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進化觀與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內在機制收稿日期收稿日期:2010-04-01作者簡介：馬躍敏（1971－），男，河南汝州人，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代文學。馬躍敏（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摘要：近代文學轉型是一個重新確立中國文學體系架構的復雜過程，由進化論主導構成的文化語境成為影響這一進程的決定性因素。應對危機和對先進文學觀的積極繼承促使國人接受了改寫進化論的策略，使之成為改良和革命的理論支撐，并在文學內在價值系統及內容和形式諸方面引發深刻變革。文學進化論的邏輯是不成立的，文學工具主義的策略失控，革命意識和全盤西化的思維模式等弊端也日益引起學者的警覺。關鍵詞：進化論；文學轉型；語境；邏輯；思維模式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9824(2010)06-0000-00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結構形態、運轉模式、觀念及內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轉型，這是一個將舊的發展模式轉變為符合時代要求新模式的求新求變為主導思想的復雜過程。晚清和五四這兩個階段逐步確立了文學現代性由器物到政體再到文化，由“救亡”到“新民”再到“立人”的價值體系架構。文學活動的諸種要素如作家、文本、語言、傳播方式、讀者等都發生了明顯變化。作家由古代的士大夫文人變為寫作方式和心態都與之迥異的近代知識分子并成為一種職業。數量極大豐富的報刊雜志成為主要的文本載體，小說逐步取代傳統詩文占據了文學的中心舞臺。文學傳播方式也進入了工業生產和商業化的軌道，并導致讀者由士大夫群體向廣大的平民階層轉移。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內在機制潛在的決定了之后文學的發展軌道。直到今天，現當代文學碰到的諸多問題，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文學市場化的問題，文學的雅俗問題，現實主義文學主流問題，作家自主意識和如何吸收外來文化問題等，往往都能溯源到近代轉型時的選擇。所以，近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變革階段，它選擇文學發展方向的各種動因，由此形成的心理定勢以及造成的各種影響，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而進化論對近代文學觀念轉型內在機制的影響又成為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進化論構成了近現代中國的時代精神、歷史意識、文化語境和知識分子精神結構,它們作為文化語境的組成部分,對近代文學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產生了明顯的制約和影響。今天重新反思進化論與中國現代性和文學觀念轉型的關系以及文學進化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中的歷史作用,無疑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一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內在機制與其所處的特殊社會語境關系密切。首先是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不論是西方列強的入侵還是封建制度的腐敗，不論是社會生活的動蕩還是文化理念的崩潰，都決定了近代社會思潮只能以危機哲學為核心，而中國文學觀念轉型也只能以應對和解決危機為第一出發點。先覺者把目光投向文學時，企望通過文學來改變社會性的麻木和愚鈍，啟迪民智，振興國運，遂有“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等，人們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文學納入救亡的時代潮流之中。其次，強調文學關系著國家興衰存亡，其本質與近代龔自珍以來的先進文學觀一脈相承。從資產階級維新時期的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到南社的柳亞子、陳去病、高旭，乃至資產階級革命派作家鄒容、陳天華，他們都繼承了龔自珍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自由，反對愚民政策，要求開啟民智的啟蒙精神；繼承了龔自珍直面社會，批判現實的戰斗傳統。他們在文學理論與實踐中呼喚社會改革，喚醒國民自強意識，高揚文學“新民”的社會意義，就是把龔自珍以來致用的文學價值功能觀體現在更為具體的覺世之中，是資產階級文學觀對封建傳統文學觀在價值功能上發生轉型的重要標志。此種語境同時決定了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轉型要從文學價值觀基礎理論的變動開始。恰逢“西學”大量涌入，沖擊著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理論基礎，為新的文學觀提供了理論依據。改革倡導者以進化論來詮釋中外歷史上文學的生成演變，并逐步形成一種進化論的文學觀，用來證明新文學觀念合法性和必然性。由于進化的文學思想系統和文學史觀,既能為“文學革命”提供理論指導,又能為新文學的理論研究提供新方法,所以產生了巨大的文化沖創力。進化論首先成為梁啟超等人發動“詩界”、“文界”、“小說界”及“曲界”革命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梁啟超亡命日本后，曾撰寫《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等，把進化變革思想運用于各領域，認為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1]759本質上說，進化論作為一種概念體系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并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不僅因其具有科學的理性形態,更重要的是它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內核在當時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契合了人們憂國救亡、尋求變革的社會心理進化論。[2]以“進化即進步”的信條,將“今勝于古,后勝于今”的觀念植根于知識者的思維之中,“新”與“舊”也由時間概念轉化為價值范疇為世人所接受。需特別指出的是，嚴復介紹進化論，沒有選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也沒有選擇斯賓塞《綜合哲學提綱》，而是選擇了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是對進化論有意的誤讀和改寫。達爾文并未認為自己所發現的生物界競爭規律適用于人類社會；赫胥黎認為,人與物異,自然界弱肉強食,人類卻該相親相愛,將自然規律與道德倫理相對立。然而為了砥礪民族的自信心,嚴復淡化了科學意義上的進化論而強化了哲學意義上的進化論。“《天演論》是將赫胥黎原著和嚴復為反赫胥黎而對斯賓塞主要觀點進行的闡述相結合的意譯本”。[3]96這種改寫的策略在于——在一個危機動蕩的年代，怎樣借助進化論破除國人的華夏中心主義的妄自尊大的觀念，以求自強保種，救亡圖存。其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恰好與中國文化不謀而合，更重要的是它還能滿足救亡圖存的時代的雙重需要——既表明了物競天擇的危機與殘酷，又為奮起自救留下廣闊空間。中國近代幾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是進化論的信奉者和宣傳者，他們都根據自己的需要不斷闡釋進化論，從中創造和發現新的意義。康有為“公羊三世說”與梁啟超“三世六別說”名異而質同——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是歷史規律。章炳麟“俱分進化論”把人類進化分為三個方面——知識、道德、生計。孫中山用進化論證明“知難行易”。李大釗則把民族的發展看成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把進化論作為批判孔孟之道的武器，把革命和進化融為一體。于是進化論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大寓言，“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對中國人自強救國意識的覺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天演公理，社會日新”成為社會各領域進行改良、革新的理論依據，并逐漸成為一種價值信念和行動準則。南社詩人宣言“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4]544胡適說:“《天演論》出版以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全國……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汰’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以后,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5]8陳獨秀把進化論與人權論、社會主義并列為“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的三大“近世文明之特征”。[6]35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是個重史的國度，歷史在中國文化中不僅是人們鑒古知今的資源，也是人們尋求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依據。近代文學轉型和新文化運動也要從歷史的變遷中找出其發生和存在的理論依據，才能打破歷史循環論和文學發展“通變論”。進化論中蘊含著一種單向的、不可逆轉的線性時間觀，它所描述的萬物由低級向高級次第進化的后勝于先的歷史圖像，恰好能從心理的深層為改革者提供理論依據和思想武器。“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致化之極則。”[7]40在近代中國充滿憂慮情緒的氛圍里，進化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所展示的近代科學形態，無疑更能表現出令人信服的力量。二進化論觀念使民族危機之中的國人感到極大的震撼，從價值觀上把中國文學思想中新與舊、古與今的關系扭轉過來，確立了發展、創新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為整個中國文學觀念轉型打開了一條心理通道。文學進化論貫穿在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的文學思想中。在他們那里，進化論不僅是救亡圖存的社會哲學，而且是反思傳統文化的理論依據，更成為“救亡”和“新民”的理論武器。明清以降，隨著封建統治的漸趨沒落，文學崇古、擬古的氣息愈加濃厚。明代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清代道咸以后詩人又轉而宗宋，到晚清更出現了“宋詩派”、“中晚唐詩派”、“漢魏六朝詩派”等種種擬古詩派。人們的思想觀念長期處于一種厚古薄今的氛圍中，急需有一種新觀念，使人們認識到發展、進步乃是歷史的必然，陳腐守舊只能被世界潮流所淘汰，進化論恰恰回應了歷史的需要。于是求“新”成為從近代以來每一場社會和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從1898年的“維新”運動到梁啟超的“新民”觀念、“新小說”觀念,直到五四時期的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學，莫不如此。近代文學這種轉型，不僅是語言、概念、術語、范疇的西化，更重要的是內在價值系統的深刻變革。諸如對小說、戲曲的重視、對平民文學的提倡、對文學美的特征的認識、新的文學理論體系的逐步形成，現代傳媒和文學市場的形成與作家的職業化等。而進化論對近代文學觀念轉型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新文學指導思想上，也必然影響到文學內容和形式的更新上，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文學主體的下移，使文學從士大夫階層中突圍出來。這一轉換關涉到文學的社會屬性，其實質是選擇了文學的平民化和社會化方向。所以有人說，近代以來的文化運動從來都不是學術運動，而是思想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因為文學進化論建立了“古與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等具有價值評判意味的關系模式，近代文學轉型的許多問題都需置于這樣一個框架中才能加以討論和理解，“新文學”的概念也是有賴于這樣一種框架才能夠建立。近代文學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話語轉型，是古典文學“國家”話語向現代文學“人”的話語的轉型，它密切了文學與現實社會及人生的關系，拓寬了文學描寫的空間領域和審美范圍。回顧歷史，文學的通俗化走向，是近代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更充分地發揮文學啟蒙的作用，為接受群體提供更多的閱讀方便，文學改革必然要走言文合一的道路。近代維新派文論家裘廷梁，在“文界革命”中率先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配合黃遵憲、梁啟超等人文學話語轉型的倡導，為近代白話文理論奠定了基礎。近代文學語言的通俗化走向和白話文熱潮，又為“五四”白話文學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語言基礎。在文學進化觀念的推導下,白話文學取代文言文學的話語地位被視為歷史的必然要求。從報紙雜志等主要現代白話新聞媒介發展來看，首先是報刊的數量和類型激增，比如政論性報刊有《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專業性報刊有《工商學報》、《農學報》，消閑性報刊有《消閑報》、《游戲報》，白話文報刊有《演義白話報》、《無錫白話報》，針對婦女的《女報》等。其次是報刊的通俗性和參與性增強，維新派報刊以評議社會政治問題為旨趣，以鼓吹變法維新為己任。如《時務報》就刊登了大量宣傳變法的文論，僅梁啟超一人就先后在該報發表了《變法通議》等大量政論，并以“時務體”開近代報刊文之新風。

另一個重要方面則是文學思想內容的更新，“文學新民說”不僅概括了文學界革命在創作內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時還包含著對文學藝術力量的新認識。“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為藝術的文學”等作為更“進步”的價值,被逐步樹立為文學的追求目標。文學新民說和傳統的載道說表面相似，都強調文學的教育作用，其實有本質區別。載道教化是以道德綱常等理性情、正人心，使人甘當臣民。而文學新民說則是民權思想在文學中的體現。梁啟超認為：“凡欲造成一種新國民者，不可不將其國古來誤謬之理想，摧毀廓清，以變其腦質”，“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于其同胞”。[8]所謂“新民”就是要用民主思想、民族主義、人權觀念、自由平等、競爭進化等近代意識來改造國民精神。文學新民說改變了文學社會功能的內涵和對象，把文學界革命納入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學”必須通過一種強有力的排斥性,將“舊”的、“落后”的文學實踐去除,才能建構自己的文學領域。五四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也可以從“文學新民說”找到淵源。從梁啟超的文學救國論開始,近代思想家就已將文學與民族道德、風俗人心以及人格的改造與更新聯系起來。進化論作為一種文學思想觀照方法，將許多新的文學觀念、方法、范疇，甚至是思維方式、價值原則引進到了中國現代文學中，進而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三盡管進化論滿足了救亡圖存的時代需要，在心理層面為改革者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武器。然而文學的發展本質卻未必是后勝于前，甚至后一代文學也未必是由前一代文學“進化”而來。文學進化論作為思維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我們應該從更深的層面對它進行檢討。思想史上，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衍生了諸多社會進化論思想，并且形成了龐大的進化論觀念家族。它們包括以海克爾、斯賓塞為代表的機械進化論，以叔本華和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進化論，以勞依德、摩根和薩繆爾?亞歷山大為代表的突創進化論，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進化論等。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機械進化論——世界歷史是直線進步的，新的比舊的好，后來的比以前的好；在這個社會上，適者才能生存，落后就要挨打，進化的榜樣就是處于強勢文明曾征服過我們的西方社會。文學進化論者的錯誤在于把文學藝術跟自然科學等同，以為藝術演進是循序漸進的——今天的文學總是比昨天的文學好；舊文學就是落后的、反動的，因此就該徹底地打倒和否定；先進的階級，其文學也一定先進；資產階級的文學先進于封建階級，無產階級的文學當然又先進于資產階級，新文學就應該不斷地進步下去——進步的榜樣就是西方文學。[9]事實證明，工具主義是進化論影響文學策略的一個失誤。長期以來我們不把文學看作一種本體性存在，而僅僅視為社會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國民性的工具。近代文學觀念轉型是新文化演進的開端，也是新文學的萌芽和成長階段，然而這種新文學的實質帶有一定的工具主義色彩，加之愈加濃厚的政治色彩，終于泯滅了文學真正的根性，造成了中國文學難以真正擺脫附庸式的“工具”地位，以至簡單機械和庸俗的進步觀念很有市場。郁達夫的舊體詩是做得很出色的，可他的舊體詩的影響遠不能與他的小說相提并論。如果印行一本現代舊體詩精選，質量也不差，但決不會有許多人買。書店里有《李白選集》、《杜甫選集》，有《唐詩三百首》，誰還會去正眼看什么現代舊體詩呢？而《艾青詩選》或任何一本新詩集，卻可以理直氣壯、毫無愧色地站在《李白選集》、《杜甫選集》或《唐詩三百首》旁邊，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新的美，一種新的藝術價值。在現代中國人們的觀念里，真正的現代詩歌創作只能是新詩。同樣原因，清末民初鴛鴦蝴蝶派的文學創作成為了這種文學史觀的犧牲品。文學進化論的邏輯是不成立的，它至少有三個錯誤的邏輯特征。一是直線型時間觀，把人類社會豐富的社會歷史形態歸納到一條時間的直線上。人類僅憑自己的力量，借助科學技術生產力的進步，就可以“進步”到一個美好的未來。二是世界主義。人類無論種族、地理、歷史和文化，都具有同一的理性，同一的善惡美丑標準，同一的物質和精神要求，都將經歷同一的“歷史規律”。三是西方文化中心論。西方社會文化是全人類最“先進”的，所有其他民族都要向西方社會文化“進步”。這種價值觀忽視了歷史演進過程中退化，循環，交錯的復雜現象，并將新與舊，古與今簡單對立起來，已經給文學研究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首先，“全盤西化”被詮釋為快速向現代化躍進而成為強權話語體系。隨著“進化論”思維觀的強化,《新青年》、《新潮》等一大批以“新”相標榜的文化社團,幾乎都是以西方文化為摹本，以“重估一切價值”為指導方針而進行運作的。王韜曾說到這種現象：“當今天下紛然，競尚洋務……學問一端，亦以西人為尚，化學、光學、重學、醫學、植物之學，皆有專門名家，辨析毫芒，幾若非此不足以言學，而凡一切文字詞章，無不悉廢。”[10]65這一運作過程的顯著成效即是五四新文學的誕生，而這種文化歸附心理,一直程度不同地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學，導致了由于割裂傳統文明與現代性的血肉聯系甚而失落了中國文學的民族自信。“進化論”的線性一元思維所產生的另一結果是“革命意識”。這一激進思維方式影響著五四新文學的誕生方式，甚至一直影響著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歷程中的文學本體建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長河中始終涌動著“革命”的激情,究其思維上的根源,主要還是“進化論”所產生的單向直線的一元思維。就像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完全是帶著五四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策略傾向的，其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人們通常把全部科學的歷史看成沿著一條單線前進或后退。科學是共相……這種單線的看法對于科學是否正確，不是短時間所能討論的。但是它對于藝術卻是錯誤的；藝術是直覺，直覺是個別性相，而個別性相向來不復演。把人類藝術造作的歷史看成沿一條前進和后退的單線發展，所以完全是錯誤的。”[11]147在另一層面上，文學進化論作為思維模式的弊端從其一開始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只不過有時要讓位于更為緊迫的時代需要而已。我們從胡適和周作人的態度中可以考察出這種傾向。胡適雖然激進的反傳統,卻并不主張將傳統徹底摧毀,而是主張改造傳統文化，即便循著進化論的理路來理解,在文學史的研究中也不存在永恒不變的絕對標準，文學隨時代而變遷，因而對文學的考察必須考慮時代的因素。他說：“這種思想固然是達爾文以來進化論的影響，但中國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學隨時代變遷的。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弟兄。清朝乾隆時代的詩人袁枚、趙翼也都有這種見解，大概都頗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響。我當時不曾讀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愛讀《隨園集》中討論詩的變遷的文章。”[12]19胡適不光是利用西方的現代進化論的觀念來建立新的文學史觀，而且有意識地向中國傳統的文論尋求支援。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強調文學發展史中“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重視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矛盾運動，起碼可以對“進化的文學史觀”起一種糾偏作用。周作人在追溯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時，一再強調明代的公安派以及與此相近的文學家的主張和創作，認為明末公安、竟陵派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文學革命“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并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13]52進化論與近代文學轉型內在機制的復雜交錯也決定著古典文學不僅會構成新文學實踐的參照，而且終將成為實踐新文學的根基，這反映了人類文化中某種規律性的意向——當新起的文學突破舊的傳統取得合法性以后，它總會尋找時機來彌補失落了的環節，從歷史中尋找自己淵源，完成歷史的鏈接。參考文獻：[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Ｍ].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逄增玉.中國現代作家和文學的憂患意識與進化論影響[J].東北師大學報,2000,(5):1-6.[3]本杰明·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4]高旭.愿無盡廬詩話，高旭集[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5]胡適.四十自述[Ｍ].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本.[6]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7]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Ｍ].北京:中華書局,1986.[8]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N].新民叢報,1902年第十四號.[9]謝應光.進化論思想與中國現代文學史觀[J].社會科學研究，2004,(4):132-135.[10]王韜.上當路論時務書，弢園文錄外編[Ｍ].北京:中州古籍出版,1998.[11]克羅齊.美學原理[Ｍ].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12]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Ｍ].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3]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Ｍ].上海:上海書店,1988.LiteratureEvolutionismandInternalMechanismof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