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孔雀東南飛百年研究綜述詮釋與衡定———《孔雀東南飛》百年研究綜述付安,許廣州(寧夏大學中文系,寧夏銀川750021)摘要:20世紀國內(不含港、澳、臺)的《孔雀東南飛》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突破,相關研究論文有近400篇。此外,還有各類專著、工具書、文學史的有關論述。20世紀的《孔雀東南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研究階段,不同階段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研究重點。1949年以前的研究者注重于作品產生年代的探討;1966年前的研究者著重于作品主題的分析;而1978年以后的研究者則著力于運用新理論、新觀點對作品中的人物心理、行為的深層次的開掘。總的看來,20世紀對《孔雀東南飛》的研究呈現出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接近于事件本來面目的趨勢。關鍵詞:《孔雀東南飛》;20世紀;作品主題;悲劇《孔雀東南飛》(以下簡稱《孔雀》)最早見于梁代徐陵編訂的《玉臺新詠》,距今已有1450余年的歷史。《孔雀》研究雖然沒有《文選》研究之“選學”,《文心雕龍》研究之“龍學”的顯赫,但在文學史上也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20世紀,國內的《孔雀》研究論文有近400篇,充分顯示了研究隊伍的強大和研究成果的豐碩。具體地說,1949年以前可稱為研究的拓展期。學者們承“五四”余緒,邁著堅實的學術步伐,對《孔雀》產生年代、作品主題、疑難語句等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產生了60多篇論文。五六十年代是研究的轉型期,研究者除對《孔雀》的產生年代、作品主題等繼續進行討論外,又從詩歌的階級性、人民性等角度進行了探討。這一時期的研究帶有較為濃厚的庸俗社會學色彩,有些結論明顯地偏離文本。80年代以后,《孔雀》的研究進入深化期,每年研究論文的數量都在10篇以上(1983、1984年達到20篇以上),且研究角度之新奇、研究層面之深廣均非前80年所能比擬。20世紀的《孔雀》研究,大致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研究陣容龐大;二是成果豐碩;三是氣氛活躍,新論疊出。同時,20世紀的《孔雀》研究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重復研究多;次是偏激論點多;三是論據大量重復。這些問題的存在阻礙了《孔雀》研究的全面深入。本文欲從《孔雀》的產生年代、主題、悲劇成因、人物評價、疑難語句訓釋等問題入手,對《孔雀》的百年研究論文予以綜述性分析,供研究者參考。一、年代的考辨(一)六朝說此說之肇始者是南宋的劉克莊。[1](P6)1924年,梁啟超為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在北京做了題為《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系》的演講,他提到,“《孔雀》向來都認為是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后來盡管他在《中國美文及其歷史》一書中放棄了這一觀點,但這種說法卻成了《孔雀》產生年代大討論的直接導火索。此后,陸侃如、馬彥祥、曹聚仁[2](P112-119)等紛紛發表意見,對梁啟超表示支持。陸侃如認為,“假使沒有寶云(《佛本行經》譯者)與無識(《佛本行贊》譯者)的介紹,《孔雀》也許到現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3](P544-552)尤其是張為騏,連續有四篇文章論及這一問題,力主《孔雀》產生于六朝。“六朝說”的支持者如孫晉發、孫景梅,除堅持上述論據外,還認為“交廣”一詞是考證《孔雀》產生年代的里程碑。[4]王葉莉認為,稱新媳婦為“新婦”,“交廣”并稱都是三國以后的事,所以《孔雀》最大可能產生于晉末至南朝。[5]祝宗武認為,漢末建安是軍閥混戰時代,而詩中卻絲毫看不出戰爭的痕跡。[6]黃震云則肯定《孔雀》是梁末的作品,并且認為“這首詩的第一作者很可能是悲劇產生的家庭原型的才子何點。[7](二)漢末建安說其依據是詩前小序。而這一觀點的堅持又和對晉代說、六朝說的質疑、駁論緊密的結合在一起。20年代持此論者有胡適、古直、黃節、[8](P552-554)劉大白等。胡適認為,“我對佛教文學在中國的絕大影響,是充分承認的。但我不相信《孔雀》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書的影響以后的作品。”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象之談”。[9](P559-661)劉大白說,“我以為繁欽的《定情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雖然不是純粹的敘事詩,但畢竟也都是較長的,所以建安時發生此詩并非不可能。”[10](P99-133)尤其是古直的文章,對六朝說者提出的名物、語言等疑問進行了辨證,頗見考據功力。[11](P568-570)五六十年代,堅持漢末建安說者有游國恩、[12](P150-156)唐、[13](P157-168)余冠英、[14](P180-188)孫望、[15]王運熙、[16]徐延銘、馬和順等人。[17]他們的觀點基本上是20年代胡適等人觀點的延伸。80年代以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熱度雖有所下降,討論文章仍時有出現。這一時期的《孔雀》研究范圍有所擴大,論述角度有較大變化,取得的成就也比較明顯,構成了對20年代漢末說的有力支持。(三)晉代說此說以熙仲、徐復為代表。熙仲認為,“終漢代無交廣稱呼”,行文中不避孫皓父親孫和的諱,且“雞鳴”、“黃昏”等民間計時方式始見于杜預的《左傳注》。徐陵編訂《玉臺新詠》時已不明作者,所以作者也不會是齊、梁時人,他只能是晉代人。[18]徐復則從語言發展的角度對詩序中“漢末建安中”的說法提出懷疑。他認為詩中“蘭家女”之“蘭”,“君當日勝貴”之“勝貴”以及詩中屢屢出現的“新婦”、“郎君”等詞語均非漢時語言。而這些詞在晉人著作中卻是習語。因此《孔雀》只能是晉人的作品。[19]二、主題的把握(一)反封建禮教和反封建倫理道德50年代初,俞平伯就提出《孔雀》“之所以成為中國最偉大的敘事詩,在于能當反抗禮教的旗手,對著傳統倫理的最中心點‘孝道’給了一個沉重的打擊,當頭一棒”。[20]孫殊青從強調人民性的角度出發,肯定《孔雀》“熱烈地歌頌了他們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的斗爭”。[21]80年代以后,堅持這一主題的討論文章很多,如陸堅認為,“《孔雀》是一篇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控訴書———控訴了封建家長制的罪惡,控訴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22]朱思信認為,劉蘭芝的形象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孔雀》“把揭露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封建的家長制度和封建禮教,從本質上否定了這套反動的東西”。[23]吳小如認為,《孔雀》是通過家長壓迫下的悲劇,暴露了封建禮教的殘酷性。[24](P36-37)譚學純認為,《孔雀》以否定的形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悲劇性地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追求。[25]對此觀點持不同意見者在50年代有王汝弼,他認為,“本詩的主旨,固在廢除片面的禮教,但絕不主張廢除全面的禮教”。[26]60年代,李嘉言、何法周指出,焦、劉二人“衡量是非的標準,辯論的理由、依據都是封建禮教”,“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反抗封建家長制度和封建禮教體系”。[27]80年代以后,反對此觀點者較多。如趙新尉認為“從詩作中可以看出,劉蘭芝是一個深通封建禮教,并且按封建禮教處事的‘規矩’女子”。因此,研究作品要從原文出發,不要給作品套上人民性、斗爭性、反封建禮教等作品本身不存在的東西。[28]季壽榮認為,本詩的主旨是以儒家的“折中”思想來反對惡性膨脹的人欲對傳統禮教的迫害,以此維護和加強封建禮教的統治。[29]湯斌認為,他們婚姻的本身,乃是奉行禮教的結果,于是堅持這種婚姻,就不屬于反抗禮教的范疇。[30]葛崇烈也反對把反封建禮教當作《孔雀》的主題。[31]何承恩的《焦仲卿論》明白表述:“在蘭芝和仲卿的心目中,反抗的對象僅僅是焦母和劉兄超過禮度的迫害行為,根本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場反抗禮教的殊死斗爭。”[32](二)反對封建制度50年代游國恩提出:“作者在有意無意中,用積極或消極的手法一個個描繪出來,直接暴露焦母、劉兄等人的罪惡,間接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惡”。唐說,“《孔雀》的主題思想之所以如此鮮明,如此深刻,就因為出現在詩篇里的作者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封建制度”。[13]余冠英也說,“《孔雀》的偉大不在于故事哀艷,不在于篇幅長短,也不僅僅在于文字優美,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封建社會制度的罪惡,表現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人們的反抗。”[14]80年代以后。王汝弼對此觀點提出修正,他認為,詩歌“準確地描繪了封建社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相互關系;從而揭露了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33](P152-169)但吳惠娟認為,詩中的反抗就其實質來說,“反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對現存制度還是承認它的合理性”。[34](三)歌頌愛情這一主題和前兩說是緊密聯系的,它們是同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其區別在于語詞位置的更換。羅竹風認為,《孔雀》的主題是“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歌頌了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35]王運熙認為:長詩“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長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另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青年男女忠于愛情的高尚品德”。[16]80年代以后,堅持這一看法的有黃慶華、[36]樂承忠、[37]王運熙等。李明吉力認為,《孔雀》是一個“重返伊甸園神話的縮影”,由東而南飛,“它在神話的世界里,暗示著焦劉二人脫離人世英雄步入神明仙境之后重新團聚,重獲幸福的美麗”。[38]師文古在50年代就反對將愛情列入《孔雀》主題,他認為把此詩的主題看作“歌頌青年男女對自由幸福的愛情追求”是不恰當的,但他承認愛情在詩中的地位。林懷宇認為:“人們幾乎想當然地把劉蘭芝與焦仲卿看作是一對自始至終、忠貞不渝的夫妻,其實這是閱讀上的盲點”。[39]王富仁的《主題的重建》更對愛情說提出尖銳批評。“在這樣一種條件下,怎能會建立起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愛情呢?”劉蘭芝充其量只能嚴守婦德,盡義務。焦仲卿對妻子是滿意、同情的,“但這基本上還不是愛的感情,而是一種維持比較滿意婚姻形式的努力。”“他們有婚姻而沒有愛情。”據此,王富仁認為,《孔雀》的主題首先是一個人生的主題,是人的生與死的主題,是人物命運的主題。[40]此外還有潘嘯龍的多主題說。《孔雀》出現人物較多,結構上又是“雙線推進”,雖情節不復雜,但“蘊涵的意義卻并不單一,其所觸及的社會課題,自也帶有多重性。”因此,不能用單一的主題去概括它。[41]三、悲劇探源(一)無子《孔雀》中未出現與此種觀點相關的字句,論者多以“揆情”為出發點,認為無子乃是客觀事實。如趙新尉認為“他們在婚后這么長的時間里,蘭芝卻沒有生育過一個孩子”,這應是焦母和蘭芝的真正矛盾所在。焦母提出為焦仲卿再娶東家女也“正是從焦家衍繁后代這一點著想的”。[28]贊成此說者有田禾、郭利群、許兵等。[42-44](二)越禮和對家長制的反叛50年代唐、孫殊青即持此說。唐認為,焦母不喜歡蘭芝,因為蘭芝不能滿足她的統治欲。孫殊青從人物形象分析入手,認為蘭芝和焦母矛盾的根源是蘭芝那種與妥協空氣不能相容的堅貞不屈的反抗性。二人的矛盾實質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本質力量尖銳的悲劇沖突”。80年代堅持此說者如溫安仁。[45]潘朝錄、車光斌認為,焦母、劉兄所體現的封建家長意識是主人公悲劇產生原因的重要方面;從被壓迫的角度看,蘭芝與仲卿所具有的對封建家長意識的反叛精神是他們悲劇產生原因的另一重要方面。[46]吳常鑫認為,“封建禮教所宣揚的婆媳關系,就是主奴關系”,封建禮教是焦母驅遣劉蘭芝的罪惡根源。[47](三)愛情五六十年代只有師文古從這一角度去分析,他認為《孔雀》的主要矛盾就是焦仲卿為了維護既得的愛情生活與破壞他們這種生活的封建家長的矛盾。80年代以后,持此說者日多。吳惠娟認為“愛情實質上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對立物”。湯斌認為,焦劉的悲劇原因在于家庭內部的婆媳關系。焦母“對焦仲卿有強烈的母愛,而這種母愛是排他的,包括自己的兒媳婦”。“在焦母的寡婦心態背后,有性嫉妒、性虐待的行為在內”。[29]趙謙益認為焦母不能容忍兒子、兒媳之間的那種“真摯熱烈的愛情”,劉蘭芝被驅遣的原因即愛與被愛。[48]楊寧寧“從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認為焦母和蘭芝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愛的情感分割與爭奪問題,具體就是焦仲卿將自己的愛分割不勻,引起二人的爭奪”。其結果必然是一場人間悲劇。[49](四)門第觀念蕭滌非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引黃節(晦聞)語,“‘貴’謂大家子,宦臺閣;賤謂婦也。貴賤相懸,遣婦不為薄情”。余冠英、唐就認為,焦母謂仲卿“汝是大家子”,蘭芝自謂“生小出野里”,這些語言印證起,似乎焦劉兩家門第稍有不同(不是階級不同)。焦母對蘭芝憎惡之外又有輕視,這大約也是造成矛盾的原因之一。80年代以后,此說似有擴大之勢。如陳慶榮說焦劉兩家婚姻是“門不當,戶不對”。[50]陳祖美認為,焦母對蘭芝“久懷憤”的理由一是她認為“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另一個理由是蘭芝自己也認為“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都表明貧富等級對他們的毒害,可以說蘭芝的被遣,和門第不是沒有關系”。[51](P212-223)90年代末,《孔雀》的研究開辟了新視野。趙紅娟的《〈孔雀東南飛〉中家庭悲劇的心理析解》就是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去分析悲劇成因的。“焦劉兩家都父親早亡,焦母和仲卿之間存在著極深的‘戀子’與‘戀母’情結”,“前者是造成婆媳不和的最主要因素”,劉蘭芝剛烈的性格“客觀上也有激化婆媳矛盾的消極作用”。[52]湯斌認為焦母對兒子的“母愛”有極端的自私性和排他性,劉蘭芝又是“一位果斷而有膽識的女中豪杰”。“從人類發展過程來看,卻是父系家庭中不同性氏的母黨爭奪家庭內部統治權的斗爭的表現。”而劉蘭芝的性格和王熙鳳屬同一類型。[30]四、性格的褒貶(一)劉剛焦弱五六十年代的論者普遍持這一論點。唐認為,“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富,自己又在太守府里做吏”,這種經歷使他“養成了拘謹懦弱的性格”,而蘭芝卻是“普通家庭里生長起來的有主見的女子”,在她的善良、溫順中有一種“反抗意味的剛性———被壓迫階級自覺意識的原始形態”。80年代以來,這種論調仍在發展。如陸堅、齊世昌、徐應等人都堅持了這種說法。[53]楊寧寧還認為焦缺乏獨立的個人意志,對母親有極強的依賴心理,是一個生性懦弱、膽小自悲、謹慎怕事、敏感多疑的人。[49](二)否定焦的軟弱50年代就有高度評價焦的反抗的文章出現,如孫殊青就認為,“焦仲卿的性格,積極反抗的一面始終都占主導地位。在他性格中雖含有一些消極的成分。但這不是主要的東西”。[21]李嘉言認為,“從作品表現焦仲卿的完整形象上看,我并不覺著他的性格懦弱。他同劉蘭芝都是作品中的正面形象,都是始終不向封建勢力妥協的可貴人物”。針對一些文章中對焦仲卿性格的矛盾評價,李嘉言認為,“如說焦仲卿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動搖,態度始終是堅定的。接著又予以否定,如說他斗爭之初不夠堅強等等,這種說法有矛盾,使人不易理解”。[54]80年代以來,焦仲卿在研究者眼里變得堅強起來,吳常鑫分析了一些指責焦軟弱的文章,認為,“焦仲卿和劉蘭芝各人的具體情況雖有別,反抗禮教、封建家長制的方式也各有異,但他們反抗的性質和目的卻是同樣的,反抗的意志同樣是堅強的。所以說焦仲卿的性格軟弱,是不合情理的”。[47]何承恩則根本不承認焦仲卿性格有什么逐步轉變,“他一出場就是堅決地反對以焦母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對婦女的迫害,一出場就是堅決地站在受封建禮教迫害的劉蘭芝一邊。”他背叛了孝道,“做了那個時代所能做到的最強烈的反抗”,所以,“焦仲卿是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男性人物形象”,“其典型意義應在劉蘭芝之上”。[32]劉玉璽認為,焦仲卿和劉蘭芝具有同樣的勇氣和意志,焦仲卿的一些看似妥協退讓的斗爭行為,“實際上是策略方式的從長計議”。[55]8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法的運用,使《孔雀》的人物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一些文章還對詩歌的末尾兩家所表現出的“痛悔”給予了有限的肯定,認為是雙方家長“悔悟”的表現。五、疑難語句的詮解(一)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及宋本《玉臺新詠》均無中間兩句。劉大白說:“至于‘小姑始扶床’和‘共事二三年’的矛盾,前人早已懷疑”。劉引馮默庵的說法,認為此是“后人妄添”,他主張“扶床的年齡也不必十分的幼稚;十歲左右也可以說是扶床”,二三年也可理解為“六年”。[56](P99-112)而聞一多懷疑四句均為后人所添補,而《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只刪了中間的兩句,“仍嫌語意突兀”。[57]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余冠英的《樂府詩選》解釋兩句為:“言二三年前小姑已經長成,現在更大了,可以代我侍奉公姥了”,“但二三年間由扶床而長成,未免太快,于事理又不合。”故余冠英推測,“或本篇無這四句,是后人所添。”傅庚生認為“從四句為好”,如刪除中間兩句或全刪,“都有美中不足或文義不足的缺陷”,“必非原作之真”。[58]余冠英認為,“從本子先后情況來看,只能認為作兩句的本子合于‘原作之真’,作四句的是明朝的改本”。對聞一多的四句均為后添的說法,余冠英認為是“全憑臆測”,改變了自己《樂府詩選》中的說法。[59](P182-189)(二)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一是對主語和“丞”的理解。余冠英《樂府詩選》認為,遣“丞”的主語是縣令,“丞”是縣丞,“請”是因事請命太守,“還”是丞還縣。可譯為:“媒人離劉家不久,縣令又派縣丞到郡府請求太守一事(非婚事)回來。”林庚、馮沅君之《中國歷代詩歌選》、程千帆、沈祖之《古詩今選》、辛志賢之《漢魏南北朝詩注》俱因之。朱東潤主編之《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則認為,“遣”的主語是郡太守,丞是郡丞,這句話的意思是:太守又派郡丞到劉家來說親。王汝弼也持此說。二是對“蘭家女”的理解。聞一多、余冠英、吳小如、劉崇德[60]和北大《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都認為是劉家之外的另外一家。朱東潤、程千帆、辛志賢等則認為是“蘭芝女”之別稱。“世代有宦官”也是郡丞恭維劉家的套話。王彥坤認為,“蘭家女”于詩殊不可解,必非原文,“此處實無誤字,唯有倒文,其原文蓋為‘說家有蘭女’”,“蘭女”就是“好姑娘”。[61]蕭滌非認為是“蘭芝姑娘”的意思;[62]徐復同意聞一多等的意見,但他認為“蘭”是“某”的意思,“蘭家女”就是某家女,是蘭芝之外的另一家。[19]三是不同的標點方式。余冠英《樂府詩選》標點為:媒……,尋……。說“有蘭家女,承……”,云有“第五郎,嬌……,遣……,主……。”直說“太守家,有……,既……,故……。”第一引號里的話是縣丞之語;第二引號是縣丞告訴縣令之語;第三引號是到劉家替太守家做媒的縣丞的話。林庚、馮沅君認為“云有”句到“主簿”句應是縣丞一個人復述太守的話,“直說”之后是主簿所通語言。朱東潤標點為:說有“‘蘭家女,承……,云……,嬌……,遣……’主……。”直說“太守家,有……,既……,故……。”兩次說話的主語都是郡丞。程千帆標點為:說有“蘭家女,承……。”云有“第五郎,嬌……。”遣……,主……。直說“太守家,有……,既……,故……”。主語分別是縣丞和主簿,太守希望婚事成功,除了請縣丞做媒以外,又請主簿來傳話。王煥鑣則認為此處有錯字。“尋遣”句之“尋”是“太守”二字之誤,這樣一來,勢必下句首字移上句的末尾,而“還”又是韻腳,必在句末,遂使“請還”連文,無可詮解。“請”字既已移上句,抄錄者又誤蘭芝為蘭家,遂臆增一“女”字,“蘭”字是“某”之誤。[63]王彥坤不同意這種改法,認為“在根據不足的情況下似不宜臆改太多,”“尋”為“守”字形訛,這樣一來,此段無主語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另外,“說”、“云”、“直說”的主語應該是一致的,它只能從“守遣丞請還”一句中去尋找。“顯然,這個主語只能是丞”。“說”、“云”、“直說”后邊的話都是丞“請還”時說出來的。[61]六、作者、文體的探討和影響研究《孔雀》流傳近1800年,雖然有古詩、樂府的不同稱呼,但對其文體多未加懷疑。雖有不少人承認《孔雀》一詩流傳過程中文人的創作參與,但對這一問題缺少認真、積極的研究。把《孔雀》當做文人詩來論述的也不乏其人。王守雪認為,“時人”是什么樣的人?應是事發地區之內悉知此事的人,是事發地區的說唱藝人,非上層徒聽傳聞之人。“但如此鴻篇巨制,簡單地視為街陌雜謳亦大謬不然”。[64]王緒霞認為,《孔雀》應該是漢魏時的文人古詩。因為它與老百姓的審美趣味大相徑庭,且未收入官家的樂府譜曲。[65]但葉桂桐卻認為《孔雀》是文人賦而不是詩。《孔雀》完全是“既不同于一般五言詩,又不同于大賦,也不同于樂府民歌的新長篇敘事體”。[66]對于《孔雀》的影響研究,值得一提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王人恩的《〈戲作焦仲卿詩補〉與〈孔雀東南飛〉比較研究》,[67]另一篇是朱偉華的《〈孔雀東南飛〉:從古代到現代,從詩到劇———一個典型文學現象的剖析》。[68]王人恩認為,陳祚明的《戲作焦仲卿詩補》中的“焦仲卿之性格刻劃較之《孔雀》的刻劃顯然要鮮明得多”,“語言可謂真得漢樂府民歌之精髓”,“在不少地方超越了《孔雀》”。朱偉華則從20年代對《孔雀》的戲劇化改造入手,認為《孔雀》之所以能由邊緣進入中心,乃是它應和了五四的時代精神,是五四以后的新史識照亮了舊史料,是時代精神的最佳闡釋。20世紀的《孔雀》研究所呈現出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不斷更新的趨勢,雖然原因較為復雜,但主要因素是作品本身的價值。世紀末,新方法的運用使《孔雀》研究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也有一些文章帶有明顯的食西不化的弊病,對文本的閱讀存在一定的偏差。我們期待新世紀《孔雀》研究的新突破。[1]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卷1[M]·北京:中華書局,1983.[2]曹聚仁.白屋說詩·致劉大白信[C]·北京:中國書店,1936.[3]陸侃如.《孔雀東南飛》考證[J]·國學月報,3期.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孫晉發,孫景梅.《孔雀東南飛》序質疑[J]·學習與探索,1979,(4):112-121.[5]王劉莉.《孔雀東南飛》是漢代樂府嗎?[J]·江漢大學學報,1989,(2):84.[6]祝宗武.《孔雀東南飛》成詩年代芻議[J]·宜春師專學報,1993,(6):24-25.[7]黃震云.《孔雀東南飛》悲劇的文化價值關系辨析[J]·徐州師院學報,1991,(3):21-24.[8]黃節.《孔雀東南飛》之探討[J]·學燈,1925,(57).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胡適.《孔雀東南飛》的年代[J]·跋張為騏論《孔雀東南飛》[J]·分見現代評論,6卷149期、7卷165期.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劉大白.白屋說詩·《孔雀東南飛》的時代問題[C]·北京:中國書店,1936.[11]古直.漢詩研究·《焦仲卿妻》辯證·“青廬不始于北朝,龍子幡亦為漢制”條[A]·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選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M]·北京:中華書局,1962.[12]游國恩.論《孔雀東南飛》的思想性及其他[A]·樂府詩研究論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3]唐.談故事詩《孔雀東南飛》[A]·樂府詩研究論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4]余冠英·介紹《孔雀東南飛》[A]·樂府詩研究論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5]孫望.從《孔雀東南飛》的地理背景談《孔雀東南飛》[N]·光明日報,1954-09-07(4).[16]王運熙.論《孔雀東南飛》的產生年代思想藝術及其他問題[J]·語文教學,1956,(12):8.[17]徐延銘、馬和順.對徐復《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一文的商榷[J]·學術月刊,1958,(12):9.[18]熙仲.《孔雀東南飛》是何時寫定的[N]·光明日報,1954-09-07(4).[19]徐復.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J]·學術月刊,1958,(2):78-84.[20]俞平伯.漫談《孔雀東南飛》古詩的技巧[N]·光明日報,1950-04-16(4).[21]孫殊青.論《孔雀東南飛》的人民性和藝術性[J]·新建設,1955,(11):58.[22]陸堅.《孔雀東南飛》的反封建主題[J]·語文戰線,1980,(10):24-27.[23]朱思信.劉蘭芝形象的典型意義[J]·新疆大學學報,1981,(1):78.[24]吳小如.古典詩文述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25]譚學純.雙璧———顯示著人性美的真諦[J]·名作欣賞,1985,(6):87-90.[26]王汝弼.《孔雀東南飛》一詩的人物及其思想[N]·光明日報,1950-04-26(4).[27]李嘉言,何法周.《孔雀東南飛》描寫的主要矛盾是什么[N]·光明日報,1965-08-15(4).[28]趙新尉.新探劉蘭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2,(1):115.[29]季壽榮.《孔雀東南飛》主旨新探[J]·華東師大學報,1991,(2):83-88.[30]湯斌.《孔雀東南飛》的悲劇與父系社會家庭結構形式的瓦解[J]·文學遺產,1989,(6):48-55.[31]葛崇烈.《孔雀東南飛》反封建禮教說質疑[J]·揚州大學學報,1998,(3):34-37.[32]何承恩.焦仲卿論[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3,(5):102-110.[33]王汝弼.樂府簡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34]吳惠娟.論叛逆女性形象[J]·北方論叢,1984,(1):68-75.[35]羅竹風.論《孔雀東南飛》[J]·語文教學,1956,(12):4.[36]黃慶華.《孔雀東南飛》瑣談[J]·中學語文教學,1981,(9):29-30.[37]樂承忠.談《孔雀東南飛》[J]·東海,1984,(6):70-71.[38]李明吉力·《孔雀東南飛》神話考[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1):79-81.[39]林懷宇.無情、生情、殉情———劉蘭芝心路里程解讀[J]·名作欣賞.1999,(6):85-87.[40]王富仁·主題的重建[J]·名作欣賞,1992,(4):15-25.[41]潘嘯龍.《孔雀東南飛》主題、人物爭議論略[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91,(1):97-106.[42]田禾.“焦母遣歸劉蘭芝”新探[J]·語文教學通訊,1987,(6):14.[43]郭例群.殺人何必惡婆婆?[J]·文史知識,1989,(5):106-107.[44]許兵.《孔雀東南飛》悲劇根源再探[