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地區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現在狀況和建議,城市社會學論文摘要：江蘇省作為東部經濟發達省份，是農民工流入的首選地之一，其農民工社會融合程度是我們國家新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標志。文章以2022年江蘇省農民工調查數據為基礎，計算了江蘇省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指數，結果顯示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呈現下面特征：(1)農民工社會融合程度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度一致，呈現南好北差的格局；(2)經濟融合面臨從數量指標向質量指標的升級，詳細原因表現為農民工在就業、收入支出指標上得分較高，但是長期勞動合同簽訂率以及購房能力指標上得分較低；(3)基本公共服務融合推進任務重，蘇南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率較低，而蘇中、蘇北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高；(4)政治融合提升空間大；(5)心理融合指數得分較高，農民工留城意愿強，融入城市的態度積極。在社會融合指數分析的基礎上，文章提出了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水平等促進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政策建議。本文關鍵詞語:農民工市民化;社會融合;新型城鎮化;一、導言截至2022年，我們國家農民工數量已達29077萬人，華而不實外出農民工達17425萬人，本地就地就近轉移農民工11652萬人〔國家統計局，2020〕。從“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從單人流動到舉家遷移，農民工在城市的權益訴求也發生著從最初單一的收入平等權利、就業平等權利到當下包括教育、住房在內的全面市民待遇平等權利的轉變，而城市對農民工的態度也從最初的排擠、歧視逐步向接納、認同轉變。當前看來，農民工的各項勞動就業權利不平等的情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逐步實現了同工同酬的權利[1]。這一方面得益于勞動力市場經過了劉易斯拐點，出現了供不應求這個有利于農民工收入提高的客觀經濟因素；另一方面得益于從放松戶籍管制到完善就業制度，再到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通過不斷推進制度改革確認了農民工遷移、就業、社保等各項權利。盡管如此，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融入遠未完成。城市對于進入的農民工仍然遺留“經濟接納，社會排擠〞的態度，而農民工對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則處于“進得去，留不下〞的半城鎮化狀態[2]。如此宏大規模的農民工半城鎮化現象和我們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相沖突。因而，實現農民工在城市全面融合不僅僅是我們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內在要求，更是我們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2003年歐盟(社會融合聯合報告〕中將社會融合定義為：確保具有風險和遭到社會排擠的群體能夠獲得必要的時機和資源，使其全面介入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減少不同群體間的隔膜，不同身份背景能享遭到平等、正常的權利和福利[3]。可見，社會融合的對立面是時機和資源的社會排擠，目的是權利平等，研究對象是被排擠的群體。由于社會時機、資源以及權利的內涵豐富，學者們將社會融合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身份等數個維度[4]，華而不實經濟融合被學者們最為看重[5]。對社會融合的考察和評估既能夠從單一維度進行，可以以從多個維度綜合研究。縱觀已有研究成果，單一維度、全國性數據、流動人口的研究較多；綜合維度、地區性數據和聚焦于農民工融入的研究較少。江蘇省作為東部經濟發達省份，是農民工首選的流入地之一，對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狀況的綜合性研究對于加快推進江蘇省新型城鎮化具有直接的實踐意義，也有助于加深人們對我們國家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認識。文章以2022年江蘇省農民工市民化發展報告課題組調查獲得的數據為基礎，將社會融合分為經濟、公共服務、政治和心理文化四個維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式方法，分別測算各個維度和綜合的社會融合指數，揭示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狀況，分析其影響因素，在這里基礎上提出提高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程度的政策建議。二、數據和方式方法〔一〕數據講明江蘇省農民工市民化發展報告課題組于2022年7-8月，在江蘇省13個地市開展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重點調查，共獲得3783個有效樣本，剔除重要數據缺失的樣本后。文章測算融合指數時使用的農民工樣本總計2076個，華而不實蘇南1228個，蘇中440個，蘇北408個；市內流動的農民工679個，跨市流動的農民工1397個。〔二〕融合指數計算方式方法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融合指數。文章農民工社會融合測算基于23個二級指標、12個一級指標和四個維度〔表1〕。指數的構成經過為：(1)去量綱，將不可比的二級指標的值轉化成可比的0～1之間的得分；(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下一級指標的權重；(3)根據權重將下一級指標合成為上一級指標，即將二級指標合成為一級指標、一級指標合成為維度指標、維度指標合成為整體社會融合指數。三、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指數的維度、指標和權重文章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最終構成如下的農民工社會融合評估體系，各指標后括號里數值即為計算出的權重，詳見表1。表1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評估指標體系四、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狀況分析〔一〕江蘇省農民工經濟融合狀況經濟融合經過反映了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經濟生活狀況與流入地居民趨同的經過，經濟融合是農民工實現社會融合的物質基礎。表2農民工不同群體經濟融合得分情況首先，農民工的經濟融合水平和流入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詳細表如今，蘇南地區農民工的經濟融合程度最好，為58分，蘇中次之，蘇北最差。其次，從一級指標看，江蘇省農民工的收入支出融合狀況較好；住房融合狀況較差。〔二〕江蘇省農民工公共服務融合狀況公共服務融合是農民工在流入地平等獲得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以及時機的經過。表3農民工不同群體公共服務融合得分情況首先，江蘇省農民工公共服務融合水平較高，得分到達64.5分，但是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的還有較大差距。第二，各地財政實力和外來農民工的數量比照共同決定了農民工在當地基本公共服務的融合程度。例如，得益于當地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蘇南各市財政實力雄厚，在為農民工提供醫療資源上勝蘇北和蘇中地區一籌。詳細表現為蘇南地區公共醫療得分比蘇中和蘇北地區分別高14.8分、6.7分。和蘇南地區不同，蘇北地區盡管財政實力最弱，但是由于外來人口少，基本公共服務總體得分還高于蘇中地區。由于外來人口多于蘇北地區，財政實力又遠不及蘇南各市，蘇中地區在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上似乎陷入了窘境。第三，經濟發達地區用工愈加規范，不僅較好地保衛了農民工的勞動權益，提高了當地農民工的公共服務融合程度。詳細表現為蘇南地區社會保險指標得分高于蘇中、蘇北。〔三〕江蘇省農民工政治融合狀況政治融合是農民工獲得與流入地居民同等政治權利的經過，是農民工實現社會融合的制度保障。表4農民工不同群體政治融合得分情況首先，受制于戶籍制度和人力資本水平，江蘇省農民工政治融合水平不高。第二，符合的唯物史觀，經濟發展水平構成農民工政治融合的物質基礎。根據表4，農民工的政治融合得分地區排名和就業地經濟發展程度一致。蘇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勞動力市場相對規范成熟，因而其工會介入和工資決定兩個指標得分都領先于蘇中和蘇北地區。〔四〕江蘇省農民工心理文化融合狀況心理文化融合是農民工在心理和情感上逐步認同當地社會成員的身份和歸屬的經過，是社會融合最終完成的標志。表5農民工不同群體心理文化融合得分情況從表5能夠看出，心理文化融合本地人優勢顯著。外來農民工占比擬大的蘇南地區農民工的心理文化融合程度最差，而蘇北融合程度最高。主要原因是本市農民工和本地城鎮居民擁有相近的生活習慣，進而在身份認同上障礙較小；而蘇南地區外來農民工占比大，且當地特有的傳統文化風俗等進一步加大了外來農民工融合的難度。五、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政策建議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文章提出如下進一步促進江蘇省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政策建議：第一，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加強農民工本身融入城市的能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助于農民工獲得穩定和高質量的就業時機。為此，要根據產業發展規律和要求，對農民工進行終身職業培訓，加強其適應產業構造升級的能力，保證農民工通過本身能力長期獲得支持城市生活的收入。第二，加大各地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力度，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社會保障。在財政收入約束下，優先加大基礎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經費投入，破解外來農民工留守兒童比例高、住房穩定性差等難題，解決農民工家庭遷移和定居的后顧之憂，讓農民工在大城市不僅能進得來，而且能留得下。第三，采取各項措施推動經濟發展，為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高能夠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時機、更高層次的收入水平和更完善的勞動權益保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高帶來的更多的財政收入也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奠定了物質基礎。第四，因地制宜，探尋求索推動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多樣化途徑。在經濟發達、外來農民工集中的蘇南地區，圍繞長三角一體化、南京都市圈建設等國家戰略，側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覆蓋率，將更多的農民工納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并關注農民工的心理訴求，提升外來農民工的歸屬感和幸福感，實現外來農民工的高質量融入；在經濟實力較弱的蘇北地區，省級要加大對蘇北地區市級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支持當地積極落實國家加快開展縣城城鎮化補短板強弱項工作，通過縣城和中心鎮建設提高本地農民工就地就近市民化的質量。以下為參考文獻[1]章莉,吳彬彬.就業戶籍歧視的變化及其對收入差距的影響:2002-2020年[J].勞動經濟研究,2022(3).[2]楊菊華.流動人口(再)市民化:理論、現實與反思[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2).[3]Europ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