乃至教育學等人文社會學科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人的科學,首先是與如今所講的心理學問題,即那時所講的人性問題聯絡在一起的,洛克等啟蒙哲學家對人性以及人類的認知能力做出了自然主義的講明。洛克主張,心靈是一塊白板,人性主要由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塑造而成。洛克的心理學在英國和法國為啟蒙運動哲學家廣為接受,并成為啟蒙時期的人文社會學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人的科學對倫理學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在基督教支配歐洲文化的時代里,人們通常將(〕及其宣揚的宗教律則作為最初的道德準則之源。包括霍爾巴赫和愛爾維修在內的一些啟蒙知識分子厭惡這種道德之源,他們對道德的神學基礎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休謨更明確地將道德的根本源頭追溯至人類快樂與痛苦的情感上。休謨主張,根據人的自然本性,人類的義務永遠遵循情感的普遍的、自然的途徑,而與道德密切相關的正義被具體表現出人類共有本性的自然法則所支配。能夠以為,人類心靈中的任何原則沒有比道德感更為自然。因而,根據科學揭示的心理規律和自然法則,才有可能建構出一套真正切實可行的人類道德體系。啟蒙時期的政治學研究也深受人的科學的沖擊。歐洲傳統的政治哲學,往往求助于神學的權威來論證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啟蒙思想家則堅持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來反思和論證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而對人性的考察則需要借助于科學和理性的方式方法。盧梭指出,政治哲學的人性根據,是在從不扯謊的大自然這本書中得到的。盧梭強調,政治學家對人類的自然本性的探究,類似于物理學家在宇宙構成方面天天所做的推論,需要借助于假設和有條件的推論。只要充分吸收科學家做出假設和推論的理性方式方法,才能揭示自然狀態下人的本性,進而為政治學奠定穩固的基礎。人的科學大大提升了人文學者對世俗文化的關切,進而推動了經濟學和法學的發展。啟蒙時期的經濟學家不再知足于提出泛泛的理論假講,而是在統計學和概率論的幫助下,結合詳細的數據,在經濟現象中尋求數學的規律。對于這些早期的經濟學家來講,尤其是法國重商主義者和亞當斯密來講,經濟學的定律是自然的經歷體驗定律,而不是道德或政治的先驗律令。啟蒙時期的法學也顯示出強烈的世俗理性的色彩。孟德斯鳩斷言:法律應該和國家的自然狀態有關系;和寒、熱、溫的氣候有關系;和土地的質量、形勢與面積有關系應該從所有這些觀點去考察法律。邊沁強調,法學的研究需要運用像數學那般嚴格的科學探究方式方法,他以為,由此才能發現構成政治、道德和法律的基礎的真理。人的科學對啟蒙時期的美學、歷史學和教育學等人文學科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休謨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主張結合審美者的情感和主觀趣味來理解美的本質。固然審美者的審美趣味多少有所不同,但美并非是完全相對于歷史與文化的概念,大自然的普遍氣力確保了人類在審美方面具有最最少的共通性。要有良好的趣味,需要健全的理解力,而這離不開具有普遍效力的理性思維和科學方式方法。啟蒙時期的歷史學仿效科學,極為強調揭示歷史的規律性。伏爾泰和萊辛等主張,歷史學不應當僅僅記錄瑣碎的事件,而應當能夠類似于牛頓的科學,能把事實復原為定律。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歷史學的基點就應當扎根于人的科學所揭示出的人性,選擇最重要、最確鑿的事實,揭示人類精神的毀壞滅亡、復興與進步。啟蒙時期的教育理論主張,教育應當順應自然狀態中的人性規律。盧梭將人的教育分成三種: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盧梭以為,人們在教育中所能做的,應當是遵循自然的目的,讓這三種教育配合一致。而教育的自然的目的,就是培養合適天性的習慣。第三,以科學的理性論證和建構正當的社會制度。康德斷言,啟蒙要求人們有勇氣運用自個的理性。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并非僅僅僅是工具理性,而是具有普遍效力的邏各斯。作為邏各斯,理性是任何被創造物的原則和普遍形式邏各斯包括我們的知識氣力,我們的倫理的認知或良心,還有我們的審美直覺。這些是邏各斯在我們之中的一切表現。啟蒙思想家相信科學理性的普遍有效性,它能夠在改造政治與社會體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把科學的理性與方式方法用來解決人類的社會政治問題,啟蒙思想家不僅有效地批判了傳統社會政治建制中不合理與不公正的地方,而且有力地撼動了傳統政治學講的基礎。通過摧毀傳統政治神學中的蒙昧成分,啟蒙思想家力圖根據科學的理性來重構一個合理而正當的當代社會政治體制。眾所周知,歐洲近代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的重要基石之一是自然法理論。不同于歐洲中世紀的自然法,啟蒙的自然法是一種世俗化了的自然法,它將法律制度建立在科學的和理性的基礎之中。啟蒙時期的法學家普遍相信,理性的氣力普遍適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時代,而且在對人類社會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能夠建構起一個完好且令人滿意的法律體系。啟蒙思想家運用理性批判傳統風俗,孕育了諸多社會變革,華而不實最顯著的是美國的建立。在推崇理性制衡的思想的引導下,美國的開國先輩們需要建立一個平衡的。18世紀的自然科學給予這個政治理念以新的支持。牛頓的科學工作在當時的思想界占了主導地位,機械比喻很自然地涌如今人們的思維之中,約翰亞當斯希望能夠按自然的簡單原理樹立起來,而麥迪遜完全用牛頓式的語言講,在組建這樣的自然時,必須使各組成部分構成一種互相關系,以此互為制約,各司其職。在美國實現權利制衡的政治實踐中,牛頓式科學的理性精神及其機械隱喻做出了莫大的奉獻。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成功,有力地激發了啟蒙精神的興起與成長。啟蒙精神從科學中汲取了宏大的靈感,以自然的權威取代上帝的權威,以人的科學改造傳統文化,以科學理性建構新的社會政治體制,進而全面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綱領規劃。科學不僅為啟蒙運動提供了大量思想武器和理論方式方法,而且還為啟蒙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動力。二、科學在啟蒙精神的感召中成長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科學本身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啟蒙運動是18世紀科學發展變革的主要思想資源和文化語境。能夠以為,科學是在啟蒙精神的感召下不斷走向成熟的。詳細講來,啟蒙精神主要從下面三個方面促進了18世紀科學的成長。第一,啟蒙精神推動了科學研究綱領的社會化,將科學從神學和神秘主義的形而上學假講中解放出來,大大加強了科學研究的公共性和科學知識的統一性。在啟蒙運動之前,西方科學總是難免與各種源自宗教、神學和神秘主義的形而上學融合在一起。盡管這些形而上學在近代早期的科學研究中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神學和神秘主義出于維護本身信仰和加強宗教社團凝聚力的目的,有可能倡導知識的秘傳,不利于研究者之間進行理性公開的學術溝通。啟蒙精神對科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批判,成功地將不利于科學理性公開溝通的神秘信條從科學研究中排除出去。啟蒙運動在幫助科學從宗教神學和神秘主義那里獲得解放的同時,又從世俗社會中為科學尋找到了更有力的支持。科學被啟蒙精神賦予了明確的社會責任。為了更好地完成服務于社會的責任,啟蒙精神倡導科學家大膽跨出學科的界線,以積極合作的方式共同解決社會文化中存在的系統問題。在啟蒙精神的引導下,大量科學家和思想家相信,最偉大的智識事業是將科學與人文學科聯絡起來的嘗試。在新事實、新理論和新知識大量呈現的啟蒙時代,要更好地用科學服務社會,就需要增進不同科學家之間與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由此,啟蒙精神大大提升了科學研究綱領的社會性,加強了科學知識的統一性。科學研究綱領的社會化使18世紀的科學孕育了兩大豐富的成果,其一是法國百科全書派綜合知識的嘗試,其二是由拉瓦錫開啟的化學革命。在法國啟蒙精神的引導下,以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為代表的法國思想家和科學家通過百科全書的形式,力圖以經歷體驗為基礎,真正實現各種知識的綜合。不同于古典哲學和經院哲學整合人類知識的嘗試,啟蒙思想家和科學家并不根據脫離經歷體驗的原則來規范知識的整合。實現科學統一的方式方法并非全面邏輯化的方式方法,而是由培根的實驗哲學倡導并由牛頓的科學具體表現出的經歷體驗方式方法。因而,若要有效綜合科學知識,就不能僅靠邏輯,而是需要借助于科學家之間有組織的合作。法國百科全書派整合科學知識的努力,不僅促進了科學知識的統一性和不同學科的有效溝通,還對18世紀的化學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為了方便科學知識在學術共同體的溝通,啟蒙思想家充分意識到,統一科學中的語言符號,使之更理性而簡潔,這將極大地有助于科學研究的發展。啟蒙思想家要求精致化科學語言的主張,深入影響了當代化學之父拉瓦錫。拉瓦錫在當代化學的開山之作(化學基礎論〕的序言中坦承,啟蒙思想家孔狄亞克正確地指出了統一而便捷的語言在科學的推理和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在拉瓦錫看來,由于觀念依靠言詞得以留存和溝通不改良一門科學所屬的語言或命名法,我們就不能改良這門科學。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拉瓦錫發明了一套統一而便捷的化學命名法,由此構成的符號體系及其相應的專業表示出法,成為當代化學的重要基石之一。第二,啟蒙精神推動了科學建制的發展,為科學組建了一個更穩固可靠的學術共同體。盡管16世紀和17世紀的歐洲科學就已經發生了一場組織化的革命,然而,科學的社會建制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才得到了真正的穩固。18世紀組建的科學共同體主要包括國家科學院和各種非官方的學術學會,而這些科學共同體大多深受啟蒙精神的影響。18世紀受國家支持的科學院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啟蒙精神倡導科學家提供專業的技術服務于和社會。作為回報,不僅允許對國家和民族有奉獻的科學家群體建立科學院,而且還在一定限度內給予科學家管理本身事務的自主性。啟蒙精神希望以科學的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心智,讓知識盡可能地為大多數人共享。由支持的科學院能夠借助國家的名義,最大限度地促進不同地區科學知識的溝通,提高科學知識的公開性和公有性。固然孔多塞統一法國各地科學院的計劃流于失敗,但是,自18世紀中期以來,歐洲的科學院開場了機構間的正式接觸,并最終融合成為一個歐洲范圍的機構體系,大大拓展了科學家分享知識的范圍。盡管受支持的科學院在18世紀的科學建制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然而,啟蒙思想家更傾向于以為,自由政體是唯一適于藝術和科學生長的苗圃,自由政體的重要特征是允許公民通過組建學會的方式自由溝通學術問題,激發非官方的社會組織創造知識、服務社會的熱情。在啟蒙精神的鼓勵下,非官方的科學學會也在歐洲各國興盛和發展。啟蒙精神對非官方的科學學會的影響更為深遠,這主要具體表現出于下面幾個方面:(1)啟蒙精神倡導科學責任的世俗性,因而,科學學會努力將科學知識與民眾關心的問題結合起來,加強了科學的社會關切。(2)啟蒙精神倡導科學研究的集體合作,據此,科學學會相當強調科學家在研究中的集體協作精神,并通過本身的組織建制為科學家的集體協作提供各種便利。(3)啟蒙精神倡導科學討論的公開性和公正性。知識若要在公共場合得到理性的論辯,科學家若要在學界得到公正的認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就應當遵循嚴格的行為規范。因而,各個學會又為科學家制定了相應的行為規范。啟蒙精神提出了建設科學共同體這個理想的小社會的設想,該設想有力地推動了科學的社會建制走向成熟。第三,啟蒙精神加強了科學的社會效用,為科學博得了更多的社會聲望和支持。啟蒙精神主張用功利的和實用的態度來對待科學,科學家不應當在象牙塔中閉門造車,而是應當以本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來服務于社會,知足大多數人的合理需求。根據啟蒙精神,科學主要通過下面兩種方式來服務于社會:其一是通過科學技術改善人類的生活,其二是通過科學知識及其理性方式方法來開啟民智。啟蒙運動的綱領并非僅僅依循牛頓的理論來提出改造社會的理論規劃,而是要將科學的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真正解決人類生活中碰到的實際問題。以狄德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主張,科學家和哲學家應當試圖通過理性的方式方法論來影響技術的實踐,理論家和實踐家應當聯合起來克制自然的抵抗。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啟蒙思想,孕育了一大批運用科學理論解決技術難題的發明家和技師。比方,瓦特發明的改進型蒸汽機,就是結合科學理性與技術經歷體驗而獲得的產物。瓦特的改進型蒸汽機大大提升了人類利用熱能的效率,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和技術的發展,不僅為科學研究帶來了預測料想不到的概念與靈感,更為重要的是,它改變了公眾對學術問題的態度。歐洲公眾開場更傾向于信賴可公開檢驗的觀察與實驗,而不是無法公開檢驗的神秘理論。在與宗教或神秘主義的公開論辯中,科學家通過成功展示可見的實驗結果,在公共領域中獲得了勝利。科學借助技術和工業的宏大影響,大大提升了它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和聲望。啟蒙精神不僅倡導運用科學技術來改造世界,還倡導運用科學精神來開啟民智。18世紀被法國人稱為光之世紀。啟蒙運動倡導以理性之光照亮世界,驅逐迷信和蒙昧。在這種智識語境下,啟蒙思想家和科學家為科學知識向公共領域的傳播做出了大量努力。科學向公眾傳播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公共領域的構成。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所謂公共,指的是向所有人開放,對立于封閉的或排他的事務,而公共領域指的是對立于私人的公開領域,它有時還指恰好反對既定社會權威的那部分公眾意見。17世紀的歐洲國家,王室是權利與知識的中心,公共的概念僅僅僅是用以夸耀王室尊榮和權威的局部社會文化領域。而18世紀倡導民主和公共理性的啟蒙精神,在文化和社會中大大削弱了王權的地位,與王室有關的知識與權利不再占據文化的中心,代表廣大民眾的公共領域得以構成。公共領域的構成標志著人類與以往的政治形式以及認知形式的決定性的決裂,群眾的輿論法庭獨立于凡爾賽的奢侈豪華擺設,轉而尋求一種超越于專制君權的理性氣力的引導。由啟蒙精神開啟的公共領域特別有利于科學知識向群眾的傳播。事實上,科學的群眾化是啟蒙運動的重要特征之一。孔多塞等啟蒙思想家組織的科學教團,通過宣傳科學知識的種種引人矚目的成效,有力地喚起了民眾對科學的興趣和支持,極大地豐富了同時代的群眾文化。啟蒙精神提出了以科學共同體這個理想的小社會服務于理想的大社會的設想,顯著提高了生產的效率,改善了生活的質量,豐富了公共領域的思想文化,為科學找到了更為廣泛而多元的支持。倡導理性與自由的啟蒙精神在社會文化中為科學掃除了大量來自宗教和神秘主義的障礙,這有效地推動了科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啟蒙精神賦予科學宏大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價值,使科學穩固地扎根于當代社會文化之中,大大激發了科學的生命力,提升了科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為科學爭取到了更多和更強有力的支持。由此,科學在啟蒙精神的感召下中茁壯成長。三、科學與啟蒙精神的三大主題科學與啟蒙精神有著嚴密的關聯和積極的互動。一方面,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科學的成功,孕育并激發了啟蒙精神的成長與壯大;另一方面,啟蒙精神在社會文化中為科學去除了大量的障礙,反過來推動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科學與啟蒙精神的嚴密關聯和積極互動,主要通過下面三大主題具體表現出出來。第一個主題是典范。啟蒙精神在文化中為科學確立了典范的地位。結合啟蒙時代的歷史文化條件,科學作為典范,對本身和啟蒙精神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科學作為典范,推動了啟蒙運動的發展,豐富了啟蒙精神的內涵。科學揭示的自然取代了宗教啟示的上帝,成為社會文化中的新權威。科學方式方法向傳統人文學科的浸透,構成了人的科學,為傳統文化的改造奠定了經歷體驗的與理性的基礎。科學的理性成為指導社會改造和政治建制的精神,社會建制的正當性從科學理性中獲得了更可靠和更穩固的論證和支持。另一方面,科學作為典范,也讓科學在啟蒙精神中茁壯成長。由于科學本身成為社會文化的典范,科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宗教對本身的武斷干涉,去除神學或神秘主義的形而上學教條給理性研究帶來的干擾。啟蒙精神倡導公共理性,實現了科學研究綱領的社會化,推動了科學的統一,激發了科學共同體的發展與穩固,進而賦予科學服務社會、開啟民智的重大責任,為科學在社會文化中博得了更為多元的支持,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強大的動力。第二個主題是進步。一方面,啟蒙精神對科學賦予進步的含義。17世紀的科學獲得了宏大的成功,啟蒙思想家以科學的宏大成功為根據,根據理性的樂觀主義精神,為科學構造了一個不斷進步的形象。啟蒙精神論證了科學知識的普遍性和統一性,從科學研究綱領的層面上保障了科學的進步性。啟蒙精神論證了科學共同體理性檢驗科學知識的公正性與嚴格性,從社會建制的層面肯定了科學的進步性。啟蒙精神致力于揭示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功利性和實用性,向和公眾傳播了科學的進步性。另一方面,科學又反過來強化了啟蒙精神對進步的信念。科學革命的成功,為啟蒙指出了進步之路。科學以理性的自然法取代了君權神授的政治神學,為思想的進步創造了條件。科學以理性的人的科學,取代了傳統文化對人性的臆斷,促進了文化的進步。科學以理性的精神引導當代政治體制的建構,又激發了政治社會體制的進步。假如講,進步的觀念通常只不過是思想家的鏡子或面具,那么,啟蒙時期,在科學的幫助下,進步的觀念則讓思想家變成了行動者。由此,科學極大地激發了啟蒙精神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氣力。第三個主題是解放。一方面,啟蒙精神推動了科學本身的解放。啟蒙精神將科學從神學教條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科學研究創造了必要的自由。啟蒙精神將科學從過于個體化的研究形式中解放出來,為科學共同體的有效合作創造了條件。啟蒙精神還力圖將科學從從屬于君主和權貴的境遇中解放出來,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為科學尋求更廣泛的支持。另一方面,科學又有力地推動了啟蒙精神對人與社會的解放。科學通過理性揭示的自然,客觀上削弱了宗教在文化中的權威。深受科學影響和支配的啟蒙哲學,成為人從神話、迷信、魔術和神學等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