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異在思維模式上的體現摘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語言是隨著民族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它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思維模式、語言表達、時間觀、價值觀等方面來探討漢英語言的差異,可以加強對中西文化特征與個性的深入了解。語言學家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 文化傳送（culturaltransmission），由此可見語言和文化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一方面,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又是文化的載體；另一方面,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價值觀、道德觀，形成了具有鮮明差異的社會關系、民族風俗。由于千百年的文化沉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本文化個性和特征十分明顯。因此，對中西文化的特征進行比較不失為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因而本文擬從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時間觀、價值觀以及非語言因素等方面來探討中西文化特征的主要差異，以期加深對中西之間不同文化個性與特征的了解。一、 文化差異在思維模式上的體現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是思維的軌跡。不同的語言承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思維習慣和思維特點也必然存在著差異。思維方式的差異是造成文化差異和語言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孟子?盡心》）他認為：“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即心性是天賦的,所以知性也就是知天。這是天人合一的最早闡述。之后，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哲學家相繼對天人合一的思想進行發(fā)揮。天人合一，顧名思義,就是說天（宇宙、自然及其規(guī)律）與人（人類行為和社會準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這種人與天之間維持著某種和諧統(tǒng)一的關系,進而確保人處于寧靜怡然狀態(tài)的思想使?jié)h民族總是習慣上從整體把握本對象,注重整體思考，通過知覺從總體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內在本質和規(guī)律。這種借助知覺體悟的直覺思維通過靜觀、體認、靈感、頓悟，未經嚴密邏輯程序直接而快速獲得的整體感覺，是一種理性的內心直覺方法，與整體性和內向性密切相關。直覺思維對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醫(yī)學、宗教等方面造成深遠影響。而西方民族在海外開拓過程中，造就了西方文化，弘揚了自我個性的創(chuàng)造性文化。這種文化強調“天人相分”的觀點，認為世界的組成部分是相互獨立的,宇宙萬物是可以分割的,而且一直可以分割到原子，強調個人的獨立和主體作用。天人相分和物我對立使人們的思維模式以邏輯分析為其特點,注重科學與理性,重視分析與實證,借助邏輯在論證和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chuàng)立的形式邏輯,使得西方思維方式具有理性和分析性、實證性和系統(tǒng)性等特征,也使邏輯性成了西方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相比之下，中國傳統(tǒng)的邏輯思維往往與政治倫理緊密相連,服務屈從于政治倫理,缺乏西方人對邏輯進行抽象思維的理論研究,沒有形成系統(tǒng)和完整的理論體系。現代邏輯成果大都從西方引進,便可看出思維方式的差異所在。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持征服態(tài)度而東方文化持本順從態(tài)度。西方人認為人類是大自然的主人，要駕馭和征服自然。東方人則認為人與大自然是朋友,人應與自然合作，與自然和諧共存。這一世界觀上的分歧也能從人際關系問題上反映出來,西方人崇尚競爭，“動”“變”“爭”“斗”構成了西方人思維和性格的特征。充滿殖民味和征服欲的西方探險活動,便體現了個人奮斗和開拓進取的精神。而中國人講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和氣生財”、“以和為貴”、“知足忍讓”、“安分守己”的性格特征，壓抑了一個人的探索意識和創(chuàng)造精神。了解了這一點，我們與西方人打交道時就不會把他們的坦率、直截了當看做魯莽無理的表現。二、文化差異在語言結構上的表現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以及思維的工具，必然表現出其文化差異。關于中西語言結構差異,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精辟論述我們可以得知，印歐語言是一種形態(tài)語言，它以豐滿的形態(tài)外露,重形合,形式嚴謹,缺乏彈性。主要依靠詞類和層次來控制結構關系，它力求言能盡意，關系外露，因此，對西方語言可做可觀的靜止的形式分析;而漢語則是一種意合語言,它沒有繁雜的變位、變格。語言成分之間的結合不受形態(tài)成分的約束,往往采取提取意義支點的方法。人們對語義的理解往往本憑借語境及語感來完成。因此，普通語言學奠基人洪堡特說：“在漢語的句子里，每個詞排在哪里,要你斟酌，要你從各種不同的關系去考慮，然后才能往下讀。”Fowler(1965)也對漢語語言有著非常恰當的描述:節(jié)奏感強的語言或文字猶如海浪向前推進，浪峰浪谷似分似合,彼此相像,又各不相同;隱含著某些規(guī)律,但卻過于復雜，難以分析或表述;這些規(guī)律規(guī)范著波浪與波浪，波浪與大海，詞組與詞組，詞組與語段之間的各種關系。中國文化屬高語境文化,強調集體本位，天下為公。語言含蓄，隱而不外露,贊賞一諾千金和高度的獻身精神。西方文化屬低語境文化,崇尚人本論,事事以人為中心，語言寓意平素，話語表達快速而直率,尊重個性，看重功利。文化差異在句法層次上的表現是漢語“流水句”式的時間型樣態(tài)，印歐語言樹型空間構造。連動句、流水句是漢語的特點,復合句是英語的特色。這是因為漢語句子沒有一定的主謂框架限制,沒有謂語動詞和非謂語動詞的區(qū)別,幾個動詞結構可以連用,幾個名詞性短語也可以本連續(xù)鋪排。在表達復雜一些的意思時，漢語句子一般是按時間順序或事物邏輯順序逐步交代，層層鋪開，連成一體，句子結構呈線型。 這種文化差異在語篇上也有所表現。中國的文化受“天人合一”的影響，注重整體性,強調統(tǒng)一,其思維方式以直覺、具體和圓式為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十分明顯地體現在語篇組織規(guī)律上，即螺旋型結構。漢語語篇往往是把思想發(fā)散出去再收回來落到原來的起點上，語篇結構呈聚集式。這與中國地理環(huán)境是半封閉性有關。而開放的地理環(huán)境則使西方人可以走出陸地，遠涉海洋，西方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表現出控制與征服自然的強烈欲望。三、文化差異在詞匯中的表現中西文化差異表現在語言系統(tǒng)上，可以體現在不同層面上,但詞匯作為構成語言的基本要素是整個語言系統(tǒng)的支柱，必然最突出、最廣泛地反映文化差異。事實上，詞匯隱含的文化意義往往隨著文化、時間和個人經歷的不同而變化，同一詞匯由于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而表現出不同的意義。比如，白，對大多數中國人和英美人來說,引起的聯想是近似的:潔白無瑕、清白無辜。但英語中的“awhitelie”卻指不懷惡意的謊言。漢語中“紅白喜事”里的“白”也使西方人費解。他們舉行婚禮時，新娘總是穿白色服裝;而漢語卻把白色與惡事聯系起來，會引起西方人的反感,再加把喪事說本成喜事，更使西方人感到吃驚。還有，漢語中的“白”在某些場合下與顏色毫無關系，如“白費力”(allinvain)“白開水”(boiledwater)。可見，“白”在英漢語言中的聯想義是不同的，多數人類學者、社會學家都認為在各民族的文化形成過程中，對其發(fā)揮重大影響的首要因素是地理環(huán)境與氣候。位于東半球的中國崇尚東風，因為東風是春天的向導，她給大地帶來一片生機，草長鶯飛，雜花生樹，而“西風”則正好相反，有一種砭人肌骨的感覺。“昨夜西風凋碧樹”，“古道西風瘦馬”便是最好的例證。位于西風帶的歐洲卻對西風推崇備至,因為西風給大地帶來充沛的雨水,滋潤萬物生長。同是西風在中西兩種文化中卻有不同的內涵,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偉大詩人雪萊在《西風頌》中對西風的高度贊頌,并且把它作為希望和力量的象征。由于受民族文化的影響，一個普通的詞在一種語言中常具有極其豐富的聯想意義,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就可能僅僅是一個語言符號。這類詞匯往往會導致理解上本的障礙，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如漢語中常以松、竹、梅來象征人物品格高潔，堅定正直。如鄭板橋的詠竹名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普普通通的竹反映了中國人的高尚志趣。而“bamboo”一詞在英語里幾乎沒有什么聯想意義,在許多情況下，它只是一種植物的名稱而已。四、文化差異在價值取向上的體現所謂價值觀，就是判斷好壞、是非的標準，它會將人的行為引到某個方向。因此，價值就構成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基干。對于隸屬于某個文化的人來說，什么行為好,什么行為不好,都是受這個價值觀支配的。中西文化在價值觀方面的差異表現在政治、經濟、宗教、法律、教育、社會等各個方面。總體來講，中國文化表現為整體向上,注重群體關系的和諧和群體利益的維護;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個人潛力的發(fā)揮、個人目標的實現以及個人利益的追求。JeanBrick是曾長期生活在中國的西方人，在敏感地觀察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群體取向時說到，個人利益存在于群體之中，也就是在家庭和社會團體之中。個人真正的自我實現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履行各項社會義務。她認為,西方的價值系統(tǒng)以權利為基礎，重視個體權利的維護，而中國人的價值系統(tǒng)則以義務為基礎,強調對他人及群體的義務的履行。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識和獨立意識很強，主要表現在自己為自己負責。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每個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個人都必須自我奮斗，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習慣關心本他人，幫助他人，不過問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兩點，主動幫助別人或接受別人幫助在西方常常是令人難堪的事。因為接受幫助只能證明自己無能，而主動幫助別人會被認為是干涉別人私事。個體主義被看做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認為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發(fā)揮自己的潛在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才能在社會上立足。在充滿競爭意識的價值觀的指導下，西方人注重自立，自我奮斗與自我進取成為人們崇尚的行為準則。五、 文化差異在時間觀上的體現中國人是過去時間取向,他們強調傳統(tǒng),為自己民族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而自豪。向前看時往往還要顧后，看到勝利時還會回頭看看失敗,試圖從失敗中尋找出一些教訓來,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種思維方式的表現。如屈原的《離騷》中的“日月光華，日復日兮。春與秋其代序”，“代序”即時序循環(huán)替換。中國人雖然也嘆息“歲月不待人"，然而晝夜更迭、季節(jié)交替的時間觀使得中國人在總體上有時間充裕感。人們相信失去的東西還有時間補救,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便是這個道理。西方人在時間取向上也不同于東方人。大多數西方人是將來取向，他們不停地為將來打算。如莎士比亞認為時間的“步伐輕快得令人眼花繚亂”；根據猶太基督教的本說法，時間不是圓式的周而復始的運動，而是有始有終的；Hall(1959)指出,在西方世界，任何人都難逃單向時間的鐵碗的控制。(轉引自賈玉新，1999)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線型的、表層的。他們把時間看做是一條直線，是不可浪費的東西,他們欣賞決策果斷、辦事有效率的人，準時對西方人來說非常重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立體型的，把時間看做是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無起始點,我們更看重人和事,并不把預約看成是鐵定的不可改變的東西。六、 非語言因素蘊涵的文化差異西方人一般有很強的空間領域感。距離在英語民族的眼里是一個用于護衛(wèi)的“身體緩沖區(qū)”。在社交場合或日常生活中，他們十分看重這一“自在區(qū)域”(comfortzone)。在中國,交際距離感極為淡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甚小、且沒有明顯的不適感。在感情的交流方面，中西方也有文化差異。如英美人在近距離交談時，眼睛須凝視對方的眼睛，以示專注和尊重。在相同場景中交談，中國人一般避免雙方直視,他們的目光不時地游離對方的眼睛,不然,雙方會感到很不自在。再如，中國人在親人去世時要放聲大哭，不哭或哭聲不大易招別人閑話。在西方國家，人在悲痛時需強本忍眼淚,在眾人面前號啕大哭被認為是修養(yǎng)不夠，自控力弱的表現。以上我們從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時間觀等方面討論和分析了中西之間文化特征的主要差異，對于中西文化特征的差異進行比較和研究,并不是以此來判定孰優(yōu)孰劣，而是為了促進相互了解。在英語教學中,我們應該注重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學習和滲透，努力利用文化語言觀來指導教學,培養(yǎng)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把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第一講中西文化源流及其現代化一、 中西文化源流與演變中國：從秦漢開始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地位的一種倫理文化。西方：從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后，以基督教文化構成西方文化的主脈。1、 中國文化源流與傳統(tǒng)“米亞得現象”：“以夏變夷”的路線，以華夏的文化，來改變、同化滿夷的文化。中國文化的獨特模式使得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同化能力。2、西方文化源流與傳統(tǒng)區(qū)別于中國文化的以夏變夷的模式，包含三種差別很大的文化傳統(tǒng)。西方近代文化是在三種差別很大的文化傳統(tǒng)的融合更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化。西方文化的三種主要傳統(tǒng)：一種是希臘的，一種是羅馬的，還有一種是基督教的。希臘文化：靈與肉的和諧文化，表現了一種人類童年時代的文化；羅馬文化：物質主義的文化，是對精神文明傳統(tǒng)的踐踏，但同時繁榮了世俗社會，導致了帝國的繁榮，以及法律的健全；基督教文化：唯靈主義的文化，鄙視此岸世界的世俗生活，極力推崇彼岸世界，向往天國。導致基督教內部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現實之間的二元分裂。西方近代文化的發(fā)展則是對希臘、羅馬以及基督教的三種傳統(tǒng)融合起來，所以它既有希臘文化對人的尊重和對知識的追求，又有羅馬文化對世俗社會和功利的熱愛，同時也有基督教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主義的向往。因此它和中國文化“以夏變夷”的同化模式是不一樣的。二、 中西文化基本精神1、 “軸心時代”的變革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解釋了什么是“軸心時代氣他認為人類有三大文明，“一個是西方文明；一個是印度文明；一個是中國文明”。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幾百年中間，在這三大文明地區(qū)，不約而同地發(fā)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而這個變革的結果，導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產生。軸心時代之前中西文化的差別不大，都是一種濃郁的迷信色彩文化，但是經過“軸心時代”以后，中西文化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fā)展。2、 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的變革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的變革分兩步完成。第一步是從殷商時代的巫覡精神向周代的尊禮敬德的宗法意識的轉換，即從人格化的神轉變?yōu)橥庠诘囊?guī)范。第二步轉換是從周代的尊禮敬德的宗法意識向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內在自覺的倫理意識的轉換。最后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一種倫理精神，由內向外馳求，通過修齊治平，內圣外王，從內在挖掘出世界。所以中國文化經過“軸心時代”的變革轉向關注道德修為的協調的現實精神。3、西方文化在“軸心時代”的變革從自然崇拜，明朗歡快的活潑的希臘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義的猶太教，向后來完全鄙視現實，崇尚天國的，一種超越的基督教的轉換，這樣就導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種基本精神，一種超越的浪漫精神。在“軸心時代”，中西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一個是內斂的，一個是超越的。4、 “以夏變夷”同化模式和融合更新模式中國文化是一種“以夏變夷”的模式，導致文化自身的穩(wěn)定性，所以最后走向了一種文化的超穩(wěn)定結構，形成了一種協調的現實精神。其基本特點是以現世性的人倫關系為核心，通過協調性的倫理意識來實現文化和社會的自我肯定；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它是一種融合更新的模式，其基本特點是以彼岸性的神人關系為目的，通過超越性的宗教意識來實現文化和社會的自我否定，其結果導致了整個社會和歷史文化不斷地飛躍，不斷地相互否定。那么就導致一種超越的浪漫精神和哲學的懷疑精神。三、 中西文化的現代化（一）西方文化的現代化現代化進程首先由西方發(fā)起。1、 西方文化現代化的背景一一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分離由于中世紀歐洲世俗王權的分崩離析，為羅馬天主教會凌駕于王權之上創(chuàng)造了條件。可以說，早期基督教（天主教）統(tǒng)治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教會高高在上地凌駕于王權之上導致羅馬教會的腐敗。同時也導致中世紀的虛偽道德體系，教會倡導對天國的理想追求的禁欲主義和教會本身實際作為的腐化墮落之間形成了一種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