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安全健康培訓講座孫寶仁安徽省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副理事長2013年7月前言職業培訓是提升職工素質、人才儲備的必選手段。企業競爭的核心就是人才的競爭。培訓工程建設是“十二、五”規劃“九大工程”之一。依托央企、國有大型企業，分行業建立40個一流的培訓教育基地、10個現場模擬訓練基地、25個警示教育基地。和國際接軌。“職業安全健康”培訓是培訓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職業安全健康培訓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人權補課。目錄前言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安全健康立法改革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三、搞好職業安全健康是國家改變對外形象的必要條件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五、職業病防治六、完善企業自身規制建設是搞好職業安全健康保護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基礎相關法律法規鏈接國際勞工組織對勞動者的基本權力概括為“享有不受職業危險因素的侵害，保證職業安全衛生和健康并獲取應得的勞動報酬”（1981年第67屆國際勞工大會）。2011年9月國際勞工組織伊斯坦布爾宣言：“工人擁有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一份社會責任，在世界范圍內促進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危害事故和職業病是國際勞工組織確立目標的核心也是體面勞動的核心。”人們害怕疾病、自然災害和戰爭，而工傷事故同樣令人恐懼，同樣會無情地吞噬健康、摧毀財富、掠奪生命。是人類繼天災、瘟疫之外的又一大敵。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我國沿用了數十年的“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術語兩者既不可分又有很大區別，前者是政府立場上以保護勞動者安全健康為目的，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后者為法定的企業行為：必須在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健康權益的前提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勞動保護包括職業安全和職業衛生兩部分，本世紀以來逐步與國際接軌稱職業安全衛生。前言上世紀60年代，美、日、英、法等發達國家相繼頒布了《職業安全衛生法》，1968年美國頒布了《煤礦安全與健康法》。1981年，第67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國際勞工組織職業安全衛生公約》（NO.155號），公約要求各成員國建立實施并定期檢查職業安全衛生和作業環境等國家政策、原則及戰略規劃，建立企業制度措施條款（共30條）和雇主負責的報告工傷事故和職業病情況并公布其年度統計報告；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監察和工傷事故與職業病調查處理制度。此后“職業安全衛生”一詞成為了世界各國保障勞工權益的通用詞。前言職業安全健康一詞的由來與沿革1996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頒布的ISO9000（國際質量體系標準）和ISO14000（國際環境體系標準）實施后，歐洲和亞太地區一些國家于1999年共同頒布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標準》（OHSAS18000），同年10月我國經貿委頒布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試行標準》。1994年我國頒布的《勞動法》，其執法管理機構是勞動部，社團支撐組織為“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2004年更名為“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原煤炭部張寶明部長任理事長）。“職業安全衛生”和“職業安全健康”盡管用詞略有不同，但宗旨是一致的：都是指避免人員傷害事故和財產損失，保障作業人員安全衛生與健康；對事故的定義（造成人員傷亡、職業病、財產損失、環境破壞）是統一的；管理程序也是同樣的：即危害的鑒別，風險的評估與控制。“職業安全健康”涵蓋了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雙層含義，其根本要義就是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前言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安全健康立法改革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期，區域化的城市群大開發戰略業已形成城市包圍農村的發展態勢。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包括以合肥為中心的東部城市群等共10多個城市群的區域發展規劃，其中僅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三大區域的經濟總量即占到全國經濟的40%。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達6.908億，首度實現城鄉逆轉，城市與農村人口比倒掛，2012年全國（不含港、澳、臺）總人數13.54億，城鄉人口比達53%，廣東、山東、河南、四川、江蘇四省人口已上億，預計至205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10億以上（城市變化的三階段：1.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2.城區向郊區不斷擴展，出現城市群。3.逆城市化：大都市人口遷往郊區或更遠的農村、小鎮，如香港、澳大利亞）。2012年統計2.63億農民工進入工業生產建設領域。在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及大力改變傳統生產方式的同時，必然會帶來諸多不安全因素，現實也暴露出現行的相關安全生產法規、制度、標準的滯后，亟待進行同步改革和完善。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安全健康立法改革國際安全衛生組織將人均GDP4000美元劃定為職業安全衛生狀況轉折的分水嶺，人均GDP4000美元以下，屬事故多發期，4000美元以上進入穩定發展期。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39.08萬億元（RMB）（折合5.879萬億美元），GDP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4283美元，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重要轉折時期（又稱特定發展階段）。2011年是我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GDP總量達47.1564萬億元。十項產品全球第一（產鋼6.83億噸，美國為9656噸；產煤35.2億噸，美國11.5億噸；產棉760萬噸，美國340萬噸；汽車制造1830萬輛，美國780萬輛）。“十二.五”規劃的主基調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民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取決于國家經濟的發展狀況。借鑒發達國家經濟轉折期的職業安全健康與環保的立法改革歷程和經驗教訓,對我國的改革發展應不無啟迪。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立法改革上世紀70年代，美、日、韓及歐洲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的分水嶺后隨即進行了產業結構大調整：發展集約化新型工業，推行出口替代戰略，逐步放棄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靠投資驅動的工業化前期的發展方式，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規摸逐步擴大，產業結構重心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并趨向高級化，從而推動GDP快速增長，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對安全健康法制體系進行重大調整，建立并逐步完善現代職業安全衛生環保法律與監管機制（我國經濟及其安全發展借鑒了這一模式）。1967年美國率先頒布了《職業安全衛生法》，隨后日、法、英也相繼于1972-1974年陸續頒布了該項法律，雖然內容不盡相同，但宗旨都是保護勞動者依法享有不受職業危險因素侵害的權力，并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逐步進行修定和完善，以使勞動者人人享有尊嚴，從事體面的勞動。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立法改革另從美國煤礦的安全立法改革歷程我們看到，1968年美國發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78人遇難，引發了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震撼了參眾兩院，聯邦政府隨即就制定并于次年頒布施行了《煤礦安全與健康法》，這是一部將安全與健康并列提出的煤礦安全法規，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嚴厲的安全標準，其中規定了對不安全的企業無條件關閉等強制性條款。此后10年間盡管美國同樣遭受了嚴重的能源危機，但政府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將井工礦井從4110座壓減到1990座，（2000年后減至1400座）而且全部實行先抽后采、不抽不采。這一舉措使美國煤炭產量降低了29%，但事故死亡人數減少了73%，百萬噸死亡率降至0.03以下。反觀我國目前落后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造成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持續緊張，稍不留意就會發生事故。2012年3.22日我國能源局公布的煤炭工業“12.5”發展規劃提出：至2015年通過兼并重組，全國煤炭企業數量從8000家壓減到4000家之內。形成10個億噸企業，14個大型煤炭基地的產能即可達32億噸。（2012年全國產煤36.6億噸，其中內蒙產煤10.8億噸居全國之首、山西產煤9.1億噸。）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立法改革煤炭的需求不應迎合需求的無序增長，內蒙、山西決定限制煤炭產量，不再增加煤炭企業和礦井數量，而發展非資源型、戰略性新興產業（風能、太陽能）。美國產煤每年均在10億噸左右，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使礦工人數減至10萬人，（是我國的1/80），近年來，美國井工礦井年均事故死亡15人（其中大部分為地面事故死亡），2009年美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34人。在這部法規頒布41年后的2010年4月5日，西維尼亞州梅西能源公司科達煤礦發生了美國40多年來最大的一次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9人，（歷史最大煤礦事故是1907年西維尼亞瓦斯事故一次死亡362人）。聯邦礦山安全衛生署署長和勞工部長親自參加了事故調查并直接向總統遞交調查報告，奧巴馬總統當即下令國會針對此次事故暴露出的問題進行立法改革，彌補法律疏漏并追究相關政府的責任（美國法律在此前的事故處理未規定追究政府責任）。一、國家經濟發展轉折期的立法改革梅西能源公司是美國五大能源公司之首，是行業利潤最高的上市公司，所轄科達煤礦年產煤量120萬噸，礦工僅200人且大部分從事地面作業，井下備有無線通訊系統、人員定位跟蹤系統及逃生通道和密封救生倉等先進裝備，逃生通道及救生倉內均備有井下人員96h（4天）的供氧、食品和飲用水、藥品等。該礦過去10年內事故死亡僅3人，其中2人為地面火災事故死亡。美國各州都有立法，對事故處罰十分嚴厲，西維尼亞州法律規定除追究事故礦主的刑事責任外并對每死亡1人給予150萬美元(折合1000萬元RMB)的經濟處罰。奧巴馬總統針對科達煤礦瓦斯爆炸事故調查處理報告的表態是：“我不能接受將礦工的死亡通過商業化代價來體現的處理結果，要立即立法，不僅讓煤礦承擔責任，還要讓華盛頓負起責任”。從中不難看到及時迅速處理解決職業安全健康問題的負責任的政府行為，有助于我們借鑒和自身建設。（我國業已規定了事故所在地政府的具體法律責任）。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勞動者的安全衛生健康狀況取決于國家的國民經濟狀況。雖然2010年我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第二位并不等于第二強。從實際財富看，日本的GDP總量中并未列入海外資產（僅在華的企業就有一萬多家）。日本通過30多年的海外擴張，等于在國外又再造了一個日本經濟體，因此有專家分析日本在經歷了9級地震、海嘯及核泄漏災難后的重建問題上認為：“大災后的日本并未傷筋動骨”。而我國的海外投資才剛起步。2012年我國人均GDP4382美元，在世界213個國家和地區排名93位。是排名16的日本42820美元的1/10，（美國47284美元排第9位）。當然人均GDP不能代表國力，人均108832美元，排名第一的盧森堡在世界的影響力無論如何也不能和排名93位的中國相提并論。按2010年我國人均年收入1300元人民幣的貧困線標準，全國還有4000萬人未脫貧，若按聯合國每天1美元的標準，應還有1.5億貧困人口，按我國2011年提高至1500元人民幣貧困線標準，貧困人口將近2億人，仍然屬于貧困國家行列。（美國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貧困人口有房有車。我國標準只保吃飯）。1.美國：15.83萬億美元增：2.2%2.中國：8.37.8%3.日本：5.31.7%4.德國：3.40.7%5.法國：2.60.4%6.英國：2.50.3%7.巴西：2.31.03%

8.意大利2.12.3%9.俄羅斯2.03.5%10.印度：1.85.3%

全球GDP排名全球人均GDP排名1.盧森堡：108832美元9.美國：4728416.日本：4282025.香港：3159153.巴西：1081693.中國：4302（27600元人民幣）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日本出口產品60%為高附加值的綠色GDP，而我國出口產品大部分屬于設計和利潤被截留在美、日等發達國家而把能耗和污染留在中國的加工貿易產品。日本的GDP個人消費占6成，我國的GDP主要靠投資和進出口拉動。美、日的研發投資是中國的2～3倍，教育支出占GDP6%以上，中國僅為2～2.5%。美國以其世界最強的軍力直接、間接掌控全球石油的70%，中國幾乎沒有；全球80%的黃金在美國，1949年各國財長、行長經激烈討論確定美元兌黃金，1盎司黃金（31克）發行35美元，美元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美國發動朝鮮、越南戰爭，打掉了8000億美元（折合目前3萬多億）錢打虧了，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中東戰爭期間，埃及、敘利亞等產油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提高油價以示抗議，美國財長找到OPK秘書長（沙特財長）提出：“油價提多高我們不管，但你若想不以美國為敵那就用美元結算石油”得到獲準。由此找到了大量印美鈔的借口，油價越高印得越多。美國發動海灣戰爭目標也是石油，但占領伊拉克后沒拉走一桶免費石油，盡管美國人同樣受到油價飛漲的煎熬，而其實質是美元坐收漁利。2010年世界財富500強中，美國占160家，占到500強市值的50%,而我國企業缺乏原創性技術創新，國內的科研成果2/3以上不能轉化為生產力。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中國還將承受更大的外界壓力，因為老大總是會千方百計的打壓老二，歷史上曾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英、蘇、德、日）無一例外的都因遭到美國的打壓而退位，美國對盟友也從來沒手軟過，英國發起歐元為結算貨幣時比率為1歐元:1.2美元，當時“9.11”才過2個月，美國經濟受到重創（紐約是世界貿易中心、華爾街是紐約的經濟中心、世貿大廈是中心的中心）世界投資紛紛撤走，美國也來不及做任何準備（通常戰爭準備至少一年）就跑到歐洲打了一場科索沃戰爭，巡航導彈都打光了，打開核武庫拔掉核彈頭裝上常規彈頭又打了100多發巡航導彈才將科索沃打下來，由此打亂了歐洲經濟秩序，將投向歐洲的4000億美元投資拉回到美國2000億。科索沃戰爭的結局是美元倒掛：1.2歐元:1美元。美國對日本同樣如此，兄弟也不行，豐田汽車威脅到美國汽車業，美國通過豐田召回門等手段將日本從老二位置掀翻，豐田公司從世界500強第三位一下降到360位。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也早已開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為了稀釋對華債務，給中國扣上了“操縱匯率”的帽子，逼人民幣升值，華盛頓的金融研究機構用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得出：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14.8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4.6萬億的經濟規模，照此算法人民幣兌美元均衡匯率為2.67，由此催逼人民幣大幅快速增值，（2006～2009年因美元貶值，我國外匯儲備損失了5000萬美元。）壓中國承認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為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負責。認為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逼中國承擔主要的國際責任，履行更大的碳排放等國際義務。美國的經濟是綁在債務上的經濟，2008年美國負債達57萬億美元，負債增速是GDP增速的8倍，還不包括醫療、社會安全等104萬億美元的隱性負債，2009年美國的總負債達到GDP的400%，超過了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而導致國民經濟崩盤時300%的比例。美國政府已面臨破產的危機，但美國這個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經濟總量1/4的經濟體總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給別人，于是再一次利用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美元霸權發起貨幣戰爭，再次制造財富大轉移。2010年11月5日，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瘋狂地開動印鈔機印制了6000億美鈔向全球貨幣市場注水，流入中、俄、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金磚五國）的游資達年均5750億美元，炒高了房價、糧價，攪亂了經濟市場。美鈔洪水將責權人持有的美元含金量沖刷殆盡，從而將世界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手中，實現其財富重新分配，這就是美國的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而打擊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我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人持有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券，（依次為日、英、巴西、香港、俄、瑞典等國），2010年底我國僅持有美國國債債券一項即達1.16萬億美元。媒體評論：“中國人勞苦，美國人享福”。美國利用美元綁定的世界經濟，用印刷的紙幣換取中國人用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制成的產品，中國得到美鈔積累成外匯儲備再購買美國債券，美國人再用這錢享受中國的廉價商品。不僅中國，印度、日本等其他國家包括歐元在內也都面臨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困境。從中得到的結論就是：中國出口商品應該換回資源而不是貶值的紙幣，應與亞非拉等國資源互惠，承攬其基礎工程，他們獲得人民幣再買中國的產品和服務，而把本國的貨幣和美元綁在一起，無異于把自己的船綁在了泰坦尼克號上。再從國內看，我國央行2009年發行的貨幣增量是1978年發行貨幣增量的7.7倍，2010年前三個季度的貨幣供應量的余額從12萬億猛增到70萬億元，比同期GDP多出43萬億元，貨幣供應應有一定的增量但增速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多余的錢在市場亂竄，抬高物價，其結果必然導致通貨膨脹。鑒此，“十二.五”規劃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抑制物價，控制通貨膨脹。目前我國國民經濟現狀可以說依然是困難重重，而只有加快結構性調整形成綠色的經濟結構、實現國家真正的富強，才能保障職業安全健康的同步快速發展。經濟結構與安全健康安全生產形勢及勞動者安全健康狀況取決于國民經濟狀況。我國國民經濟結構嚴重扭曲，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調，第三產業落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75%，中等收入國家為53%。我國只占43%。致使GDP重量大增，事故頻發，重特大事故難以有效扼制，安全生產形勢嚴峻。（二）中國經濟30年的高增長消耗了全球同期生產的46%的鋼鐵、16%的能源、52%的水泥，僅創造了全球同期8%的GDP。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改革的核心是優化經濟結構，以犧牲環境換得的經濟繁榮已被廣大民眾否定。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國家統計局2011年經濟結構公告：201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國民經濟增長10.4%，其中：2010年第一產業10.1%；第二產業46.8%;第三產業43.1%2002年第一產業13.7%；第二產業44.8%；第三產業41.5%

中國2012年第一產業9.7%；第二產業46.6%；第三產業43.7%美國2012年第一產業1.2%；第二產業19.1%；第三產業79.7%日本2012年第一產業1.1%；第二產業27.5%；第三產業71.4%第三產業落后意味著GDP重量大增，勞動者安全健康風險增大。第三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勞動附加值大，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安全生產形勢根本好轉的基礎。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發展最快的是采礦業和制造業，分別增長了135%和28%，是導致重特大事故多發的結構性因素。而美國就業人數增加最快的是專業技術服務和商業服務，分別增加22%和24%。為競爭，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外轉移，把競爭優勢建立在知識密集型的生產服務業。歐美國家汽車業收入的80%來自生產服務過程（設計、廣告、信貸、保險、維修、保養），而制造過程利潤僅20%。著名跨國公司IBM公司就是把制造為核心轉為服務為核心。發達國第三產業吸納70%以上就業人員：紐約88%、倫敦德86%，東京76%。而北京61%，上海45%，深圳44%。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中國必須改變經濟發展結構，改變GDP掛帥的發展模式，以實現穩中求進的預期。我國改革前30年主要是把蛋糕做大，但環境資源消耗驚人。這種對速度、效益的追捧，根本不可能繼續支撐高速發展，2012年我國28個省中有23個省GDP超萬億元：廣東5萬億，江蘇4萬億，浙江3萬億，四川、遼寧2萬億；廣西、江西、天津、山西1萬億。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對外貿易萎縮，以及歐盟在三大領域對中國采取非市場限制措施：高科技出口限制、武器禁運、市場經濟地位給予。（我國的反制措施包括有限制鋅、鋁土、焦炭、稀土四大原材料出口。）只有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首要任務就是改善收入分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早已突破0.47的國際基尼紅線（忍耐紅線），雖然經濟總量超過除美以外的所有發達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一半國民收入低下，難以形成消費型社會，富人能買30—50套住房等漲價，一般百姓連一套都買不起、公務員退休工資是國企退休人員的3-4倍，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懸殊，業已成為潛在的不穩定的社會因素，政府幾屆人大始終拿不出根本性的解決辦法，難已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發展過渡消耗資源的狀況，致使發展處在不可持續的重大風險之中。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問題已到了臨界點，再不解決會引起較大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一是經濟結構嚴重扭曲，投資消費比例失調、內需外需比例失調、產能嚴重過剩、資源過渡消耗、環境嚴重污染、勞動成本壓的過低。二、清醒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現狀二是社會問題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勞資矛盾更尖銳，與GDP相同的國家比，我國社會結構比經濟結構滯后15年，收入差距高于發達國家和與我國類似的中等收入國家，現在兩級分化嚴重，收入分配呈倒T字，將造成社會斷裂，嚴重損壞社會凝聚力，而解決兩級分化的癥結屬制度問題，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過高，2011年銀行業盈利8000億，平均明天盈利18.5億元，收費項目增加了10倍達300多項。壟斷行業暴利，使實體經濟貧血，民間資本投資無門，變成炒資產的游資、熱錢，實體經濟資金鏈斷裂，5分利都貸不到款，面臨生存困境，企業家實業精神衰退，富人群體、成功人士、社會名流、科研人才紛紛移民國外，使大量財富外流，（富人移到那、財富就流向那）美國等許多國家敞開大門吸納最受歡迎的投資移民、人才移民（放寬簽證、雙重國籍、移民不移居、移家不移業、房產永久產權等），加之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以及中小企業遭遇生存瓶頸，失去信心，以其千萬資產送子女到國外接受優質教育、傳承產業。（40%選美國、37%選加拿大），自然也存在“圍城效應”語言障礙、文化差異、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等落差。不窮不富的發展中國家會大量移民，人均1000美元后會逐漸增多，人均8000美元后逐漸下降變為凈輸入國。三、搞好職業安全健康是國家改變對外形象的必要條件我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后，對外形象的改變突出體現了安全生產狀況不斷改善這一要件，事故總量和傷亡人數逐年下降，從“十一.五”初年（2005年）的事故死亡12.7萬人，煤礦百萬噸死亡率2.81，到2009年首次降至10萬人以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也歷史性的降至1以下（0.89）,2010年又降至8萬人以下（79552人），煤礦杜絕了5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百萬噸死亡率降至0.8以下（0.75）。中煤能源產煤1.52億噸，百萬的死亡率0.032,步入世界先進行列。2011年全國產煤35.2億噸，繼續杜絕了特別重大事故，死亡人數首次降至2000人以下（1973人）百萬噸死亡率0.564(小煤礦1.1、神華0.018)，目前的煤礦安全形勢好轉是在供求大漲的狀況下取得的，無疑是逆水行舟。盡管如此，事故的總量仍居世界之首。2010年全球產煤69億噸，我國產煤32億噸，占全球的47%，但煤礦死亡人數卻占全球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的70%以上（這也與我國97%為井工礦，采深400m以上并逐步加深，超千米井已達10對，國有重點煤礦44%為突出礦井等自然條件不無一定的關系）。我國的職業安全健康狀況也一直是發達國家攻擊我國人權狀況及反傾銷的重要因素。三、搞好職業安全健康是國家改變對外形象的必要條件WTO的基本原則是公平競爭，其規則規定;“只有采取同一職業安全衛生標準，才能參加國際貿易活動。不執行統一的安全衛生標準的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迄今為止，我國寶石加工產品仍因其行業勞動保護缺失，職業病高發而被許多國家包括港澳臺地區拒之門外。雖然我國安全生產法規多達280多項，還有100多項規范標準，但部分法規的修定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步伐且步履遲緩，存在多處相關法律條款之間相互矛盾等現象，可操作性不強。（德國的職業安全健康一撇：魯爾礦區深部開采規定：凡超千米深的支護一律掛網錨噴加U型鋼棚，無沖擊地壓、頂板穩定也不例外，數十年間實現了1300米深的安全開采。安全培訓到位：班前會的告知由作業人員簽字，如因礦工違反告知發生事故，礦方只負責承擔因環境和設備問題引發的事故責任，而礦工本身承擔很大的違章責任，“該說的不說責任在礦方、說了不聽責任在他”即可操作性）。連續三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代表們關于修改《安全生產法》等聯合提案，均被列為1號議案，但修訂至今末果。許多企業遵法、守法意識不強，非法違法生產經營情況大量存在，執法機制重事故后處理，輕事故前的預防，以至重特大事故得不到有效扼制；職業危害問題突出，職業病居高不下。三、搞好職業安全健康是國家改變對外形象的必要條件社科院2009年披露的的一份2008年的調查指出：分配的失衡導致貧富級差已逼近社會容忍紅線（世界銀行劃定的基尼系數為0.47，我國2006年已達0.4并逐年攀升）。調查披露，我國初次分配調節功能失靈，而二次分配中應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法手段又流至少數權力人手中。被調查的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10%最低收入人群的級差比從1988年7.3倍增至2007年的23倍。此外，稅收漏控的高達4.8萬億的灰色收入也主要流入到這10%的高收入人群。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是一線人員的18倍、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28倍，行業之間收入級差達15倍，若再加上行業福利和灰色收入就不難看出，調查報告中采用的“逼近”一詞，恐怕只能是無奈的選擇；調查指出，政府公務員的退休金是企業退休人員的3-4倍，事業單位是企業的1.8倍，這種依賴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在人們心中造成了懸殊落差、刻上了一條深深的鴻溝；政府的權利壟斷行為造成的雙重標準。勞動者干的多，掙的少，勞動報酬的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的增長。發達國家企業的工資占運營資本的50%，我國僅為10%；巨大的農民工群體養老保險率極低，社會保障難以到位。三、搞好職業安全健康是國家改變對外形象的必要條件受到世界關注的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中的央企一線工人的日資也僅70元。2009年10月貴州威寧縣一小煤窯發生窒息事故造成10人死亡，縣政府對每位死者賠付標準幾經討價還價才僅定為2萬元+2500斤苞谷。官司打了一年多也未解決。2010年年7月，國務院已決定將工亡賠付標準從目前的20萬元提高至平均總額60萬元（2011年1月1日執行）。生命無價，賠付再高但生命不再，讓生者體面地勞動和生活才是我們應追求的真正目標。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教訓也告誡我們，在經濟轉型期，貧富差距的無限拉大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和經濟增長的停頓。溫家寶總理指出：“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當前最大的危險是腐敗！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十二.五”綱要中也將“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改為“盡快”扭轉，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收入群體（中收入群體是消費的主力軍），嚴格規范國企、國營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提高個人所得稅標準，改變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狀況，還勞動者公平和尊嚴，讓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2010年4月28日衛生部公布《2009年全國職業病報告》，報告揭示，我國目前涉及職業危害企業16000家，涉及30多個行業，受職業危害因素的人數超過2億人。除西藏外的30個省統計報告，2009年全國新發職業病18128例，病死率8%。由于統計的覆蓋面僅為10%，因此實際數字要遠遠超過報告數據。在國際上，職業危害早就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我國正由城市向農村、從東部向中西部、從大中企業向中小企業轉移，致使職業危害分布越來越廣。全球IT業的巨無霸-美國蘋果公司市值位居全球IT業之首，其每一新產品上市都引發全球崇拜者徹夜排隊，使用蘋果筆記本、手機、U盤等品牌產品被視作身份的象征。而蘋果品牌在美國國內只負責策劃、產品設計運營，所有零部件制造全部委托國外加工，主要是到發展中國家制造，因其勞動力價格低廉而成本低。這種借腹生子的方式叫代工，蘋果公司在全球的代工廠多達四、五千家，本文前面提到的創連續“13跳”記錄的富士康公司就是蘋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廠。2010年蘋果公司在蘇州的一家代工廠137名工人正己烷中毒事件揭開了蘋果公司轉嫁職業危害、攫取高額利潤的面紗。蘋果公司終于放下傲慢的架子派代表調查。供應商為降低成本，用正己烷溶劑代替酒精擦洗顯示屏，工作間如一個密不透風的罐子，室溫高達40℃，工人只能通過自己的肺過濾空氣，每天工作12小時，每月休息4天，多數人為加班工資甚至1天都不休息。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安徽的一名20歲的女孩就是137名中毒者之一，她干的還不是直接接觸正己烷的工作（僅是挑選次品），入廠僅6個月身體就垮了，像驟然老了幾十歲，四肢不聽使喚，講幾句話就氣喘吁吁，輕輕一推就倒地，被送進醫院。出院后得到10萬元賠償，表示再不進工廠了。康復出院的中毒人員中又有多人復發，中毒癥狀是白細胞下降，留下永久的后遺癥。公司大部分是年輕女工，每年都有30%的人辭職，患病后辭職必須先簽私了協議，否則將得不到一次性賠償，有的出院了又被迫返回廠里，怕的是再犯病每月2萬元的治療費沒人管了。富士康公司2009年底員工達11.87萬人，比上年增加9.7%，但員工支出成本同比卻減少28%。早在用工荒之前富士康就開始到中西部籌劃建廠，從中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知名品牌掠奪式的發財之道，他們確保產業鏈作業人員不受職業危害的承諾不過是一紙空文，也正是利用我國職業防護的法律漏洞來逃避責任。媒體評論這種職業危害若得不到改善，我們損失的恐怕就不僅是大批的年輕勞力，更會以損害下一代的健康為代價。《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2012年初又展開對富士康新一輪的抨擊。除職業危害外，還指出：每一部蘋果手機都印有加州設計、中國制造，其潛臺詞是中國制造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但“全球制造“在利潤分配上卻極不平衡，一部售價600美元（約4000元人民幣）的蘋果手機成本為188美元。中國富士康等企業將其元件組裝，只得到售價的1.6%，即6.5美元，（相當于42元人民幣）。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美國工人丟了飯碗，而美國金融業卻得到了能下金蛋的母雞，真正享受蘋果厚利潤的恰恰是美國人自己，美國只是將利潤低下、競爭力差的中低端制造業及下游組裝環節讓給了中國，而將利閏最大化的高端技術、設計專利、軍工、品牌等留在本土。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振美國制造業，但從大趨勢看，發達國家正進入以金融為核心的貨幣霸權和以知識產權壟斷為核心的競技場。尋求現代化、高級化、清潔化的先進制造，追求“再工業化”之路，還將對重化等工業大規模外移，中國新一輪的工業化主要是承接重化和重型制造工業，從而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而不僅僅是加工車間。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我國煤礦職業病防治被公認是各行業中最有基礎的，上世紀80年代初也的確如此，其行業管理、衛生監督、企業自律、綜合防塵技術進展快、成效顯著，但進入江、朱時代，壓縮投資，經濟滑坡，機構改革，行業管理極大消弱（不適時機的撤掉了煤炭部），直至職責不清、無人監管，煤礦職業病防治基本屬于停滯狀態，靠的僅是企業內部的管理，仍維持在20多年前的水平。而隨著機械化程度提高的同時又暴露出許多新的問題，如噪聲污染，綜采、綜掘、傘鉆等粉塵、噪聲嚴重超標等均未得到強制性解決，《煤礦安全規程》規定的標準在漫長的數十年中基本上是紙上談兵。衛生部報告中揭示：煤礦接受體檢的農民工發病率4.74%，最短發病期僅為1.5年，平均6.69年，與正式職工發病期最短的25年和發病率0.89%相比呈發病工齡短而發病率高的特點。2010年的兩會上，43位工會代表聯名提交了《加強改進我國職業病防治工作的建議》提案，直陳我國職業病防治面臨潛在和累計的患病人數巨大，一些行業患病人數仍在發展，占企業總數90%以上的中小企業不重視防治的嚴峻形勢。雖然引起當局重視但進展十分緩慢。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職業病本身具有潛伏期長，發病滯后的特點.農民工流動性大，自我防范意識弱等因素給職業病的認定和早期治療、補償都帶來較大難度。網絡蕩平世界，2010年3月有人直接給溫家寶總理發微博，披露了貴州省恒盛公司可能有成千名工人患上矽肺病，引起總理高度重視，2010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認真做好粉塵與高毒物品專項行動檢查、復查階段相關工作的通知》，國家和貴州省調查組進駐恒盛公司，從而大量工人患矽肺病的黑幕被揭開，該企業首次被責令停產，23名負責人分別被追究刑事、行政、黨紀責任和處分，191名患者獲一次性工傷賠付2914萬元（人均16萬），其中工傷保險2070萬元、企業支付844萬元，另8名患者尚在協調中。191名患者和兩年前開胸驗肺的張海超是幸運的，他們得到媒體的幫助和高層領導的重視，他們患病獲賠的曲折經歷說明我國原《職業病防治法》頒布10年中形同虛設。江西修水縣498人患矽肺病病，已死亡137人，政府按低保救助每人每月200元還不夠呼吸機電費，還有人因停電憋死的。北京勞動法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職業病的賠付難以到位，絕大多數是通過法律程序索賠的一次性賠付，人均為9.07萬元，只能維持2年的醫療和生存，屬于死不了，活不好。四、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健康狀況河南一名一期塵肺礦工獲賠7.5萬元，其中5.5萬元還是包工頭賠的。北京一位45歲的二期矽肺礦工，被鑒定為4級傷殘，獲賠13.4萬元，其患病前的月薪為5000元，如按《條例》按月領取到60歲，總數可領到76萬元，并可報銷后續治療費，工傷保險關系也不會被注銷。職業病是特殊工傷，不同于斷手斷腿，職業病會發展會升級，評為1～4級傷殘的可以長期按月支付，也可一次性賠付，而評為五級及以下傷殘不享受月度傷殘津貼，但其傷情不可逆轉并且會逐步惡化，仍需不斷治療。這是立法應明確解決的問題。國務院修改《工傷保險條例》的決定（2011年1月1日執行），改為1～4級傷殘從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標準分別是27、25、23、21個月的本人工資。如按月發放，達到退休年齡時停發傷殘津貼，改享受基本養老待遇，若養老金低于原傷殘津貼，從工傷保險基金中補差；5～6級傷殘分別為18、16個月的本人工資，解除或者終止勞動關系的由保險基金中支付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其標準由省政府定；7～10級傷殘分別為13、11、9、7個月的本人工資，勞動合同期滿或職工本人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由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用人單位支付一次性就業補助金。標準由省政府定。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上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0年為19109元；2011年為21810元）的20倍。環境污染與職業病中國的環境污染舉世矚目。工業污染霧霾土地污染糧食、蔬菜安全水污染三致（致癌、致畸、致突變）職業病：2012年底全國累計報告職業病80.7萬例，其中塵肺72.7萬例，塵肺死亡15萬例，死亡率21%。職業中毒5萬例。（衛生部2012年職業病報告）全國國有重點煤礦265萬接塵礦工每年塵肺檢出5.7萬人，估計全國塵肺病實際人數600萬人，年死亡6000人，是事故死亡人數的2倍。（全國煤礦職業安全健康現場會—2010.10山東棗莊）（四）五、職業病危害防治2011年12月31日胡錦濤主席簽署了主席令第52號，頒布施行了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國家安監總局頒布了十項措施履行職責，將對煤礦等四個行業進行專項整治；全面啟動職業衛生許可證制度；建設項目施行職業危害預評價和職業危害防護設計專篇以及職業危害控制效果評價報告制度。國家煤監局提出把煤礦作業場所職業危害監察列入“三項監察”計劃，推廣使用作業場所粉塵在線監測系統。樹立“粉塵超標就是事故”的新理念，按事故追究粉塵超標。要求煤礦企業制定專職人員配備足夠的監測設備對職業健康危害因素進行日常監測，按特種作業人員管理，持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上崗。對接塵職工按規定周期進行健康檢查，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對確診的職業病人及時進行傷殘等級鑒定并按照有關規定進行工傷賠償。煤礦職業危害主要是粉塵、噪聲、毒害氣體中毒的，粉塵危害是致命的，煤塵爆炸摧毀力巨大，粉塵并可至人患塵肺病，塵肺病具不可逆性，即使脫離接塵作業仍會發展升級，在日本稱癌。粉塵災害被列為礦井五大災害之一。五、職業病防治2001年7月第九屆全國人大通過的《職業病防治法》由江澤民簽署第60號主席令發布，于2002年5月1日生效施行。該法規定：職業危害防治由衛生部門統一負責監管（其監管效力可想而知）。2003年10月，中央機構編制辦公室15號文將其監管職責劃轉由安全生產監管部門負責，致使監管主體矛盾、模糊，雙方工作交接十分混亂，導致職業病防治工作監管真空，個體、群體事件頻發，職業病患者求告無門，發病率居高不下。為形成責權一致、運轉有效的監管機制，中編辦在2010年10月又發布104號文《關于職業病危害監管部門職責分工的通知》，而安監部門想管，卻苦于缺乏法律賦予的處罰權：衛生部門有法律授權、有技術裝備和人員但沒有監管職責而被擋在企業門外。正是由于機制出現問題，導致政府監管、預防、保險、投入、執行力嚴重缺失。政府對用人單位的監督檢測率還不足1%。由于職業病潛伏期長不同于工傷事故，如塵肺，一般潛伏期在10年發病，對政府的政績而言，要在下一任才能顯現，該項指標又未納入政績考核，從而被忽視，政府官員對職業病防治的認識和思想意識低下，我國職業病防治與國際社會嚴重脫軌，差距越來越大。五、職業病防治企業不按規定為全體受職業病危害的員工體檢、阻撓職業衛生監督監測、干預職業病診斷結果，在診斷過程中拒絕提供合同、接觸史等相關資料，對群體事件捂、堵、拖，逃避賠償責任，而法律無任何懲罰性規定，安監、勞動、監察等部門未做任何回應。1/4的病人向衛生部門求助，求助率7.6%，1/8的患者向安監部門求助，求助率2.6%。職業病診斷制度要求企業自定其罪，使半數以上病人被拒絕診斷，成為用人單位逃避責任，拖跨病人的合法利器，勞動者無能力與違法行為斗爭，從而大大加劇了社會矛盾。張海超開胸驗肺等典型案例以及許多群體案例頻頻爆光，媒體輿論呼聲四起，連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聯名提案，均列為1號議案，歷經三次審議，可謂千呼萬喚，終于在2011年最后一天，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胡錦濤主席在當天簽署了主席令，即日起實施新的《職業病防法》。五、職業病防治法新的《職業病防治法》改為由安全生產監管部門、衛生行政部門、勞動社會保障部門三家按國務院確定的職責負責全國職業病監管工作。貫徹實施程序㈠、省、市、縣三級安監部門及煤礦安監部門建立職業衛生監管機構。㈡、制定頒布《用人單位職業衛生監管規定》、《職業危害項目申報監管辦法》、《職業病防護措施標準》㈢、專項整治：煤（巖）礦、金礦、石棉、木質家具（主要對膠和漆）四個行業。㈣、實行建設項目職業危害預防價報告、防護設施設計專篇、控制效果評價報告制度。㈤、實行職業衛生許可證制度。五、職業病防治法修定的主要具體內容：1、職業病防治方針：“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監管機制：用人單位負責，行政機關監管，行業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