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研究之四羅馬——第一個大都市羅馬——第一個大都市羅馬人創建的法律、經濟和工程方面的成就使這個龐然大物成為世界的神經中樞近500年之久，這是他們永遠的榮耀。在其鼎盛時期，這個最偉大的城市帝國統治著從不列顛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廣大地區，所包括的人口近5000萬人。失衡的城市在彼特羅努斯生活的時代，羅馬已經發展到了直到現代社會才再次出現的規模——一個龐大、不斷蔓延的都市：鬧市、酒肆、神廟、擁擠的房屋以及貴族的府邸充斥其間。彼特羅努斯筆下的羅馬讓我們仿若穿越了時空隧道，接近了現在的紐約、東京、倫敦、洛杉磯、上海或是墨西哥城。羅馬的人口超過了100萬人，比早期像巴比倫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多2到3倍。路易斯·穆弗德提到，羅馬的人口比例完全失衡，就像一個城市巨獸忍受著“大都市象皮病”的煎熬。《薩蒂里孔》（TheSatyricon）泰特斯·彼特羅努斯是尼祿皇帝的朝臣、一個羅馬的富家子弟，他終日熱衷于在城市的街頭巷尾尋歡作樂，與妓女和放蕩的貴婦廝混。他后來因涉嫌參與宮廷政變而被迫自殺。但彼特羅努斯卻把他對這個城市以及這個城市所創建的帝國的深刻感悟和精彩描繪留給了后世。彼特羅努斯（Petronius）：《薩蒂里孔》（TheSatyricon）羅馬的傳說羅馬人力量的源泉在于他們特有的民族神話和神圣的使命感。傳說羅馬城由羅慕路斯和萊慕斯兄弟建于公元前753年，他們曾被丟棄于臺伯河畔，由母狼哺育長大。他們從小就心性殘忍，互相殘殺。在粗獷的鄉村居民中，戰爭和農業之神馬爾斯很早就擁有忠實信仰者。勝利的羅馬人羅馬人通過整合古代城市的兩大構建模塊——宗教信仰和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來實現的。羅馬人堅信追求帝國是他們偉大和持久的責任。彼特羅努斯提到：整個世界都在勝利的羅馬人的手中。海陸日星都歸他掌握。但是他還不知足。羅馬的自然條件城市的中心受到了七個山丘的保護，而且它的內陸位置保護其免于來自海洋的入侵。經濟資源：溫和的氣候和適宜的土壤有利于農民和牧人的活動。城市的位置靠近最容易渡過臺伯河的地點，這使得早期的羅馬成為周邊民族的天然商貿通道。鹽礦為羅馬人提供了一個重要貿易項目。伊達拉里亞人對羅馬的推動公元前7至6世紀伊達拉里亞人控制了羅馬城的部分地區，并且在這里建立王權。這讓羅馬受到了更成熟文化的熏染，并且同希臘和腓尼基世界聯系到了一起。羅馬人擺脫了外國勢力的控制，很快地改革了他們的羽翼初豐的城邦，這個城邦在公元前5世紀有近4萬居民。公元前450年，他們將政府的法規匯編成了12銅表法。這一法典涵蓋了集市開放的日期、保護人和食客之間的關系、貴族的權利和平民的保護等方方面面的內容。Religio與羅馬法制定羅馬法律的目的是規范公民行為（最好是自律方式），使之與根深蒂固的個人和公共道德準則相一致。歷史學家FE阿德科克認為，拉丁詞“religio”本身就有“把公民義務轉化為對家族、城邦和神的責任”的意思。羅馬人的強烈傳承感羅馬人深深地依戀他們的土地。家族事務是所有事情的中心；每一個家族都設有祭臺供奉他們的祖先和神。法律可以修訂，但是同過去的聯系給予他們無法估量的確定性。在他們的眼中，偉大意味著古老。生活在彼特羅努斯之前一個世紀的羅馬政治家西塞羅寫到：“這有我的宗教，這有我的家族，這有我祖先的遺跡。我簡直無法表達我在這里感受到的魅力，它們滲透到了我的思想和意識中。”羅馬人對“共和”的傳承羅馬人對他們的“共和”（或“共和體”）的獻身精神在歷經磨難之后仍然存在。羅馬軍隊能夠被擊敗——公元前390年，羅馬城幾乎被高盧的入侵者所占領——城市能夠經歷數不清的大火，但是羅馬城卻總會在原址重新建立起來。在希臘文化統治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時代，這些情結幫助羅馬人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羅馬城不懈地對外擴張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不懈戰斗并最終擊敗了伊達拉里亞人和希臘人。可以認為，羅馬的關鍵性勝利發生在公元前146年，以迦太基的滅亡為標志，它曾是地中海世界最有可能威脅羅馬霸權的城邦。帝國城市的形成公元前2世紀，羅馬已有城市帝國之相。與港口設施、引橋渠和不斷延伸的市政廣場共同興建的還有很多新的拱門和神廟。宏偉的公共建筑周圍布滿了成千上萬的擁擠住宅、集市和店鋪，來滿足的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要。一個多世紀的政局動蕩和變亂為帝制做好了準備。裘利斯·愷撒公元前49年，裘利斯·愷撒被宣布為獨裁者，他對桀驁不馴的共和體制施以強硬政策。愷撒也是一位城市革新者，他決心使羅馬更適合作一個領土廣袤的帝國的首都。他頒布法律對城中泛濫成災的破舊房屋的高度進行限制，強迫使用瓦片以及拉開建筑物間的距離來防止火災，并且開始市政廣場的大型擴建。奧古斯都在奧古斯都統治期間，羅馬形成了一個擁有雄偉宮殿、神廟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城市。正如奧古斯都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接手了一個泥磚建造的城市，卻留下了大理石建造的城市。”羅馬：大城市的原型公元前31年，奧古斯都在阿克興海角擊敗了托勒密王朝的最后君主克婁巴特拉七世和她的盟友馬克·安東尼，這標志著希臘化時代的終結。羅馬人事實上已經征服了所有的希臘城邦、原塞琉古帝國的大部和其他更遠的地區。在此后的4個世紀中，西方城市化的歷史主要是由羅馬人和他們的臣屬書寫的。羅馬的城市建設羅馬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統——以使城市有能力承受不斷增長的人口。新奧古斯都廣場上的宏偉建筑和馬爾斯神廟。羅馬城內有26個住宅屋區（insulae）為個人提供住處（domus）。雖然愷撒已經立法，但是大多數住宅屋建筑還是破爛不堪，有時會倒塌，并且經常失火。無法入眠的城市日常生活經常混雜無序。彎彎曲曲的街道很少是筆直的，擠滿了人和垃圾。在白天，到處是蜂擁的人群（裘利斯·愷撒的法令將車流限定在晚上）。夜幕來臨，噪音和喧鬧更嚴重。諷刺作家尤維那質問說：在屋里怎能睡覺？馬車穿行在狹窄而彎曲的街道，車夫停車咒罵，這一切可能奪去了斑海豹的睡眠，甚至克勞狄烏斯皇帝他自己也可能無法入眠。命運取決于戰爭和繼續尋找財富羅馬仍然在城市發展史中表現出許多創新。大城市居民吃、穿和用水的需要使經濟活動的組織產生了很多創新之舉。洞察世事的彼特羅努斯主張，帝國的任務是，無論以什么樣的生命代價，都要保護財富的來源以供給數量不斷增長的城市家庭。這位朝臣評述說：“命運取決于戰爭和繼續尋找財富。”物流系統吸納這些物資的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有三個港口為這個城市運送供養人口的谷物、富人所需要的奢侈品和服務于富人的奴隸。這里有巨型貨棧和高度專門化的市場用以流通從蔬菜、豬到酒、牛和魚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貨物。羅馬的商業如此富有活力，以至于任何有野心的自由人（如彼特羅努斯所著《登徒子》中的特利馬奇奧）都能積累巨額財富，以取得更顯赫的社會地位。城市零售業初露端倪在這里，現代形態的城市零售業初露端倪。書籍、寶石、家具和服裝經銷商集中在特定的區域內。這里既有起到超級市場作用的大型集市，也有大量位于住宅屋底層的小店鋪。羅馬最高級的商鋪是現代的商業中心的預演：莫卡特斯·特來尼擁有一個五層樓的商鋪，里面出售各種各樣的商品。羅馬的寄生經濟羅馬的經濟被廣泛描述為一種被征服民族的財富所供養的寄生經濟。西班牙的干魚、波斯的胡桃木、高盧的酒，當然還包括來自于各個國家的奴隸涌入到這個城市中；而世界只得到了相當少的羅馬商品。如果從商業的角度來看，羅馬是在消耗整個世界；但是，它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將城市保障發展到了一個空前水平——在已拓殖的廣闊地區激起了一個城市建設的新的黃金時代。一個由城市單元組成的聯邦后來約克、倫敦、特里爾、巴黎、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等，都從羅馬獲益匪淺。羅馬化成為城市化進程的同義詞。空前的安全保障為城市發展創造了條件。在偏遠的地區，城墻和防御堡壘對于城市的生存至關重要。即使這樣，像德國的特里爾和維魯勒爾姆，也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哨所。甚至到了公元一二世紀，一些不列顛城鎮還因整齊的道路、復雜的排水系統、浴池和管道引水而自豪。城市文明的繁榮各種各樣城市之間充滿活力的競爭刺激了新的建筑項目、劇院和露天劇場的發展。羅馬允許獨立城市實行相當程度的自治。城市19世紀之前，歐洲沒有再度出現過如此安定繁榮、人口眾多的城市。人口、物產和思想觀念沿著從耶路撒冷到布倫之間的安全的航海線和51萬英里長的平坦路道，在廣闊的“城市單元”群島之間快速流動。富裕并喜愛游歷的羅馬青年可以隨意到海外，如雅典、亞歷山大里亞、馬賽利亞（馬賽）或羅得斯等城市去接受教育。單元的聯邦”的作用。世界性帝國在其全盛時期，羅馬把早期居魯士和亞歷山大構思的世界性帝國的理想轉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塔西佗記載道，皇帝克勞狄烏斯自己覺察到，公民身份的逐漸推廣是羅馬超越狹隘的雅典城邦最有利的條件之一。吉本評述說，曾經同愷撒作戰的“高盧人的子孫”現在“統率兵團，執掌行省，還被允許進入元老院”。吉本：前引書，第33頁。公元3世紀，羅馬公民權對已知世界的所有自由民開放；來自意大利的元老已經不足半數。人類使命公元98年，從西班牙人圖拉真開始，外省人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以后的世紀中，國家的首腦都是來自于高盧、敘利亞、北非和色雷斯等各地。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人在羅馬——所有其他城市的神圣首府——居住并進行統治。公元2世紀的希臘作家阿里斯泰德宣稱：“羅馬已經成為將世上所有民族都視為其村民的城堡。”把這個世界主義的理念最好地表達出來的大概是羅馬皇帝兼哲學家馬可·奧里略，他在公元161年安東尼·比約死后繼任元首。同古典的羅馬人一樣，奧里略認為他的“城市和祖國”就是羅馬。但作為一個皇帝，他從更寬廣的視野看到了羅馬的使命，去完成整個已知世界的“人類使命”。古典城市的衰落羅馬對奴隸制的依賴日益增長首都有1/3的居民依靠國家救濟生活。帝國不再有獲取新領土的能力.遠程貿易隨著安全保障和便捷交通的破壞而衰落上層分子厭倦了羅馬令人煩擾的城市生活“羅馬人死之將至，還在開懷大笑。”一連串的傳染病加劇了羅馬的陰晦氣氛人之城與神之城來自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宗教信仰乘虛而入。基督教控制整個帝國。吉本抑郁地寫到，帝國的衰落表現了“野蠻和宗教的勝利”。基督教義的主要創建者保羅正是羅馬城市世界的典型產物。基督教作家德爾圖良認為：“對于我們而言，沒有什么比國家更陌生。”基督徒因羅馬和帝國其他主要城市遭受瘟疫而暗自慶幸，認為這是對其罪惡和不貞的報應。反城市的觀點反城市的觀點最著名的表述是在圣·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書中。像塞普里安一樣，奧古斯丁把羅馬描繪為“自鳴得意的”“塵世之城”（civitasterrena），其罪惡應受到懲罰。奧古斯丁并沒有制訂方案來改革這個垂死的大城，而是主張羅馬人應設法進入另一大城——即“上帝之城”，在這里“沒有人的智慧，只有對神的虔誠”。“一切都被廢棄”羅馬人口直線下降。新建設停滯不前，舊建筑破敗不堪。公元410年，羅馬被西哥特人攻陷。公元476年，日耳曼國王奧多亞克控制了羅馬城。比賽用的跑道變成了農場；引水渠被廢棄；浴池永遠關閉。到了公元7世紀，羅馬變成了一個只有3萬人口的城市。教皇格歷高利說：“整個世界都曾經聚集在這里往上爬；現在則到處是孤獨、荒蕪和悲哀。”以后的幾個世紀里，這里經歷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文明的“簡化”：即一個向內發展，“視野變窄，地方勢力生根，古老的效忠觀念加強的時代”。羅馬之外的衰敗繁華的德國省會城市特里爾，前4世紀早期約有人口6萬人，萎縮成圍繞在一個大教堂周圍的一系列小村莊。直到公元1300年，也才有8000人口。公元7至8世紀，在天主教的歐洲，只有不到5%的居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鎮中。一個法國的主教巡視了教區里日益荒蕪的村莊后說：“我們所能找到的所有教堂的屋頂都坍塌了，門都已破損并掉了下來。”許多動物在通向祭臺的走廊上游蕩。地板上長滿了野草。一個牧師說，“一切都被廢棄了”。君士坦丁堡：幸存的城市橫跨將歐亞兩洲分開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約公元326年，被君士坦丁宣布為帝國的首都。依靠著城墻和巨大海港的拱衛，君士坦丁堡在野蠻人的攻擊中存留下來。在一個世紀內，它的人口從5萬人增長到超過30萬人，輕易地超過了衰退中的羅馬、安條克或亞歷山大里亞。在公元6世紀的全盛時期，作為歐洲的首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接近了50萬人，并且控制著從亞得里亞海到美索不達米亞、從黑海到非洲之角的龐大帝國。“一個東方化的過程”公元11世紀歷史學家邁克爾·波塞魯斯《年鑒學》中，把君士坦丁堡比做“過去黃金溪流中”退化而成的“破銅爛鐵”。由于同西方世界相分離，這個城市經歷了“一個東方化的過程”。有權勢的宮廷太監，奢華的宮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