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體的一般特征-----14法三班陳星露概念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一、歷史淵源歷史淵源通常表現為共同或者共同的血緣傳統、祖籍、始祖傳說以及其他共同的歷史記憶或歷史遺產觀念。作為民族傳統的內在依據，歷史淵源集中反映在血統、道統兩方面的觀念上，并不斷在族際對比中與現實特征連接互動，因而往往成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歷史紐帶，直接體現相關民族的歷史穩定性。下面以壯族為例：壯族主要居于嶺南。嶺南地區自遠古時代就有人類居住，在先秦時代，壯族就屬于百越的駱越、西甌等，遠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有柳江縣的“柳江人”和，“甘前人”，來賓市的“麒麟山人”，荔浦縣的“荔浦人”。都安縣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蓮洞人”和“都樂人”桂林市的“寶積巖人”，田東縣的“定模洞人”，靈山縣的“靈山人”等等。這些古人類所在的區域，恰好是壯族先民的活動地域，也是今天壯族的聚居地區。據此部分專家推測壯族為這些古人類的后代。先秦時期，廣西為駱越國，居住著百越中的"駱越"、"西甌"、"蒼梧"人。駱越國是嶺南壯族祖先著名的方國，最早見于《逸周書·王會》，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云：“路音近駱，疑即駱越。”路即駱，此說中的。《逸周書》亦稱《周書》，乃先秦古籍，多數篇章出于戰國，其中所記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呂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駱之菌”，漢代高誘注：“越駱，國名。菌，竹筍。”越駱是漢語提法，意為越（山）谷或越鳥，越人語言倒裝為駱越。“僮”這個民族名稱，是南宋時出現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議”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輔在《溪蠻叢笑》中進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瑤、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歷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漸增多，但往往與“瑤”并舉。到清代對“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廣西各地。1949年后，經過深入調查和進行民族識別，人民政府把廣西、廣東、云南等地自稱“布壯”、“布土”、“布農”、“布泰”、“布班”、“布隴”、“布諾”、“布衣”、“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們統一稱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義不夠清楚，又容易讀錯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來總理的倡議，把“僮”改為“壯”，把“僮族”改為“壯族”。二、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是指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謀取方式，是人們在生茶、交換、消費過程中的組織形式、聯系形式和行為方式的總和。當不同民族的生產力、生茶關系都具有明顯差異的時候，生茶方式就自然成為各自的族性特征。不同的民族只要進入同一個社會生產環境，原有的生產方式特征便會逐漸轉化成為各民族的共同性。下面以瑤族為例：盤瑤習慣于刀耕火種，遷徙十分頻繁，人口流失性大。盤瑤支系以農業游耕為主，“吃盡一山則他遷”，“吃盡一山過一山”，其主要種植薯、芋、菽、豆等旱地作物，“居無常，住無所”，不入“版籍”，是因為刀耕火種的游耕支系。盤瑤信仰盤王，崇拜甚虔，每年農歷十月十六前后必祭盤王，唱“盤王大歌”，跳長鼓舞。《過山榜》、《評皇劵牒》是盤瑤最大的支系文化特征。“自云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由此得皇帝賜文榜，持文榜得入青山千萬山，“刀耕火種，自耕其食”。由于有皇榜的庇護，盤瑤的農業經濟—主要是山地農業較早較好的得以發展。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主，耕林種林，多種山地作物種植是盤瑤傳統的農業經濟。三、語言語言本質上是人們思想交流的媒介，共同的語言體現了一種共同的族性，因而常常作為民族的一種特征。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常常又會使語言發生替換、融合和分化，因而不同的民族往往操著相同的語言，同一個民族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語言。和其他方面的民族特征一樣，語言系統也有頑強的再生能力，因此，語言也是具有歷史穩定性的。壯語曾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土俗字”，從中國的唐代（7世紀）就開始在民間使用，漢人稱為古壯字，壯族人自稱為“sawndip”，就是生字的意思，因為這種字是用漢字部首組合而成的。但是這種壯字由于使用面不廣，沒有能在全民推行，一直為壯族巫師、藝人多用于書寫經書、編山歌、記事、記錄壯語地名等，目前大量的壯族《布洛陀經書》就是古壯字手抄本。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專家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壯文，并于1982年又作了部分修訂。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壯文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和推廣。至今沒有能進入正式的壯族教育系統，所以壯文一直都是擺設。苗族歷史上沒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漢文，1982年中央民族學院語言研究所苗瑤語教研室盤承乾、鄧方貴、劉保元等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并根據1957年12月，國務院討論通過的《關于少數民族文字方案設計字母的五項原則》，設計了一套瑤族勉語的文字方案（草案）。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瑤族，在1983年也以拉丁字母形式創造了瑤文。但與我國的瑤文字母略有些不同，于是在1984年4月底5月初，美國、泰國瑤族曾經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華，與我國瑤語文工作者商討統一瑤文字母問題，并取得了一致意見。四、文化文化在這里跟語言、風俗習慣并列，當取其狹義。民族文化上的共同性成就了民族內部的共同特征。文化是通過傳承發展的，因此，任何文化現象都必然在流傳中變異，都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又是以模式存在的生態系統，一旦成為民族的共同特征，文化模式的發展自然又能夠長期穩定地體現民族的統一性和繼承性。壯族神話傳說富于想象，美麗動人，反映了古代壯族人民對天地萬物的認識和遠古社會的痕跡，如《太陽、月亮、星星》、《媽勒訪天邊》等。《布洛陀與姆六甲》敘述壯族的始祖如何造天造地，安排世界萬物，反映出壯族先民戰勝自然、主宰自然的樸素愿望。《布伯》歌頌了壯族先民和大自然作斗爭的英勇氣概，從中亦可窺見古代氏族部落間相互攻伐的歷史痕跡。《莫一大王》更富于浪漫色彩和反抗精神。其他表現人民生活的故事如《百鳥衣》、《一幅壯錦》、《逃軍糧》等都反映出壯族人民為了追求幸福而甘愿犧牲的精神。劉三姐的傳說尤為群眾所喜愛，經整理改編后已搬上銀幕和舞臺，《公頗》、《公天》、《老登》、《汪三頭》等機智人物故事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塑造了聰明、勇敢、機智、勤勞而又幽默詼諧的人物形象，家喻戶曉。五、風俗習慣風俗習慣是人們生活中廣泛流行的風尚習俗、管理，是長期傳承于生活領域的行為方式。由于常常在民族之間表現出差異并可以實現相互區別，就在這方面形成了民族共同體的族性特征。風俗習慣在民族社會持續變化發展中不斷發展，從而憑借不斷再生的習慣方法支撐民族特征的穩定性壯族服飾主要有藍、黑、棕三種顏色。壯族婦女有植棉紡紗的習慣，紡紗、織布、染布是一項家庭手工業。用自種自紡的棉紗織出來的布稱為“家機”，精厚、質實、耐磨，然后染成藍、黑或棕色。用大青（一種草本植物），可染成藍或青色布，用魚塘深可染成黑布，用薯莨可染成棕色布。壯族服飾各有不同，男子、女子的服飾，男子、婦女、未婚女子的頭飾，各具特色。苗家的姑娘最愛穿百褶裙，一條裙子上的褶有500多個，而且層數很多，有的多達三四十層。這些裙子從紡織布到漂染縫制，一直到最后繪圖繡花，都是姑娘們自己獨立完成，再加上親手刺繡的花腰帶，花胸兜，真是異彩紛呈，美不勝收。頭飾包括銀角苗族銀扇、銀帽、銀圍帕、銀飄頭排、銀發簪、銀插針、銀頂花、銀網鏈、銀花梳、銀耳環、銀童帽飾。假若盛裝的苗族姑娘匯聚在一起，那一定會變成一個美麗的銀色世界。喜戴銀飾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們挽發髻于頭頂，戴上高約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銀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齊的銀翹翅，上面大都打制著二龍戲珠、蝴蝶探花、丹鳳朝陽、百鳥朝鳳、游魚戲水圖案。六、心理認同心理認同是在社會復雜系統作用下“對他自覺而為我”的群聚現象。由于社會、歷史的復雜性，民族的心理認同也具有多元性或多重性。人們的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乃至宗教信仰或現實意義，都可以成為民族認同的一句因素。不停性質的認同因素可以通過深灰復雜系統的轉換而實現選擇，不同層面的認同因素也可以相互包含或鑲嵌，從而形成與民族共同體大致相應的族性特征標志系統。民族認同一旦深入民族深灰結構的各個層面，整個族性特征就具備了不同尋常的穩定性。七、宗教信仰民族與宗教關系復雜而敏感。由于宗教以民族文化形式廣泛存在于各民族社會生活中，與民族心理、風俗習慣緊密相連，以至于在區別民族的諸特征中，宗教影響往往更顯著，尤其在基本一族一教的民族中，宗教對該民族的歷史文化有全方位的影響。下面以回族為例：回族人在居住較集中的地方建有清真寺，由阿訇主持宗教活動，經典主要是《古蘭經》，信徒稱"穆斯林"。生活習俗固守回族傳統，遵循教規，講究衛生，不吃豬肉，狗肉，動物的血液等。伊斯蘭教在回族的形成過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舉行禮拜和宗教活動的場所，有的還負有傳播宗教知識、培養宗教職業者的使命。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心目中有著重要位置。按伊斯蘭教歷，每年12月10日為古爾邦節。每年的這一天，形成了宰牲獻祭的習俗沿襲至今。另外，伊斯蘭教規定，每年教歷9月定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