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國

古

典

文

獻

學

第十二章

出土文獻概述（上）何謂出土文獻廣義的出土文獻是相對于傳世文獻而言的，即考古發掘出土的(或經過鑒定、來源明確的館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獻”。其涵括的研究對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戰國盟書、璽印、簡牘、帛書、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下到明清墓志，還有佉qū盧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狹義的出土文獻指出土的書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書)，主要是指上個世紀大量出土的簡牘、帛書和紙質文書等。廣義概念中的一些內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獨立的學科，像甲骨文；有的則成為其他學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現在更多的把它作為器物——青銅器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銘，則更多的被納入傳統的金石學的范疇里。出土文獻的載體類別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石刻等，還包括陶文、盟書、瓦當文字、磚文、璽印、紙質文獻等。一、甲骨文文獻（一）甲骨文的發現發現，時間，著作1899年，王懿榮.（王襄，范壽軒）；1903年，劉鶚《鐵云藏龜》；1910年，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1年，羅振常《洹huán洛訪古游記》；1925年，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1933年，王襄《題所錄貞卜文冊》；1935年，《題易穞lǚ園殷契拓冊》；1933年，名義士《甲骨研究》（二）甲骨文的發掘及出土數量1、亂掘時期。朝歌概況董作賓、胡厚宣《甲骨年表》所記：1904年朱坤率佃挖掘與賈文元、劉金聲的訴訟。1909年張學獻事件。1912年，羅振常《游記》所記：1924年，明義士《甲骨研究》：小屯人打墻，發現一坑甲骨，拓片成《殷墟卜辭后編》。土人售此，絕少大宗。緣村人數十家，各售所掘。甚至一家之兄弟婦稚，亦不相通假，人各持自有之骨。故來必數人，或數十人，筐籮相屬，論價極喧擾。間有大宗，則數人合掘一坎，以所得藏于家，封志之，不得獨發，既售，乃分其資……每有童子來售，雖甚少，且破碎，亦有佳者。蓋掘者于土中檢之未盡，兒童乃拾取之。”—————羅振常《洹洛訪古游記》2、科學發掘時期1928年8月，董作賓受傅斯年委托到河南安陽實地考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聘請李濟參與6人小組進行搶救性發掘。1929年3和5月主持兩次發掘。至1937年3月共15次，共得有字甲骨24918片。1929-1930年河南省政府派何日章領隊發掘兩次，共得有字甲骨3656片。1937年-1943年日本盜挖，數量不知。1937年-1949年當地村民盜挖，數量不知。1950年-1991年，有組織發掘數次，共得6243片。第一次：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共發掘出有字甲骨854片。發掘結束后，董作賓向史語所寫出了《民國十七年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第二次：1929年1月，李濟任考古組主任，主持3月7日至五5月10日的第二次殷墟發掘。這次共發掘出土有字甲骨740片。第三次：10月17日至20日、11月15日至12月12日：挖掘出土有字龜甲3012片。1928-1937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甲骨文24918片。河南省政府派出考古組：3656片。共計28574片。《殷墟文字甲編》：收錄甲骨文3938片。《殷墟文字乙編》：9105片，總計13043片1937——1950科學發掘被迫停止，日本人屢次來安陽盜墓。1950年政府設立“殷墟遺址保管所”。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殷墟發掘被迫第二次中斷。1971年12月8日，在小屯西地出土21塊完整卜骨。這些卜骨在地下堆放有序，基本上是分為三組。其后，在后岡發現殘骨一片，上刻兩字：一為“又”字，另一字殘缺不全；1972年，在小屯西地的發掘中又發現刻辭卜骨三片，卜甲一片。1973年，又先后兩次在小屯南地發掘，在小屯南地共出土甲骨萬余片，發掘后清理出有刻辭的4569片，經綴合、墨拓后，著錄為《小屯南地甲骨》于1980年10月出版，其后又再清理，發現有刻辭的甲骨284片，大多是小片，文字較多的只有幾片。1991年10月，考古所在花園莊東，“殷墟博物苑”南，發掘了一個埋藏甲骨的灰坑，此坑無其它遺物，出土1583片甲骨。（三）甲骨文資料的結集與考釋1899年-1991年專書139種，甲骨學形成。劉鶚《鐵云藏龜》，這是第一部匯集甲骨文材料的專書。孫詒讓《契文舉例》，陳夢家認為“他是初步的較有系統的認識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殷墟卜辭綜述）羅振玉《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考釋》，其貢獻為1、他對甲骨學的重大貢獻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證其地為“武乙之都”；2、他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記》中商王名相比較，發現其大部分相同；3、他在考釋文字的基礎上注意了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4、在考釋文字上，他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對一詞的考釋，必求其形聲義的符合.劉鶚（1857—1909），清末小說家。譜名震遠，原名孟鵬，字云摶。后更名鶚，字鐵云，又字公約，號老殘。署名“洪都百煉生”。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孫詒讓（1848—1908），中國晚清經學大師。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容，別號籀庼，浙江瑞安人。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經學后殿”、“樸學大師”之譽，章太炎稱他“三百年絕等雙”。羅振玉（1866年一1940年）近代江蘇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蘊，號雪堂，晚年更號貞松老人。編著有《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菁華》、《三代吉金文存》等。加拿大明義士《殷墟卜辭》。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及《考釋》主要貢獻：1.用甲骨文獻印證歷史文獻.2.最先進行了甲骨文獻的綴合。

日本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簠室殷契征文》明義士（JamesMellonMenzies），詹姆斯·梅隆·明義士(1885-1957)。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克林頓鎮,1942年,獲得了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研究成果有：《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編）、《馬可波羅時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英文）、《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并記所得之新材料》、《中國商代之卜骨》、《論匯印聶克遜先生所收藏青銅十字押》、《柏根氏舊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術》（英文）、《商代的文化與宗教思想》（英文）、《中國早期的上帝觀》（英文）.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謚忠愨què。漢族，浙江海寧人。著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郭沫若曾評價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他做學問的最大特點，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余秋雨先生也曾給予高度評價：“一個王國維死了，一個商代火了。”

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提出了，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斷言矣。”王國維《古史新證·總論》王襄（1876-1965），字綸閣，生于天津，1906年考入京師高等學堂，學習礦業。五年后肄業，一直做文牘小官、小學校長、崇化學社教師等職。64歲時卸職。著有《簠室殷契類纂》、《簠室殷契文征》，是繼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之后，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權威人物之一。他的許多著作對中國早期史學研究有重要影響。建國后，他先后出任天津文史研究館館長、天津政協委員、中國歷史研究所《甲骨文會集》編輯委員等職。郭沫若《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甲骨文合集》等商承祚《殷契佚存》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殷墟文字乙編》，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董作賓重視對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書法，為世界許多名家所收藏。

董作賓

郭沫若（1892-1978），生于四川省樂山縣銅河沙灣，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主要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奴隸制時代》董作賓（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祖籍河南溫縣董楊門，出生于南陽市。甲骨學家、古史學家。甲骨四堂陳子展教授曰“堂堂堂堂，郭董羅王”。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羅振玉（雪堂）和王國維（觀堂）。甲骨四堂：是指中國近代四位著名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他們對于甲骨文的收集整理和識別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貢獻。著名學者陳子展教授在評價早期的甲骨學家的時候寫下“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這一概括已為學界所廣泛接受。

（四）甲骨文的文獻價值語言文字價值：在甲骨文發現以前，研究古文字主要依賴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提供的是秦統一中國后實行的小篆字體。許慎對文字形體構造的解說也只能以小篆為依據，自然會有錯誤。甲骨文的發現，由于提供的文字材料極其豐富，使我們能看到比小篆早一千數百年的系統漢字字形四千多個，《說文》所無之字，大大豐富了古文字的數量。甲骨文的發現，為世人提供了距今三千多年的象形文字漢字系統在整個人類文字歷史上，其意義都是偉大的。殷商史研究價值：在甲骨文發現以前，關于商代歷史，我們主要靠《史記·殷本紀》來了解。但《殷本紀》是否可信一直是一個問題。甲骨文發現后，王國維首先利用甲骨文資料系統考證殷商史，不僅可以補史書之空白，證史書某一部分之可信，而且還可以糾史書之誤訛，同時引導歷史研究者自覺遵守“二重證據法”，引起治學方法上的進步，其在殷商史研究中的價值顯而易見。二、金文文獻金文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叫鐘鼎文。當然也有少量其他金屬，如鐵器、金銀器等。其時代主要是商周秦漢，以周代最多，戰國晚期被鐵器取代。如毛公鼎有497字。宋呂大臨《考古圖》，乾隆敕編《西清古鑒》等。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由于周以前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為這類銅器以鐘鼎上的字數最多，所以過去又叫作“鐘鼎文”。金文應用：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滅六國，約1200多年。金文的字數，據容庚《金文編》記載，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于鐘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金文之全盛時期為周，周以平王東遷分為西周及東周——西周趨于端整雄渾，造成金文之黃金時代；東周因列國割據而形成地域特色（一）金文的出土歷代金文文獻概況及特點（p328-331）（二）金文文獻的匯集及考釋（p331-340）1、《考古圖》十卷，宋代呂大臨撰。呂氏《考古圖》體例謹嚴，分類與考證多有可取，保存了宋代存世的許多青銅器圖形、銘文、收藏、出土等資料，因此深為金石考古界所重。2、《金石索》十二卷，清代馮云鵬、馮云鹓兄弟撰。此書匯刻銅器、時刻及其他器物于一編，內容豐富，取材較為嚴格，在清代金石學者著述中成書較早，頗為世重。3、《西清古鑒》四十卷、《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寧壽鑒古》十六卷。清代乾隆欶撰。4、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收錄其家藏金文拓本4831種，1937年依原拓本影印。5、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多次修訂，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并定名。收西周青銅器250件，東周261件，創立了青銅器考釋中的標準器比較法，在金文研究史上具有突破意義。（二）金文文獻的匯集及考釋（p331-340）6、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版，收商周金文拓本、影印件、摹本8974件。7、嚴一平《金文總集》，收金文拓本、摹本8000余件，臺灣藝文印書館1983年版，浙江古籍有翻印本。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1994年中華書局出齊，共18冊，采錄原拓本制版者8603件，為迄今最好的金文匯集本。（三）金文文獻的學術價值1、語言文字資料。金文在研究漢字發展脈絡和規律中具有舉足若輕的作用,對我們認識古漢字面貌、研究漢字的演變發展、探究古字古義，有著無可估量的作用，另外，青銅器銘文有些是押韻的，韻文是研究音韻學的重要材料；而青銅器銘文作為商周時期的文章，對我們研究商周時期的文法也是了不起的原汁原味的材料。2、釋讀及考訂傳世文獻的佐證。一是證史，指金文檔案不僅能夠印證史料，而且能澄清史實；二是補史，即金文檔案能夠補充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三是正史，指金文檔案不僅能用來鑒辨傳世文獻的真偽，而且能修正文獻記載的訛誤。金文資料有助于我們正確釋讀紙面文獻，如《尚書》、《詩經》等，同時能幫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