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26第九章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傳播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后，寧波的各種政治力量進行了新的整合。以中共浙東臨時特委成立為標志，寧波地區的中共組織開始恢復發展，并逐漸成為抗日救亡的中堅力量。1940年7月，國民政府軍也在第一次鎮海保衛戰中奮勇擊退了入侵日軍。翌年4月寧波淪陷后，寧波地區出現了國民黨流亡政權，中共創建的浙東敵后抗日民主政權和日偽政權三者并存的復雜政治局面。經過戰爭磨煉，寧波人民的民族思想空前高漲，共產黨的社會影響也日益擴大。第一節《寧波民國日報》對抗戰的報道1937年7月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寧波民國日報》自稱其辦報宗旨是“在此十七年間，該報以闡揚三民主義，宣傳政訓綱領，發展地方自治，廢除舊腐陋習。”從辦報實際看，“闡揚三民主義”根本談不上，至多不過是被蔣介石篡改的“三民主義”，是打著三民主義旗號的反三民主義。抗戰爆發后，“該報宣傳對策，當以鼓勵民心，團結抗日。”[1]這基本上符合實際。抗日戰爭爆發后，《寧波民國日報》等國民黨政黨報刊也以民族大局為重，投入到揭露日軍侵略，捍衛民族主權的宣傳上來。一、揭露日軍侵華罪行七七事變爆發后，《寧波民國日報》對于中華民族的頑強抗戰作了全面報道。其中包括1938年4月的臺兒莊戰役，同年5月的徐州戰役。在日軍攻占徐州后，計劃繼續攻占華中重鎮武漢和華南的廣州。當時中國軍隊處于劣勢，在新聞報道上《寧波民國日報》重在揭露日軍侵華的罪行。通過刊登新聞，發表評論，比較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中國軍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聲討侵略者的罪行。報紙上今天甲地淪陷，明天乙地陷落的新聞比比皆是。1938年6月，日軍為擴大侵略戰爭發動了武漢戰役，先后轟炸湖北、廣東、廣西。《寧波民國日報》于9月1日、16日、20日分別以《粵北上空昨又激戰我鐵鳥掃蕩寇機》、《敵機襲漢粵桂》、《敵機襲粵漢廣九路并飛梧炸廣西大學》為題進行了報道。又在12月23日以《敵機兩襲株洲三犯武漢肆虐》、《閩江口外敵艦窺伺竟犯我長江封鎖線》為題報道了日軍襲擊武漢、株洲、福建的戰事。當日軍準備進犯上海，擬將進攻香港時，《寧波民國日報》發表《滬西倭軍突增三倍，香港情勢愈形危機》的新聞[2]，報道日軍進攻上海，威脅香港的嚴峻形勢。1939年6月日軍占領杭州后，繼續侵占浙東地區。《寧波民國日報》對此作了全面報道，6月25日，發表《敵海空三路猛犯，千余在定海登陸，我防軍奮勇迎擊，激戰竟日，前晚自縣城退至二道防線》，報道日軍海空兩路攻入定海、沈家門、鹽倉等地，準備進攻寧波。同日配發短評《決不讓敵人登陸》表達寧波人民同仇敵愾，抗敵決死的決心。但日軍進攻定海、寧波等地的勢頭并沒有得到強有力的遏制。日軍長驅直入，很快攻入寧屬各地，狂轟濫炸，肆意蹂躪。轟炸寧波后，日軍大舉進攻金華，《寧波民國日報》于12月14日連發《敵機昨炸金華窺擾本埠市空》、《搶救浙西難胞寧波設運配總站》兩篇新聞報道日軍轟炸金華的戰事。1940年1月24日，又以《敵機昨日襲甬，紹興金華被炸，傳諸暨方面亦遭轟炸》報道了日軍對浙江多個地區的野蠻侵略。《寧波民國日報》大量刊載的日軍對我國犯下的野蠻罪行，揭露日本野蠻侵略，血腥屠殺，同時對喚起民眾起而抗戰起了積極作用。二、報道中國軍民奮勇抗戰，反對投降賣國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做出了重大犧牲，也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從《寧波民國日報》的報道中不難看出這一點。國民黨政黨報刊著重宣傳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借以顯示國民黨政府堅持抗戰的決心和成就，但客觀上卻對振奮軍民精神，喚起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打擊日寇，不做亡國奴產生了一定作用，對那些大搞投降的國民黨官員還具有警戒作用。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對野蠻殘暴的日軍的堅決抵抗成為這一時期報紙的主流。1938年9月1日《寧波民國日報》同時刊發《大江南岸我完成全線大捷，瑞昌東南殘寇肅清》、《滬郊我游擊隊益形活躍，克朱家角進圍青浦》、《風陵渡敵企圖偷渡被擊退，我昨再克濟源沁陽》、《華北交通盡斷，廊坊沈縣有激戰》、《豫北臨漳附近敵偽完全肅清，我乘勝昨進抵安陽》5條新聞，報道我國軍民在正面戰場上頑強阻擊、抵抗日軍野蠻進攻。9月16日，又分別以《廣黃間交通完全為我切斷》、《四菰嶺一役殲敵三千以上》、《江南血戰未已，歸宗寺清風壋均在我手固霍山敵四路犯我被擊退傷亡慘重》、《豫東我克太康，敵勢大挫，乘勝昨又收復淮陽》為題報道我軍民破壞交通線，阻敵進攻并大量殲滅敵人的戰績。9月20日，又分別以《雞籠山麓痛懲頑寇我乘勝再圍余杭城》、《我國空軍出動轟炸羅山敵人》、《蘇北楊邵間劇戰展開，我連克昭關壩高莊》、《長江寇尸源源運滬》為題報道了我國軍民頑強打擊日本侵略者，痛殲入侵之敵，取得可喜戰果。同時也報道了后方人民支援前線抗戰，如《勸募寒衣運動》[3]、《武漢慰勞團赴前線慰勞獻旗》[4]。1938年10月，武漢、廣州失陷后，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并未停止，全國的抗戰局面更加嚴峻。《寧波民國日報》對中國軍民抗戰的報道并未中止，相繼刊發《粵北大捷，粵臨參會特電慰勉》[5]、《浙東殲敵蕭城郊，轉戰蘇南入浦東，晉綏豫鄂我軍再傳捷》[6]、《敵寇侵略戰爭結果死傷百八十萬》[7]報道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輝煌戰果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還對日本國內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和日本士兵消極厭戰作了報道，前者如《敵國政治危機的警號》[8]，后者如《敵兵厭戰相率逃亡》[9]，體現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必敗結局。《寧波民國日報》針對汪偽政權的賣國附逆做了大量揭露和批判。1940年1月24日發表長篇社論《汪逆賣國的鐵證》，揭露了汪精衛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的罪行和投降派的陰謀。三、評論抗戰時事《寧波民國日報》還發表時評評述堅持抗戰的意義。《心理戰與抗戰建國》[10]鼓勵國民抗戰到底，重建家國。《殲滅蕭山敵寇》[11]論述了中國軍隊殲滅進攻蕭山日軍的意義和價值。《南昌我軍轉進后浙東局勢之觀察》[12]評論浙東地區的抗戰新形勢。《大哉中華魂馮增山壯烈殉國》[13]高度贊揚馮增山烈士在偵察日軍布防情況時不幸被捕后，雖幾經酷刑，仍堅貞不屈，英勇就義的壯舉。《不惜任何犧牲發動全面抗戰》[14]表達了中華民族不畏犧牲、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敵之侵華目的厥在征服世界》[15]深刻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以侵華為開端，最終目的在于吞并全世界的野心。《迎接偉大勝利年的到臨》[16]表達了寧波人民在1941年新年之際對抗戰勝利的向往與信心。《寧波民國日報》還增設“九一八七周年紀念特輯”，連發《血祭九一八》、《國人紀念九一八應有之認識》等時評號召國民不忘國恥，團結御侮。還刊發鄞縣教育研究會主編的副刊《戰時兒童》，向兒童灌輸愛國精神，如《九一八告小朋友》。還特辟專欄《一周戰況》報道抗戰的有關情況。在關注國際國內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同時，也很關注寧波本地區的抗戰時事，對揭露敵偽的侵略罪行，鼓舞國民堅持抗戰起到積極作用。在報道抗日新聞的同時，還開辟副刊《前鋒》刊載大量評論文章與文學作品，配合正面的抗戰宣傳。在堅持抗戰報道的同時，報紙對汪偽漢奸的賣國求榮也進行了無情地揭露與批判，如《豫省傀儡軍官三人被捕解洛槍決》[17]、《滬法租界奸商飲彈》[18]、《汪逆獻媚敵方竟出賣海南島》[19]，《徹底肅靜漢奸，組民眾肅奸網》[20]揭示了他們的賣國罪行必然得到可悲的下場。四、報道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動態《寧波民國日報》在關注國內戰事的同時，也比較關心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歐洲戰場的所有戰事都能在報紙上找到縮影，尤其重視政治、軍事報道，比較客觀地向國內傳播了外部世界的最新動態。當德國希特勒準備發動第二次世界戰爭、大肆驅逐外國僑民時，《寧波民國日報》就以《德繼續做作戰準備，英僑民束裝返國》[21]為題報道了希特勒驅逐在本國的英國僑民，準備戰爭。轉載蘇聯《真理報》的評論《蘇真理報抨擊張伯倫首相》[22]抨擊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德國法西斯采用的綏靖政策。《德軍積極準備，對但澤將有行動，軍火不絕從東普魯士運入，向波政府將施以壓力》[23]，為德軍閃擊波蘭前的先兆。《萊茵河兩岸德法有前哨戰》[24]，報道德國軍隊在閃擊法國前期進行的試探性攻擊。當歐洲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激烈狀態時，報道德、日、法、英各國戰爭及國內政局的新聞有所增加。如《德機炸愛爾蘭愛將與之絕交》[25]報道德國飛機轟炸愛爾蘭的戰事，《德法關系無變化馬奇諾線將拆毀昔為國防屏藩今成廢物》[26]報道德軍侵入法國后，被稱為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化為烏有。這些報道對國內的抗戰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注釋[1]《寧波藝文什志》第36頁，沈友梅回憶[2]《寧波民國日報》1939[3]《寧波民國日報》1938年10月7日[4]《寧波民國日報》1938年9月20日[5]《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10日[6]《寧波民國日報》1941年1月1日[7]《寧波民國日報》1941年1月5日[8]《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10日[9]《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24日[10]《寧波民國日報》1939[11]《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24日[12]《寧波民國日報》1939年4月17日[13]《寧波民國日報》1939年4月28日[14]《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24日[15]《寧波民國日報》1940年1月24日[16]《寧波民國日報》1941年1月1日[17]《寧波民國日報》1938年9月20日[18]《寧波民國日報》1939年1月23日[19]《寧波民國日報》1939年12月14日[20]《寧波民國日報》19[21]《寧波民國日報》1939[22]《寧波民國日報》1938年12月23日[23]《寧波民國日報》1939[24]《寧波民國日報》1939年12月13日[25]《寧波民國日報》1941年1月6日[26]《寧波民國日報》1941年1月16日第二節抗戰時期的《時事公報》一、對七七事變的報道七七事變爆發后，日寇全面侵華。金臻庠積極組織《時事公報》投入到抵御外侮，救國圖存的宣傳工作中。有關揭露日軍侵占我領土，槍殺我軍民的報道占據了絕大部分版面，激起了廣大民眾同仇敵愾，抗御侵略的民族義憤。同時，宣傳中國將士在前線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的英勇戰績。如臺兒莊大捷、共產黨領導的平型關大捷都連續報道，且配發評論。這類報道在客觀上起到了振奮民族精神、鼓舞中國人民堅持抗戰、不做亡國奴的作用。為了及時反映國內外局勢，及時準確地報道前線戰訊，《時事公報》加強電訊工作，特設短波電訊室，在上海設短波專臺，配特派記者，及時報道抗戰形勢、前線戰訊，并將原來的副刊《珊瑚網》改名為《挺進》。報道體裁多樣，擴大了宣傳抗戰內容，喚起更多讀者。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到寧波后，《時事公報》于1937年7月11日以《盧溝橋事件又告突變》為題報道寧波民眾“猝聆消息，共表憤慨，奔走相告，空氣緊張，其一種痛癢相關之情緒，不啻視國事家事也。”并立即刊發社評，嚴正指出：日本“侵略之野心，已經完全暴露”，“惟望朝野一致，對此事有進一步之認識而變以前應付之態度”，“決不撤退在我國土內任何地之駐軍，敵如來犯，迎頭痛擊。”1937年7月23日，《時事公報》以《記青年會民眾歌詠團慰勞29軍歌詠募捐大會》為題報道了寧波基督教青年會慰勞二十九軍抗日將士大會的情景。當主持人宣布開會后，即有一位羅姓女士登臺疾呼：“中國已經到了非生即死的最后關頭，全國應該一致起來爭取生存！”鄞縣律師公會因國難深重，更致電司法部，要求立即釋放在押政治犯。支持這一動議的民眾也公開表示贊同，《時事公報》以《“釋囚”我見》為題進行了報道：“政治犯則大抵皆是有意識、有相當的事理判斷力的人。在這個時候，于這非常時期的社會國家能有相當利益。所希望的是司法部能當機立決，不稍猶豫。”[1]在民眾的強大壓力下，浙江省高等法院于8月14日發出訓令，要求省高等法院鄞縣第三分院和鄞縣地方法院準予取保開釋所有政治犯。1937年7月17日，為支持前方抗戰，地處象山港的鄞東咸祥各界民眾即發起成立抗敵后援會，次日又致電二十九軍軍長暨全體抗日將士。“八一三”事變的消息傳到寧波后，鄞縣地方當局也于14日組織成立鄞縣抗敵后援會，推舉王文翰、張申之、金臻庠、俞佐宸等15人為執行委員，并于當日致電上海市俞鴻鈞轉前敵將士，《時事公報》以《鄞縣抗敵后援會慰勉淞滬華北抗敵將士》為題進行了報道：“溯自盧變爆發，日侵日深，威脅察綏，喋血平津。近因華北不逞，乃轉而謀我淞滬，戰艦云集，胡騎橫行，轟炸殺戮，慘絕人寰。幸賴我前敵將士，本鄞縣抗敵后援后雖由地方當局組織，但其中也包容了各文化機關、民眾團體和相當一批愛國士紳以及共產黨人。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擴大，這些共產黨人與愛國人士的活動空間和影響力也隨之擴大。8月13日，日軍又擴大戰爭，將戰火蔓延到上海。與上海血脈相連，且僅一水之隔的寧波也立即變為東海前線。14日，《時事公報》以《上海的炮聲響了——我們要恢復一二八時期的精神》為題發表社論疾呼：“一二八時期，這種共赴國難的精神和態度，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征象，是中華民族不亡的主要力量……目前的中國，唯有抵抗，才是出路；當這個關頭，只有國家，是高于一切。”[5]同日，《時事公報》以《對現在中日局勢我政府發表聲明》為題發表國民政府的《自衛抗戰聲明書》，指出：中國之領土主權，已遭受日本之侵略，“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武裝面對日本的侵略，寧波各階層民眾迅速行動起來，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為前方將士募錢輸物，救護前線受傷官兵，組建抗敵后援會等救亡團體，甚至奔赴延安、臨汾等地參軍入伍。二、對國內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報道全面抗戰爆發后，《時事公報》把報道的重點集中到國內外局勢上來。中國軍民抗戰精神與日本法西斯的瘋狂入侵成為見諸報端最多的內容。國內方面，先是報道東北抗日義勇軍頑強戰斗的消息。如《東北軍接防察哈爾》[7]，并提供背景材料《義勇軍抗日始末》。有關抗日戰爭的報道猶以中國軍隊正面抗擊日軍的臺兒莊戰役為著名。從1938年3月中下旬戰役進入初期階段，中國軍隊即奮起英勇抵抗，《時事公報》發表了《敵寇傾力進犯滕縣，臨沂我軍大獲勝利》[8]、《臺莊東北敵成甕中鱉，戰事將有驚人發展》[9]、《臺莊附近圍殲頑敵，我獲空前未有勝利》[10]、《臺莊附近敵兩路潰退，我軍乘勝分頭追擊》[11]。這些報道為引起讀者注意，喚醒民眾起來抗戰，制作大號標題，發在頭版頭條，有的還配加評論。有時為易于了解中日雙方戰爭態勢，還刊登戰區地圖，分析戰爭形勢。《山西戰局中點線局面的爭奪》[12]就在報道新聞時加進了中日軍隊作戰的進攻路線圖。看后一目了然，真實可信。在報道抗戰時《時事公報》還比較客觀、公正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抗戰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林彪在離石受傷》[13]是有關我八路軍在平型關勝利伏擊日軍后，林彪在離石地區受傷的報道。對堅守在華北的敵后八路軍英勇抗敵事跡也有報道，如八路軍楊成武部在黃土嶺一役中擊斃“敵將之花”阿部規秀的《敵某中將被我炸斃》，晉冀游擊隊敵后抗戰的《晉冀我游擊隊活躍，敵軍運輸異常困難》[14]。還有報道共產黨領導的山西抗敵決死隊的新聞《山西的新軍——決死隊》[15]，內容頗為公允：決死隊“紀律嚴明，頗得群眾信仰，精神飽滿，誓死收復失地。”《時事公報》是當時國統區新聞媒介正面報道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英勇抗戰的報刊之一，對“亡國論”與“速勝論”，對于國民黨污蔑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謬論都是有力的回擊。在《時事公報》看來，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是一支堅強的戰斗隊。對于中國軍隊抗戰的報道體現了報紙的愛國思想，對于日軍普通士兵厭戰，思念家鄉的報道能夠起到揭露敵人野蠻罪行，瓦解敵軍斗志的作用。《敵軍中厭戰風熾，聯隊長廣田自殺》[16]就是在立足事實的基礎上充分揭露了日本政府發動侵華戰爭的不得人心，對銷弭敵軍斗志具有重要作用。在立足國內報道的同時，《時事公報》對國際形勢也給予關注，當時歐洲上空戰云密布，希特勒德國加緊軍備，準備一舉吞并歐洲，德、意、日結成軍事上的聯盟，關注日本的侵略戰爭，就不能不關注其盟國的戰爭企圖。這也是國內民眾希望了解的信息。《希特勒掃親墓，德軍續有入奧》[17]系為報道德軍進入奧地利的新聞。報道意大利的新聞《意大利的內幕，民眾生活陷入窘迫不安》[18]，介紹表明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內外交困，民不聊生。日本政府因窮兵黷武遭致國內窮困不堪，民怨沸騰的《窮兵黷武東鄰之不景氣之氣象》[19]指出：“小學教員因欠薪赤化，學童饑餓者二十余萬。”這些報道對揭露法西斯罪行，喚醒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積極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具有重大作用。三、對寧波鼠疫慘案的報道1940年，抗日戰爭正處于相持階段。10月27日晨7時，天色陰霾，空襲警報突然狂鳴，過后不久，一架日機竄入寧波市區上空，投擲一批荒謬傳單后逸去。下午2時許，空襲警報又鳴，一架日機再次入侵，在市中心開明街一帶，投下混有疫蚤的大量麥粒和面粉。日機過后，發現跳蚤驟然增加，紅紅的顏色，形體略小，與平時的不同。后來才知道，這是體內充滿億萬個鼠疫桿菌的人鼠共同蚤——開皇客蚤（印度鼠蚤）。僅時隔2天，就有人染疫發病。接著，鄰近相繼死人，至11月3日，報道已死16人，次日又死7人，一日后再死20人。疫區陸續有人暴死后，很快確定是鼠疫流行，于是11月2日起封鎖疫區，3日起進行捕鼠滅蚤，房屋消毒；6日成立防疫組織，搜查疫區外逃者。寧波市政府采取建立臨時隔離病院，全市停課罷市，全民預防注射等一系列防治措施，疫情得以一定程度控制。后來將開明街以東，北太平巷以西，東大路以南，開明街以北的5000平方米范圍疫區內的115戶，137間房屋一舉焚毀。從此，在寧波市中心留下了一片廢墟，人們稱之為“鼠疫場”。《時事公報》完整地記錄了侵華日軍在寧波犯下的這一滔天罪行。這些關于鼠疫的詳細報道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舉證日軍在華實施細菌戰的直接證據。1．日機投毒時間1940年10月28日，寧波《時事公報》第一版對日機侵襲寧波上空的報道有三則，分別如下：1．[本埠訊]昨晨六時四十七分，龍山發現敵機一架，本埠當發空襲緊急警報，旋該敵機侵入本埠上空盤旋，并散發傳單，后向西北逸去，本埠于七時五十二分解除警報。2．[本埠訊]昨十時四十六分，觀海衛聞機聲，本埠當發空襲緊急警報，旋該機聲向慈溪南面消逝，本埠于十一時十分解除警報。3．[本埠訊]昨下午二時二十分，海門由南至北，發現敵機一架，本埠當發空襲警報，至二時二十七分，該機經寧海時，本埠繼發緊急警報。旋該機經本埠上空，過慈溪、向龍山出海而逸，本埠于二時五十分解除警報。后來證實，《時事公報》所報道的日機侵襲寧波上空并散發傳單的史實與后來鼠疫受難逃生者的證言相符，確定日機飛臨寧波上空并投擲鼠疫的時間是1940年10月27日。寧波地方報紙《時事公報》是第一家向世界報道日本侵略者在寧波空投鼠疫的媒介。縱觀當時寧波《時事公報》，大凡有敵機入侵本市，次日均作報道。而經查閱1940年10月下旬的逐日《時事公報》，除28日的三則報道外，只字未見10月27日敵機入侵的消息。經過后來的調查獲悉，10月27日晨約7時許，天色陰霾，空襲警報突然嘶鳴，一架日機竄入寧波市區上空，盤旋一周后俯沖而下，沒有掃射轟炸，卻拋下了大量傳單，傳單上畫有日、德、意國國旗和兩手相握表示：“中日親善”的圖畫。還有“重慶正在鬧饑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則豐衣足食，尚有余糧來接濟你們”等謊言。散布傳單后，該機向西逸去。下午2時許，日機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麥料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開明街一帶，該處上空頓時呈現出一片淡黃色云霧，屋瓦上發出“沙拉拉”的響聲，居民都感到十分驚奇和驚恐。日機過后，發現跳蚤驟然增加。時值干旱季節，卻在日機投毒的當晚，意外地下了一場雨，把落在屋頂上的麥粒連同疫蚤順著瓦溝沖下來，漂浮于住戶的露天水缸的水面上。未幾，從水缸旁的石板縫里長出了麥苗，成為細菌戰的見證。《時事公報》鑒于當時的條件沒有確定日機當時在寧波投擲的就是鼠疫，但是卻在最早時間報道了日機飛臨寧波上空散播傳單的歷史事實。后來，才知道這些跳蚤吸飽了鼠疫試驗者的血液，體內充滿著億萬個鼠疫桿菌。而鼠疫的來源，則是侵華日軍731細菌部隊在我國哈爾濱市郊外的實驗場所，將鼠疫桿菌注入中國等國被強制試驗的人本內所造成的人工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疫而死的達3000人以上）。除“731”外，該種細菌部隊遍布我國各地。南京中山門內側，就設有榮字1644部隊（即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隊，亦稱“多魔部隊”），也是一個研制毒菌，設立細菌工廠，培育疫蚤的基地。據日本戰犯供認，在寧波空投的鼠疫就是榮字1644部隊配合731部隊投擲的。投毒飛機從杭州筧橋機場起飛，該機場自1940年8月18至12月中旬由日軍731部隊、1644部隊專門使用，成了日軍的投毒基地。2．病源證實開明街暴死事件發生后，患者紛紛去醫院求治。起初，被誤診為惡性瘧疾或橫痃。1940年11月2日，《時事公報》最早以《市區發現傳染病》為題進行了報道。（國民社方巖二日電）本省鄞、衢各縣，先后發生鼠疫，疫菌傳系敵機投下，證之近來敵機屢次在金華散布白色粉粒，不為無因。敵人居心險惡，放毒事屬可能。昨記者往省府當局，據告是項粉粒，化驗結果，斷為毒素，且似鼠疫菌，民間不能不作防范。已通令所屬，曉諭民眾，嗣后敵機所投者，無論何物，應一律焚毀，即如紙片，亦應付之一炬。《時事公報》1940年11月4日，采訪了寧波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醫師，并以丁醫師的口吻進行了報道：余曾經診視一患此疫癥之8歲孩童，初由某醫院診視，因其頭痛畏寒，以為惡性瘧疾。經打奎寧針兩支未見效，到余處求診，亦以為惡性瘧疾。經注射奎寧針一支，亦未見愈。后發現喉間（頸部）淋巴（結）腫脹，知其實系鼠疫，現該孩業已死亡。11月7日的《時事公報》對證實鼠疫作了報道，文章的標題是《東后街之傳染病斷系鼠疫》：本埠市中區東后街、開明街一帶流傳之疫癥，發現于上月三十日，迄今已及六日，經鄞縣政府衛生指導室、鄞縣衛生院，暨各公私立醫院救治檢驗之結果，已可斷定為鼠疫。鼠疫為死亡最速之法定傳染病，近世尚無特效醫治之方法。縣政府昨已電省衛生處，請求協助撲滅。據衛生指導室統計，自疫癥流行以來，患者已達三十六人，死者十六人；現有未愈者二十人，均居留在疫區內，附近已布繩索封鎖疫區，養病者家屬出外，并禁外人出入。一面設立“撲滅鼠疫臨時辦事處，加意防治。11月7日的《時事公報》上，還發表了一則《醫師談話》的消息：記者為明暸該病真相起見，特訪問衛生機關及各公私立醫院。據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君談，患此疫癥前來本院診視者，曾有八人，但尚未能斷定其為真實鼠疫，但觀此癥狀死亡率很高。后經動物試驗之結果，斷定系鼠疫無疑。后經華美醫院許國芳技師檢驗，及省衛生處吳昌豐技師將培養所得細菌復核，并作血清學凝集反應，亦得陽性結果，至此，鼠疫確診無疑。事實上，這次鼠疫慘禍的病原體，在11月1日前后，就由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醫師的病人王仁林腫脹的淋巴腺穿刺液經涂片染色鏡檢驗就找到了，后于11月5日下午，又經鼠疫細菌學常規檢驗程序而確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1948年12月的軍事法庭上，原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教育部長西俊英中佐、川島清軍醫少將，731部隊柄澤十三夫軍醫少佐，榮字1644部隊部隊長佐藤俊工，都招供1940年731部隊在1644部隊的配合下，在寧波實施了細菌戰。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使用細菌生物武器而釀成的重大慘禍。3．封鎖疫區自1940年10月30日起，開明街一帶陸續有人暴死，對該疫癥已疑為鼠疫。于是在11月2日，經縣政府醫防人員會商決定封鎖疫區。5日成立防疫處后，決定加強封鎖措施，乃于疫區周圍建筑隔圍墻。除東后街開明巷一部分利用原有圍墻外，其余各處筑以高1丈10寸的空斗墻，每丈間有實疊墩柱。于11月8日動工，晝夜不息，11日完竣。為了制止疫情蔓延，當時國民黨當局，也采取了一些對于鼠之防治措置。《時事公報》在11月5日在《防疫專輯》上發表了五篇文告。第一篇文告題為《巨禍！》，副標題是《全體市民一齊起來撲滅鼠疫》；第二篇文告是鄞縣衛生院出的，題目是《對于鼠疫之防治措置》；第三篇文告是《靈橋鎮公所緊急通告》；第四篇文告是鄞縣衛生院《收買老鼠啟事》；第五篇文告是《天然舞臺、鼓舞臺、中南戲院、蘭江戲院聯合啟事》。從這五篇文告可以粗略看出當時寧波政府對于鼠疫的防治措施。我們從歷史和防疫的角度評價，封鎖疫區的做法是正確的，也是及時的。當封鎖疫區時，寧波《時事公報》記者向當局提出的兩點建議是頗具見地的，摘抄如下：當初發生此疫時，尚有少數被染此疫者，不謝疹視，逕逃鄉間，則此疫癥狀勢必延及四鄉，嗣后續患此癥病人，必須嚴格管制，盡送隔離病院內，勿使漏避鄉間。現公有物件之對于傳染病菌極有關系。目下最為注意者為載送患疫者之力車，若有疫蚤或疫菌遺留坐墊之間，即可傳染于后乘者。患者乘車必須指定或專備。以后于11月6日成立縣防疫處時，也成立了搜查隊和擔架隊，與該兩項建議吻合。4．疫區消毒和捕鼠滅蚤在封鎖疫區的同時，從11月3日起對封鎖區內沿街門牌板壁縫均用白紙粘封。沿途用石灰水澆灑。3日晚起，各商店用硫磺熏蒸，并將地板撬開澆石灰水。《時事公報》于11月4日進行了報道：“當局購得硫磺600公斤。”硫磺熏蒸的方法是：“密封房屋，將硫磺置于盆中，上澆煤油少許，引火后經12小時（硫磺盆置灰缸上，以防火災），然后將天花板、地板撬開，消除死鼠穢物。”這種古老的硫磺消毒法，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防治鼠疫方法。采用硫磺熏蒸，一是考慮到殺鼠滅蚤，二是福爾馬林等藥物匱乏。到11月中旬以后，才使用福爾馬林、石炭酸、來蘇爾等新型消毒材料，亦使用了“滅蚤紅藥水”。除疫區外，毗鄰的靈橋鎮鎮長吳涵秋還發布緊急通知，于11月6起全鎮大掃除，派員挨戶檢查，并防止疫區居民入境。《時事公報》也報道了很不科學的滅鼠做法，如鄞縣衛生院于11月5日出布告“收買老鼠”，11月5日至11日的《時事公報》上一再刊登說是得到毛稼笙先生經濟上的援助，老鼠無論死活每雙一角。這樣會使老鼠體內的跳蚤擴散為患。直到11月18日，鄞縣防疫處才決定停止收購，并增設焚鼠爐于江北岸新馬路、灣頭和南門外薛家山。5．搜查外逃病人鼠疫暴死發生后，疫區內居民以及部分染疫者，紛紛逃避瘟疫，回老家或外出投親靠友。為防止疫情擴散，從封鎖疫區起即追查病人。由于染疫病人在離開疫區后病死，故一度發生開明街疫區外也有鼠疫區的傳聞。《時事公報》對其中兩項典型的染疫者逃逸事件“中巷營事件”和“慈溪事件”進行了報道。《時事公報》1940年11月14日、16日對“中營巷事件”的報道：實為中山東路260號寶昌祥服裝店學徒林小狗（男，16歲）在疫病發生后潛逃至中營巷44號家中死亡的事件。經搜集隊偵悉后，將林小狗尸體埋老龍灣，對墳地做了消毒；為防疫源擴散，林小狗家封鎖了一個時期，附近住戶亦作了預防注射。由于死了人，又封鎖了約10天，該房屋于22日焚毀，以致傳說中營巷發生鼠疫。《時事公報》于11月12日對“慈溪事件”的報道是：慈溪縣于11月9日發現鼠疫死者，尸體掩埋于郊外，慈溪縣成立了防疫處并為此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斷絕疫死地永明寺一帶交通；半浦至城間施行交通管制，附近赴慈溪協助處理。據查，兩死者系開明街疫區潛出居民。其中一死者徐鴻水是疫區東后街141號徐生來的長子。（徐生來，男55歲，人力車工人，于14日死于甲部隔離醫院）。徐鴻水于11月3日潛至慈溪老家后死亡。徐鴻水之母徐許氏（或系繼母）在月初已病故，其弟徐祥水亦于8日死于甲院，在慈溪死亡的另一死者雖始終未見報道。慈溪永明寺一帶經采取隔離、交通管制、消毒、預防注射等一系列措施后，未再發現有繼發傳染。這兩篇報道對于消除疫區病人外逃可能傳播疫菌致他人感染帶來的恐慌有一定作用。6．鼠疫撲滅1940年11月30日晚，國民黨當局決定：將開明街以東，北太平巷以西，中山東路以南，開明巷以北的5000余平方米疫區內的115戶137間房屋，在省府當局（派衛生處長陳萬里為代表）和專署（專員徐箴）監視下焚毀，寧波市中心留下了一片廢墟（直至60年代后期），人們稱之為“鼠疫場”11月29日《時事公報》對此作了報道：鼠疫封鎖區處置問題，復經中央防疫隊、省衛生處專門人員及地方人士，慎重研討，該處房屋建筑簡陋，基地低濕，鼠疫既經繁殖，雖曾應用硫磺熏蒸，斷難肅清，遇機仍有復發之危險，經決議焚毀，以絕后患。11月29日晚上七時，將疫區縱火焚毀焚燒，在疫區的11處同時起燃，霎時烈焰騰空。4小時后，疫區內建筑物盡付一炬，留下一片瓦礫廢墟，后來人們稱之為“鼠疫場”。11月30日，焚毀了開明街疫區全部房屋，總計焚毀住戶（包括店號）115戶，房137間，地面面積約為5000平方米。《時事公報》又在12月2日一篇題為《禍根已除，撤銷封鎖》為題做了全面報道：鄞縣縣政府關于鼠疫事件，昨出布告云：查本縣城區發生鼠疫，幸發覺早，賴上級專門人員，地方機關各級職員、暨各界人士，協力防治，未至蔓延。計自上月2日夜間封鎖疫區起，隔離病院各部，共收容疫區住民253名，死亡61名。其逃出疫區未及收容在外死亡者32名。掩埋棺木93具。住院人至15日止，均經防疫注射，于潛伏期過后給證出院127名。尚有63名因無家可歸，隨留乙部病院，另候救濟。病嫌者2名，已移入南門外董孝子廟隔離醫院。在疫區外，曾經疫區內逃出之病疫人居住或死亡之處，計城區83處，鄉區12處，均經消毒清除，于29日竣事。疫區周圍居民及機關團體，經施打防疫針者23343名，現危險期業已過去，并無病象發現。至鼠疫封鎖區，經于昨夜縱火焚毀，計焚去房屋137間，禍根已除，疫勢可告肅清。自即日起，一切均準恢復疫前狀態。除飭善后委員會趕辦善后事宜外，合亟布告民眾一體周知，此布。隨后還發表兩篇分別題為《鄞縣防疫處清除基地》，《防疫展覽，明日開幕》的文章，表明至1940年11月29日寧波鼠疫已被徹底撲滅。7．疫死人數對于寧波人民在這場鼠疫中的死亡人數，《時事公報》做了詳細報道。1940年11月6日《時事公報》頭版報道：“昨疫院中死11人，區外死9人。”就是說，這一日死亡20人。但《時事公報》未作詳細報道。1940年12月1日的報道稱：“患疫而死者，至（11月）28日止，計93人。”寧波這場鼠疫災難中，究竟死亡多少人？眾說紛紜，有說死了幾千人的，也有說死了幾百人的，但共同的說法是：死亡率極高。據當時的《時事公報》上發表的防疫處防治組張方慶的一篇文章，談到過此事，有參考價值：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鄞縣鼠疫近況與未來之預防》，全文如下：近日因鼠疫未曾蔓延，死亡人數，逐日減少，街頭巷尾，常有談論當局之處置為過分，甚且懷疑此次疫病，為非鼠疫者。是種無稽議論，固無置辯價值，但一般民眾，對于防疫之緊急性，已趨松懈，則無可諱言，將來防疫工作之推進上，甚覺遺憾。為此，再述鼠疫之嚴重性，并將來仍須用盡全力，對付防疫之必要性，喚起一般之注意。茲據調查所得，疫區中自中山東路248號，經開明街至東后街142號止，其居住患病者死亡率極高。披露于此，凡毗連之家，無一能幸免者，且發病皆在10月30日至11月10日之十日間，其傳染力之大，見此正可推測一般矣！……后來確證為疫死人數為109人。《時事公報》關于鼠疫的報道自1940年10月28至12月2日止，持續時間達一月這久。其間，具體、真實、詳盡地報道了寧波鼠疫發生、病源確診、封鎖疫區、預防、捕鼠滅蚤、疫區焚毀，以及最后撤銷封鎖并舉辦防治鼠疫展覽等一系列環節。報紙不僅詳細記錄了整個歷史事實，也為后人聲討日本軍國主義利用鼠疫侵略我國提供了充分確鑿的歷史證據。四、淪陷時期的《時事公報》1941年4月20日，寧波淪陷后，《時事公報》被迫停刊。日本特務機關派員占領時事公報社的編輯部、營業部、印刷部，劫奪印刷設備，襲用原《時事公報》報名，于4月出版。原《時事公報》社長金臻庠避亂上海，得悉此事，他立即向國民黨中宣部發電聲明，并在滬浙大后方報刊刊登啟事，揭露日偽欺世盜名的陰謀，嚴正聲明與本人無關，并請讀者勿受愚弄欺騙。日偽時期的《時事公報》初為4開4版，不久擴大為對開4版，1944年后期因紙張緊缺，又改為4開4版，直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而停刊。先后由盧孟瑜、王丙鏞任社長，賀但安（淡庵）為副社長兼總編輯。1943年，王丙鏞辭去社長職務，由賀但安繼任。新聞報道以日本之同盟社、海通社和汪偽中央社電訊為主，也有本報外勤記者采訪的消息，一部分則由各機關團體直接投送信件，以及日偽統治機關發下來的宣傳品、政令等。內容主要是宣傳日本侵略者的“赫赫戰果”及其占領下寧波的“繁榮”，兜售“大東亞共榮圈”、“中日經濟提攜”及汪偽“和平反共救國”等，“對抗日事跡，難免壓抑嫉惡，爾時該報無異日寇俘虜品。”[20]在麻痹人民斗志，粉飾淪陷區“太平”上起了負面作用，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輿論工具。注釋[1]《時事公報》1937[2]《鄞高地兩院準保釋已未決各犯》，《時事公報》1937[3]《時事公報》1937[4]《時事公報》1937[5]《時事公報》1937[6]《時事公報》1937[7]《時事公報》1930年月10[8]《時事公報》1938[9]《時事公報》1938[10]《時事公報》1938[11]《時事公報》1938[12]《時事公報》1938[13]《時事公報》1938[14]《時事公報》1938[15]《時事公報》1938[16]《時事公報》1938[17]《時事公報》1938[18]《時事公報》1938[19]《時事公報》1932[20]《寧波藝文什志》第31頁第三節抗戰時期的《寧波大報》《寧波大報》于1934年11月12日由姜伯喈等人集資創辦，地址在江北岸車站路126號。日刊，4開4版。第1、2版刊登聲明、通告、廣告。3版為國內外電訊及本地新聞，辟有電訊摘要、社會寫真、各縣簡訊、“姑妄聽之室雜記”等欄目。4版副刊辟有“多講多話”言論專欄。1941年4月停刊。《寧波大報》在1936年12月1日的《編者的話》中對該報的艱難及辦報宗旨和稿件要求做了自我解剖。認為辦報有四難：“有的賜寄的稿子，內容形式，雖然都還看得過去，而在編輯上恰發生了困難，二三百字以外的作品，不能在有限的篇幅容納，一難。純是理論，而沒有事實，不能增讀者的興趣，二難。正在國難當頭之時，吟風弄月之章，拈花惹草之什，不合時宜，三難。兩面寫稿，于排印發生障礙，四難。”對稿件的體裁和內容的要求有：“除連載小說外，專登短小的有意義的作品，如靈活之速寫，抗敵的故事，漢奸的秘密，愛國分子之言行，以及近代掌故，科學鱗爪……等，既足激發讀者的志氣，又不至于使讀者感到枯燥。”揭示了當時辦報面臨的種種困難與報紙間競爭劇烈、生存壓力巨大。《寧波大報》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始終持反對意見，這集中體現在對西安事變的報道上，把張學良、楊虎城為促蔣抗日而發動的西安事變說成是“叛逆”，必欲除之而后快。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寧波大報》于1936年12月14日刊登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張學良率部叛變，蔣委員長被留西安，國府命令褫奪張逆學良本兼各職，中央業已推定要員分負軍政責任》。12月15日以《幽禁咸陽三晝兩夜之蔣委員長脫險》為題報道了蔣介石脫險的消息。同日發表評論《西安事變綏遠情形將趨緊張》，評述西安事變給綏東局勢帶來的影響。12月16日發表《全國一致通電討伐張學良》，同時刊載寧波市民聲討張學良的《張逆刼持領袖后全市民眾憤怒異常，今日上午召開大會誓死竭誠擁護領袖》、《五萬市民冒雨集會竭誠擁戴領袖》、《鄞教育會等電請中央撻伐張學良，效忠領袖至死不渝》，還有《浙軍事當局請明令討伐叛逆》等消息，表明《寧波大報》是站在國民黨中央立場上對待西安事變及其影響的。12月27日，報道國民黨內部一部分人物欲轟炸西安，致蔣介石于死地的《中央調軍撻伐張逆，西安勢將發生激戰，委員長現居馮欽哉師長寓中，傅作義絕對擁護中央誓死守土》、《中政會議已決定討逆辦法》。另有報道寧波各界聲討張學良，擁護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消息，如《甬記者公會伸張正義，電勸張學良迅速悔悟》、《寧波昨開五萬余民眾大會，誓死擁護領袖到底》。12月19日，發表討伐張學良的戰事新聞《華縣討逆戰事已激發，蔣鼎文由洛陽飛京，言委座暨被困，各長俱安居，西安班禪舉行祈禱慶祝委座早脫險》[1]：上海十八日特訊，蔣委員長任陜蒙難六日，現仍安居西安東城金家張學良新宅。張學良、楊虎城已受委為西北軍正副司令，顯對和平解決未順利，中央政府討逆司令雖經委定，但現尚以政治手腕為和平解決，派員赴陜晤張學良，擬提三條件：（一）護送蔣委員長返京；（二）請張悔悟辭職，自請處分；（三）叛將交中央處置，倘張學良能悔過自新，中央仍寬容為懷，決不計較，蔣委員長現在三四日內可出險，宋子文有定十九日飛陜之說，蔣鼎文由陜飛洛消息，此間現斷然證實。12月20日發表國民黨南京政府派官員迎接蔣介石飛晉的新聞《閻錫山派趙戴文徐永昌恭迓蔣委員長飛晉》。12月24日蔣介石接受國共合作，簽訂共同抗日的協議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5日下午，蔣介石飛離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返回南京。國民黨對張學良的憤恨并未消停，12月28日報道了國民黨中央決定處分張學良的消息《大錯已鑄罪無可赦，中央商定處分張逆辦法》。接著于12月29日連續發表新聞《張學良待罪在京討逆司令部將撤銷》和評論《西安事變解決后華北局勢陡形緊張》，表明對西安事變的態度。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寧波大報》把重點轉移到對抗日戰爭的報道上來。1937年9月17日連發《浙江省鄞縣抗敵后援會緊要通告》、《浙江省鄞縣抗敵后援會緊要通告總字第八號》、《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寧波支會通告》，《省抗敵后援會通過對敵經濟封鎖辦法嗣后各界捐款改稱購救國公債》等文章，還有報道海外華僑捐款抗戰的《海外僑胞捐款三百余萬救濟戰地被難同胞》。同日還報道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對敵作戰的情況：《羅店敵軍大部死亡》、《津浦線布置完竣我軍向敵總攻，我第八路軍已抵晉會師廣靈向前推進》、《敵機轟炸洛陽被我擊落四架，珠江外日艦亦被毀二艘》等。對于國際事務的報道大多轉載其他報紙和電訊。如報道日本渡邊謀刺廣田首相的《渡邊謀刺廣田未遂被捕》[2]，轉載《字林西報》所報日本消息，看出日本國內政局的某些端倪。《愛德華遜位新皇登極》[3]的廣播宣言報道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為同辛普森夫人結婚而甘愿放棄王位，他的弟弟約克公爵繼任英國國王的情況。《寧波大報》也刊載一些科技文章和趣味小品文以迎合讀者。如科技知識《斜軌流線火車》[4]解釋瑞士火車專家威新杰爾（KurtWeisinger）發明斜軌火車的原理。趣味小品文《愛情與美人》[5]評述了中外美女與江山的故事。文章雖沒有什么新意，但把賽金花之死，愛德華為娶辛普森夫人而甘愿遜位兩事與中外歷史上英雄為美人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典故聯系在一起，卻能詮釋出是愛江山還是為美人而廢社稷的兩難主題。注釋[1]《寧波大報》1936年12月19日[2]《寧波大報》1936年12月3日[3]《寧波大報》1936年12月13日[4]《寧波大報》1936年12月10日[5]《寧波大報》1936年12月10日第四節抗日救亡報刊一、“中共浙東臨時特別委員會”的建立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時，寧屬地區黨組織雖在1932年遭國民黨全面破壞，中共地方組織暫不存在，但一些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仍在積極主動地組織參與抗日救亡活動。特別是隱蔽在鄞東觀音莊一帶的鮑浙潮、竺揚、周鼎、陳秋谷等積極團結進步青年，舉辦時事講座，組織“生活劇團”和救亡組織“生活團”。隨著活動范圍的逐漸擴大和民眾抗日情緒的不斷高漲，鮑浙潮等日益感到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的重要。1937年9月下旬，由朱鏡我、鮑浙潮、竺揚、周鼎、陳秋谷等5人組織成立了過渡性的臨時組織——“中共寧波臨時特別支部”，推舉朱鏡我為書記。自此，寧波的抗日救亡運動和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就有了秘密的領導核心。“中共寧波臨時特別支部”是在特殊條件下建立的過渡性組織，能否生存發展并在救亡運動中發揮作用，關鍵在于能否及時取得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上級黨組織肯定了寧波臨時特別支部的工作，同意恢復“臨支”成員的黨籍，同時為適應斗爭需要，決定撤銷寧波臨時特別支部，另行成立“中共浙東臨時特別委員會”，以原臨時支部的5個成員為委員，朱鏡我為書記。10月上旬，朱鏡我返回寧波，浙東臨時特委便在鄞東觀音莊正式成立。不久，朱鏡我奉南京中央代表團指示赴杭州主持籌建黨的全省性領導機構。11月上旬，“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在杭州成立，由此浙東臨時特委便同省臨工委建立了隸屬關系。二、抗日救亡報刊浙東臨時特委成立后，聯合一切抗日愛國力量，通過創辦報刊擴大影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浙東臨時特委領導或影響下創辦的抗日救亡報刊影響大，數量多，起到了強大的抗日宣傳作用。《野戰》，浙東臨時特委機關從鄞東觀音莊遷回寧波城區后，于1937年11月與國民黨鄞縣縣長陳寶麟聯合，建立抗日游擊武裝“飛鷹團”，同年12月創辦團刊《野戰》，由朱鏡我任主編，半月刊，25開，寧波新生活書店發行。次年3月，飛鷹團被國民黨當局俞濟民強令解散，《野戰》也被迫停刊，僅出2期。《迅雷》，1938年3月，鄞縣戰時文化事業推進委員會成立，莊禹梅任征編組組主任。4月30日，負責編輯《迅雷》周刊，姜文濤任社長，先后由莊禹梅、戴子欽任主編。《寧波學生》，1938年12月創刊，黃性文、孔平（令嘉）負責，徐會慶、傅賽英主編。是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學生組織——寧波學生周刊社成立后創辦的秘密刊物。宣傳抗戰，報道學生運動，每周一期，16開，1~2頁，油印。次年1月改名《寧波青年》，半月刊，宣傳黨的抗日路線和方針政策，指導學生運動。由史俊、孔平主編，共出23期。5月，“學周社”社員洪崇基、鄔顯畊創辦兒童文學刊物《小戰士》，32開，24頁，鉛印，每期1000本，3期后停刊。《血魂》，1937年11月12日創刊，先后由馬天閑、俞寄萍、斯華村任主編，周刊，8開1張，寧波血魂社出版。《正義》，1938年4月創刊，洪道鏞主編，先是半月刊，后改月刊，16開，鄞縣三青團主辦，1941年4月停刊。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婦女抗戰畫報》，1938年6月11日創刊，陳可鏞、楊劍心主編，月刊，17開，鄞縣抗日自衛委員會婦女宣傳隊主辦，石印。《生活》，1941年9月22日創刊，吳田、葛維風主編，不定期刊，油印，32開，中共鄞東區委主辦。寧屬各縣也辦有數量不等的抗日救亡報刊。奉化縣先后出版的抗日救亡報刊有：《醒民》，1937年9月由胡華創辦，是奉化最早的救亡刊物。奉化進步青年胡華、張正通、胡雪華等組織醒民劇社，在中共浙東臨時特委指導下，到奉化、寧海演出，并編印救亡刊物《醒民》，出9期后停刊。《戰時大眾》，1938年5月創刊，胡華主編，初為油印3日刊，3期后改為鉛印5日刊，8開1張。由胡華、嚴圣棟、方宗惠、陳天健、陳一聲等創辦，受中共奉化縣工委領導，發行量達500份。《戰時大眾》運用奉化方言通俗易懂地宣傳抗日救亡，報道當地抗日救亡運動消息，為群眾所喜愛。報紙按期寄給延安的毛澤東。1938年7月，毛澤東從延安寄來親筆信，稱贊他們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眾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希望報紙由宣傳工作，進而起到組織群眾的作用。”同年8月，遭國民黨奉化當局干涉停刊。《號聲》，1938年5月創刊，孫一之負責，袁伯華、王惠亭主編，月刊，16開，1941年4月停刊。《大眾》，1939年3月1日創刊，司徒超、王惠亭、鄔落雁、斯明主編，旬刊。宣傳抗日，1941年4月23日停刊。《奉中半月刊》，1939年創刊，奉化中學主辦，宣傳抗日救亡運動。鎮海縣先后出版的抗日救亡報刊有：《抗日》，1938年4月創辦，旬刊，馮白魯主編，16開16頁，每期印發1000份，出至39期。因刊有中共黨員周鳴宇文章，被當局追查而停刊。同年，鎮海縣動員委員會主辦《鄉衛》半月刊，陳魚庭主編。《戰時鎮海》，1938年11月出刊，半月刊，8開，每期1000份。由李俠民主持，周浩然、毛元仁主編，共出44期。鎮海戰時文化教育事業推進委員會主辦，贈閱。《鎮海日報》，1940年7月，在莊市創刊，日刊，鎮海莊市編輯出版，次年4月即停刊。刊登鎮海縣政府公告，報道國內抗戰新聞，評論抗戰時事，宣傳全民族堅持抗戰直至最后勝利。另報道歐洲反法西斯戰場情況，評述英美對德國的戰時態度，以及其他國家抗擊德國侵略的戰事。余姚縣先后出版的抗日救亡報刊有：《浙東公報》，1938年5月15日創刊，郭靜唐在余姚聯合進步人士創辦，姜枝先任社長，崔曉立任總編，日刊，對開2版。熊達人編輯副刊《大路》。11月與《余姚民國日報》合并。《浙民公報》，1938年11月5日創刊，王槐南任社長，曹治民、施淑范任主編，日刊，4開。由《浙東公報》與《余姚民國日報》合并后改辦，期印2000份。《戰斗周刊》，余姚抗日自衛委員會于1938年4月創刊，杜天縻負責，陸飛、朱波先后任主編，16開，每期1500份，共出120期，以推動民眾，組織新的抗戰力量，保衛余姚，保衛中華為宗旨。1939年3月停刊。《抗戰匯報》，1938年12月創刊，余姚抗日自衛文化事業委員會主辦。《民眾旬刊》，1939年2月創刊，杜天縻負責，宋夢侯主編，旬刊，8開，余姚縣動員委員會主辦，印3000份，出46期后于1940年6月停刊，贈閱。象山縣先后出版的抗日救亡報刊有：《濱海青年》，1937年8月于象山石浦出版，旬刊，以寧波民眾教育館名義主辦。《抗日旬刊》，1938年10月創刊，盛世馨負責，旬刊，象山縣抗日自衛委員會主辦，出26期后于1939年10月停刊。該刊宣傳抗日，揭露日軍暴行，后改為《象報》。《定象簡報》，1943年10月創刊，張亞華負責，江汀、陳英烈主編，3日刊，4開4版，象山縣政府流亡西鄉時創辦，報道抗日動態等信息，1944年5月停刊。《海嘯日報》，1944年5月1日在《定象簡報》的基礎上創刊，陳英烈負責，金蕤、王輔賢主編，3日刊，4開4版，報道抗日救亡消息。寧海縣先后出版的抗日救亡報刊有：《生路》，1938年11月創刊，半月刊，后改月刊，16開，潘以治主編，寧海縣動員委員會主辦，1941年停刊。《鐵筆》，1940年創刊，鈕斌主編，不定期刊，16開8頁，寧海中學學生會主辦的文藝刊，宣傳抗戰，出1期，因學校遭日機轟炸而停刊。第五節在敵后創辦的《寧波日報》1941年4月，日本侵略軍為了鞏固其對京滬杭中心地區的占領，封鎖浙江沿海寧波、海門、溫州等港口，掠奪物資，并實施南進策略，悍然發動了寧紹戰役，大舉入侵浙東地區。1941年4月上旬，日軍第五師團第九旅團和海軍陸戰隊在偽軍一部配合下，自海上進犯寧波。4月15日起，鎮海口外日艦增至10余艘，炮轟鎮海縣城，小港等地，日機輪番轟炸，投彈200余枚。4月19日凌晨1時許，在10余艘日艦炮擊和日機轟炸掩護下，日軍大批裝甲汽艇分載海軍陸戰隊及第九旅團共1萬余兵力向鎮海口北岸的俞范、招寶山，江南的牯牛嶺、小港笠山、黃瓦跟、雞公山等處分股登陸。在鎮海招寶山登陸的日軍遭國民黨暫編34師一營的反擊，但中國守軍傷亡慘重。9時40分鎮海縣城淪陷。4月20日下午5時，日軍侵占寧波城區，寧波淪陷。4月22日，慈溪縣城淪陷，4月23日，奉化縣城和余姚縣城俱陷。至此，寧波地區淪為敵后。隨著鎮海、寧波失陷，寧波國民黨政府機關內遷至寧海、天臺一帶，寧波警察局局長兼鄞縣縣長俞濟民率所屬警察、官員及鄞縣國民黨官兵退入四明山區，歷經轉戰于晦溪、柏坑、龍宮、馬岙、莒根、大市聚等山區。為做好敵后宣傳工作，1942年1月，寧波警察總隊政治部政工室、鄞縣動員委員會宣傳組在寧海龍宮辦起了8開油印小報，取名《寧波報》。最初為周三、周六刊，油印100份左右，同年9月改為二日刊，至1943年元旦改為日刊，每期油印120份。主要刊載時事及國民黨游擊區消息，發行在轄區各單位、部隊及鄞東南區鄉政府。編輯部常隨政工室的移動而變遷，曾先后在新昌縣中千、飛地、大陳出版，以后遷至天臺城內。1942年末，《寧波報》由天臺一家印刷廠承印，改出鉛印4開小報，漸漸形成規模。期發行量增加到500份。1943年春，社址由天臺城內遷至寧海黃壇慈云寺，《寧波報》改名《寧波日報》。同年11月，獲準為正式新聞報紙，成為國民黨鄞縣縣黨部機關報。《寧波日報》先后由姚逸群、沈友梅任社長，倪維熊、陳英烈為主筆。“初時僅為8開一張，專載中央社及各戰區軍情消息；旋乃擴大為4開。”紙張為土制毛邊紙，“物質條件之艱苦，可以想見。”“嗣以倪氏調長鄞縣聯合中學，社長由姚逸群接任。”抗戰勝利后遷回寧波城區，“設經理部于中山東路291號。遷城以后，日出一大張，隨著業務的增長，擴大為一張半。民國三十五（1946）年7月13日，姚逸群就任寧波永耀電力公司副總經理，社長由沈明才接任，汪煥之副之。后來由于經濟、人事兩重困難，減少半張，改為日出一張。至同年11月，汪煥之脫離報社，沈明才獨力難支，終因經營不善而每況愈下，至三十六（1947）年11月，實難為繼，乃卸任給于鳳園先生。12月1日于鳳園辭職，由汪煥章繼任。”“數年以來，人事頻替，波蕩不定，最大主因，當在經濟困難，人謀不臧，有以致之。”[1]“適于其時，俞濟民先生，奉中央新命，膺山東省府委員，兼魯東行署主任，榮行迫急，乃電邀沈友梅、汪煥章二君會商，僉謂《寧波日報》創刊于艱因患難之中，余（俞自稱）不忍因余離甬，而報館閉門，致蹈‘人存政舉，人去政廢’之憾，默察甬上文教界中友好輩，惟有友梅兄堪當其任，因為你（指沈）有陳英烈（后去臺）、黃石村諸君，均為得力助手；還有許多學生干部，延攬人才，必有辦法，你（指沈）與其辦一小型報，不如辦一大報（時沈氏自辦《寧波大報》，日出4開2張），一樣用力，同樣辛苦，何不舍小報而辦大報。沈氏答，自以感才財不足，不克勝任。同時《寧波大報》發行銷路，已超《寧波日報》之上，‘棄熟就生’，徒增困難，況《寧波日報》歷任虧空，移交接收，惟有債務，若一身負兩報之重，實為力所不逮。但結果，經不起俞氏堅決表示一番美意與誠摯說詞，沈氏只得承命，事經商之于王文翰先生（王為保定軍校出身，歷任黃埔軍校總務長，兩任虎門要塞司令，北伐軍東路總指揮）。王氏慨允所請，竭力支持。”[2]王文翰收買了《寧波日報》，擔任董事長。與沈友梅的《寧波大報》合并。王文翰之所以要收買《寧波日報》，與他在寧波競選“國大”代表時，《寧波日報》曾為其大造聲勢有關；二是和《時事公報》社長金臻庠之間的斗爭分不開[3]。初步商定依據公司法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繼續經營，“此為《寧波日報》全盛時代”。新中國成立前夕，《寧波日報》隨國民黨黨政機關遷址舟山定海，沈友梅率同員工，“將全部機件，打包裝箱”，隨從僅有50余人，“覓定海東門外某造坊為印刷廠，設編輯部于城中縣前青龍橋王宅。”[4]于6月5日在定海復刊，“更報名為《浙海日報》，聘俞嘉庸先生為名譽發行人，沈友梅為社長，陳英烈、胡起濤為副社長，陳仍兼總編輯，并聘吳一飛為總主筆，凌廣興為采訪科長，吳惠民為電訊室主任。”[5]出版非常艱難，“卒以定海彈丸之地，環境不能與甬城相比，消息來源不多，地方新聞亦少，廣告收入極微，發行數字銳減，不得不縮小版面，以資撙節。”[6《寧波日報》是抗戰時期寧波地區的政黨大報，報道內容比較豐富，范圍廣泛。轉載國民黨中央社電訊，有歐洲戰場反法西斯戰爭消息，國內抗戰消息。另有文藝周刊及副刊“波光”，刊載抗戰文藝及進步文章。作為國民黨黨部敵后機關報，《寧波日報》主要是站在國民黨立場上言事，代表國民黨的觀點、方針與政策。從創刊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這段時間是該報苦心經營，力持正義的時期，報紙的新聞、言論、副刊等都具有明顯的進步傾向，代表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新動態；發表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堅特抗戰，收復失地的事跡；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主權的野蠻行徑以及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對共產黨和人民抗日武裝保持和平，沒有發表攻擊共產黨，破壞統一戰線，不利于全民族抗戰的新聞與言論。1．報道中國軍民奮勇抗戰，反對投降賣國在新聞報道上中日戰事成為主要內容。《寧波日報》刊登大量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新聞，均能比較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中國軍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聲討侵略者的罪行。《寧波日報》創刊后，在敵后山區靠抄收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報道三軍將士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事跡，發表評論闡明國民黨政府抗敵決死的決心和反對汪偽政權投降日寇的罪惡行徑，指導敵后的游擊戰爭。此時的國民黨政黨報刊在宣傳抗戰，喚起民眾，揭露日本野蠻侵略，血腥屠殺方面確實起了積極作用。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做出了重大犧牲，也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從《寧波日報》的報道中不難看出這一點。國民黨政黨報刊著重宣傳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借以顯示國民黨政府堅持抗戰的決心和成就，但客觀上卻對振奮軍民精神，喚起中國人不屈不撓地打擊日寇，不做亡國奴具有一定作用，對那些大搞投降的國民黨官員還具有警醒作用。新聞《昔攻我南京之敵47師團所部已在布肯維爾陣亡》[7]報道在南京屠城之日軍被中國遠征軍消滅的消息：“在布肯維爾一役中陣亡的日軍有1937年12月攻擊南京，而無惡不為之日步兵47師團所部數百人，此在彼等尸體血染領章上可見之。”這是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初取得的戰績，報道真實可靠，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軍隊進入緬甸作戰是一次帶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軍事行動，大批中國優秀健兒戰死在異國他鄉。《中國軍隊決心將敵驅逐出緬境》[8]報道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同日軍浴血奮戰，經4月半的激戰，擊斃日軍4千名，收復土地180平方公里的空前戰況。《川滇公路已完成，為人民汗血結晶，長達1334公里，為一重要國防路線》[9]，是報道中國軍民修筑川滇國防公路，溝通中外運輸的消息。另外還有大量報道抗戰的通訊見諸版面，這些通訊有的報道外國反法西斯戰士在中國戰場上的事情。如通訊連載《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軍部隊》[10]是報道美國空軍中印空運大隊，在抗日戰爭開始后的一年中秘密飛越天險喜馬拉雅山，運輸軍用物資到中國援助反法西斯戰爭。這條空中運輸線是當時舉世聞名的唯一聯系中外運輸的生命線，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另則通訊《中國的游擊隊營救美航員》[11]報道的是中國游擊隊員營救被日軍擊傷的美國空軍飛行員的事實。其中有一段很能體現中美兩國人民在反法西斯的戰斗中結成的深厚的國際主義友情：美國空軍軍曹布拉米爾前在駐華十四航空隊作戰，于某次出動轟炸機時，因所駕“解放”式轟炸機被日機擊傷，被迫降落于日軍后方。軍曹曾中彈受傷，回國治療后現已痊愈，據稱當時全仗敵后中國游擊隊營救，否則即使不死也一定會成為俘虜了。通訊寫得客觀真實，有聲有色。以獲救美空軍士兵之口真實地敘述了當時被救的情景，表達了美軍士兵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讀后感人至深。對鼓舞中國人民以及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具有積極作用。《寧波日報》在報道正面抗戰的同時，還把言論的焦點投注在反對汪偽集團的賣國投降上。《寧波日報》在《輿論一斑》專欄中發表《新華日報》評論《全國同胞起來，反對汪派賣國密約》[12]，文中指出：“在中國人民，只有兩條道路，一條就是堅持抗戰的道路，中國人民所走的道路，中華民族的生路；一條就是對日投降的道路，漢奸汪精衛及其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國民族的死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寧波國民黨政黨報紙公開發表新華社評論文章這還是第一次，說明國共兩黨在對待抗戰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一致。同日還發表社論《汪逆賣國的鐵證》，對汪精衛所簽署的賣國條約，“敢信沒有一人讀了不發指，沒有一人讀了不切齒，也沒有一人讀了不想食其肉而寢其皮。一年來汪與敵人勾結的真相，到此完全暴露，汪逆出賣祖國，這就是鐵證。”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汪偽集團的叛國罪行，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漢奸賣國賊的深切痛惡。在日本欲滅亡中國的危急關頭，“中國深知日本軍人之狂肆無忌，而受日本侵略，不惜任何犧牲，發動抗戰，以懲此擾亂世界和平之禍首，中國且深信惟有中國抗戰，始能保衛中國之生存，使日本不能利用中國之資源與人力作征服安南、印度、中小細亞。”在關注國際國內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同時，也很關注寧波本地區的抗戰時事。《寧波日報》辟有《寧波時事》專欄和地方新聞《寧海簡訊》專欄報道在甬日偽軍的活動情況。如《偽軍火并》、《漢奸出丑》、《走狗無狀》、《敵寇恐慌》[13]等，對揭露敵偽的侵略罪行，鼓舞國民堅持抗戰起到積極作用。2．報道歐洲反法西斯戰場及太平洋戰場動態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政黨報刊在關注國內戰事的同時，也比較關心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尤其重視政治、軍事報道，比較客觀地向國內傳播了歐洲及太平洋戰場的近況。當德國大獨裁者希特勒準備發動第二次世界戰爭，大肆驅逐外國僑民時，《寧波日報》就有就刊有這方面的新聞。如《德繼續做作戰準備，英僑民束裝返國》[14]]即報道了希特勒驅逐在本國的英國僑民，準備戰爭。《德軍積極準備，對但澤將有行動，軍火不絕從東普魯士運入，向波政府將施以壓力》[15]，為德軍閃擊波蘭前的先兆。當歐洲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激烈狀態時，報道德、日、法、英各國戰爭及國內政局的新聞有所增加。如《英遠征軍開抵法國，德法邊境全線激戰》[16]、《德調援軍開抵喀辛諾，雙方激烈展開爭奪戰，盟軍出擊德法奧等境內目標》[17]，報道盟軍在歐洲作戰情況。當盟軍即將開辟第二戰場時，《寧波日報》也給予報道，《英對旅行者發表公告，準備開辟第二戰場，政府將有緊急措施》[18]。盟軍進攻歐洲大陸時，法西斯陷入崩潰，《寧波日報》也極為關注，《盟軍不斷轟炸柏林工業區》[19]報道盟軍攻打德國首都柏林的消息，《蘇軍夏季攻勢猛烈推進下，德方防線迅速崩潰》[20]，《蘇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距維也納僅五里》[21]，報道蘇聯紅軍在二戰中英勇作戰，痛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消息。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痛殲日軍的報道《美機發動毀滅性襲擊，進襲加羅林群島》[22]、《美特混艦隊使日寇大感驚愕》[23]，報道美軍太平洋部隊在太平洋海域打擊日本軍隊的消息。還把新聞報道的觸角伸到敵國國內的政治、經濟上來。如《倭政局形勢嚴重，敵閣一致反對阿部，田俊六迫令阿部即辭職以謝國人，軍部妥協下政黨內閣有實現可能》[24]報道日本國內政局。報道日本國內經濟狀況的《倭無法應付物價上漲》，報道日本之海上運輸在盟軍打擊下極端困難的《倭暴政高壓下航運事業已萎縮》[25]，《敵國內報紙及廣播警告國民局勢嚴重，呼吁日人加緊努力生產》[26]，報道日本因戰爭遭受嚴重損失。這些報道雖然大多來自國民黨中央社轉發的新聞，但在客觀上不僅增加了中國人民了解國際方面信息的機會，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地方黨報的全國性影響。3．評論二戰時期的國際時局抗戰時期的《寧波日報》不僅關注國際時態，而且經常發表對國內、國際時局的評論，這些評論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立場上，預測戰爭進展情況，為反法西斯戰爭指陳方略。有的轉自各通訊社，有的則是本報所撰。有些評論往往配合新聞來發，增強宣傳力量。如評論《由歐洲第二戰場說到日寇的末日》[27]，由三篇文稿組成：《納粹的沒落已不在遠》、《日寇最后的掙扎》、《日寇往何處去？》。這組評論是在納粹德國敗局已定，日本侵略者的勢力也成強弩之末，整個軸心國已成落日黃昏，日薄西山的情況下發表的，對國內國際形勢在立足事實的基礎上做了比較恰切的闡述，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國際格局，政治走勢都有獨到的分析，有一定的預見性。在《日寇最后的掙扎》部分中分析了希特勒德國戰敗后，日本欲在中國大陸作最后的垂死抵抗的企圖。日本遭受猛烈打擊后，國內政局出現嚴重動蕩。《寧波日報》發表多篇評論，分析日本國內政局動蕩已不可逆轉，戰敗陰影已籠罩日本國上空，好戰的軍部人物已回天無力，失敗的頹勢如江河日下。在刊出新聞《小磯內閣總辭職》的同時，發表社論《敵國內閣改組》[28]，分析小磯內閣辭職的政治、軍事背景，并指出繼任的鈴木內閣也將面臨四面楚歌，敗局已定。這對堅持抗戰八年之久的中國軍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欣慰和鼓舞，振奮了民族精神。當蘇聯方面宣布不再延長蘇日條約時，《寧波日報》發表社論《蘇聯廢止蘇日條約》[29]，指出：根據蘇日中立條約第三款“本條約得于期滿前一年通知廢止”的規定，“于現行該條約明年滿期以后，蘇聯政府已無意考慮延長，莫斯科方面這一突然——其實也是必然的決定，給予了東京一以迅雷般的打擊。在這次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二方陣線極為顯明的大戰中，蘇聯和日本二個本來極不相容的國家，居然會例外保持‘中立’達數年之久，這種現象原是畸形的。而蘇聯的這一次新的改變，無異說明了他已經不愿再讓這畸形的現象繼續下去了。”蘇聯廢除條約，意味著即將出兵，參與對日作戰。果然，歐戰結束后，蘇聯成為出兵中國東北，驅逐日寇的重要力量。《寧波日報》的國內國際時事評論從大處著筆，切中當時的主要問題，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立場上做客觀評述，有著時代的進步意義。注釋[1]《寧波報業史話補正》，見《寧波藝文什志》第37、38頁[2]《寧波報業史話補正》，見《寧波藝文什志》第37、38頁[3]《寧波新聞出版談往錄錄》，第76、77頁[4]《寧波報業史話補正》，見《寧波藝文什志》第40頁[5]《寧波報業史話補正》，見《寧波藝文什志》第40頁[6]《寧波報業史話補正》，見《寧波藝文什志》第41頁[7]《寧波日報》1944[8]《寧波日報》1944[9]《寧波日報》1944[10]《寧波日報》1944[11]《寧波日報》1944年[12]《寧波日報》1944[13]《寧波日報》1944[14]《寧波日報》1944[15]《寧波日報》19[16]《寧波日報》19[17]《寧波日報》19[18]《寧波日報》1944[19]《寧波日報》1944[20]《寧波日報》1944[21]《寧波日報》1944[22]《寧波日報》1945[23]《寧波日報》1944[24]《寧波日報》1944[25]《寧波日報》1944[26]《寧波日報》1944[27]《寧波日報》1944[28]《寧波日報》1945[29]《寧波日報》1945第六節抗戰時期的其他報刊一、《上海寧波公報》《上海寧波公報》是寧波旅滬同鄉會報刊，1939年前后創刊，主編汪北平，館址設上海貴州路，1944年改為周刊。報頭標有“NINGPOKUNGPAO”字樣。《上海寧波公報》創刊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際，上海早在1937年11月12日即被日軍占領，而寧波則是在1941年

4月20日淪陷。寧波旅滬同鄉會創辦《上海寧波公報》時寧波尚未淪陷，汪北平等人希望創辦一份報刊來加強滬甬兩地的聯系，使旅居淪陷區上海的寧波人通過報刊了解家鄉，以慰思鄉之念。《上海寧波公報》主要報道上海、寧波兩地情況、人事往來、商貿經濟、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等。此外，報道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及歐洲反法西斯戰場情況。（一）報道家鄉情況1．經濟報道。上海、寧波一水之隔，經濟相依，人脈相通。寧波經濟受上海影響很大，《上海寧波公報》關注寧波市場價格，如報道寧波藥材行業的《各藥行大量采辦，寧波貝母價猛漲價》[1]：寧波特訊：貝母為樟村人主要生產，當合作社全盛時代，每擔價值二百七八十元。后戰事發生，海口封鎖，運輸停頓，價格一落千丈，每擔降至三十五六元。因此，一般貧戶，以一年辛苦，不得一飽，多有棄種者，尤其在外區，如鄞江橋一帶，產戶更見減少。茲聞寧波各藥行預料運輸可以開禁區，擬大量收買，已托樟村貝母商人，四出收羅，為期未十天，珠貝每擔由四十元漲至九十元，元貝由五十元升至一百五十元。寧波是貝母的重要產地，貝母的價格關系到產農的經濟收入和種值熱情。《寧波棉花收購逐鹿狀態》[2]報道寧波棉業公會收購棉花的事情，《寧波城區發糶戶口米》[3]報道寧波城區居民，“因糧價日漲，生活維持為難，將各鄉已繳派糧，提前辦理初期配給，決定各鄉同時開始發售給居民。”報道鎮海縣試用新式打稻機的《鎮海當局試用新式打稻機實驗地點第二區駟橋鎮》[4]，報道舟山沈家門的漁業經濟受戰事影響呈現蕭條的情況《沈家門漁村經濟》[5]等都體現了報紙對家鄉經濟的關注。2．教育報道。寧波自古重視教育，社會各界對教育的投入很大，對校舍的建設、修茸也比較重視。《虹橋小學將修葺校舍》[6]是報道寧波當時規模最大的小學校虹橋小學因校舍年久失修，學生安全缺乏保障，學校領導奔走各方，努力促進該校舍的修葺的新聞：寧波訊，寧波虹橋小學，學生八百余人，為寧波小學中規模之最大者，校長袁道立，辦事認真，服務熱心，是以校務發達。茲因該校舍年久失修，屋、舍傾圯者隨處可見，學子安全殊乏保障。故該校校長業已呈請當局，奔走各方，協力修茸，以保學子安寧，而利教育進行。聞當局已允所請，各方亦多樂意協助，該校即將動工修茸。其他報道寧波教育設施的還有《江東軔初小學修筑校舍》[7]、《定海東沙角中心小學本學期翻造校舍》[8]。《浙東中學改名鄞縣縣立中學》[9]報道了鄞縣公立浙東中學改名為鄞縣縣立中學的事情。3．交通報道。寧波淪陷后，對外交通受到日本侵略者嚴密控制，滬甬之間交通陷于癱瘓狀態。新聞《滬甬航行今非昔比，日方對旅客的限制》[10]指出：“寧波在事變以前，因戰爭上的關系，把一切交通工事，破壞的破壞，堵截的堵截。從前慘淡經營以成的交通工程，像滬杭甬鐵路以及寧鎮慈鐵路，寧穿鐵路，寧奉等汽車公路徹底破壞，寧波內河所賴以維持航運的，全憑著的交通工具——航船和碩果僅存的一二條小汽輪，行駛雖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