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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史學家茶座》第一輯

趙師儷生印象

張克非

在每個人求學的經歷中，往往會碰到一些終生難忘的良師，他們那淵博的學識、深厚的造詣、敬業的精神和治學的態度，還有其個性與人格，都能在無形中濡染、影響學生們，成為學生心目中所崇敬的人物。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教授就是這樣一位令許多學生所崇敬的良師。

一位有著傳奇經歷的學者

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一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很快就聽到同學們中間廣為流傳的許多關于趙先生的傳奇故事。到了三四年級，又慕名選修了先生開設的“中國土地制度史”、“明清思想史”課程，終于見到并切身感受了先生的學者風范。這時他雖已年過花甲，頭發花白，但高大的身材依然腰板挺直；說話聲音洪亮，是那種略帶點山東味的普通話。先生對講課十分重視、投入。每次上課前一天，必定是閉門謝客，在書房里認真備課，將上課的要點、史料等記在類似于大卡片式的“小本本”上?！八暽险n如臨大敵，課前總是一絲不茍的再三備習，一定作到胸中有數”〔１〕。所以，上課時只帶著“小本本”，徑自神采飛揚地講下去，時而站起身來在黑板上寫下一兩行瀟灑勁秀的行書字。座無虛席的大教室里，滿是全神貫注的學生，不由自主地被先生那抑揚頓挫、條理清晰、分析透徹、思路開闊的講授所吸引。聽先生講課是非常過癮的。這不僅在于他學識淵博、才思敏捷，而且在于他有一種特殊的本領，能把很抽象、復雜的理論問題和沉悶的史料講得深入淺出，生動形象，且別有新意。讀先生的論著也同樣是如此。誠如師母高昭一先生所言：他“治學宛如一位上乘廚師，同樣的材料一經他手烹調炮制，味道就是別有其風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王家范教授認為，趙先生是繼國學大師錢穆之后，晚近在大學里教“中國通史”課程最成功者之一?！?〕其治學與教學只所以能得到學界同仁的贊譽和眾多學生的歡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他的勤奮和真誠。

從青年時代開始，先生即養成了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起床讀書寫作的習慣，幾十年如一日。上世紀50年代末，即便是在被打成右派，并被發配到河西走廊戈壁荒灘上的山丹縣農場，在嚴寒饑餓中從事開荒種地等重體力勞動的險惡情況下，稍有余暇，他仍手不釋卷，寫了大量讀書筆記，被農場同事稱為“太史公，牛馬走”。

其真誠和勤奮，不僅體現在治學、教學中，也貫穿于他一生跌宕起伏的經歷中。他自謂：“余系舊家族之飄零子弟。破落中養出來抗爭與毅力。沖破數理、外語、創作、翻譯等大關，最終落戶在歷史學的陣地里。于哲學亦常染指?！薄坝嘧杂准床粷M貧富、貴賤差別很大的社會，故及早追隨革命道路。但礙于局限，一直不是核心人物，成為一個終生的革命同路人。于此無怨無悔。”〔4〕先生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曾問學于聞一多、朱自清、葉公超、錢稻孫、顧頡剛、馮友蘭等學者；課余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翻譯、發表了一些蘇俄文學作品，積極創作革命文學作品，與中共地下黨領導人聯系較多，并與王瑤、馮契等人關系密切；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他勇敢地走在游行隊伍的前面?！捌摺て摺笔伦兒螅闳恢袛鄬W業，到山西加入了犧盟會領導的新軍，在中條山地區同日寇進行英勇斗爭，并在戰斗間隙寫了不少通訊，將抗日前線的情況及時傳送到大后方。其間，他曾被組織送至延安，當時清算張國燾路線的“肅反”運動即將開始，由于無法適應延安的環境，先生又重返山西抗日前線。

1939年夏，他因患瘧疾被迫離開部隊，到西安治病。后至乾縣等地中學教英語。教學之余，繼續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40年代初，先生研讀了清代史學家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深受啟發，“簡直是終身的啟發”；“感到歷史學更深刻。文學是在感情這些方面做文章，而歷史則更能挖掘到人類深層次的一些東西”〔５〕。于是，他將興趣由文學轉移到了史學，并從

研究清初具有民族氣節的著名學者顧炎武，以及與之過從甚密的關中學者李(二曲)、王弘撰(山史)等人入手。而顧炎武和明清思想史研究也由此成為他畢生不舍的情節。1947年，受傅斯年舉薦，他到河南大學任教，深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嵇文甫的影響。開封解放后，他到了華北根據地，進入由吳玉章同志任校長的華北大學工作，向艾思奇、何干之等人求教，相互切磋，使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水平迅速提高，次年，他奉調到濟南市政府任秘書，閑暇時常向著名學者王獻唐先生請教，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師生關系”而多有獲益。建國初，先生到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工作，因看不慣院長郭沫若的作派，憤而辭職；轉而到東北師大和山東大學任教，是山大歷史系“八大教授”之一，開創了農民戰爭史研究。1957年，他主動要求到地處西北、條件極差的蘭州大學工作。孰料第二年竟被山東大學補劃成“右派”，喪失了教學、研究的權利，并被送往戈壁灘上的農場勞動，險些成為餓殍。多虧愛才、惜才的蘭大校長江隆基及時救助，才將其緊急召回學校，又破例讓他從事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工作。1963年為其摘掉右派帽子，重新開始了學術研究的先生有感于當時的政治環境，遂將研究重點轉向了中國土地制度史。文革開始后，先生又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遭受一連串的批斗，并在50多歲時被強迫退職。文革結束后，他才重返講壇。在被迫中斷了近20年之后，先生的史學研究在這時進入了一個豐收的季節，接連發表、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史學論著，并逐漸開始將視線轉向了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至今，年已望九的先生仍神清氣爽、才思敏捷，以飽經滄桑的睿智目光關注著眼下這復雜的學界和世界，不時寫下一些驚人之論。

可以說，趙先生是現當代史學界一位少有的經歷豐富的真誠學者。也正如與先生相濡以沫七十余年的師母所說，他是一位“天生的自由主義者”、真誠的“人文主義者”和“理想主義

者”。〔６〕它們構成了先生獨特的人生追求、人格魅力、學術風范和鮮明奇崛的個性。先生為之奮斗一生，也因此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除了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沖擊外，至今還被有些人視為不合時宜的“另類”。

一位重視理論、勇于求索的史家

趙先生晚年嘗謂：“一輩子不摳擻史料”，斤斤于考據瑣節問題的“餖饤之學”，而是側重于思考和研究歷史上“大關節目問題”，由于“當初介入史學就是帶著理性進來的”?！玻贰乘裕螌W始終注意科學理論的指導，重視理論思維，尤其是真誠地服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自覺地堅持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些大的關鍵問題。他又說：“六十年來，我治過明清之際的思想史，治過北魏、北齊、北周以來的北朝史，治過農民戰爭史和土地制度史，治過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這兩家思想的互補與交融。……我的治學，如西域賈胡‘至一處輒止’；又如捻軍作戰‘倏忽馳驟’。這不好，不好在于落不下大根基；但也有一點好，好在于面子寬，看問題的眼光就不局限于一隅。我這個做法，做著做著，到老來，就漸近于哲學，至少是歷史哲學?！薄玻浮?/p>

重視和善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自己的史學研究；與時代的潮流共進，勇于涉足新的研究領域，眼界開闊、融會貫通，力求探索歷史深層次的重大問題，并盡可能地使之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這可以說是趙先生平生治史最顯著的兩大特點，它們又是相互聯系、內在統一的。因此，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后來又因抵制歪曲、背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主義和把史學政治化的錯誤傾向，并敢于直言而罹禍，在40到60歲這學者一生中最重要的20年間被打入“另冊”。文革之后，在“理論家淡出，學問家凸顯”〔９〕的時代，他卻仍然旗幟鮮明地宣稱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隨波逐流，改弦更張。這又使他顯得似乎“不合時宜”，甚至被有些人目為“落伍”。然而，先生重視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有其科學的態度。他既反對把歷史唯物主義當做一

成不變的教條，片面地株守、套用馬克思等人的只言片語和具體結論；更反對簡單地用它們來取代具體的歷史研究，或把史學研究變成銓釋和論證經典理論。1954年10月，他在《論歷史科學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一文中，即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當時的史學界中有一種錯誤傾向，“即把具體的歷史弄成一種抽象化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不豐富的、不生動的東西。有人曾經錯誤地認為，這種不良傾向，正是提倡規律性的結果。這樣認識，是完全有錯誤、而且是混淆是非的!”“歷史規律的意義是偉大的，但歷史規律并不是歷史科學應具有內容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神髓。”“在歷史科學的全部內容中，規律是主體，資料是其補足的形式；必然是主體，偶然是其補足的形式，但還需要補充一句，而且還是很重要的一句，即：這種補足形式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不可少的?！贬槍Ξ敃r學術界一些人滿足于掌握使用“唯物論的套語”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做法，他毫不含糊地宣布：“只學套語和不學套語，是一樣的壞!我堅決反對掇拾唯物論的套語，而主張學習唯物論的實質?！薄霸诋斍暗臍v史科學界中，要學習唯物論的實質，就一定要重視史料中包含的客觀性質，重視歷史現象的具體性，即其多樣性與復雜性，用規律性的紅線把顯示歷史多樣性復雜性的資料一一貫串起來，得出來的，才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歷史，而是具體的、生動的和豐富的歷史?！薄玻保啊吃诋敃r，說出這些話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且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清醒的學術頭腦。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對60年代在“為現實政治服務”幌子下，史學研究的非學術化和日漸意識形態化趨勢有清醒的認識，毅然告別了由他自己所開創，但已成為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極左路線附庸的“農民戰爭史”研究，轉向了與之緊密聯系，卻更為深潛、難度也更大的“土地制度史”研究。這種取舍，既是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對御用、影射史學的抵制，也是先生對中國古代歷史認識合乎邏輯的深化。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趙先生自覺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緊密結合中國古代歷史的實際，在對豐富史實和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敢于求真創新，高屋建瓴地把握許多重大關鍵性問題，獨具慧眼地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從理論層面大大深化了對古代歷史的認識。例如，他研究農民戰爭，就提出應注意四個方面：一是農民的身份，即不同時代農民身份的變化；二是農民起義和國家機器間的關系；三是農民起義與多民族關系間的相互影響；四是宗教在起義中所起的作用。這四個專題具有極強的學術涵蓋性，無疑可以深化以往的農民戰爭研究。在研究土地制度史過程中，他受馬、恩著作的啟發，從分析“亞細亞生產方式”入手，提出這是指公有制在私有制社會中的遺存。進而指出“私有制有私有制的發展歷程”，有其自身的淺化階段和深化階段；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古老共同體(即氏族公社)殘余和國家權力的影響，一直沒有形成類似于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純粹的私有制、私有財產。〔１１〕這就為進一步認識把握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特點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同時也為進一步認識古代中西方歷史的差別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對于這樣一些認識，著名史學家金景芳先生認為，“這是作科學研究從具體事實升華為純理論，不是穿穴載籍，并有高度的抽象力是辦不到的。這真正是寢饋功深，甘苦有得之言”?！玻保病晨梢?，對于趙先生來說，歷史唯物主義既不是標簽、教條，也不是一種理論束縛，更不是進行政治投機的資本或“棍子”；相反，它是史學研究重要的“金針”和指南。他真正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并能運用自如。受它的啟發，其在史學不同領域中的研究工作都開出了花，結出了果。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及其應用價值。當然，趙先生并沒有以此而自足。1984年他在《學術自傳》中，非常理性地指出：自己對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這個不足之處就在于僅做了“以論帶史”方向的工作，而尚未及做“論從史出”這另一方向的工作；只有兩者合攏結來，才是“史論結合”。所以，“應該在結束了從‘論’出發之后，再做一道從‘史’出來的工序，即基本上拋開理論的影響，帶著一副似乎是空白的頭腦，重新回到經濟史料的海洋中去，泛濫于其中，涵泳于其中，說不定會遭遇到前一工序中理論所不曾啟發到的若干新點，說不定會遭遇到足以糾正前一工序中若干失誤或不足之處”?！玻保场尺@的確涉及到學術研究中另一個層面、階段的工作，即從更為豐富、全面的史料和歷史實際出發，再來檢驗和深化先前研究中得出的結論與認識，并且豐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進而創立新的、更加科學、系統的關于中國歷史的理論。誰能說這不是一個極了不起的弘愿和主張。如果能完成這一任務，其貢獻必不在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之下。可惜，當時趙先生已年近花甲，且其研究的興趣和重點也已轉向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已不可能再去從事這一工程浩大的工作。但這不是先生的過錯，如果他在40歲以后不被無情的時代蹉跎了20年最寶貴的歲月，是很有可能去實現自己的學術心愿并成為一代宗師的。當然了，被那個時代所耽擱的是幾代學人，從而使很多佼佼者皆失去了成為大師的條件與可能。這是學術界的不幸，也是民族之不幸。但這前幾代學者想到而未能做到的工作，也的確成為21世紀中國史學界面臨的一項必須去完成的艱巨任務。

但是，近些年來，一些學人似乎更熱衷于簡單地否定老一輩所創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否定歷史唯物主義，大有推倒重來的氣勢，并以此來顯示自己的高明。當然，也有另外少數人，在肯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同時，卻很少去考慮和進行對它的反思與創新，而是滿足于去做“護法神”。這兩種態度都是有害的。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傳入，與千百萬人實踐活動的結合，已經成為中國近現代無法否認的歷史，也已成為今天我

們去進行創新、發展所必須依賴的新的歷史出發點和關系最密切的現代傳統。史學同樣是如此。中國悠久的史學傳統、近代以來的新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現當代眾多的西方史學流派及其理論和成果，實際上是新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缺一不可的三大基石和營養源。對之，我

們都需要更多地采取“理解與同情”的寬容心態，認真、理性地加以總結和分析，弄清其各

自的得失利弊，進行科學的揚棄、繼承與整合，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去大膽創新，創造中國

史學的新境界。以建國初馬克思主義史學討論較多的“五朵金花”為例。“不管其中有多少

泥沙，多少粗暴和強辭奪理，事過幾十年再看，它們是替中國文化翻出許多新花來的”?！玻保础辰裉?，像有些人那樣，輕易地給它們冠之以“戰時史學”或“偽問題”的惡謚，實際上是有失公允的，也不利于后來者在合理繼承的基礎上去進行“創造性的超越”。像“農民戰爭史”研究，盡管近些年來頗有曲終人散的衰落，但農民戰爭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激烈、最有影響的民眾運動，誰也不能無視它的客觀存在。近年，有學者提出“仍然要重視農戰史研究”。對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如果我們不以全新的視角，實事求是地深入探討，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興衰，肯定難以洞察全貌，把握歷史發展的趨勢。更不用說，研究歷史上農民戰爭與宗教的關系，以及農民起義的規律等課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是有現實意義的。”并認為：“告別過去農戰史研究的虛華，以平常的心態重新認真開展農戰史科學、理性的研究，扭轉當前農戰史研究被漠視、冷落的局面，是其時矣?！薄玻保怠?/p>

因此，對于像趙先生這樣一些自覺地堅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前輩學者們，我們應該有更客觀的認識，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他們的選擇和努力本身并沒有錯，而且是很有價值的。1996年在臺灣逝世的著名史學家嚴耕望，生前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出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唯物論、辯證法也有其可取處，不能因為它與某種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就有所忌諱，而全于摒棄。因為把人類文化視為建筑在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是很合理的觀點；而研究史實的動態，辯證法的理論誠也有其可利用的價值；不過不能作為解釋歷史的唯一準則而已?！彼M而主張：“史學工作實在太難，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面面顧到。因此，當采取相對分工的方式，采取偏重考史、論史、撰史的工作，相互配合、相互為用，在史學研究的整體上求發展?！薄玻?〕這種平實、公允之論、但愿能對時下那些或心浮氣燥，以詆毀前人，稗販國外新方法自傲；或以史料派自居、滿足于進行考證和微觀研究，鄙視理論和宏觀研究，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人們有些許幫助?

治學經驗與啟示

趙先生作為由文入史的學者，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和探索，能夠在相對困難的條件下，卓然名家，為中國史學作出自己特有的貢獻——這是一條不太平凡的成功之路，留給我們許多重要的經驗、方法和啟示，它們同樣是一筆不可小視的財富。

1．立志與“追補”

15歲時，父親突然病逝，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下子必須當家立業了。這件事給年輕的他以極大的刺激，使他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責任，有了危機感。而這時他雖然考上了高中，但數學成績只有45分。于是，他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一口氣買了十大本厚厚的練習薄”，“每晚坐在教室里一動不動達三四個小時”，一方面完成高中老師布置的數學習題；同時作為補償，每天演算自己規定的四五十道初三的數學習題。作不完不睡覺。一年半下來，他的數學成績變為90多分，有時則100。中學時代這種卓有成效的“追補”之法，不僅提高了數學成績，使他受到了嚴格的科學訓練，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效果，就是我相信我的毅力是可以信賴的。經過第一次考驗的成功，使我在一生中多次地憑靠自己的信心和毅力，一樁事一樁事地做下去”。〔１7〕到了晚年，先生在《籬槿堂自敘》中還深情地回憶說：“‘追補’這件事，我一輩子經常思考。這個方法，我一輩子經常使用。為什么?答案很簡單：根底薄?！薄啊硕▌偬臁?，由根底淺薄到根底雄厚，是一個人為爭取的過程，這是我一生不斷執行‘追補’的思想根源?！薄玻?〕

這種“追補”之法，也同樣是先生在治史過程中克服各種困難，發憤攻關、鉆研成才，并且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根本保證。

2．“服善”與獨立思考

在當代學林中，趙先生算得上一個獨立特行、個性鮮明的人物。但如同與其私交甚篤的童書業先生所言，他有一個特點是“服善”，即善于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他在60多歲時寫的《為學途程上的一些遭際》中回顧自己年輕時向書本這個“死老師”和眾多“活老師”學習的經歷時，曾頗有感慨地說：“要善于向老師學習；做一個學生不簡單，要有一定的聰明才智，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還要有熱烈求知的積極性，加之以艱苦勤奮，方能期其有成。”并以當年自己在農場勞動時仍堅持讀書、思考的切身體會，強調“不但處在順境，要善于學習；就是處在不順的境遇，也要不拋棄學習?！薄?9〕

一方面“服善”，向書本和別人虛心學習；另一方面，又堅持獨立思考，絕不迷信和盲從，敢于獨辟蹊徑，走自己的路，抓大問題，這也是他平生治學的一個成功經驗，貫穿于其學術研究的始終。如上世紀40年代初，他選擇顧炎武研究作為由文入史的第一步?！芭c另外一些顧的研究者很不相同”，“他們從‘學’上下手，我從‘行’上下手。他們著重研究顧的經學、史學、音韻學、地理學，而我則著重研究顧在北方仆仆風塵25年所參與的遺民運動。緣著這個線頭，就像拆一件毛衣一樣，我拆出來很多東西。”〔20〕隨后，他又轉而治北朝史，并自認為這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對他“這一輩子作歷史影響很大”。因為“中古歷史的根基就在這里，我覺得這下子把中國歷史的背梁骨抓住了，有高屋建瓴的感覺。”“第一次嘗到了做歷史學的一種味道，而且這個研究也引出了以后很多的問題，例如從鮮卑民族的研究一直到青海古代民族的研究，從北朝大族的研究到唐代的藩鎮問題。這些題目都是由這條線上來的。我自己能摸到這條線索而且還貫徹了一輩子，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21〕再如，他在50年代初開始進行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就非常注意“從史料里看農民在歷史演變不同階段中的不同身份”，并將之總結歸納出五種類型：一、春秋戰國前的原始農民或公社農民；二、戰國時開始形成的佃農；三、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后11世紀出現的“自由小農”；四、中古時期被錮閉在莊園里帶有隸屬性的農民；五、宋代以來形成的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的農民?！拔覀兙褪且赃@五種身份為基礎，來觀察一場一場農民起義的表現。觀察起義規模的大小，戰斗力的強弱，綿延地區的廣狹，持續時間的長短，其領導集團內部凝聚力的強弱，以及它與外在力量的聯系，特別因為中國從來就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農民起義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也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等等”〔22〕。60年代初轉治土地制度史，他又非常注重借鑒馬、恩對西方所有制和所有權的研究成果，探索中國古代不同時期“土地的所有屬于誰?屬于哪些個人或哪些集團?這些個人或集團運用這種‘所有’(在法律意義上就表現為‘所有權’)在不同歷史時期達到何種幅度，又遭到何種局限”等關鍵性問題，從而認識到，在中國歷史上土地私有化的過程始終受到國家權力和宗族權力的干預，“土地私有權還遠遠沒有深化，遠遠沒有牢固。這不能不說是東方社會的特點”。其過程隨著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農民人身隸屬關系的消長、強弱而改變，并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分配，各種社會力量的起伏和農民起義的特點等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就是緣著這條線索把土地制度史研究下去的”〔23〕。

諸如此類都表明先生治學中非同尋常的眼光和宏大的氣局、境界，勾劃出他那獨特的治學途徑。

3．文史哲兼容互補

大學時代，趙先生所學專業為外語，并通過翻譯與創作而投身于新文學運動?？箲鹬杏晌娜胧泛螅址浅Ｗ⒅乩碚摵驼軐W思維。這種非科班出身的特殊經歷，卻造就了他融文史哲于一爐的知識底蘊和互補之功。在老一輩史學家中，先生不僅以理論功底深厚、外語基礎好見長，而且尤以口才、文采著稱。其學術研究，在理論思辨與語言表達上達到了很好的統一，實現了思想、史料與表達方式上的有機結合。這也能給當今史學人才的培養提供很多借鑒?；仡?0世紀前半期，盡管當時戰亂不已、社會動蕩，但卻涌現出一批史學大家。如果不談其他原因，僅就他們個人的求學和成才過程來看，就頗耐人尋味。梁啟超、章太炎這些融新學與舊學于一體的開山不必說，王國維早年是由治文學、哲學轉到史學；陳寅恪長期留學國外，起初主攻的是語言學、宗教學，回國后才改治史學；孫毓棠、陳夢家早年是以詩人、作家而聞名的……類似的例子是較為普遍，并不鮮見的。可是后來，我們的高等教育越來越規范，專業劃分越來越嚴格。學生一入校就被分別劃歸中文、歷史、哲學等，從一開始就專學史、專學文……但結果并不理想。實踐證明，史學人才需要“于學無所不窺”的廣博，需要系統的哲學和理論修養，也需要通過“辭章”之學切身感受文化傳統，還需要一定的人生閱歷來增加睿智。這些不知比所謂的專業課程重要多少倍。中國傳統的國學就具有這樣的優長，可惜我們久已將之拋棄了。在齊聲呼喚“大師”的今天，我們真應該首先改革現有的教學體系、專業分工，營造未來大師們成長的學習環境和合理的知識結構。

贅語：令人遺憾的“棄權票”

上世紀80年代初，蘭州大學以趙先生為帶頭人，申報博士點和博士生導師，卻意想不到地失敗了。這使先生很失望，遂在自己首屆、也是唯一的一屆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不再招收研究生了，他曾為之投入極大精力的農民戰爭史、土地制度史研究，在學校也就成了絕學。此事對蘭州大學歷史系影響甚大，一些很有潛力的中青年教師隨之風流云散，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大傷元氣。許久之后，人們才從多種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