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文學”概念的理解一、朱壽桐先生“漢語新文學”的合理性及其價值和意義朱壽桐曾經這樣呼喚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且欲在世界學術格局中自備一格，中國的比較文學確實應該拿出鮮明的開拓精神，而不應以跟在別人后而亦步亦趨為滿足”。朱壽桐:《比較文學向何處去?一一從<法國作家與中國>一書談起》，《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3期.換言之，他對漢語新文學的研究不僅是對國際文學研究的一份禮物，也是對國際比較文學的一份禮物。長期以來，國內一些比較文學學者一直呼吁中國比較文學流派的誕生。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研究至少在某些方面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派提供了重要而扎實的研究成果。同時，“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格局中忽略臺港澳文學地位和身份的錯誤越來越得不到原諒，無論是地理意義還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地域問題越來越趨于嚴肅化，在這樣的情形下，以漢語語言揭示當代文學的文化歸宿，輕而易舉地規避了國族歸宿所必然帶來的嚴肅性、敏感性。這也是現當代文學研究以及臺港澳文學研究回歸學術自身的一種概念保證。”朱壽桐.論漢語新文學的文化歸宿感[J].學術研究.2010年第8期.朱先生以“漢語”的語言元素，將大陸新文學和港澳臺新文學以及世界文學結合起來朱壽桐:《比較文學向何處去?一一從<法國作家與中國>一書談起》，《中國比較文學》1997年第3期.朱壽桐.論漢語新文學的文化歸宿感[J].學術研究.2010年第8期.二、朱壽桐先生論證“漢語新文學”中的觀點“一部文學史最好能盡量呈現不同板塊各個區域不同時段的文學歷史的整體，漢語新文學通史體制又是如此的龐大，以致于我們雖然對于不同區域、不同時代的文學都有所涉及，可無法做到將各個地區不同板塊的文學從頭到尾的歷史現象全部闡述出來，只能選擇該板塊在一定時期內對漢語新文學作出最為突出貢獻的部分進行分析，而對于其它部分則只能忽略。”朱壽桐.漢語新文學:一種文學朱壽桐.漢語新文學:一種文學范圍的學術呈現[J].2010.06.006朱壽桐先生在界定“漢語新文學”的學術概念時，主要強調“漢語”的語言形式，并以此為主要成分，這無疑是正確的。而且，中國文化不一定具有永恒的本質規律，但具有時間連續性和空間關系的文化現象是連接“漢語新文學”整體的主要因素。但朱壽桐否認學科分類的“國族意識”的作用和重要性。甚至否認“國族意識”。從五四文革到農業改革，不同的地區不僅與“新文學”有關，而且與“國族意識”和“文化共同體意識”有關。談到“漢語新文學”學術理念的重要性時，朱壽桐先生說:“漢語新文學超越了國家和區域的整體性發展，需要學術界突破現有的各種以國家意識形態為基本范疇的概念體系，建構與還原到以語言為本位的概念體系，使得這一學科能夠超越國家板塊和地域分割，掙脫各種政治變數的制約。”朱壽桐.朱壽桐.漢語新文學概念建構的理論優勢與實踐價值[A].漢語新文學通史(上卷)[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漢語新文學”的關鍵詞是“文學”，而不是“漢語”。因此，“漢語新文學”的理論基礎也應該放在文學觀上，而不是語言觀上。事實上，“文學”并不等同于“語言”，語言意義上的“語言”是由其抽象的形式特征來界定的。漢英語言的差異在于語言符號系統和一系列語法規則的差異，而不是表達意義和情感色彩的差異。前者對后者有影響，但影響不是絕對的。相反，每一種語言在克服自身局限性、充分挖掘自身內在潛能的過程中，都在緩慢而有效地變化。然而，我們永遠無法用這種不斷變化的內涵來解釋這種語言的性質和特點。文學在語言意義上是不同的，文學不是“語言”，而是用于“言語”和“言語”交際的一種方式。這種交流是在同一種語言的語言環境中，在不同的文化群體中進行的。具有各種各樣的交流方式。同一種語言的形式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情感和情感色彩，以此來表達多種意義。文化共同體不僅包括文學，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其他復雜的因素。文化群體會由于這些因素變得相互獨立。不同文化群體的文學實際上是處于不同時空結構中的文學，比如經濟群體之間可以用金錢進行交換，但是不能直接流通，其重要性和價值是在不同的時空結構中獲得的。我們首先要在自己的文化群體中感受到它的價值和意義，然后才能與其他文化群體的文學作品進行比較和研究。柳青小說與浩然小說具有相同的時空結構，可以直接進行比較分析。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比較和分析柳青和路遙的小說，看到中國大陸文學的演變和發展。但我們需要對柳青、金庸和白先勇的小說進行比較。我們不能采取這樣直接的措施。我們應該采用類似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在這里，主要的問題不是國族的問題，而是文化共同體的問題。基于朱壽桐先生“漢語新文學”基礎上的理解與總結學科的分類和不同學科教材的編寫，歸根結底是為本學科知識的傳承和教育服務的。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也是如此。中國文學作品可以被直接理解漢語的讀者閱讀和接受。與外國文學作品不同，翻譯必須把“漢語新文學”作為一門統一的學科，把“漢語新文學史”作為“漢語新文學”的綜合史，這有利于作品的廣泛選擇，有利于提高人們對漢語新文學的理解和鑒賞力。我們要從內在的有機聯系上，考慮到漢語新文學作品是從讀者或文學那里引進的，要考慮到各種具有不同模式意義的漢語新文學作品，剔除那些過去沒有閱讀價值的低質量文學作品。由于中國人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離和分離，我們不能把他們組織成一個統一的文學學科。要對漢語新文學有一個全面的學術觀是不可能的。因此，朱壽桐所倡導的“新文學”科學思想在漢語新文學研究的長期歷史中具有重要意義，是漢語新文學研究的方向之一。但是，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它似乎不能完全取代中國當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等具體學科的分類方法。甚至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文學也可能是中國大陸文學研究者的一種強制合成方法。臺灣文學研究者、香港文學研究者或澳門文學研究者不一定相信這種綜合形式，盡管它在澳門文學、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中都沒有統一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群體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書寫另一部漢語新文學史，充分展示這一群體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結合其他文化群體的文學，形成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